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一般读者印象中，萧军与丁玲在延安是处于观点对峙的状态。最突出的表现是1942年10月18日，两人在延安鲁迅逝世6周年纪念会上发生的冲突。
萧军在会上说：“我这一支笔要管两个党（按：指共产党和国民党）。”主持会议的丁玲反驳说：“共产党是千军万马，背后还有全国的老百姓；你萧军只是孤家寡人！鲁迅先生对共产党怎么样？他说过，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是俯首甘为孺子牛！你作为鲁迅的弟子，你一支笔要管两个党？”（陈明《我说丁玲》，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版）萧军的妻子王德芬对同一件事的回忆跟陈明颇有出入，即萧、丁当时的分歧并不是集中在“党和笔”的关系上，而是集中在对王实味文艺观点的看法上。据萧军日记，他不同意给王实味戴上托派帽子，不同意说王实味“有计划、有阴谋”地反党。他认为王实味主观上还是站在革命立场。王德芬将这一场冲突比喻为诸葛亮“舌战群儒”：独战的一方是萧军，另一方是丁玲、柯仲平、周扬、李伯钊、陈学昭、艾青等党内外作家。（《延安作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虽然两位历史在场者的说法不尽相同，但在承认萧军、丁玲存在分歧和对立这一点上完全一致。丁玲本人的著作更确切地证实了这一点。1949年3月16日，东北文艺界举行座谈会批判萧军，丁玲在会上说：“我们对萧军的批评，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一九四二年鲁迅逝世纪念日，我们在延安曾经开了个会，纪念鲁迅先生，同时批评萧军思想，会开了九个钟头，我那天当主席。在‘文抗’也曾讨论萧军思想，批判个人英雄主义，那天的会也是我当主席。今天我们又在这里开这个大会，又是批评萧军，又是我当主席。”（《批判萧军错误思想》，《丁玲文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如此看来，丁玲简直是长期置身于批判萧军文艺思想的前沿阵地了。
然而，2007年8月，《新文学史料》第3期发表了“略有删节”的《萧军日记》（1940）。萧军坦诚地说过：“当我若干年前写下这些‘日记’时，并没想到给第二个人——连我妻子也在内——看，更没有想到后来会被抄家而今天竟被作为‘罪证’之一向广大群众来公布。如果那时我会预想到今天的后果，也许就不会写日记了。即使写，也将是另外一种写法——去真存伪。不过既然公布了，也就公布了罢，这在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之感。”（《我的罪名、罪行和罪证》，写于1969年3月26日）笔者相信萧军的话，相信他当年日记的特色全在一个“真”字。
从萧军1940年的日记来看，延安时期他跟丁玲的关系有一个变化过程，他们之间并非始终剑拔弩张，甚至还有一些温馨往事。日记中对丁玲的代称是“T”。1940年8月15日的日记写道：“夜间和T在她窑洞前，趁着暗暗月色，谈得很久。”就是在这次谈话中，萧军告诉丁玲他“不高兴做别人陪衬而存在这里的”。他预言将来文坛的趋势，凡是有些才能和骨气的作家，他们一定不属于国民党，也不属于共产党。笔者认为，萧军要用他的一支笔指挥两个党的观点，在这次谈话中已见端倪。8月16日夜，他们又在河边赏月。丁玲说：“月亮走在云里多不舒服呵！”接着又更正说：“月亮怎么会走在云里呢？它们离得那样远。”萧军说：“文学语言是不能跟科学语言相提并论的。”这是多么抒情而又富于学理的对话呵！9月1日晚，萧军跟丁玲谈到了他跟萧红的往事，有些事情是他“从未详细同谁说过的”，他特别嘱咐丁玲不要向谁说。丁玲也把她13岁那年被一位军官和一位教员钟情的私秘告诉了萧军。丁玲说，他第一次见到萧军，先感到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萧军跟丁玲之间有不少共同语言。比如，他们都认为中国的音乐跟中国的文学一样需要批判地继承，都认为中国传统小说有“杂沓、重复、拖累、笼统”的弊病，不能充分表现现代生活（9月4日日记）。