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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肇庆古城墙始建于宋代皇佑五年（1053），当地百姓又称其为宋城墙，是肇庆的历史见证。2001年，肇庆古城墙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7月，肇庆市人民政府通过了《肇庆古城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启动肇庆古城墙的申遗工作。做好肇庆古城墙的保护利用和研究工作，进一步深挖古城墙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不仅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古城墙的了解，也必将有助于古城墙的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推进。
[关键词]肇庆古城墙；历史价值；体现
肇庆古城墙是肇庆境内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古迹之一，享有“肇庆小万里长城”的美誉。肇庆古城墙始建于宋代皇佑五年（1053），所以当地百姓又称其为宋城墙。全长2801.2米，其中东段403.4米，西段376.9米，南段992.3米，北段最长，为1028.6米，呈“日”字形，面积约0.39平方公里。肇庆古城墙历经沧桑，大隐于市守护历史。作为历史的见证，肇庆古城墙的历史故事和历史价值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成为肇庆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极为有力的品牌之一。2001年，肇庆古城墙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年来，肇庆古城墙都是当地学者、文史专家、文物建筑专家重点研究的对象。2014年7月，肇庆市人民政府通过了《肇庆古城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启动肇庆古城墙的申遗工作。随着古城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步伐的加快，社会各界对肇庆古城墙的关注度更是日益高涨。如何做好肇庆古城墙的保护利用和研究工作，进一步深挖古城墙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已成为当下古城墙申遗工作中重要一环。本文从以下四方面进行探讨，祈望能从中加深对古城墙的了解，也希望借此机会得到各位学者的赐教。
一、肇庆古城墙促进了肇庆生活、生产环境的稳定
肇庆古为端州，自古以来，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肇庆背靠北岭，面临西江，上接苍梧，下连南海，为粤西咽喉之地。“肇庆岭南要郡其来久矣，控压东西两粤尤为冲会。”[1]。“肇庆襟五岭，带三江，绾两粤咽喉，为东南扼要之地[2]。据说肇庆有城，始于汉代，城址在今城东郊，但目前还有待进一步考证。现存的肇庆古城墙建于宋代，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绍圣三年（1096）春三月辛亥封遂宁主佶为端王”；“元符三年（1100）冬十月升端州为兴庆军，是端王即位故也”；“徽宗皇帝重和元年（1118）冬改兴庆军为肇庆府”[3]。这段文字不仅说明了端王赵佶的身份地位的变化，而且也道出了徽宗与肇庆的关系。在宋重和元年（1118），宋徽宗以他的瘦金体书法亲笔题下“肇庆府”三字，寄予了徽宗对肇庆的关注和特殊感情。“肇庆”意为从始吉庆、国泰民安。我们从肇庆地名的来历可以知道，历史上的肇庆（之前称端州）其实并不吉庆，百姓生活并不太平。事实上的确如此。据笔者了解，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贼寇猖獗；二是水患。
