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80年代，中国成功地运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改善了不利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经典范例。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运筹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过程中开启的。为了抗衡苏联的安全威胁并获得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与市场，改善中美关系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条件。但这决不意味着，运筹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就是简单的“联美抗苏”。毛泽东和邓小平运筹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是因势而动、因时而变的，其精髓在于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核心，让中美、中苏关系相互影响，良性互动。但最根本的还是实现了中国对外战略的两个根本性转变，那就是：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逐步改变了“战争迫在眉睫”“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等传统认识，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在对外政策上改变了原来“一条线”的战略，在处理大国关系时逐步放弃“以苏划线”和“以美划线”的倾向，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
　　40年过去，中美俄三边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实力对比上看，美国“一超独霸”的态势没有根本改变，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全球治理上日益发挥重要的影响，而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却呈现出持续衰退的势头;从关系性质上看，美国认为国际关系重回“大国竞争时代”，将中俄视为国际秩序的“修正者”和战略对手，对中俄两国同时施压。美俄关系螺旋性下滑，跌至冷战结束后的冰点;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首要战略对手，中美在贸易、台海、南海等问题上的分歧凸显。
　　在此背景下，中俄都有人持两国应通过结盟或以紧密的军事、安全协作来应对美国压力的观点。但这种传统的大国关系“均势论”和“制衡论”忽视了当下国际关系日益复杂的现实，忽视了中俄两国在国家利益、国际身份和国际战略取向等方面的差异，也机械地理解了当年的“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实质。如果这样做，不仅缓解不了中国所面临的来自美国的压力，反而会使局势更加复杂。
　　首先，当下的国际关系早已不像冷战时期那样仅仅是单纯的地缘政治，经济融合、人文联系、文化接触、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需求使今天的中美关系与当年的美苏关系不可同日而语，中俄以结成军事同盟的方式与美国形成全面的竞争与敌对关系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其次，尽管俄美关系处于冷战结束以来的冰点，但俄罗斯从主观愿望上还是希望与美改善关系，出兵叙利亚的重要目标就是试图“逼和”美国，迫使其恢复与俄罗斯的合作。对于俄罗斯战略界来说，促使其他国家成为美国的最大对手是转移自乌克兰危机以来美国对俄压力、摆脱当前困境的最好方式。可以看到，2018年普京再次连任总统后，尽管困难重重，但其外交的重要方面仍是调整和改善自乌克兰危机以来不斷恶化的对美欧关系，他始终强调，俄希望与美国形成平等、相互尊重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
　　第三，俄罗斯自2014年以来，先后夺取克里米亚、强势出兵叙利亚，近期甚至开始在非洲发力，以致有观点认为俄罗斯开始恢复全球性大国地位。但事实上，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存在诸多短板，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与影响日渐匮乏，未来还将面临经济增长模式畸形、创新能力不足等诸多挑战，其抵御体系变化和内外压力的能力值得观察。在中美俄三国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化、而国际关系已远非如冷战时仅是地缘政治问题的情况下，俄罗斯很难像当年的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的中国那样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总体而言，今天的中美俄关系已与冷战时期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有很大不同，中美、中俄、俄美三组双边关系各有各的价值、各有各的发展逻辑，简单的“二对一”对抗方式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在国际大变局下，中国需要跳出传统“三角关系”的思维框架，要将中俄关系的重心放在内生性动力而非外源性动力上;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要坚定不移地发展中俄两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要致力于发展中俄之间的现代化伙伴关系;要充分运用自身的实力、影响和智慧，主动引导和塑造中美、中俄关系的发展，努力实现中美、中俄关系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