他们都认为曹禺的剧本思想朦胧，人物类型化，情节太富偶然性，模仿西方戏剧的痕迹太露，缺乏催人向上的力量。他们都认为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成功刻画了安娜丈夫卡列宁的形象——这位丈夫注定了安娜要成为悲剧牺牲者。他们相约3年后同赴欧洲旅行，同时讲演：丁玲讲中国革命史，萧军讲中国文学史——兼批林语堂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曲解。当然，他们也有一些不同见解，甚至对对方有一些保留。比如丁玲主张从事文学的人应该先具有伟大的人格，而萧军认为作家先要有艺术的感觉，而人格是决定作品感染力的因素。丁玲承认她在跟萧军接触的几个月中受到了萧军的影响：好的一面是使她更理性、更坚强，坏的一面是使她对人生更感到虚无。萧军承认丁玲比他待人宽厚，能独立自主干一番事业，但他认为丁玲是个很感性的人，不善于把问题提到哲理层面思考（8月15日日记），“容易冲动”，“缺乏学习的恒心和热情”（8月25日日记）。萧军还说，他跟丁玲之间存在一条鸿沟：“她爱她的党，以至于最不屑的党人；一点小自由也捐给了党！”（10月8日日记）我想，萧军跟丁玲日后思想产生裂痕，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从萧军1940年的日记来看，他当时跟丁玲的关系总的来说是“无所不说的朋友”。萧军于1938年4月跟萧红分手；同年6月跟王德芬结合，曾发誓以至诚至善至美的心终生爱她。但婚后的萧军发现了王德芬平凡的一面，认为不符合他当时的择偶条件，双方“缺少共鸣共感”。萧军承认他到延安之后焦灼易怒，夫妻之间常发生摩擦。他认为夫妻关系之所以能够维持，“旧情占2/4，爱情占1/4，可怜占1/4”。
丁玲跟陈明则是1937年8月相识的，当时丁玲担任“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陈明担任该团宣传股股长。1939年，陈明调任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团团长。虽然双方萌生了爱情，但由于两人年纪相差12岁，经过一番曲折，直到1942年才正式结合。萧军在1940年日记中称陈明为丁玲的“爱人”，但他认为丁玲和陈明不该相爱：“他们的一切距离太远了。”这其实是一种世俗的看法。日后北大荒的风雪和秦城的铁窗已充分证明，丁玲和陈明的爱情是坚贞不渝的。据萧军同年9月4日日记，丁玲曾思索过他跟萧军关系的前途，结论是“不可能的”。而萧军9月2日的日记中对丁玲的内心独白是：“我爱你，同情你……但是我不能要你！因为我更爱我的自由。”由于丁、萧当时较为频繁的交往，王德芬与丁玲的关系一度紧张。萧军劝王德芬与丁玲和解，“因为她是为人类受过苦难的人，现在她也还是受着……”（8月31日日记）萧军向王德芬承诺，他要逐渐控制对丁玲的感情，并减少跟丁玲接触的机会（9月13日日记）。他还保证，除开对丁玲的友情，他决不再结交什么新的女友。
1941年初，萧军感到丁玲对他的态度“似乎很冷淡”（1941年1月14日日记）。延安整风期间，他们观点的分歧终于公开化。
萧军日记中有关丁玲的记载，最有价值的是丁玲在1940年审干期间的真实心态。因为康生于1939年在延安散布过丁玲曾在南京“自首”的谎言，丁玲向党中央进行了申诉。1940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审查她被国民党绑架并拘押3年的历史。丁玲开始感情很冲动，曾邀萧军一起去找董必武。在找董老的路上，萧军说：“一个人一生可以恋一百次爱，结一百次婚，但却不能改变一百次政治信仰。”还说，10年前，他曾主张一个朋友退党，现在长了见识，不再代人决定这样的事了。丁玲说：“是呵！恋爱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没有也就算了。而政治信仰这样磨难我，老实讲我快要吃不消了。”“我离开延安……回家去……再让国民党把我捉了去……国民党的人那次在西安说他们佩服我，说我并没有失掉自己的立场……现在自己的人们却这样磨难我……”（9月25日日记）。