史上的广东曾经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无法无天的地方，盗匪横行。“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今日广东，贼之密布如棋局，遍地皆贼，官无文武，皆以防贼为虑；家无贫富，皆以防贼为虑”；“粤东匪甲天下”。上述文字或许有点夸张，但仍有历史依据，据史料记载：宋代贼寇十分猖獗，连时任端州郡守包考肃也为蛮贼头痛，并向朝廷请求增加衙职人员以加强对府城的守护。他在《再请添差广南职官疏》[4]中向朝廷陈述要求增加职官的原因：“岭服之表地，最遐僻俗性犷悍，易动难安，今又蛮骚扰”，“岭外远郡乃令此辈独员管勾，民罹其害无所控告……”可见其时贼寇猖獗的程度。当时官方指的贼寇包括海盗、倭寇、山贼、瑶民滋事、农民起义等。这些贼寇动辄数万人，与当地的山贼、海盗相互勾结，他们攻占县城、烧毁民宅、杀戮官民、抢夺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因为“西贼犯关”[5]，所以如何抵御贼寇已成为当时守城者的头等大事。1041年，广西壮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进一步突显了修筑城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052年广西侬智高沿西江率军连续攻陷邕（今南宁）、封（今封开）、康（今德庆）等州府后直逼端州，对端州城造成极大的威胁，也加速了修筑城墙的进程。当时的端州太守丁宝臣，因为无城可守落荒而逃。他的继任者江阑之对此行为十分气愤，在修志时要“笔錄载宝臣守端州，侬智高入境，宝臣弃州遁……”[6]这一史实，以儆后人。后来，宋朝廷派遣大将军狄青平定这场叛乱才保一方平静。鉴于这一历史教训，为抵御贼寇敌兵，宋皇祐五年（1053），时任知州江柬之决定修筑城墙。他根据建城要靠水、依山的原则，开始修筑土城。“元符三年（1100）冬十月升端州为兴庆军，是端王即位故也”，鉴于端州的特殊地位，在政和三年（1113），当时的端州郡守郑敦义筹划修筑城墙，先将土城重筑扩建，后又陆续补筑重修，把土城改为砖城，全长为2801.2米，城的防御体系逐渐形成。古城墙修筑后，“往年夷寇窃发于肇庆之间”从此“转掠他境，雷（州）廉（州）以东连数十城民无完肤”[7]，有效地提高了肇庆抵御贼寇的能力，确保了一方的平安，也实现了宋徽宗对其封地肇庆寄予吉庆、太平的希望。
历史上的肇庆，由于南临西江，西江洪水常年泛濫成灾，水患不断。“千户郭纯以南隅滨江用石甃河畔高二丈与城址并捍水患” [8]捍水患成为筑城墙的另一个目的。据有关史料记载，自1303年至2013年的700多年间，共发生86次洪水，其中特大洪水（12-13米）18次，非常洪水（13米）以上5次，平均8年就发生一次，景福围决口13次。如在明成化十六年大水高要决堤，明正德二十七年大水高要决堤、民国四年（1915）洪水水灾等，都反映了水患之严重。明代知府王泮建崇禧塔、郭一麟建文明塔等风水塔也是出于镇住西江水患的目的。据统计古城墙在历史上防水患多于御敌。特别是当两广总督署于1564年迁至肇庆后，古城墙的御敌功能开始退却，防洪功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民国四年（1915）发生的西江河水暴涨，当时城外是汪泽之国，城内却安然无恙，当年古城墙成了抗洪卫士，成为了肇庆百姓的救命城。 近1000年来，肇庆古城墙无论是抵御贼寇还是防洪，都发挥着积极的影响。纵观肇庆古城墙的修筑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城墙作为御敌和防洪工程，其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防止、避免战事和水患的发生，以求得百姓有一个安定和平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从这个角度来看，肇庆古城墙对促进当时肇庆生活、生产环境的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肇庆古城墙促进了肇庆地方特色文化的的发展。
肇庆古城墙作为肇庆历史上最宏伟的文物建筑之一，积淀和凝聚了极为深刻的文化内涵。古城墙出现的近1000年来，以肇庆为中心的西江流域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始终没有停止过，七星岩500多处的石刻题字就可印证这一点。可以说，是肇庆古城墙的修筑促进了以书院文化、建筑文化、端砚文化、石刻文化、宗教文化等为代表的肇庆地方特色文化的发展。这里主要阐述书院文化和建筑文化两方面：
一是促进了书院文化的兴盛。书院是由官员或乡绅倡办的民间办学机构，不列入国家学制，但它以私学起而渐趋官学化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作为一种异于官学也异于私学的教育机构，书院承担着教育、著述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任。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最早的书院产生于北宋初年。宋代书院的产生是当时科举选贤制度的产物。“制举无常科所以待天下之才杰，天子每亲策之。然宋之所才，多由进士而以，是科应诏者少，惟召试官职及博学宏词而得，忠鲠文学之士，或起之山林，或取之朝著，召之州县，多至大用焉[9]。正是由于“多至大用”，人們都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改善生活条件。