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恩师杨明仙逝，心情万分悲痛，彻夜难眠。回忆起杨老师对大理白剧事业的关怀扶持，对我的教育帮助，特别是对我在白剧创作上的指导、培养时，他那慈祥的笑容，就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亲切的声音更回荡在我的心间。
　　杨明老师生前曾当任云南省文化厅副厅长、云南省政协副主席、云南省人大副主任、省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副秘书长，是一位政务繁忙的社会活动家，他兢兢业业、求真务实、开拓进取，为云南省的民主法制建设，统一战线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社会和经济发展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杨老师是著名的白族文艺理论家、诗人、戏剧家。他孜孜不倦、勤奋耕耘、学识渊博，在文学和戏剧创作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对本民族的白剧有着深厚的感情。对白剧进行了深入的全面的研究。他写的论文《白族吹吹腔传统与源流初探》从吹吹腔剧的剧目、音乐、表演、脸谱、流派等诸方面的风格特点，以及民族化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对吹吹腔戏的源流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篇论文可以说是白族吹吹腔戏研究的奠基之作，对白剧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为发展白剧，繁荣白剧，杨老师还亲自创作白剧剧本。1980年他主笔创作的大型白剧《望夫云》由大理州白剧团排练，先后到北京、成都、昆明等地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和专家们高度的评价。剧本获全国优秀话剧、戏曲、歌剧剧本创作奖，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题材剧本创作荣誉奖等多项奖。这个剧大大提高了白剧在全国戏剧界的知名度。“对歌定情”一场便成了大理州白剧团长演不衰的保留 “折子戏”。
　　杨老师为了发展白剧，曾把大量的心血和精力放在了培养白剧剧本创作人员身上。我就是在杨老师一手关怀、培养起来的白剧编剧之一，1964年我从大理一中调到州文卫局从事文化工作，开始剧本创作。同年写出白剧剧本《赤松赞》。这个剧本写了一个村子因修水库需要全村搬迁，全村人顾全大局在支部书记带领下，来到茅草坪艰苦创业的故事。这是我写的第一个大型剧本。当时杨老师到大理出差，住在洱海宾馆，在和州长欧根同志交谈中，谈到白剧创作情况。欧根州长提到州上正组织创作了一个剧本《赤松赞》，杨老师就叫送给他看看。后来我接到通知就将剧本送给了杨老师，约好第二天去听意见。杨老师当时是省文化局副局长，是很有名的剧作家、诗人。我在读大学时就看过他创作的许多滇剧。而我是一个刚开始写剧本的年轻人，这剧本我自己也感到很粗糙。这次见面不知会有怎么样的结果。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杨老师住的房间。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杨老师那慈祥的微笑。他让我坐下，给我倒了杯茶，他也坐下。没有客套，一开始就谈剧本。他翻着剧本，一开头就说 ：“你这个剧本一开头写村党支部书记在去县城开会途中，接到通知，整个村子因修水库要搬到屙屎不生蛆的茅草坪去。他二话没说就回去动员群众搬家，而且很快全村人就统一了思想，搬到茅草坪去艰苦创业。这不像是要丢掉住惯了的老瓦房去住茅草棚，倒像是人们要从老平房搬进新楼房那么容易，这不合情理。你不了解农民。不了解你剧中所写的农民”。杨老师接着对每场戏进行了详细的点评、分析。这次谈话杨老师一直围绕一个中心在开导我：深入生活，重点要去了解人，了解具体的人在特定的环境中，他心里在想什么。剧本主要是要写出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这次谈话杨老师一开头就单刀直入，直刺要害，毫不留情。但态度是那样的诚恳，语气是那样的平和，不盛气凌人，充满一个长者对晚辈的关爱和期望。作为一个初学写作者，我没有感到委屈和失望。我从内心里觉得这是一个不做作，不虚假，能以诚待人之人。是一个值得信赖之人。这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对我今后的创作起到了引路的作用。
