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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艾伟的作品多表现出对人性的探討和拷问。其短篇小说《小满》聚焦于目前成为社会热点的“代孕”问题展开，通过代孕者小满的种种遭遇，来追问代孕这一社会现实的伦理危机，体现出作者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现实忧思，同时，也是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思考和女性生存困境的描写。
关键词：人性；人文关怀；生存困境
艾伟以他那轻捷灵敏的笔触，探幽着人性的复杂和叵测。在他的短篇小说《小满》①中，看似不疾不徐、娓娓道来的叙述风格之下，却有着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和惊心动魄的故事场景。
在故事的叙述方式上，小说可谓轻盈而舒服。喜妹在一个富贵人家做了二十年的保姆，花在主人家孩子身上的心血比亲生儿子还多，可是孩子夭亡了，当先生和太太打算通过代孕的方式再拥有一个孩子时，它便想到了自己的远亲侄女，二十岁的小满，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各得其利的良策：一是通过支付小满20万元的代孕费，能够让小满一家摆脱贫穷，过上幸福的生活；二是又减轻了先生太太的丧子之痛。在小满怀孕成功之后，姑姑喜妹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先生和太太对小满也是格外关怀，也让初来乍到的小满体会到一种善意、温暖的氛围。即便往后的故事情节展现出人性的自私冷漠，但从叙述语调上来说，仍然是从容不迫，泰然处之。
挡不住20万元的金钱诱惑，单纯的小满跟随姑姑来到了城里，随着小满代孕成功，事态的发展超出了小满的预期，超出了喜妹的预期，更在先生太太的预料之外，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小满想要这个孩子了，母爱作为人类最原始的一种本能，最终战胜了金钱，表现出无比的决绝和顽强。显然，这不符先生太太的意愿，也不合最初的约定。最终，小满被强行与儿子分离，神志恍惚，成了村头新的一处“风景”，代替了原来的失去儿子的疯女人，又一场轮回，又一次循环，每天站在村头的小满是否也会像那个死了儿子的疯女人那样寂寥地死去？她的生命归向何处？她们的生命归向何处？这样残酷的命运结局，透露出作者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深沉的生命忧思。
小满的悲剧还在于对自我身份的错误认知。代孕成功后的小满，看到的是姑姑喜妹的细心照顾，先生太太的温暖和善意，而实际上，孩子出世，她的任务也就完成，他们只是把她当作一个工具而已，因此，当她的母性意识苏醒，母爱激烈喷发，她是孩子母亲的自我身份认知与他人眼中的代孕工具角色便产生了强烈的冲突，最终导致了小满精神的崩溃与生命的凄凉。最终，太太忍不下小满，要将她送回乡下，喜妹则黑着脸，不声不响整理小满的行头，先生把她绑回了村里。
艾伟在小说中描写了两位女人的疯狂，她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失去了儿子。即便从血缘关系的角度来看，小满并非是其严格意义上的母亲，但小满对自己辛苦孕育十个月的生命早已产生了感情，所以硬生生地从她怀里夺走，无疑从精神上将她击溃。疯狂是女性在男权统治的文化中为实现其价值而付出飞惨痛代价。对女性来说，“难道世界不是一所巨大的监狱？难道女性生来就是奴隶？”②从最初的小满爹替小满做主答应代孕的事情，到小满被拖进手术室，喜妹仍在说，你家等着钱盖房，给你哥娶老婆呢，小满的自主意识都一直在被掳掠和剥夺，直至小满的疯癫，小满成了代孕的十足的一个牺牲品。长久以来女性是以他者的形象出现的，她们依傍男性而存在，对活动范围与活动的方式都有一定的规范，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女性受压抑的状况更趋严重，女性角色也逐渐定型，她们的活动空间与生活方式受到严格的限制，正是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处境导致了她们的疯狂。
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妮从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分析了形成精神病的原因。她认为，人类如果缺少生存的安全感和满足感，就会产生恐惧和焦虑，形成神经病。她把工业社会及整个文化所造成的基本焦虑，以及生存在一个充满焦虑、冷酷、私欲膨胀的世界的种种感受，看作是现代人普遍焦虑性格的成因和神经病人格的基础。霍妮非常注重人格所具有的人际性，把它看作是文化情境、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的产物。霍妮的这一人格理论得力于女性心理机制所注定的对人际关系的特殊敏感。