特别是宋代两位改革先锋范仲俺和王安石分别推行的“精贡举”和 “重进士”成为书院文化兴盛的助推器。据史籍记载，在肇庆史上最有名气的书院是康定元年（1040）知端州军州包拯在肇庆城北开设的星岩书院。这不仅是肇庆最早的书院，也是岭南最早的书院之一，开岭南办书院的先河，与顺德容山书院、惠州丰湖书院、广州学海堂合称为“广东四大书院”。 到了明清时期，肇庆涌现出菘台书院、端溪书院、景星书院、濂溪书院、仰湖书院、庆云书院等一批远近闻名的书院，是肇庆书院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书院不仅体现为倡学的精神风气、尊师爱生、师友砥砺、择师自由、坚守所学且兼取诸家之长，正因为是这种良好的风气，吸引了一大批著名学者诗人来肇庆讲学著书，其中如陈献章、湛若水、林召堂、全祖望等史上有名的学者，促进了肇庆文化多元发展。
二是体现肇庆建筑技术的领先地位。根据肇庆市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结果显示，在肇庆1.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有不可移动文物2539处，其中古建筑1671处。肇庆自唐宋以来，曾有许多古建筑。现存的古建筑不仅数量丰富，而且保留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和艺术风格，其中相当部分在全省乃至全国占有一定地位。较为突出的有古城墙、梅庵、高要学宫、崇禧塔、阅江楼等一大批宋代及之后留下的古建筑，它们是肇庆的文化瑰宝。肇庆古城墙作为肇庆地区古建筑的代表，其建筑艺术价值和建筑技术水平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史上的古城墙修有瓮城（宝月台）、雉碟、城楼、敌台、披云楼、马面，是我国南方古代建筑艺术的集中体现。古城墙在建筑史上尤为突出的两点是：第一是体现墙砖制造技术上。城墙墙体上有宋、元、明、清、民国历代青砖，甚至保留了整段宋砖筑砌的城墙，宋代青砖规格为：360×180×60（毫米），为我们研究古城墙的始建年代提供了强而有力实物资料。2015年，文物部门在对古城墙进行维修时又发现了多种刻有铭文和图案的城砖，在铭文上有“高要縣?”、“ 康州泷水縣”“定村立”、“康州?”、“五十”、“洗三”、“崇寧元年”，反映了当时城砖的产地、制砖工匠及制砖时间。这次发现的“崇宁元年”铭文砖再次佐证了古城墙的身份。到目前为止，已发现十多种不同规格的城砖，因而古城墙又被誉为“砖的博物馆”，是肇庆地区砖墙制造技术发展的见证，不仅对研究城墙修葺有参考价值，而且对研究西江流域等地造砖技术提供了实物资料。第二是古城墙的修筑技术为世人所惊叹。主要体现在：一是在水平压力作用下取得了如何维护墙身稳定的经验；二是在内外水位差的作用下对墙防渗和保持渗透稳定有了处理办法；三是掌握了城门采用两侧落木板中间充填粘土的防渗挡水措施；四是墙身和墙基因压缩发生产生裂缝时，懂得了如何处理才不会影响到墙身的安全。[10]由此而确立了肇庆古城墙的建筑地位，它体现了三个“最”：是我国最早的城市防洪工程；是我国城市防洪时间最长的防洪工程；是我国城墙防洪历史最悠久的水利工程。可以说，肇庆古城墙是研究中国城市防洪建筑物历史发展的活标本。[11]肇庆古城墙的筑堤防洪技术，体现了肇庆人民抗击自然灾害的超强能力，在肇庆建筑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现代城市如何做好防洪排涝规划仍有参考价值。
三、肇庆古城墙提升了肇庆城市的影响力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的标志，城墙是古代城市的重要标志。在我国古代，行政级别和经济发展水平共同决定了城的规模。我国古代城池分京都、路、府、州、郡、县等级别，并且体现在城墙的周长上。京都的城周一般超25公里，城周介于25—12.5公里的是次一级的大型城池；城周在12.5—5公里的城，主要是指省及行政区首府所在地；城周在5—2.5公里的相当于府、州一级的治所；县城其城周一般小于2.5公里。肇庆古城墙城周2801.2米，说明当时是以府一级的城池形制修筑城墙。
然而肇庆筑城之初，其规模是“仅容廨宇”。廨是指官吏办公的地方，也就是说刚建的肇庆府城仅仅是一个办公的地方。后来郑敦义为进一步提升防御功能，开始扩大肇庆城的规模，城周达742.8丈。到了明代成化十一年知府李遂“增筑砖城七十余丈”，至此城墙周长达到了812.8丈，接近了古城现时的规模。到了明万历年间，肇庆城市规模已十分壮观。当时肇庆是广东省会，两广总督驻跸城内，其时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在寄回意大利的信中对肇庆府城是这样进行描述的：“肇庆府城完全被高厚的城垣围绕，堂皇宽阔的房屋，道路是非常之优美，不但宽阔远长，而且是笔直，从街的这一端见到街的那一端的行人，在每座城门上面，有一处雄健的炮楼，围绕着城垣的四周，有一条深湛小河时常有炮船或军舰在其中巡逻。