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托·赫尔曼·斯坦普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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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克托·赫尔曼·斯坦普佛(Victor Herman Stempf,1893-1946)是一位杰出的会计学家和会计理论先驱,他的一生对现代会计理论和实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5年,因其对美国会计职业发展的突出贡献,他与E. L. 科勒和W. W. 库珀一起获得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简称AICPA)的金奖(AICPA’s Gold Medal Award),成为该奖项于1944年设立后的第二批获奖者之一。1952年,他作为最年轻的成员被选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于1950年为美国著名会计学家设立的专门纪念厅——会计名人堂(Accounting Hall of Fame)。
  斯坦普佛于1893年4月28日出生于明尼苏达州(Minnesota)的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是理查德·斯坦普佛和杰西·C·斯坦普佛(Richard and Jessie Cirkler Stempf)之子。1915年,他于路易斯大学(Saint Louis University)毕业后即进入Touche Ross公司就业。1917年,斯坦普佛开始其注册会计师的职业生涯。1919年,他成为Touche Ross公司的经理。
  1917年4月12日,斯坦普佛与多梦茜(Dorothy)结为夫妻,并育有两个孩子。1946年4月18日逝世,年仅52岁。
  在斯坦普佛的一生中,曾担任过美国多个会计职业组织与学术机构的多种职位。他在1935到1946年期间,担任美国全国会计师协会(National Accounting Association,简称NAA)理事会成员,1938年到1939年任NAA副会长,1940年到1941年任NAA会长;他于1942到1943年任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副会长,1943年到1944年任该会会长,并在1944到1946年期间担任该AICPA执行委员会成员,他在任职期间对该组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1949年任美国会计学会(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简称AAA)副会长;1925年,他曾担任密苏里州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1926年到1940年间,他一直是纽约注册会计师理事会成员,并于1939年到1940年间为该协会会长;1926年,他创建了全国成本会计师协会圣路易斯分会(The Saint Louis Chapter of NAA)。除此之外,1937年到1940年间,他还曾担任过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有关会计程序、会计术语和战后税收政策委员会的成员以及联邦收益税收委员会(Committee on Federal Income Taxation)的成员; 1936年到1945年,他曾任过纽约政策委员会(Police Commissioner of Mamaroneck)委员;除此之外,他还任过密苏里州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的司库。
  斯坦普佛一生除了担任过多种职务外,他还广泛参与各种学术活动。1943年和1944年,他分别担任《会计师手册》(Accountants’ Handbook)和《成本会计师手册》(Costs Accountants’ Handbook)的编辑顾问。他参加过许多专业团体的演讲,并且给当时的会计专业期刊写了大量的文章,他还到美国多所大学发表过演讲并受到师生的一致好评,他曾在他的母校圣路易斯大学(Saint Louis University)担任兼职教授多年,并在1944年得到路易斯大学授予他的一个奖项。斯坦普佛一生在会计理论与实务方面贡献很多,但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创建全国成本会计师协会圣路易斯分会(The Saint Louis Chapter of NAA)。1926年,斯坦普佛与John J. Lang、George Maurer、John K. Morgan以及Charles A. Renard共同发起创立了美国全国会计师协会圣路易斯分会。在该组织刚成立的最初几年,理事会成员每年集会在位于Desoto旅馆的城市俱乐部,第一次全国性会议则在芝加哥举行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斯坦普佛作为该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于1940年在圣路易斯州举行的年会上,被选举为美国全国成本会计师协会会长。但要想成为美国全国成本会计师协会的一个分会,必须向全国协会提出申请并制定相应的章程。在全国成本会计师协会圣路易斯分会成立后,斯坦普佛代表该组织理事会制定了相关章程和规则,其中包括分会名称、分会分布范围(授权接受林肯郡、路易斯州、富兰克林州、杰斐逊州和华盛顿等城市)、分会目标、分会成员、分会治理和分会财务等问题。
