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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笔者来到重庆采访了传奇人物杨国光的战友游国禄老人，他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老领导杨国光的事迹。接着我们又访问了杨国光的妻子刘吉芬和女儿杨广新。随后，杨国光当年在武昌中央农讲所的军事教官傅杰之子傅继杰也向我们讲述了杨国光的有关事迹。由此，杨国光，这位革命者在武昌农讲所的故事，便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1925年，年仅18岁的四川巴县走马乡（现重庆市九龙坡区走马镇）青年杨国光（曾用名杨适原、杨中奇、杨崧等）考入重庆中山中学。在这里，受进步师生影响，他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活动，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经他的老师、共产党员杨闇公和同学卿宗德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北伐军打到武汉时，杨国光等人参加了北伐军总政治部的工作，他们随军征战江西、安徽等地。1927年初，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前夕，杨国光等人秘密回到武昌。此时，毛泽东也来到武汉，创办了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组织的安排下，杨国光等20多名从北伐军政治部回来的共产党员全部进入武昌中央农讲所学习。
进入农讲所
认识毛泽东
武昌中央农讲所是在国共合作时期，由毛泽东倡议、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1926年11月，毛泽东结束了第六届广州农讲所的工作，到上海主持中央农委工作，提出了“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计划并得到中共中央批准。随后，他同国民党中央和有关方面商议，取得共识，并得到周以粟等8人的协助。农讲所是常务委员会负责制，毛泽东、邓演达、陈克文等3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常委下设教务处、训练处、总务处。各处主任由常委聘任，教务主任为周以粟，陈克文兼任训练主任，总务主任为季刚。农讲所的3位常委都身兼要职，邓演达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任，所里有重大事情他才来一下，其主要精力没法放在农讲所；陈克文是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委、中央农民部秘书，他虽然是做农民工作的，但是没有搞农运的经历和经验，因此毛泽东成为武昌中央农讲所的总决策者和执行者。武昌中央农讲所里，共产党员讲师占绝大多数，有恽代英、傅杰、郭沫若、李立三、瞿秋白、彭湃、方志敏、陈荫林、于树德、邓恩铭、李达、夏明翰、吴玉章等，还有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和知名人士李汉俊、何翼人等。农讲所分为4个班教学，其中3个班设在武昌红巷13号，1个班为特别班，设在武昌花园山。所有学员入学非共产党员者一律要经过考试，合格者才能被录取。杨国光等20多人因是共产党员，又参加过北伐战争，所以就免试直接进入农讲所学习。入学后，每个学员都发有一个白布制所徽，上有農讲所的名称，学生姓名、编号，盖有农讲所的印章。为了保护自己，杨国光当时改名为杨适原，所以所徽上填的是杨适原。
武昌中央农讲所1927年3月7日正式开课，因农讲所的事在武汉国民政府内还未理顺，所以到4月4日才补办开学典礼。毛泽东主持会议，邓演达致开幕词。典礼结束后，举行了阅兵式。
毛泽东讲话时，杨国光才看清了他的容貌：宽宽的额头，浓浓的眉毛，一双明亮有神的大眼睛。只见他高高的身材，身着深蓝色长衣，红光满面，眉宇间透露出领袖风范和巨人风采，他说话是湖南口音，铿锵有力，又吐字清晰，声情并茂，给人敬畏之感，给杨国光留下了深刻印象。
聆听精辟讲解
掌握过硬战术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武昌中央农讲所十分注重提高学生的政治素质，要求学生必须“革命观点确定”“入所后服从本所纪律，接受严格训练”。农讲所开学第一课就是组织学生讨论：“怎样做一个农讲所的学生？”“怎样才能消除从旧社会带来的许多毛病，改造成为一个有效的革命工具？”让学生自己找出存在的思想问题和根源，然后全校师生一起制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规约中订立了包括“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必须要受严格军事训练”在内的12条“必须绝对服从纪律”。