护城河的是这样的高强，就是最大的炮舰也能靠近城垣的身边”[12]。这不仅描述了城市的规模，也反映当时肇庆府城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的繁华景象。当时利玛窦的书信被编成书并译成了多种文字出版，其中于一六一四年由金尼阁编写的《天主教传入中国》（Storia dell introduzione del Cristioanesimo in China）一书分五卷，第一卷绪论；第二卷肇庆建堂史；第三卷韶州建堂史；第四卷入京进贡史；第五卷定居北京后传教史。全书原文为意大利文，后编者金尼阁将全书译成拉丁文，后来由译为法、德、西班牙、意等国文字[13]。尽管编者在编书时没有注明是使用了利玛窦的书信手稿，但通过利玛窦的描述，让世界知道了肇庆古城墙，更让肇庆走向世界。从此，肇庆蜚声世界。 四、肇庆古城墙体现了“城保于德”的精神价值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肇庆古城墙的御敌和防洪功能如今已渐渐退却，其留给世人的更多的是其人文价值。据史料记载，古城墙历经宋、元、明、清、民国近1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共25次的修缮。据道光版《肇庆府志》中《肇庆府》记载：参与修筑古城墙的历任官员共有33人，其中宋代2人，明代13人，清代17人，在官职上以知府为最多共16人，督府3人，还有千户、兵备佥事等近10多人。在城墙的修筑保护上他们当中可圈可点的人物有郑敦義、黄本初、黄瑜、张镜心、吴绳年等。他们为何要如此执着地修筑古城墙呢？《明杨子春重修石城记》[14]就为我们找到了答案。文中记载：“端之人咸谓城守重事也”。守城是件重要的事，因为它事关百姓民生，是当时社会背景下，没有什么比守城更為重要的。所以在“明洪武元年夏四月，江西省郎中黄君本初忠厚廉敏、达于从政，委摄肇庆府，黄君下车即布令修政。”可见黄知府对修城的重视。黄本初修筑城墙，是因为“城东南角及西南崩圮者八十余丈，行者不便。君念端民重困之余日不暇给。”考虑 “行者不便”其爱民之心跃然纸上。历经5个月完成了此次城墙的修筑，对黄知府这次修筑古城墙百姓给予了评价：“是以忠信之长，慈爱之师抚民，以仁摩（抚）民，以义导之，以礼乐养之，以德惠齐之。”并得出了“民保于城，城保于德”的结论。这里的“德”，笔者理解为是一种责任、是一份担当。 “民保于城，城保于德” 不仅体现了民与城、城与德的关系，也成为他们修筑城墙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而历任官员也就自然而然地重视对城墙的修筑保护。
关于古城墙的保护不得不提护城英雄梁赞燊。梁赞燊是高要人，民国期间曾任肇庆城濠公所总理。民国十二年前后，粤、桂两军经常交战，多次以肇庆为争夺目标，展开拉锯战。战局混乱，市民受抢劫，房屋被焚，财物尽失，妇女被辱。战后，便有人认为，肇庆之所以多战祸，是因为有城墙可以据守作战，如无城墙则可避免军阀在肇庆混战。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关于拆城和护城之争。时任高要县长严博球决定将古城墙全部拆毁，遭到梁赞燊的坚决反对，认为肇庆古城墙是宋代所筑，有历史价值和防洪作用，同时指出拆城的危害性。当时，恰巧李济深来肇庆任西江善后督办，梁赞燊亲自上门向李济深力陈拆城之害和护城之利，并前后两次上书，请求制止拆城墙，得到了李济深的支持，并下令停止拆城墙。这样，古城墙才得以保存下来。遗憾的是四个城门还是被填埋了。
肇庆古城墙是我省唯一主体和城基本保护完整、规模最大、集防御、防洪功能为一体的古城墙，是全国罕见的宋城。古城墙在捍卫肇庆百姓生活生产稳定、促进肇庆建筑技术发展、提升肇庆城市影响等方面充分凸显了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历史地位，为古城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提供了实物和理论的有力支撑。与此同时，肇庆古城墙也向世人传递“民保于城，城保于德”的精神价值，从中我们也找到了肇庆古城墙历经1000年仍较完好地屹立在肇庆大地上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李权时，李明华，韩强.岭南文化[M]（修订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1）；
〔2〕梁赞燊著作编委会.梁赞燊生平与著作.内部资料，2003（6）；
〔3〕刘利平.两广总督府驻肇庆大事年表[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5）；
〔4〕（意大利）云先·克鲁宁著.利玛窦传（西泰子来华记）[M].思果译.—台湾台中：光启出版社，中华民国五十三年（1964）初版，中华民国七十一年（1982）再版，行政院新闻局局版台业字第0084号。