9月26日下午，丁玲又去组织部，萧军送她到河边，嘱咐她“心平气和，沉着应战”。晚上，张闻天为茅盾、董必武饯行，陈云作陪，丁玲也去了。回来之后，丁玲心情平和了些，跟萧军谈起了去组织部的经过。根据萧军的转述，中组部当时批评丁玲说：“冯达写自首书时，你不应该不劝他。你能够出来为什么不早出来？为什么国民党对你既不审问，不杀，也不下狱。”丁玲的答复是：一、冯达自首时已经知道自己的政治前途灭绝了，规劝不会有效；二、她没有及早潜逃，是因为逃出来也没有适当工作。又问为什么国民党没杀她，丁玲的回答是：“因为我是个特殊的人物呵！我虽然是个党员，但是个作家呵！”（9月26日日记）。后来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委托任弼时同志审查丁玲的这段历史。1940年10月，中组部作出了“说丁玲自首并无证据”的书面结论，陈云、李富春在结论上签了名。毛泽东在结论的结尾加了一句话：“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在结束本文之前，还应补叙萧军和丁玲晚年的一次重要聚会。
1984年3月6日，北京举行了“萧军从事文学创作50年庆祝会”。这天上午，丁玲在“文学讲习所”作了3个小时的报告，下午又不顾疲劳赶来参加这次盛会，并即兴发言。丁玲说，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是个不朽的作品，打不倒的！”“我希望，我们现在的文学作品，要像《八月的乡村》那样，及时地反映时代，及时地把我们人民要讲的话讲出来……”
会上还有一个插曲：丁玲谈及萧军、聂绀弩、胡风不久前照的一张相，萧军插话：“呵，你的消息很灵通！”当丁玲说到合影的三个人是老朋友时，萧军又插话：“哎，就是没你。”丁玲笑了：“是呵，是没我呵，哈哈……你们三个老人照了一张相，将来洗印出来送我一张呵！”萧军立即答应了丁玲的要求。可见，经过了40多年的风雨，经历了非常人所能经受的磨难，丁玲也回到了萧军“老朋友”的行列。
（作者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史学者）
萧军在会上说：“我这一支笔要管两个党（按：指共产党和国民党）。”主持会议的丁玲反驳说：“共产党是千军万马，背后还有全国的老百姓；你萧军只是孤家寡人！鲁迅先生对共产党怎么样？他说过，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是俯首甘为孺子牛！你作为鲁迅的弟子，你一支笔要管两个党？”（陈明《我说丁玲》，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版）萧军的妻子王德芬对同一件事的回忆跟陈明颇有出入，即萧、丁当时的分歧并不是集中在“党和笔”的关系上，而是集中在对王实味文艺观点的看法上。据萧军日记，他不同意给王实味戴上托派帽子，不同意说王实味“有计划、有阴谋”地反党。他认为王实味主观上还是站在革命立场。王德芬将这一场冲突比喻为诸葛亮“舌战群儒”：独战的一方是萧军，另一方是丁玲、柯仲平、周扬、李伯钊、陈学昭、艾青等党内外作家。（《延安作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虽然两位历史在场者的说法不尽相同，但在承认萧军、丁玲存在分歧和对立这一点上完全一致。丁玲本人的著作更确切地证实了这一点。1949年3月16日，东北文艺界举行座谈会批判萧军，丁玲在会上说：“我们对萧军的批评，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一九四二年鲁迅逝世纪念日，我们在延安曾经开了个会，纪念鲁迅先生，同时批评萧军思想，会开了九个钟头，我那天当主席。在‘文抗’也曾讨论萧军思想，批判个人英雄主义，那天的会也是我当主席。今天我们又在这里开这个大会，又是批评萧军，又是我当主席。”（《批判萧军错误思想》，《丁玲文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如此看来，丁玲简直是长期置身于批判萧军文艺思想的前沿阵地了。