武昌中央农讲所教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农讲所安排的课程有《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农民运动理论及策略》《社会进化史》等近30种，毛泽东是承担课时最多的教师之一，他除了讲《农民问题》《农民运动理论及策略》等课程外，还讲他自己调查研究后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了驳斥社会上一些人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提高学生的认知，他还把自己亲自参与调查后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讲给全校师生听。杨国光一直对当时的情景印象深刻。讲课那天，全所800多名师生和外面来的听众，把大教室围得满满的，毛泽东手拿讲稿登上讲台，他以自己亲身考察的大量事实，雄辩地说明，农民起来打倒封建势力，成就了“40年乃至几千年未成就过的奇勋”，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在讲到长沙新康镇和湘潭银田镇的团防局长残杀农民的罪状时，毛泽东气愤地说：过去，土豪劣绅杀人不眨眼，现在农民起来枪毙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的威慑力，有什么理由不应该？听了他的讲授，同学们对“农民运动中的许多根本问题，得到明确的理解，一些混乱思想得以澄清”。为了拓宽同学们的视野，毛泽东还亲自参与编辑出版了一套农民问题丛书给同学们阅读，同时，还经常组织同学们到洪山、石咀等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请贫苦农民来农讲所做报告。这些生动活泼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大大提高了学生对革命的认识和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
农讲所里专门设有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对农民运动中的土地问题、武装问题、乡村自治问题等，采用分组开展讨论的方式，每周进行一、二次。对于有些问题，大家开始意见分歧很大，经过讨论争议，最终统一了认识，明确了政策界限，提高了运用马列主义基本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农讲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其整个教学过程中，除主要进行土地问题和政权建设问题课程的学习及实际锻炼外，还反复强调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始终把军事训练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农讲所里设有军事委员会，隶属于教务处和训练处，学生实行军事编制，全校成立总队部，下有大队、中队、区队、分队（班）。除班长从学生中选出外，各级队长都由部队或者军校调来。总队长因故被调走后，该职由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杨总队长兼任。杨国光记得杨总队长到任那天，毛泽东向全体同学作了介绍，并讲了话，他说：干革命就是要枪对枪，刀对刀。要建立农民自卫武装。没有革命武装就不能打倒反动派，就不能保卫农民群众的利益。大家要服从各级队长的指挥，严格遵守纪律，苦练杀敌本领，紧握手中枪，为争取革命的胜利，做出应有的贡献。每周日，杨国光等共产党员还要去单独接受军事训练，恽代英和傅杰等军事教官向大家教授怎样组织农民运动，怎样开展游击作战，怎样制造爆炸物品，怎样书写秘密信件，怎样跟踪敌人及怎样使用武器等内容。农讲所开始时安排每天2小时的军事课，后来因形势变化，增加到每天4小时。不少时候，教官会将学员拉到野外进行实地军事演习和真刀真枪的演练。有时晚间，突然一声军哨响，限定5分钟内穿好衣服到操场上集合，再到野外练习抓特务、夜袭、打敌人，攻城堡、夺山冈……以此来训练同学们的胆量和军事技能。杨国光在训练中表现出色，被军事教官傅杰称为游击战术学得不错的学员。
1927年春，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已达白热化程度，形势十分严峻。2月下旬，湖北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阳新惨案”，3月上旬江西又发生了“赣州惨案”。为此，3月15日，武昌中央农讲所赣籍学员150余人，渡江到汉口南洋大楼，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请愿。他们一路上高呼口号：“打倒土豪劣绅！严惩杀人凶手！为死难烈士报仇！”3月26日下午，武昌农讲所在校内大操场上举行有各界人士参加的“追悼阳新、赣州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在这革命势力的范围内，竟不断地演出惨杀工农的事实，由此可以证明封建残余势力正准备秣马厉兵，向我们进攻。从今日起，我们要下决心向那些反动分子的势力进攻，务必达到真正的目的。
不久，在反革命势力的蛊惑下，麻城县的土豪劣绅勾结反动的红枪会和民团1万多人包围了县城，大肆劫掠农会财物，屠杀农运干部。中共麻城县委一方面组织群众英勇抵抗，同时派人到武汉求援。董必武和毛泽东商量后，决定抽调农讲所学员200多人组成学生军，与在黄安剿匪的警卫连星夜驰援麻城。毛泽东亲自送学生军到武昌汉阳门上船，并鼓励他们要英勇作战，胜利归来。到麻城后，包括杨国光在内的学生军遵循毛泽东的教导，一面打仗，一面做群众工作，他们向农民宣传组织起来，建立革命武装，保卫胜利果实的道理。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暴乱很快被平息。
毛泽东明辨是非
学生们豁然开朗
武昌中央农讲所进院门的右侧，有一棵高高的杨树。
一天晚饭后，杨国光、张世光、文曙东、干素等同学在树下讨论问题，这时外出散步的毛泽东走了过来，问：“你们几位在谈什么呀？”
杨国光见毛泽东来了，忙站起来说：“毛委员，我们在讨论，北伐军打到江西的时候，为什么蒋介石会派人来打我们？”毛泽东故意问：“你们说呢？”张世光说：“国民革命军撤了他的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他想报复！心眼太小。”文曙东说：“他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反对‘三大政策’，反对‘三民主义’，革命者都反对他。”干素也说蒋介石野心大得很，他想做中国的总统，所以想方设法限制共产党……