作者简介：贾敏（1965--），女，本科，文博专业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陈列展览、文物保护。发表《论文化强市与博物馆的关系》、《试论乡土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等多篇专业论文，主持策划《云浮历史文化展》等多个展览。现任肇庆市博物馆馆长。
[关键词]肇庆古城墙；历史价值；体现
肇庆古城墙是肇庆境内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古迹之一，享有“肇庆小万里长城”的美誉。肇庆古城墙始建于宋代皇佑五年（1053），所以当地百姓又称其为宋城墙。全长2801.2米，其中东段403.4米，西段376.9米，南段992.3米，北段最长，为1028.6米，呈“日”字形，面积约0.39平方公里。肇庆古城墙历经沧桑，大隐于市守护历史。作为历史的见证，肇庆古城墙的历史故事和历史价值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成为肇庆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极为有力的品牌之一。2001年，肇庆古城墙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年来，肇庆古城墙都是当地学者、文史专家、文物建筑专家重点研究的对象。2014年7月，肇庆市人民政府通过了《肇庆古城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启动肇庆古城墙的申遗工作。随着古城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步伐的加快，社会各界对肇庆古城墙的关注度更是日益高涨。如何做好肇庆古城墙的保护利用和研究工作，进一步深挖古城墙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已成为当下古城墙申遗工作中重要一环。本文从以下四方面进行探讨，祈望能从中加深对古城墙的了解，也希望借此机会得到各位学者的赐教。
一、肇庆古城墙促进了肇庆生活、生产环境的稳定
肇庆古为端州，自古以来，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肇庆背靠北岭，面临西江，上接苍梧，下连南海，为粤西咽喉之地。“肇庆岭南要郡其来久矣，控压东西两粤尤为冲会。”[1]。“肇庆襟五岭，带三江，绾两粤咽喉，为东南扼要之地[2]。据说肇庆有城，始于汉代，城址在今城东郊，但目前还有待进一步考证。现存的肇庆古城墙建于宋代，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绍圣三年（1096）春三月辛亥封遂宁主佶为端王”；“元符三年（1100）冬十月升端州为兴庆军，是端王即位故也”；“徽宗皇帝重和元年（1118）冬改兴庆军为肇庆府”[3]。这段文字不仅说明了端王赵佶的身份地位的变化，而且也道出了徽宗与肇庆的关系。在宋重和元年（1118），宋徽宗以他的瘦金体书法亲笔题下“肇庆府”三字，寄予了徽宗对肇庆的关注和特殊感情。“肇庆”意为从始吉庆、国泰民安。我们从肇庆地名的来历可以知道，历史上的肇庆（之前称端州）其实并不吉庆，百姓生活并不太平。事实上的确如此。据笔者了解，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贼寇猖獗；二是水患。
史上的广东曾经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无法无天的地方，盗匪横行。“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今日广东，贼之密布如棋局，遍地皆贼，官无文武，皆以防贼为虑；家无贫富，皆以防贼为虑”；“粤东匪甲天下”。上述文字或许有点夸张，但仍有历史依据，据史料记载：宋代贼寇十分猖獗，连时任端州郡守包考肃也为蛮贼头痛，并向朝廷请求增加衙职人员以加强对府城的守护。他在《再请添差广南职官疏》[4]中向朝廷陈述要求增加职官的原因：“岭服之表地，最遐僻俗性犷悍，易动难安，今又蛮骚扰”，“岭外远郡乃令此辈独员管勾，民罹其害无所控告……”可见其时贼寇猖獗的程度。当时官方指的贼寇包括海盗、倭寇、山贼、瑶民滋事、农民起义等。这些贼寇动辄数万人，与当地的山贼、海盗相互勾结，他们攻占县城、烧毁民宅、杀戮官民、抢夺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因为“西贼犯关”[5]，所以如何抵御贼寇已成为当时守城者的头等大事。