然而，2007年8月，《新文学史料》第3期发表了“略有删节”的《萧军日记》（1940）。萧军坦诚地说过：“当我若干年前写下这些‘日记’时，并没想到给第二个人——连我妻子也在内——看，更没有想到后来会被抄家而今天竟被作为‘罪证’之一向广大群众来公布。如果那时我会预想到今天的后果，也许就不会写日记了。即使写，也将是另外一种写法——去真存伪。不过既然公布了，也就公布了罢，这在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之感。”（《我的罪名、罪行和罪证》，写于1969年3月26日）笔者相信萧军的话，相信他当年日记的特色全在一个“真”字。
从萧军1940年的日记来看，延安时期他跟丁玲的关系有一个变化过程，他们之间并非始终剑拔弩张，甚至还有一些温馨往事。日记中对丁玲的代称是“T”。1940年8月15日的日记写道：“夜间和T在她窑洞前，趁着暗暗月色，谈得很久。”就是在这次谈话中，萧军告诉丁玲他“不高兴做别人陪衬而存在这里的”。他预言将来文坛的趋势，凡是有些才能和骨气的作家，他们一定不属于国民党，也不属于共产党。笔者认为，萧军要用他的一支笔指挥两个党的观点，在这次谈话中已见端倪。8月16日夜，他们又在河边赏月。丁玲说：“月亮走在云里多不舒服呵！”接着又更正说：“月亮怎么会走在云里呢？它们离得那样远。”萧军说：“文学语言是不能跟科学语言相提并论的。”这是多么抒情而又富于学理的对话呵！9月1日晚，萧军跟丁玲谈到了他跟萧红的往事，有些事情是他“从未详细同谁说过的”，他特别嘱咐丁玲不要向谁说。丁玲也把她13岁那年被一位军官和一位教员钟情的私秘告诉了萧军。丁玲说，他第一次见到萧军，先感到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萧军跟丁玲之间有不少共同语言。比如，他们都认为中国的音乐跟中国的文学一样需要批判地继承，都认为中国传统小说有“杂沓、重复、拖累、笼统”的弊病，不能充分表现现代生活（9月4日日记）。他们都认为曹禺的剧本思想朦胧，人物类型化，情节太富偶然性，模仿西方戏剧的痕迹太露，缺乏催人向上的力量。他们都认为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成功刻画了安娜丈夫卡列宁的形象——这位丈夫注定了安娜要成为悲剧牺牲者。他们相约3年后同赴欧洲旅行，同时讲演：丁玲讲中国革命史，萧军讲中国文学史——兼批林语堂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曲解。当然，他们也有一些不同见解，甚至对对方有一些保留。比如丁玲主张从事文学的人应该先具有伟大的人格，而萧军认为作家先要有艺术的感觉，而人格是决定作品感染力的因素。丁玲承认她在跟萧军接触的几个月中受到了萧军的影响：好的一面是使她更理性、更坚强，坏的一面是使她对人生更感到虚无。萧军承认丁玲比他待人宽厚，能独立自主干一番事业，但他认为丁玲是个很感性的人，不善于把问题提到哲理层面思考（8月15日日记），“容易冲动”，“缺乏学习的恒心和热情”（8月25日日记）。萧军还说，他跟丁玲之间存在一条鸿沟：“她爱她的党，以至于最不屑的党人；一点小自由也捐给了党！”（10月8日日记）我想，萧军跟丁玲日后思想产生裂痕，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从萧军1940年的日记来看，他当时跟丁玲的关系总的来说是“无所不说的朋友”。萧军于1938年4月跟萧红分手；同年6月跟王德芬结合，曾发誓以至诚至善至美的心终生爱她。但婚后的萧军发现了王德芬平凡的一面，认为不符合他当时的择偶条件，双方“缺少共鸣共感”。萧军承认他到延安之后焦灼易怒，夫妻之间常发生摩擦。他认为夫妻关系之所以能够维持，“旧情占2/4，爱情占1/4，可怜占1/4”。