毛泽东见杨国光没有回答，便笑着问他：“你怎么不发表意见呢？”杨国光急忙说：“毛委员，不是我不发表意见，我认为，这里面的问题是复杂的，深层的。可以说这是蒋介石在蓄意破壞国共两党的合作，是有意向中国共产党进行试探性的挑战！就看中国共产党敢不敢对他进行有力的反击。我有一种预感，国共分裂是迟早的事，而且是血腥的，恐怖的，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我现在仿佛已经闻到了浓浓的火药味。我们有些担心啊！”毛泽东听后似有所思，既高兴又严肃地肯定说：“你们分析得都有道理。是呀，蒋介石野心勃勃，他决不允许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存在。原因是1927年1月，他违反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擅自决定迁都南昌。2月9日，邓演达与徐慊、吴玉章等人组成行动委员会，同蒋介石进行斗争，3月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免去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他肯定不服，报复杀人是必然的。”毛泽东停了停，转向杨国光：“特别是这位同学，你分析得很深刻，从目前国共合作的种种迹象来看，危机不会在很久后才出现，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学习本领，不仅要做好反帝反封建的准备，而且还要积极做好应付一切突发事变的准备，增强警惕性，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毛泽东接着说：“你们是中国革命的种子，你们要做好到偏僻的农村地区去发动农民起来干革命的准备，同时你们也要考虑到，干革命工作，将会遇到许多你们想象不到的困难，甚至会付出牺牲生命的代价。无论今后情形如何，你们都要继续干革命，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奋斗，中国革命就一定会成功。你们是革命的火种，只要撒遍大地，革命的星火就必将成为燎原之势，红遍整个中国。”听了毛泽东这番话，杨国光等深受鼓舞，干革命的信心更加坚定。
在交谈中，毛泽东赞扬杨国光对时局的分析入木三分，问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认识。杨国光就把自己曾经在安庆从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中死里逃生的一段亲身经历告诉了毛泽东。听了杨国光的讲述，毛泽东眉头紧锁，说：“是啊，暴雨欲来风满楼。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见4位同学的心情都很沉重，毛泽东把话锋一转，说：“噢，我们光顾着谈话，忘了问你们的名字了呢！快告诉我，你们叫什么名字？”当4位同学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他时，他很高兴。“很好嘛，你们的名字就很有气概，是胜利的象征，是吉兆。”他说，“杨适原本名杨国光，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扬光大，让中国革命的曙光驱散黑暗，照亮全中国，好嘛。张世光，革命者张开双臂去迎接共产主义的曙光照亮世界，有意义。文曙东，文明的曙光正在世界的东方冉冉升起，将世界照得通亮，可以。干素，立场坚定，坚决同反动派干，素来都以取胜著称。很好，很好。”见自己的名字经毛泽东这么一解释，都被赋予了革命的意义，杨国光他们很兴奋。他们早听说毛泽东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农运领袖、诗人，今天能和他近距离接触，聆听他的教诲，真是大开眼界。天色渐渐暗下来，天空中亮起了明亮的星星。毛泽东仰望星空，自言自语地说：“黑夜漫漫路正长，曙光何日照东方。革命同志需努力，不怕艰险战恶狼。”最后，他要同学们对革命的问题多多讨论，他也愿意和大家交流，共同进步。
后来，毛泽东常指导杨国光等同学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在他的循循诱导下，许多同学入所一段时间后，对革命的认识大大提高，更有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平息暴乱显身手
保卫革命大本营
1927年4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反共反人民的本质越来越暴露。他们首先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的革命组织几乎被全部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一时间，上海血流成河，尸横遍地。蒋介石篡夺了北伐的胜利果实，在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4月18日建立起代表他们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宣布3月从广州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的一切决议为非法，并派军队围攻武汉。此时正值大部分国民革命军开赴河南北伐之际，加之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策动下，于5月17日在宜昌率部叛变，公开发表反共通电，并纠集刘佐龙、川军杨森等由宜昌东下，突然向武汉进攻，革命形势已到了危急关头。在武汉政府留防军队少的情况下，受党的指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合编为中央独立师，又名学生军，准备迎击来犯之敌，誓死保卫革命大本营武汉。 这天夜里，一阵急促的集合哨响之后，全所同学很快持枪列队在操场待命，接着毛泽东、陈克文、邓演达等领导人莅场讲话，邓演达慷慨激昂地高呼：“同志们，现在蒋介石派出大批军队由江西向武汉进伐，一面命令川军杨森率领所部由沙市向新堤县配合鄂军夏斗寅，率领8团之众进攻武汉，现在已迫近武汉纸坊车站，叶挺部健儿正顽强抵抗，我部张发奎等都亲临前方战斗，武汉形势万分危急。同学们，只有你们上前，同叶挺军配合作战，才能粉碎敌人的包围进攻；同学们，战则生，不战则亡！你们说怎样？”顿时，“杀杀杀”的喊声惊天动地，邓演达随之下令出发，浩浩荡荡的学生军冲出武昌城，直抵纸坊。