1041年，广西壮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进一步突显了修筑城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052年广西侬智高沿西江率军连续攻陷邕（今南宁）、封（今封开）、康（今德庆）等州府后直逼端州，对端州城造成极大的威胁，也加速了修筑城墙的进程。当时的端州太守丁宝臣，因为无城可守落荒而逃。他的继任者江阑之对此行为十分气愤，在修志时要“笔錄载宝臣守端州，侬智高入境，宝臣弃州遁……”[6]这一史实，以儆后人。后来，宋朝廷派遣大将军狄青平定这场叛乱才保一方平静。鉴于这一历史教训，为抵御贼寇敌兵，宋皇祐五年（1053），时任知州江柬之决定修筑城墙。他根据建城要靠水、依山的原则，开始修筑土城。“元符三年（1100）冬十月升端州为兴庆军，是端王即位故也”，鉴于端州的特殊地位，在政和三年（1113），当时的端州郡守郑敦义筹划修筑城墙，先将土城重筑扩建，后又陆续补筑重修，把土城改为砖城，全长为2801.2米，城的防御体系逐渐形成。古城墙修筑后，“往年夷寇窃发于肇庆之间”从此“转掠他境，雷（州）廉（州）以东连数十城民无完肤”[7]，有效地提高了肇庆抵御贼寇的能力，确保了一方的平安，也实现了宋徽宗对其封地肇庆寄予吉庆、太平的希望。
历史上的肇庆，由于南临西江，西江洪水常年泛濫成灾，水患不断。“千户郭纯以南隅滨江用石甃河畔高二丈与城址并捍水患” [8]捍水患成为筑城墙的另一个目的。据有关史料记载，自1303年至2013年的700多年间，共发生86次洪水，其中特大洪水（12-13米）18次，非常洪水（13米）以上5次，平均8年就发生一次，景福围决口13次。如在明成化十六年大水高要决堤，明正德二十七年大水高要决堤、民国四年（1915）洪水水灾等，都反映了水患之严重。明代知府王泮建崇禧塔、郭一麟建文明塔等风水塔也是出于镇住西江水患的目的。据统计古城墙在历史上防水患多于御敌。特别是当两广总督署于1564年迁至肇庆后，古城墙的御敌功能开始退却，防洪功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民国四年（1915）发生的西江河水暴涨，当时城外是汪泽之国，城内却安然无恙，当年古城墙成了抗洪卫士，成为了肇庆百姓的救命城。 近1000年来，肇庆古城墙无论是抵御贼寇还是防洪，都发挥着积极的影响。纵观肇庆古城墙的修筑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城墙作为御敌和防洪工程，其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防止、避免战事和水患的发生，以求得百姓有一个安定和平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从这个角度来看，肇庆古城墙对促进当时肇庆生活、生产环境的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肇庆古城墙促进了肇庆地方特色文化的的发展。
肇庆古城墙作为肇庆历史上最宏伟的文物建筑之一，积淀和凝聚了极为深刻的文化内涵。古城墙出现的近1000年来，以肇庆为中心的西江流域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始终没有停止过，七星岩500多处的石刻题字就可印证这一点。可以说，是肇庆古城墙的修筑促进了以书院文化、建筑文化、端砚文化、石刻文化、宗教文化等为代表的肇庆地方特色文化的发展。这里主要阐述书院文化和建筑文化两方面：
一是促进了书院文化的兴盛。书院是由官员或乡绅倡办的民间办学机构，不列入国家学制，但它以私学起而渐趋官学化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作为一种异于官学也异于私学的教育机构，书院承担着教育、著述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任。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最早的书院产生于北宋初年。宋代书院的产生是当时科举选贤制度的产物。“制举无常科所以待天下之才杰，天子每亲策之。然宋之所才，多由进士而以，是科应诏者少，惟召试官职及博学宏词而得，忠鲠文学之士，或起之山林，或取之朝著，召之州县，多至大用焉[9]。正是由于“多至大用”，人們都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改善生活条件。特别是宋代两位改革先锋范仲俺和王安石分别推行的“精贡举”和 “重进士”成为书院文化兴盛的助推器。据史籍记载，在肇庆史上最有名气的书院是康定元年（1040）知端州军州包拯在肇庆城北开设的星岩书院。这不仅是肇庆最早的书院，也是岭南最早的书院之一，开岭南办书院的先河，与顺德容山书院、惠州丰湖书院、广州学海堂合称为“广东四大书院”。 到了明清时期，肇庆涌现出菘台书院、端溪书院、景星书院、濂溪书院、仰湖书院、庆云书院等一批远近闻名的书院，是肇庆书院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书院不仅体现为倡学的精神风气、尊师爱生、师友砥砺、择师自由、坚守所学且兼取诸家之长，正因为是这种良好的风气，吸引了一大批著名学者诗人来肇庆讲学著书，其中如陈献章、湛若水、林召堂、全祖望等史上有名的学者，促进了肇庆文化多元发展。