  第二,在《会计评论》(The Accounting Review)1944年第2期上发表的“终止与再协商(Termination and Renegotiation)”一文中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及具体方案。本文主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应当如何帮助企业顺利实现从战时生产到民用生产的转变,以保持和平时期商业的迅速发展,并消除大量失业的危险出发,就是生产终止还是协商生产这一关系到相关各方直接利益的焦点问题,从既不影响工业生产的稳定性,又要从财务报告及其审计角度考虑表达了观点,并就此环境下的终止和协商问题进行了探讨。文中指出,战时生产不会突然停止而向民用生产更快地细化,在此过渡期内,生产减少是不可避免的,而取消战时合约的清算、战争存货和设备的处置和交换,以及公正确定留存收益对战后美国工业至关重要。终止和协商可以服务于职业会计师的有用目的。如果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可以获得,价格调整委员会将会在所有再协商程序和多数终止程序中对其提出要求,这些报告将会为承包商的财务代理提供信用保证。同样地,在再协商和终止中,注册会计师也会提供有价值的帮助并且会提交一份经过认真准备的数据。但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必须保持他的独立性地位,以防止关联性,它与独立注册会计师的功能是不相容的。再协商偿还款条款应该作为流动负债包括在资产负债表中,并且作为一项计税销售额特别的扣减项目列示于损益表中。很显然,这是一项强制性要求,会计师必须熟悉再协商和终止的相关要求并且应该明确他们自己的责任。全文的主要内容涉及战争协议的终止、基本原则、政府调节和权限、联合协议终止委员会、总会计署、紧急清算、战争存货和设备的处置、原则和实务、财务报告、终止和再协商的相互关系、当前应用情况、新的免除条款、追索调整、过渡盈利的含义、可允许的扣除、战争协议价格调整委员会的功能、税务法庭、义务协议、整体依据、内部收益署的审计、限制性规定、法案的终结、战争合约的再计价等方面。
  第三,在《会计评论》(The Accounting Review)1938年第1期上发表的“对《会计原则暂行公告》的质疑(A Critique of the Tentative Statement of Accounting Principles)”一文的理论观点。该文就会计原则的暂行规定提出了质疑。文中提出,不同产业有着自身的特征,同一产业也存有不同,这些相异之处要求运用多种确认会计原则以解决那些相似但不相同的问题。对这些试验性的原则评论取决于会计的发展。这些成果不仅会计专业人士会运用,那些经营者、依违两可债权人和投资者也会使用它。在原则的制定过程中,观点必须清晰明了,不能留有任何模棱两可的余地,以便达成共识。因此,会计原则的暂行规定只能作为可选择的确认原则运用,而不应该是强制性的。尽管涉及共性会计实务的原则已经确定,但从审计角度看,许多情况下有些替代程序是可以使用的,这些情况可能证明有关程序的规定是冗长而缺乏效率的。在该文中,斯坦普佛主要就两个方面提出质疑并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第一个方面,是关于成本和价值的计量问题。(1)《公告》规定:“会计本质上不是一个估价过程,但对实物资产的估价是会计师的责任。”他认为,此规定不够恰当,会计应该是对账户的设立进行处理并不进行价值的估计。(2)《公告》规定:“成本应该被冲销,以反映已消耗的、到期的、已毁损的成本,并对当前账户进行调整以确定实际价值。” 他认为,应该对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计价进行区别。固定资产的计价是以折旧、摊销来进行调整的,该方法同样适用于无形资产、租赁和专利权的计价。而流动资产的计价是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3)《公告》开始部分说明该规定不适用于企业合并,但又规定,如果实际拥有权发生实质改变,成本应该按照现金支出或者按照在证券市场上获取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他就这些规定提出了质疑:如果所有权发生了非实质改变,那么如何对这个独资公司的固定资产进行计价;如果一个公司的股本改变引起了固定资产实际拥有权的本质改变,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需要改变吗?这个公司的原始成本与新法律实体的剩余成本是一致的吗?此外,他还就证券市场上取得的价值作为公允价值提出了质疑。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收入计量的原则问题。《公告》认为应该将经营活动损益表和非经营活动损益表连接为一张表,这样就可避免盈余调整。斯坦普佛认为,从理论上讲,此规定可以行得通,但是否能将其作为会计原则则持怀疑态度,并认为将此作为会计原则使用是一种空想。与此主题相关,他围绕多个方面进行了讨论:(1)关于盈余调整。在会计实务中,盈余调整被视为一种不利,反复进行盈余调整可能意味着所选用的会计方法存在问题。在会计中遵循着一个基本规则,生产循环中收入与费用应该相互匹配,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收入和费用的不精确增值也可能违背这一原则。如果年末和年初的数额不一致也不会严重影响损益信息,但如果差异扩大就会出现问题。此外,他还就资本盈余计提相应费用是否会影响将来收益所对应的费用,以及进行损益调整对当年和以前年度的财务报告的影响进行了探讨。(2)关于联邦收入征税管理。由于不能准确地确认每年的收入,征税存在很多问题。可能某年多征而下年少征。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借方或贷方的调整会歪曲收入,此时他倾向于盈余调整。(3)关于现金购买商誉时损益账户的调整。如果用现金购买商誉,购买价格应当以以前年度收益为基础。如果经过一段时间后,商誉已经没用任何价值,董事会决定对商誉进行冲销,那么会计师所面临的问题是,应如何对损益账户进行调整?如果某年损益账户已经做好,该由谁来估计年损益和调整以前年度的损益?(4)关于相关条款的讨论。他对于《公告》第9条规定并不反对,但认为其不应该作为一项会计原则,而应该作为一个程序;《公告》第10条和11条规定应该是第9条的一个详细叙述,也不应该作为一项原则;《公告》第12条应当无条件地作为一项原则;完全不同意《公告》第13条中要求“由于当前年度的调整,以前年度的盈余以及年度报表应该再次声明”。●
  
  [主要参考文献]
  [1] Victor H. Stempf. A Critique of the Tentative Statement of Accounting Principles.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 13, No. 1. (Mar., 1938), pp. 55-62.
  [2] Victor H. Stempf. Termination and Renegotiation.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 19, No. 2(Apr., 1944), pp. 109-230.
  [3] http://fisher.osu.edu/departments/accounting-and-mis/the-accounting-hall-of-fame/membership-in-hall/victor-hermann-stem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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