在与敌接触后，全体学生军都上好刺刀冲锋，奋勇向前，高呼“打倒蒋介石，活捉夏斗寅；打倒川军，活捉杨森”的口号，此起彼伏的喊声震耳欲聋。猛烈的拼杀令夏斗寅部仓皇失措，来不及组织还击，就被打得死伤无数，溃不成军。这次战斗，打垮夏斗寅8团之众，俘虏1000多人；打垮杨森1个师，俘虏了几百人。学生军乘胜追击，直把敌人打到新堤之外。这一仗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大家都欢欢喜喜地回到武昌农讲所，白天照常上课训练，晚上全副武裝登上城墙担任护城警戒，直到大军调回接防。学生军和北伐军相互配合英勇对敌，有力地保护了武汉的安全。杨国光亲自参加了这次平息夏斗寅叛变的战斗，与同学们一起为保卫武汉做出了贡献。
第二天，同学们刚回到教室上课，毛泽东就来到教室，对大家说：“昨晚，我们农讲所又来了暴徒，大家知道吗？”同学们一听都怔住了，惊讶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毛泽东神情严肃地讲述了驻长沙的许克祥部发动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积极分子的“马日事变”及夏明翰等同志幸免虎口来到农讲所的经过。他极其愤怒地说：“马日事变是在蒋介石、何键指使下，经过精心策划的反革命事件，我们绝不能饶恕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滔天罪行！一定要坚决反击，讨还血债！”他的话点燃了同学们心中的烈火，纷纷要求到斗争第一线去战斗，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毛泽东、周以粟等领导同志研究后，决定派农讲所里的湖南籍同学先回乡，立即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很快，湖南籍的同学由毛泽东训话后，便回到家乡参加实际革命斗争了。
擅自捉拿四川“奸商”
接受教育受益匪浅
湖南籍同学都直接参加对敌斗争去了。留在农讲所的同学，也热血沸腾，纷纷表示要在对敌斗争中一显身手。特别是四川的同学更是不甘落后，千方百计想要表现一下自己对敌斗争的决心、勇气和革命才干。
一天晚上，四川同学何霁光等召集同学开会，他们说：“四川有个资本家叫彭××，是个大奸商，在汉口的河口开商店，勾结四川军阀刘湘，贩运军火回四川，危害四川人民，我们是否把他抓起来严办？”大家听后义愤填膺，都说：“对，我们应该把他抓起来，严厉惩治。这个奸商太坏了，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在会上，大家推荐杨国光和张世光带队去捉拿彭××。
第二天上午，杨国光和张世光带领几十个同学，到汉口江汉关附近河街，找到彭姓商人质问道：“彭××，你知罪吗？”彭××态度强硬地说：“我在这里做生意，到底有什么罪？”杨国光义正词严地说：“你勾结刘湘贩运军火，残害四川民众，该当何罪！”彭××极力狡辩。杨国光一声令下：“逮走！”同学们一拥而上把彭××捆了个结结实实，然后押到农讲所。杨国光和张世光认为为民做了一件好事，一定会受到上级表扬，心里特别高兴。
第二天上午，农讲所办公室派人将杨国光、张世光找去。在办公室，毛泽东询问他们去汉口的事，杨国光、张世光把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了毛泽东后，毛泽东拿出武汉卫戍司令部一份公函，说：“你们看吧！”杨国光、张世光接过公函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查昨日上午，有贵所学生杨国光、张世光等统率多人，在河口将商人彭××捕去，彭××在汉口经商有年，并无反动行为，请贵所查明释放。”待他们看完，毛泽东说：“你们把他关起来了，才调查事实真相，恐怕不好。如果没有事实，就把他放回去。”陈克文说：“今后事先要把事情调查清楚，应该先向我们报告，切不可轻举盲动……”毛泽东最后对杨国光说：“杨国光同学，你平时敢说敢干，思想活跃，不仅理论学习好，还在军事训练中成绩突出，你有组织能力，同学们都喜欢听你的，这很好。你的思想觉悟高，爱憎分明，就更好。但是，纪律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命令怎么能随便去抓人呢？抓彭××这件事影响就非常不好，希望你今后再也不能犯这样的错误。”毛泽东的一番批评教育，使杨国光又高兴又难过，他从心眼里越发敬佩毛泽东。
从此，杨国光带领同学们一面学习训练，一面做一些调查反动分子的工作，把收集到的情况及时报告给农讲所，请示上级如何处理，得到指示后才按命令行事，为肃清反动分子做了不少事情。由于表现出色，杨国光等被选为重点培养的革命骨干力量，被秘密送往洪山小学内进行特殊训练。期间，杨国光学习到了很多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打击敌人的知识和方法，特别对毛泽东教给他的“有理有利”的对敌斗争方法感受颇深，在以后的革命工作中进行运用，都收到了好的效果。1927年6月18日，农讲所学员毕业了，领到了毕业证的杨国光、张世光等四川同学受党组织指派，秘密返回四川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在之后的革命斗争中，杨国光时刻铭记毛泽东的教导，以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自己开展革命活动，虽出生入死、受尽磨难、痛失亲人也不改信仰，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题图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责任编辑：徐嘉）