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认为，女性疯狂的病例在18世纪急剧增加，女性疯狂病例的增加与男性中心意识的日趋严重，以及父权压抑的日渐沉重有关。她认为，18世纪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资本利润造成男性事业的绝大优势，而由于机器节省家务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女性的空闲时间增加，地位却相对地遭到贬抑，成为男子社交地位的点缀，这是女性疯狂增加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在每个家庭中，你都可以看到两三个看守和一个疯子”。③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望，社会重新在女性身上塑造理想的性别角色，因此女性的疯狂是男性角色塑造和压迫的结果。
美国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认为，在一个畸形扭曲的时代里，女性身受的创伤是双重的。桑德拉·吉尔伯特在《阁楼里的疯女人》一书中认为，受到压抑的妇女是自我以疯狂的姿态出现的，《简·爱》中被关在阁楼上的罗切斯特的疯妻实在就是夏洛蒂·勃朗特的另一个自我，那个被囚禁、被压抑的愤怒的女性自我，她的“恶魔式”的报复行为，正是千百年来被男权文化压抑的女性创造力的一次大迸发和大解放。
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从各自的理论体系出发分析了女性疯狂的状况和成因，从而认定在现代社会里，依然存在着性别差异和不平等，妇女成为依附男性的他者和客体，无法进行自我的独立发展。在中国父权意识成型得跟早，女性角色更受到重重限制。从精神分析的意义上看，《小满》中两个疯狂的女性形象，正是千百年来女性生存困境的真实写照。
注释：
① 作家，2016，3.
② 艾莱恩·肖瓦尔特.妇女·疯狂·英国文化.陈晓兰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147.
③ 艾莱恩·肖瓦尔特.妇女·疯狂·英国文化.陈晓兰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144.
关键词：人性；人文关怀；生存困境
艾伟以他那轻捷灵敏的笔触，探幽着人性的复杂和叵测。在他的短篇小说《小满》①中，看似不疾不徐、娓娓道来的叙述风格之下，却有着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和惊心动魄的故事场景。
在故事的叙述方式上，小说可谓轻盈而舒服。喜妹在一个富贵人家做了二十年的保姆，花在主人家孩子身上的心血比亲生儿子还多，可是孩子夭亡了，当先生和太太打算通过代孕的方式再拥有一个孩子时，它便想到了自己的远亲侄女，二十岁的小满，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各得其利的良策：一是通过支付小满20万元的代孕费，能够让小满一家摆脱贫穷，过上幸福的生活；二是又减轻了先生太太的丧子之痛。在小满怀孕成功之后，姑姑喜妹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先生和太太对小满也是格外关怀，也让初来乍到的小满体会到一种善意、温暖的氛围。即便往后的故事情节展现出人性的自私冷漠，但从叙述语调上来说，仍然是从容不迫，泰然处之。
挡不住20万元的金钱诱惑，单纯的小满跟随姑姑来到了城里，随着小满代孕成功，事态的发展超出了小满的预期，超出了喜妹的预期，更在先生太太的预料之外，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小满想要这个孩子了，母爱作为人类最原始的一种本能，最终战胜了金钱，表现出无比的决绝和顽强。显然，这不符先生太太的意愿，也不合最初的约定。最终，小满被强行与儿子分离，神志恍惚，成了村头新的一处“风景”，代替了原来的失去儿子的疯女人，又一场轮回，又一次循环，每天站在村头的小满是否也会像那个死了儿子的疯女人那样寂寥地死去？她的生命归向何处？她们的生命归向何处？这样残酷的命运结局，透露出作者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深沉的生命忧思。