二是体现肇庆建筑技术的领先地位。根据肇庆市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结果显示，在肇庆1.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有不可移动文物2539处，其中古建筑1671处。肇庆自唐宋以来，曾有许多古建筑。现存的古建筑不仅数量丰富，而且保留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和艺术风格，其中相当部分在全省乃至全国占有一定地位。较为突出的有古城墙、梅庵、高要学宫、崇禧塔、阅江楼等一大批宋代及之后留下的古建筑，它们是肇庆的文化瑰宝。肇庆古城墙作为肇庆地区古建筑的代表，其建筑艺术价值和建筑技术水平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史上的古城墙修有瓮城（宝月台）、雉碟、城楼、敌台、披云楼、马面，是我国南方古代建筑艺术的集中体现。古城墙在建筑史上尤为突出的两点是：第一是体现墙砖制造技术上。城墙墙体上有宋、元、明、清、民国历代青砖，甚至保留了整段宋砖筑砌的城墙，宋代青砖规格为：360×180×60（毫米），为我们研究古城墙的始建年代提供了强而有力实物资料。2015年，文物部门在对古城墙进行维修时又发现了多种刻有铭文和图案的城砖，在铭文上有“高要縣?”、“ 康州泷水縣”“定村立”、“康州?”、“五十”、“洗三”、“崇寧元年”，反映了当时城砖的产地、制砖工匠及制砖时间。这次发现的“崇宁元年”铭文砖再次佐证了古城墙的身份。到目前为止，已发现十多种不同规格的城砖，因而古城墙又被誉为“砖的博物馆”，是肇庆地区砖墙制造技术发展的见证，不仅对研究城墙修葺有参考价值，而且对研究西江流域等地造砖技术提供了实物资料。第二是古城墙的修筑技术为世人所惊叹。主要体现在：一是在水平压力作用下取得了如何维护墙身稳定的经验；二是在内外水位差的作用下对墙防渗和保持渗透稳定有了处理办法；三是掌握了城门采用两侧落木板中间充填粘土的防渗挡水措施；四是墙身和墙基因压缩发生产生裂缝时，懂得了如何处理才不会影响到墙身的安全。[10]由此而确立了肇庆古城墙的建筑地位，它体现了三个“最”：是我国最早的城市防洪工程；是我国城市防洪时间最长的防洪工程；是我国城墙防洪历史最悠久的水利工程。可以说，肇庆古城墙是研究中国城市防洪建筑物历史发展的活标本。[11]肇庆古城墙的筑堤防洪技术，体现了肇庆人民抗击自然灾害的超强能力，在肇庆建筑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现代城市如何做好防洪排涝规划仍有参考价值。
三、肇庆古城墙提升了肇庆城市的影响力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的标志，城墙是古代城市的重要标志。在我国古代，行政级别和经济发展水平共同决定了城的规模。我国古代城池分京都、路、府、州、郡、县等级别，并且体现在城墙的周长上。京都的城周一般超25公里，城周介于25—12.5公里的是次一级的大型城池；城周在12.5—5公里的城，主要是指省及行政区首府所在地；城周在5—2.5公里的相当于府、州一级的治所；县城其城周一般小于2.5公里。肇庆古城墙城周2801.2米，说明当时是以府一级的城池形制修筑城墙。
然而肇庆筑城之初，其规模是“仅容廨宇”。廨是指官吏办公的地方，也就是说刚建的肇庆府城仅仅是一个办公的地方。后来郑敦义为进一步提升防御功能，开始扩大肇庆城的规模，城周达742.8丈。到了明代成化十一年知府李遂“增筑砖城七十余丈”，至此城墙周长达到了812.8丈，接近了古城现时的规模。到了明万历年间，肇庆城市规模已十分壮观。当时肇庆是广东省会，两广总督驻跸城内，其时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在寄回意大利的信中对肇庆府城是这样进行描述的：“肇庆府城完全被高厚的城垣围绕，堂皇宽阔的房屋，道路是非常之优美，不但宽阔远长，而且是笔直，从街的这一端见到街的那一端的行人，在每座城门上面，有一处雄健的炮楼，围绕着城垣的四周，有一条深湛小河时常有炮船或军舰在其中巡逻。护城河的是这样的高强，就是最大的炮舰也能靠近城垣的身边”[12]。这不仅描述了城市的规模，也反映当时肇庆府城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的繁华景象。当时利玛窦的书信被编成书并译成了多种文字出版，其中于一六一四年由金尼阁编写的《天主教传入中国》（Storia dell introduzione del Cristioanesimo in China）一书分五卷，第一卷绪论；第二卷肇庆建堂史；第三卷韶州建堂史；第四卷入京进贡史；第五卷定居北京后传教史。