1925年，年仅18岁的四川巴县走马乡（现重庆市九龙坡区走马镇）青年杨国光（曾用名杨适原、杨中奇、杨崧等）考入重庆中山中学。在这里，受进步师生影响，他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活动，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经他的老师、共产党员杨闇公和同学卿宗德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北伐军打到武汉时，杨国光等人参加了北伐军总政治部的工作，他们随军征战江西、安徽等地。1927年初，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前夕，杨国光等人秘密回到武昌。此时，毛泽东也来到武汉，创办了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组织的安排下，杨国光等20多名从北伐军政治部回来的共产党员全部进入武昌中央农讲所学习。
进入农讲所
认识毛泽东
武昌中央农讲所是在国共合作时期，由毛泽东倡议、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1926年11月，毛泽东结束了第六届广州农讲所的工作，到上海主持中央农委工作，提出了“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计划并得到中共中央批准。随后，他同国民党中央和有关方面商议，取得共识，并得到周以粟等8人的协助。农讲所是常务委员会负责制，毛泽东、邓演达、陈克文等3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常委下设教务处、训练处、总务处。各处主任由常委聘任，教务主任为周以粟，陈克文兼任训练主任，总务主任为季刚。农讲所的3位常委都身兼要职，邓演达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任，所里有重大事情他才来一下，其主要精力没法放在农讲所；陈克文是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委、中央农民部秘书，他虽然是做农民工作的，但是没有搞农运的经历和经验，因此毛泽东成为武昌中央农讲所的总决策者和执行者。武昌中央农讲所里，共产党员讲师占绝大多数，有恽代英、傅杰、郭沫若、李立三、瞿秋白、彭湃、方志敏、陈荫林、于树德、邓恩铭、李达、夏明翰、吴玉章等，还有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和知名人士李汉俊、何翼人等。农讲所分为4个班教学，其中3个班设在武昌红巷13号，1个班为特别班，设在武昌花园山。所有学员入学非共产党员者一律要经过考试，合格者才能被录取。杨国光等20多人因是共产党员，又参加过北伐战争，所以就免试直接进入农讲所学习。入学后，每个学员都发有一个白布制所徽，上有農讲所的名称，学生姓名、编号，盖有农讲所的印章。为了保护自己，杨国光当时改名为杨适原，所以所徽上填的是杨适原。
武昌中央农讲所1927年3月7日正式开课，因农讲所的事在武汉国民政府内还未理顺，所以到4月4日才补办开学典礼。毛泽东主持会议，邓演达致开幕词。典礼结束后，举行了阅兵式。
毛泽东讲话时，杨国光才看清了他的容貌：宽宽的额头，浓浓的眉毛，一双明亮有神的大眼睛。只见他高高的身材，身着深蓝色长衣，红光满面，眉宇间透露出领袖风范和巨人风采，他说话是湖南口音，铿锵有力，又吐字清晰，声情并茂，给人敬畏之感，给杨国光留下了深刻印象。
聆听精辟讲解
掌握过硬战术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武昌中央农讲所十分注重提高学生的政治素质，要求学生必须“革命观点确定”“入所后服从本所纪律，接受严格训练”。农讲所开学第一课就是组织学生讨论：“怎样做一个农讲所的学生？”“怎样才能消除从旧社会带来的许多毛病，改造成为一个有效的革命工具？”让学生自己找出存在的思想问题和根源，然后全校师生一起制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规约中订立了包括“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必须要受严格军事训练”在内的12条“必须绝对服从纪律”。
武昌中央农讲所教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农讲所安排的课程有《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农民运动理论及策略》《社会进化史》等近30种，毛泽东是承担课时最多的教师之一，他除了讲《农民问题》《农民运动理论及策略》等课程外，还讲他自己调查研究后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了驳斥社会上一些人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提高学生的认知，他还把自己亲自参与调查后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讲给全校师生听。杨国光一直对当时的情景印象深刻。讲课那天，全所800多名师生和外面来的听众，把大教室围得满满的，毛泽东手拿讲稿登上讲台，他以自己亲身考察的大量事实，雄辩地说明，农民起来打倒封建势力，成就了“40年乃至几千年未成就过的奇勋”，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在讲到长沙新康镇和湘潭银田镇的团防局长残杀农民的罪状时，毛泽东气愤地说：过去，土豪劣绅杀人不眨眼，现在农民起来枪毙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的威慑力，有什么理由不应该？