小满的悲剧还在于对自我身份的错误认知。代孕成功后的小满，看到的是姑姑喜妹的细心照顾，先生太太的温暖和善意，而实际上，孩子出世，她的任务也就完成，他们只是把她当作一个工具而已，因此，当她的母性意识苏醒，母爱激烈喷发，她是孩子母亲的自我身份认知与他人眼中的代孕工具角色便产生了强烈的冲突，最终导致了小满精神的崩溃与生命的凄凉。最终，太太忍不下小满，要将她送回乡下，喜妹则黑着脸，不声不响整理小满的行头，先生把她绑回了村里。
艾伟在小说中描写了两位女人的疯狂，她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失去了儿子。即便从血缘关系的角度来看，小满并非是其严格意义上的母亲，但小满对自己辛苦孕育十个月的生命早已产生了感情，所以硬生生地从她怀里夺走，无疑从精神上将她击溃。疯狂是女性在男权统治的文化中为实现其价值而付出飞惨痛代价。对女性来说，“难道世界不是一所巨大的监狱？难道女性生来就是奴隶？”②从最初的小满爹替小满做主答应代孕的事情，到小满被拖进手术室，喜妹仍在说，你家等着钱盖房，给你哥娶老婆呢，小满的自主意识都一直在被掳掠和剥夺，直至小满的疯癫，小满成了代孕的十足的一个牺牲品。长久以来女性是以他者的形象出现的，她们依傍男性而存在，对活动范围与活动的方式都有一定的规范，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女性受压抑的状况更趋严重，女性角色也逐渐定型，她们的活动空间与生活方式受到严格的限制，正是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处境导致了她们的疯狂。
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妮从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分析了形成精神病的原因。她认为，人类如果缺少生存的安全感和满足感，就会产生恐惧和焦虑，形成神经病。她把工业社会及整个文化所造成的基本焦虑，以及生存在一个充满焦虑、冷酷、私欲膨胀的世界的种种感受，看作是现代人普遍焦虑性格的成因和神经病人格的基础。霍妮非常注重人格所具有的人际性，把它看作是文化情境、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的产物。霍妮的这一人格理论得力于女性心理机制所注定的对人际关系的特殊敏感。
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认为，女性疯狂的病例在18世纪急剧增加，女性疯狂病例的增加与男性中心意识的日趋严重，以及父权压抑的日渐沉重有关。她认为，18世纪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资本利润造成男性事业的绝大优势，而由于机器节省家务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女性的空闲时间增加，地位却相对地遭到贬抑，成为男子社交地位的点缀，这是女性疯狂增加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在每个家庭中，你都可以看到两三个看守和一个疯子”。③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望，社会重新在女性身上塑造理想的性别角色，因此女性的疯狂是男性角色塑造和压迫的结果。
美国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认为，在一个畸形扭曲的时代里，女性身受的创伤是双重的。桑德拉·吉尔伯特在《阁楼里的疯女人》一书中认为，受到压抑的妇女是自我以疯狂的姿态出现的，《简·爱》中被关在阁楼上的罗切斯特的疯妻实在就是夏洛蒂·勃朗特的另一个自我，那个被囚禁、被压抑的愤怒的女性自我，她的“恶魔式”的报复行为，正是千百年来被男权文化压抑的女性创造力的一次大迸发和大解放。
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从各自的理论体系出发分析了女性疯狂的状况和成因，从而认定在现代社会里，依然存在着性别差异和不平等，妇女成为依附男性的他者和客体，无法进行自我的独立发展。在中国父权意识成型得跟早，女性角色更受到重重限制。从精神分析的意义上看，《小满》中两个疯狂的女性形象，正是千百年来女性生存困境的真实写照。
注释：
① 作家，2016，3.
② 艾莱恩·肖瓦尔特.妇女·疯狂·英国文化.陈晓兰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147.
③ 艾莱恩·肖瓦尔特.妇女·疯狂·英国文化.陈晓兰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