　　1964年我们创作了白剧《红色三弦》，大理州白剧团排练后到大理农村，特别是白族农村演出很受欢迎。年底参加全省现代戏剧会演也受到好评。会演结束后，为了参加西南区现代戏会演，我们几个编剧留下集中到园通山下边的省戏剧工作室修改剧本。杨老师亲自挂帅，带领戏工室的几个专家从确定修改方案，拟订剧本提纲，到分场写出剧本，杨老师都全程参加讨论指导。这一年冬天昆明下起了大雪。气候特别寒冷，杨老师来我们住的小平房里参加讨论，实在太冷了，就随便拿一件衣服，毯子之类盖在脚上御寒。我们几个作者都很过意不去，很受感动，可杨老师却毫不在意，总是和我们有说有笑。1965年修改后的白剧《红色三弦》参加西南区现代戏会演，受到热烈欢迎和专家、观众一致的好评。接着到北京汇演，反映都很热烈，《红色三弦》还进入中南海为中央领导演出，受到陈毅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和夸奖。1970年我们创作了白剧《苍山红梅》，1974年大理州白剧团带《苍山红梅》参加了全省文艺会演，接着，为了参加全国会演，我和张继成两个编剧及大理州白剧团主创人员集中云南饭店修改剧本，杨老师又亲自帮助我们修改。杨老师要求非常严格，一场戏往往要反复修改许多遍，就是一段唱词要求改了又改，直到杨老师满意了才通过。修改两个多月，没有休息一天。而且经常写到深夜，由于我身体较单薄，改本子太紧张，夜里睡不好，最后到两眼看东西都模糊的程度。但为了赶时间，也只能咬紧牙关，继续工作。最后，我们写好一场，就交给杨老师，由杨老师亲自修改定稿，1975年白剧《苍山红梅》到北京参加全国现代戏调演，并到北京市的工厂及京郊怀柔、昌平、延庆等县演出两个多月。受到广泛欢迎。哈尔滨歌剧院、甘肃省京剧团、宜昌京剧团、四川的川剧团等单位分别将《苍山红梅》移植成歌剧、京剧、川剧演出。1976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苍山红梅》剧本单行本，向全国发行。1984年我们写出了白剧《苍山会盟》剧本，并寄了剧本给杨老师征求意见。杨老师在百忙中看了剧本，给我写了长长的一封回信详细分析了剧本的得失，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对我们进一步改好剧本给予了很大的帮助，白剧《苍山会盟》于1984年参加了云南省第二届少数民族戏剧会演及全国少数民族戏剧录相观摩演出，剧本参国“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题材剧本评奖”获“银奖”。1986年杨老师到下关参加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迎宾晚会上看了由大理州白剧团演出的由我们编剧的白剧《白洁夫人》，非常高兴，约我第二天到他下榻的洱海宾馆听意见。第二天我一到宾馆大院内，就见不少的人在院内聚在一起议论什么。杨老师一见我就指着院心内的人说：“你看，大家昨晚看了《白洁夫人》都很兴奋，今天都自发聚在一起讨论你们的《白洁夫人》呢。走，我们找几个人一起讨论一下，听听大家的意见。”杨老师找了杨苏等几位白族专家、学者到会议室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那种对白剧关怀、热爱之情真是溢于言表。
　　回想我白剧创作之路，杨老师就是我的引路人。在杨老师帮助我修改剧本过程中，我学到的知识，许多都是过去我在书本中无法学到的知识。我每前进一步、每获得一点成绩，都倾注了杨老师的辛劳与汗水。杨老师付出很多，但从来不图回报，他执笔修改的剧本，从来不署他的名，他的一颗心，全是为了发展繁荣白剧事业，白剧发展了，他就高兴了，他就满足了。杨老师不但教我如何写剧本，实际上也在教我如何做人。
　　杨老师离我们而去了，但他为发展繁荣白剧事业付出的心血，取得的丰硕成果，做出的卓越贡献，将永远留在白族人民心中。他那光明磊落、诚恳待人、谦虚朴实、满腔热忱无私扶持帮助年轻作者的高尚品德永远留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