听了他的讲授，同学们对“农民运动中的许多根本问题，得到明确的理解，一些混乱思想得以澄清”。为了拓宽同学们的视野，毛泽东还亲自参与编辑出版了一套农民问题丛书给同学们阅读，同时，还经常组织同学们到洪山、石咀等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请贫苦农民来农讲所做报告。这些生动活泼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大大提高了学生对革命的认识和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
农讲所里专门设有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对农民运动中的土地问题、武装问题、乡村自治问题等，采用分组开展讨论的方式，每周进行一、二次。对于有些问题，大家开始意见分歧很大，经过讨论争议，最终统一了认识，明确了政策界限，提高了运用马列主义基本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农讲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其整个教学过程中，除主要进行土地问题和政权建设问题课程的学习及实际锻炼外，还反复强调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始终把军事训练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农讲所里设有军事委员会，隶属于教务处和训练处，学生实行军事编制，全校成立总队部，下有大队、中队、区队、分队（班）。除班长从学生中选出外，各级队长都由部队或者军校调来。总队长因故被调走后，该职由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杨总队长兼任。杨国光记得杨总队长到任那天，毛泽东向全体同学作了介绍，并讲了话，他说：干革命就是要枪对枪，刀对刀。要建立农民自卫武装。没有革命武装就不能打倒反动派，就不能保卫农民群众的利益。大家要服从各级队长的指挥，严格遵守纪律，苦练杀敌本领，紧握手中枪，为争取革命的胜利，做出应有的贡献。每周日，杨国光等共产党员还要去单独接受军事训练，恽代英和傅杰等军事教官向大家教授怎样组织农民运动，怎样开展游击作战，怎样制造爆炸物品，怎样书写秘密信件，怎样跟踪敌人及怎样使用武器等内容。农讲所开始时安排每天2小时的军事课，后来因形势变化，增加到每天4小时。不少时候，教官会将学员拉到野外进行实地军事演习和真刀真枪的演练。有时晚间，突然一声军哨响，限定5分钟内穿好衣服到操场上集合，再到野外练习抓特务、夜袭、打敌人，攻城堡、夺山冈……以此来训练同学们的胆量和军事技能。杨国光在训练中表现出色，被军事教官傅杰称为游击战术学得不错的学员。
1927年春，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已达白热化程度，形势十分严峻。2月下旬，湖北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阳新惨案”，3月上旬江西又发生了“赣州惨案”。为此，3月15日，武昌中央农讲所赣籍学员150余人，渡江到汉口南洋大楼，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请愿。他们一路上高呼口号：“打倒土豪劣绅！严惩杀人凶手！为死难烈士报仇！”3月26日下午，武昌农讲所在校内大操场上举行有各界人士参加的“追悼阳新、赣州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在这革命势力的范围内，竟不断地演出惨杀工农的事实，由此可以证明封建残余势力正准备秣马厉兵，向我们进攻。从今日起，我们要下决心向那些反动分子的势力进攻，务必达到真正的目的。
不久，在反革命势力的蛊惑下，麻城县的土豪劣绅勾结反动的红枪会和民团1万多人包围了县城，大肆劫掠农会财物，屠杀农运干部。中共麻城县委一方面组织群众英勇抵抗，同时派人到武汉求援。董必武和毛泽东商量后，决定抽调农讲所学员200多人组成学生军，与在黄安剿匪的警卫连星夜驰援麻城。毛泽东亲自送学生军到武昌汉阳门上船，并鼓励他们要英勇作战，胜利归来。到麻城后，包括杨国光在内的学生军遵循毛泽东的教导，一面打仗，一面做群众工作，他们向农民宣传组织起来，建立革命武装，保卫胜利果实的道理。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暴乱很快被平息。
毛泽东明辨是非
学生们豁然开朗
武昌中央农讲所进院门的右侧，有一棵高高的杨树。
一天晚饭后，杨国光、张世光、文曙东、干素等同学在树下讨论问题，这时外出散步的毛泽东走了过来，问：“你们几位在谈什么呀？”
杨国光见毛泽东来了，忙站起来说：“毛委员，我们在讨论，北伐军打到江西的时候，为什么蒋介石会派人来打我们？”毛泽东故意问：“你们说呢？”张世光说：“国民革命军撤了他的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他想报复！心眼太小。”文曙东说：“他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反对‘三大政策’，反对‘三民主义’，革命者都反对他。”干素也说蒋介石野心大得很，他想做中国的总统，所以想方设法限制共产党……