丁玲跟陈明则是1937年8月相识的，当时丁玲担任“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陈明担任该团宣传股股长。1939年，陈明调任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团团长。虽然双方萌生了爱情，但由于两人年纪相差12岁，经过一番曲折，直到1942年才正式结合。萧军在1940年日记中称陈明为丁玲的“爱人”，但他认为丁玲和陈明不该相爱：“他们的一切距离太远了。”这其实是一种世俗的看法。日后北大荒的风雪和秦城的铁窗已充分证明，丁玲和陈明的爱情是坚贞不渝的。据萧军同年9月4日日记，丁玲曾思索过他跟萧军关系的前途，结论是“不可能的”。而萧军9月2日的日记中对丁玲的内心独白是：“我爱你，同情你……但是我不能要你！因为我更爱我的自由。”由于丁、萧当时较为频繁的交往，王德芬与丁玲的关系一度紧张。萧军劝王德芬与丁玲和解，“因为她是为人类受过苦难的人，现在她也还是受着……”（8月31日日记）萧军向王德芬承诺，他要逐渐控制对丁玲的感情，并减少跟丁玲接触的机会（9月13日日记）。他还保证，除开对丁玲的友情，他决不再结交什么新的女友。
1941年初，萧军感到丁玲对他的态度“似乎很冷淡”（1941年1月14日日记）。延安整风期间，他们观点的分歧终于公开化。
萧军日记中有关丁玲的记载，最有价值的是丁玲在1940年审干期间的真实心态。因为康生于1939年在延安散布过丁玲曾在南京“自首”的谎言，丁玲向党中央进行了申诉。1940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审查她被国民党绑架并拘押3年的历史。丁玲开始感情很冲动，曾邀萧军一起去找董必武。在找董老的路上，萧军说：“一个人一生可以恋一百次爱，结一百次婚，但却不能改变一百次政治信仰。”还说，10年前，他曾主张一个朋友退党，现在长了见识，不再代人决定这样的事了。丁玲说：“是呵！恋爱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没有也就算了。而政治信仰这样磨难我，老实讲我快要吃不消了。”“我离开延安……回家去……再让国民党把我捉了去……国民党的人那次在西安说他们佩服我，说我并没有失掉自己的立场……现在自己的人们却这样磨难我……”（9月25日日记）。
9月26日下午，丁玲又去组织部，萧军送她到河边，嘱咐她“心平气和，沉着应战”。晚上，张闻天为茅盾、董必武饯行，陈云作陪，丁玲也去了。回来之后，丁玲心情平和了些，跟萧军谈起了去组织部的经过。根据萧军的转述，中组部当时批评丁玲说：“冯达写自首书时，你不应该不劝他。你能够出来为什么不早出来？为什么国民党对你既不审问，不杀，也不下狱。”丁玲的答复是：一、冯达自首时已经知道自己的政治前途灭绝了，规劝不会有效；二、她没有及早潜逃，是因为逃出来也没有适当工作。又问为什么国民党没杀她，丁玲的回答是：“因为我是个特殊的人物呵！我虽然是个党员，但是个作家呵！”（9月26日日记）。后来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委托任弼时同志审查丁玲的这段历史。1940年10月，中组部作出了“说丁玲自首并无证据”的书面结论，陈云、李富春在结论上签了名。毛泽东在结论的结尾加了一句话：“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在结束本文之前，还应补叙萧军和丁玲晚年的一次重要聚会。
1984年3月6日，北京举行了“萧军从事文学创作50年庆祝会”。这天上午，丁玲在“文学讲习所”作了3个小时的报告，下午又不顾疲劳赶来参加这次盛会，并即兴发言。丁玲说，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是个不朽的作品，打不倒的！”“我希望，我们现在的文学作品，要像《八月的乡村》那样，及时地反映时代，及时地把我们人民要讲的话讲出来……”
会上还有一个插曲：丁玲谈及萧军、聂绀弩、胡风不久前照的一张相，萧军插话：“呵，你的消息很灵通！”当丁玲说到合影的三个人是老朋友时，萧军又插话：“哎，就是没你。”丁玲笑了：“是呵，是没我呵，哈哈……你们三个老人照了一张相，将来洗印出来送我一张呵！”萧军立即答应了丁玲的要求。可见，经过了40多年的风雨，经历了非常人所能经受的磨难，丁玲也回到了萧军“老朋友”的行列。
（作者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