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浙江省浦江县北部山区的朱宅。村后青龙山逶迤绵亘，蜿蜒至村中央突兀而起，叫青龙头。龙头处有两棵古老的麻栗树，宛如两只龙角。从我幼年时起，西边那棵树上就挂着一个钟，“声振林木，响遏行云”。钟声应和着家乡父老的风雨沧桑，永远在我心里回荡。
　　1937年8月14日下午3时许，一架日机拖着浓烟呼啸而来，坠毁在附近一个叫木废尚的山坳里。飞机属日军木更津航空队，当时从台湾起飞，偷袭杭州，投下数枚罪恶的炸弹后，被中国空军飞机击伤，逃跑途中坠毁。村民们赶去现场时，见飞机碎片散落一地，机身还在燃烧，机内有六具尸体。跳降落伞的一个日军飞行员狼狈不堪成了俘虏，被押送到县里。那天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三架，重创三架。一个村民从飞机里捡到一只小氧气瓶，一敲发现声如洪钟。于是大家将它挂在青龙头麻栗树上当钟用。一旦发现日军来了，村民们就敲响它。
　　一天，钟声急促地响起，二姐背起我随母亲和邻居逃到村东北的山坞里。酷暑时天干地旱，大家焦渴难当。几个大人好不容易在一道高坎下挖出个小水潭，喝了浑浊的泥水后，我们都腹泻不止……青龙头的钟声接二连三地响起，村民们接二连三地逃难，苦不堪言。后来父亲索性用箩筐把我挑到很远的舅妈娘家去，虽不用逃难，但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寄居深山旮旯是怎样的滋味？
　　在那里，我一待就是两个多月。日盼夜盼，终于有人接我回家了。但来的不是父亲，而是叔父。他说，一个月前父亲和邻居挑柴到县城换盐吃，到了县城北门，守城的日本鬼子硬要他们剪个日本“红膏药”并贴到米筛中央才让进。日军说，红太阳代表大日本，米筛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父亲他们将“红膏药”剪得像乌龟，凶狠的日军把他们打得遍体鳞伤，柴担也被扔到池塘里。几个本家叔伯好不容易才把父亲他们抬回家，如今已一个多月了还不能下床走路……
　　除了逃难，我更耳闻目睹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日军暴行：日军窜入黄宅傅宅和山区的平湖寺前一带纵火烧房，把村人推入火海活活烧死；在夏张村，他们把一个三岁幼女丢进粪坑中淹死，还将其母亲强奸后刺死；从白马到黄宅，日军一路抢劫，宰牛杀鸡，还向锅里、汤罐里撒尿拉屎；在山区寺前，日军把人五花大绑按倒在地，又压上一百多斤重的石香炉，再站上去踏压，把人活活折磨而死；他们还在七里寺前一带扔下细菌弹，致使瘟疫流行。七里村就有5天死亡86人的记录，使得村人来不及掩埋亲人，外村人不敢涉足……
　　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我们浦江儿女也投入了全民抗战：傅庭模临刑前吻别国旗，血洒马六甲；朱耀章激战淞沪战场，牺牲前留下“宁碎头颅，还我河山”的染血诗稿；黄展明历尽艰险，穿越高黎贡山和莽莽原始森林奔赴缅甸抗日……天仙塘战斗，黄宅战斗，新四军金萧支队八大队打得敌伪军闻风丧胆。
　　不曾想，青龙头的钟声也成了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号角。1942年冬，一支抗日游击队驻防朱宅。11月12日拂晓，县城日军300余人出城经杭口岭围剿朱宅。游击队得到情报，早扼守在村南瞿岩岭之有利地形，埋伏在村四面山头，形成合围的“口袋”。早上6时许，日军耀武扬威窜上瞿岩岭，至伏击圈时，被守军以枪林弹雨痛击。日军仓皇应战。这时，瞿岩岭上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几个村民也敲响了青龙头的钟声。听到军号和钟声，四面八方的游击战士都冲上岭追击，村民们也拿着猎枪、锄头、柴刀奋勇参战，打得日军抱头鼠窜往县城而逃。是役，日军伤亡惨重，几乎全军覆灭，大大鼓舞了村民。那几天，不时有村民到青龙头敲响那钟，表达胜利的喜悦和誓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的决心。
　　新中国成立后，我读小学。每当新学年开学第一个月，我们都把钟挂到校园。这钟声不仅成为上下课的信号，更提醒同学们不要忘记旧中国落后挨打的耻辱。老校长时常教育我们，希望同学们奋发学习，使祖国早日富强起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慷慨激昂，语重心长，震撼了莘莘学子的心。后来我走出大山，在首都高校毕业。我难忘蓊蓊郁郁的青龙山，青龙头的钟声又召唤我回来。上世纪70年代初，我主动请缨，从东方大都会回到较贫困的家乡支教。第一次走上家乡中学的讲台，我就给来自我县浦北山区各个乡村的学生讲了青龙头钟声的故事。
　　星移斗转，换了人间。我们的共和国早已如雄狮屹立在世界东方。村民们一致建议村两委，每年9月3号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青龙头举行“敲钟鸣警”仪式，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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