全书原文为意大利文，后编者金尼阁将全书译成拉丁文，后来由译为法、德、西班牙、意等国文字[13]。尽管编者在编书时没有注明是使用了利玛窦的书信手稿，但通过利玛窦的描述，让世界知道了肇庆古城墙，更让肇庆走向世界。从此，肇庆蜚声世界。 四、肇庆古城墙体现了“城保于德”的精神价值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肇庆古城墙的御敌和防洪功能如今已渐渐退却，其留给世人的更多的是其人文价值。据史料记载，古城墙历经宋、元、明、清、民国近1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共25次的修缮。据道光版《肇庆府志》中《肇庆府》记载：参与修筑古城墙的历任官员共有33人，其中宋代2人，明代13人，清代17人，在官职上以知府为最多共16人，督府3人，还有千户、兵备佥事等近10多人。在城墙的修筑保护上他们当中可圈可点的人物有郑敦義、黄本初、黄瑜、张镜心、吴绳年等。他们为何要如此执着地修筑古城墙呢？《明杨子春重修石城记》[14]就为我们找到了答案。文中记载：“端之人咸谓城守重事也”。守城是件重要的事，因为它事关百姓民生，是当时社会背景下，没有什么比守城更為重要的。所以在“明洪武元年夏四月，江西省郎中黄君本初忠厚廉敏、达于从政，委摄肇庆府，黄君下车即布令修政。”可见黄知府对修城的重视。黄本初修筑城墙，是因为“城东南角及西南崩圮者八十余丈，行者不便。君念端民重困之余日不暇给。”考虑 “行者不便”其爱民之心跃然纸上。历经5个月完成了此次城墙的修筑，对黄知府这次修筑古城墙百姓给予了评价：“是以忠信之长，慈爱之师抚民，以仁摩（抚）民，以义导之，以礼乐养之，以德惠齐之。”并得出了“民保于城，城保于德”的结论。这里的“德”，笔者理解为是一种责任、是一份担当。 “民保于城，城保于德” 不仅体现了民与城、城与德的关系，也成为他们修筑城墙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而历任官员也就自然而然地重视对城墙的修筑保护。
关于古城墙的保护不得不提护城英雄梁赞燊。梁赞燊是高要人，民国期间曾任肇庆城濠公所总理。民国十二年前后，粤、桂两军经常交战，多次以肇庆为争夺目标，展开拉锯战。战局混乱，市民受抢劫，房屋被焚，财物尽失，妇女被辱。战后，便有人认为，肇庆之所以多战祸，是因为有城墙可以据守作战，如无城墙则可避免军阀在肇庆混战。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关于拆城和护城之争。时任高要县长严博球决定将古城墙全部拆毁，遭到梁赞燊的坚决反对，认为肇庆古城墙是宋代所筑，有历史价值和防洪作用，同时指出拆城的危害性。当时，恰巧李济深来肇庆任西江善后督办，梁赞燊亲自上门向李济深力陈拆城之害和护城之利，并前后两次上书，请求制止拆城墙，得到了李济深的支持，并下令停止拆城墙。这样，古城墙才得以保存下来。遗憾的是四个城门还是被填埋了。
肇庆古城墙是我省唯一主体和城基本保护完整、规模最大、集防御、防洪功能为一体的古城墙，是全国罕见的宋城。古城墙在捍卫肇庆百姓生活生产稳定、促进肇庆建筑技术发展、提升肇庆城市影响等方面充分凸显了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历史地位，为古城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提供了实物和理论的有力支撑。与此同时，肇庆古城墙也向世人传递“民保于城，城保于德”的精神价值，从中我们也找到了肇庆古城墙历经1000年仍较完好地屹立在肇庆大地上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李权时，李明华，韩强.岭南文化[M]（修订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1）；
〔2〕梁赞燊著作编委会.梁赞燊生平与著作.内部资料，2003（6）；
〔3〕刘利平.两广总督府驻肇庆大事年表[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5）；
〔4〕（意大利）云先·克鲁宁著.利玛窦传（西泰子来华记）[M].思果译.—台湾台中：光启出版社，中华民国五十三年（1964）初版，中华民国七十一年（1982）再版，行政院新闻局局版台业字第0084号。
作者简介：贾敏（1965--），女，本科，文博专业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陈列展览、文物保护。发表《论文化强市与博物馆的关系》、《试论乡土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等多篇专业论文，主持策划《云浮历史文化展》等多个展览。现任肇庆市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