毛泽东见杨国光没有回答，便笑着问他：“你怎么不发表意见呢？”杨国光急忙说：“毛委员，不是我不发表意见，我认为，这里面的问题是复杂的，深层的。可以说这是蒋介石在蓄意破壞国共两党的合作，是有意向中国共产党进行试探性的挑战！就看中国共产党敢不敢对他进行有力的反击。我有一种预感，国共分裂是迟早的事，而且是血腥的，恐怖的，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我现在仿佛已经闻到了浓浓的火药味。我们有些担心啊！”毛泽东听后似有所思，既高兴又严肃地肯定说：“你们分析得都有道理。是呀，蒋介石野心勃勃，他决不允许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存在。原因是1927年1月，他违反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擅自决定迁都南昌。2月9日，邓演达与徐慊、吴玉章等人组成行动委员会，同蒋介石进行斗争，3月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免去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他肯定不服，报复杀人是必然的。”毛泽东停了停，转向杨国光：“特别是这位同学，你分析得很深刻，从目前国共合作的种种迹象来看，危机不会在很久后才出现，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学习本领，不仅要做好反帝反封建的准备，而且还要积极做好应付一切突发事变的准备，增强警惕性，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毛泽东接着说：“你们是中国革命的种子，你们要做好到偏僻的农村地区去发动农民起来干革命的准备，同时你们也要考虑到，干革命工作，将会遇到许多你们想象不到的困难，甚至会付出牺牲生命的代价。无论今后情形如何，你们都要继续干革命，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奋斗，中国革命就一定会成功。你们是革命的火种，只要撒遍大地，革命的星火就必将成为燎原之势，红遍整个中国。”听了毛泽东这番话，杨国光等深受鼓舞，干革命的信心更加坚定。
在交谈中，毛泽东赞扬杨国光对时局的分析入木三分，问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认识。杨国光就把自己曾经在安庆从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中死里逃生的一段亲身经历告诉了毛泽东。听了杨国光的讲述，毛泽东眉头紧锁，说：“是啊，暴雨欲来风满楼。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见4位同学的心情都很沉重，毛泽东把话锋一转，说：“噢，我们光顾着谈话，忘了问你们的名字了呢！快告诉我，你们叫什么名字？”当4位同学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他时，他很高兴。“很好嘛，你们的名字就很有气概，是胜利的象征，是吉兆。”他说，“杨适原本名杨国光，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扬光大，让中国革命的曙光驱散黑暗，照亮全中国，好嘛。张世光，革命者张开双臂去迎接共产主义的曙光照亮世界，有意义。文曙东，文明的曙光正在世界的东方冉冉升起，将世界照得通亮，可以。干素，立场坚定，坚决同反动派干，素来都以取胜著称。很好，很好。”见自己的名字经毛泽东这么一解释，都被赋予了革命的意义，杨国光他们很兴奋。他们早听说毛泽东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农运领袖、诗人，今天能和他近距离接触，聆听他的教诲，真是大开眼界。天色渐渐暗下来，天空中亮起了明亮的星星。毛泽东仰望星空，自言自语地说：“黑夜漫漫路正长，曙光何日照东方。革命同志需努力，不怕艰险战恶狼。”最后，他要同学们对革命的问题多多讨论，他也愿意和大家交流，共同进步。
后来，毛泽东常指导杨国光等同学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在他的循循诱导下，许多同学入所一段时间后，对革命的认识大大提高，更有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平息暴乱显身手
保卫革命大本营
1927年4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反共反人民的本质越来越暴露。他们首先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的革命组织几乎被全部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一时间，上海血流成河，尸横遍地。蒋介石篡夺了北伐的胜利果实，在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4月18日建立起代表他们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宣布3月从广州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的一切决议为非法，并派军队围攻武汉。此时正值大部分国民革命军开赴河南北伐之际，加之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策动下，于5月17日在宜昌率部叛变，公开发表反共通电，并纠集刘佐龙、川军杨森等由宜昌东下，突然向武汉进攻，革命形势已到了危急关头。在武汉政府留防军队少的情况下，受党的指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合编为中央独立师，又名学生军，准备迎击来犯之敌，誓死保卫革命大本营武汉。 这天夜里，一阵急促的集合哨响之后，全所同学很快持枪列队在操场待命，接着毛泽东、陈克文、邓演达等领导人莅场讲话，邓演达慷慨激昂地高呼：“同志们，现在蒋介石派出大批军队由江西向武汉进伐，一面命令川军杨森率领所部由沙市向新堤县配合鄂军夏斗寅，率领8团之众进攻武汉，现在已迫近武汉纸坊车站，叶挺部健儿正顽强抵抗，我部张发奎等都亲临前方战斗，武汉形势万分危急。同学们，只有你们上前，同叶挺军配合作战，才能粉碎敌人的包围进攻；同学们，战则生，不战则亡！你们说怎样？”顿时，“杀杀杀”的喊声惊天动地，邓演达随之下令出发，浩浩荡荡的学生军冲出武昌城，直抵纸坊。
在与敌接触后，全体学生军都上好刺刀冲锋，奋勇向前，高呼“打倒蒋介石，活捉夏斗寅；打倒川军，活捉杨森”的口号，此起彼伏的喊声震耳欲聋。猛烈的拼杀令夏斗寅部仓皇失措，来不及组织还击，就被打得死伤无数，溃不成军。这次战斗，打垮夏斗寅8团之众，俘虏1000多人；打垮杨森1个师，俘虏了几百人。学生军乘胜追击，直把敌人打到新堤之外。这一仗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大家都欢欢喜喜地回到武昌农讲所，白天照常上课训练，晚上全副武裝登上城墙担任护城警戒，直到大军调回接防。学生军和北伐军相互配合英勇对敌，有力地保护了武汉的安全。杨国光亲自参加了这次平息夏斗寅叛变的战斗，与同学们一起为保卫武汉做出了贡献。
第二天，同学们刚回到教室上课，毛泽东就来到教室，对大家说：“昨晚，我们农讲所又来了暴徒，大家知道吗？”同学们一听都怔住了，惊讶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毛泽东神情严肃地讲述了驻长沙的许克祥部发动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积极分子的“马日事变”及夏明翰等同志幸免虎口来到农讲所的经过。他极其愤怒地说：“马日事变是在蒋介石、何键指使下，经过精心策划的反革命事件，我们绝不能饶恕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滔天罪行！一定要坚决反击，讨还血债！”他的话点燃了同学们心中的烈火，纷纷要求到斗争第一线去战斗，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毛泽东、周以粟等领导同志研究后，决定派农讲所里的湖南籍同学先回乡，立即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很快，湖南籍的同学由毛泽东训话后，便回到家乡参加实际革命斗争了。
擅自捉拿四川“奸商”
接受教育受益匪浅
湖南籍同学都直接参加对敌斗争去了。留在农讲所的同学，也热血沸腾，纷纷表示要在对敌斗争中一显身手。特别是四川的同学更是不甘落后，千方百计想要表现一下自己对敌斗争的决心、勇气和革命才干。
一天晚上，四川同学何霁光等召集同学开会，他们说：“四川有个资本家叫彭××，是个大奸商，在汉口的河口开商店，勾结四川军阀刘湘，贩运军火回四川，危害四川人民，我们是否把他抓起来严办？”大家听后义愤填膺，都说：“对，我们应该把他抓起来，严厉惩治。这个奸商太坏了，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在会上，大家推荐杨国光和张世光带队去捉拿彭××。
第二天上午，杨国光和张世光带领几十个同学，到汉口江汉关附近河街，找到彭姓商人质问道：“彭××，你知罪吗？”彭××态度强硬地说：“我在这里做生意，到底有什么罪？”杨国光义正词严地说：“你勾结刘湘贩运军火，残害四川民众，该当何罪！”彭××极力狡辩。杨国光一声令下：“逮走！”同学们一拥而上把彭××捆了个结结实实，然后押到农讲所。杨国光和张世光认为为民做了一件好事，一定会受到上级表扬，心里特别高兴。
第二天上午，农讲所办公室派人将杨国光、张世光找去。在办公室，毛泽东询问他们去汉口的事，杨国光、张世光把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了毛泽东后，毛泽东拿出武汉卫戍司令部一份公函，说：“你们看吧！”杨国光、张世光接过公函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查昨日上午，有贵所学生杨国光、张世光等统率多人，在河口将商人彭××捕去，彭××在汉口经商有年，并无反动行为，请贵所查明释放。”待他们看完，毛泽东说：“你们把他关起来了，才调查事实真相，恐怕不好。如果没有事实，就把他放回去。”陈克文说：“今后事先要把事情调查清楚，应该先向我们报告，切不可轻举盲动……”毛泽东最后对杨国光说：“杨国光同学，你平时敢说敢干，思想活跃，不仅理论学习好，还在军事训练中成绩突出，你有组织能力，同学们都喜欢听你的，这很好。你的思想觉悟高，爱憎分明，就更好。但是，纪律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命令怎么能随便去抓人呢？抓彭××这件事影响就非常不好，希望你今后再也不能犯这样的错误。”毛泽东的一番批评教育，使杨国光又高兴又难过，他从心眼里越发敬佩毛泽东。
从此，杨国光带领同学们一面学习训练，一面做一些调查反动分子的工作，把收集到的情况及时报告给农讲所，请示上级如何处理，得到指示后才按命令行事，为肃清反动分子做了不少事情。由于表现出色，杨国光等被选为重点培养的革命骨干力量，被秘密送往洪山小学内进行特殊训练。期间，杨国光学习到了很多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打击敌人的知识和方法，特别对毛泽东教给他的“有理有利”的对敌斗争方法感受颇深，在以后的革命工作中进行运用，都收到了好的效果。1927年6月18日，农讲所学员毕业了，领到了毕业证的杨国光、张世光等四川同学受党组织指派，秘密返回四川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在之后的革命斗争中，杨国光时刻铭记毛泽东的教导，以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自己开展革命活动，虽出生入死、受尽磨难、痛失亲人也不改信仰，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题图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