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进康百万，先看“留余”匾。我们与康健博先生边走边聊，很快到了寨上主宅区的“花楼重辉”院。进院子的时候，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正站在大厅的“留余”匾下举着相机拍照。
在康百万庄园，每天都有许多世界各地、不同身份的游客慕名而来，在康家这块祖训匾下驻足凝望，感受旺族遗风。
从匾型上看，中国古代的匾额大多方方正正，独有这块黄杨木雕刻而成的留余匾形无制式，留给后人颇多的想象空间。初看，它给人感觉像是一面迎风招展的上凹下凸型黄色旗帜。仔细再看，又似一幅展开的书卷或是沿着左侧卷轴展开的书法题跋，让人自然联想到康家所世代尊崇的耕读传家的思想。据康健博先生介绍，匾型的凹凸实际上也大有深意，上凹，意为上留余于天，做任何事都要对得起天地造化和朝廷；下凸，意为下留余于地，要对得起普通百姓和后世子孙。
此外，“留余”匾的匾文题字也完全不同于中国古代匾额惯于榜书大字的传统，除主体部分“留余”两个篆字体大如斗，给人以醍醐灌顶之感外，其后诠释“留余”内涵的则是172个行楷小字，让人对“留余”有了更深的体悟。
“留余”匾刻于康家一门二进士的鼎盛时期，其之所以能藉短短174个字而成就世代口碑，形制上的巧妙自不待言，但更多还是源于它所蕴含的处世哲学。
其正文为：
留耕道人《四留铭》云：“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盖造物忌盈，事太尽，未有不贻后悔者。高景逸所云：“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推之，凡事皆然。坦园老伯以“留余”二字颜其堂，盖取留耕道人之铭，以示其子孙者。为题数语，并取夏峰先生训其诸子之词，以括之曰：“若辈知昌家之道乎？留余忌尽而已。”——时同治辛未端月朔，愚侄牛瑄敬题。
从匾文内容可知，留余哲学的精髓为当时庄园主康坦园引自留耕道人之《四留铭》，并兼收了高景逸、夏峰之言。可以说，匾额中所涉及到的几个人物，均为留余思想的尊奉者和践行者。
有专家考证，留耕道人为南宋福州人王伯大，号留耕，嘉定年（1208—1224）进士。曾任刑部尚书，参知政事。后做资政殿学士，建宁知府。高景逸为明朝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字存之，对程朱理学颇有研究，后被魏忠贤迫害，投水而死。夏峰先生为孙奇峰之号，明朝河北容城人，万历28年（1600）举人，学识渊博，与黄宗羲、李颙并称“清初三大儒”，因其晚年移居辉县苏门山下的夏峰村，故有夏峰先生之称。牛瑄为今巩义市河洛镇人，同治乙丑科（1865）进士，翰林院编修，也是康家的女婿，其书法远近闻名。而坦园老伯则为康家第十五代庄园主康道平，“坦园”为其号。
《四留铭》是留耕道人王伯大生前的座右铭。留有余地，不把技巧使尽以还给造物主；留有余地，不把俸禄得尽以还给朝廷；留有余地，不把财物占尽以还给百姓；留有余地，不把福分享尽以留给后代子孙。
“留余”哲学实际上是在倡导一种执中守和、不走极端、不说满话、不做绝事，凡事留有余地处世理念。其内容涉及自然哲学、社会哲学和人生哲学，是传统中国指导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尤其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一个重要行为准则。
追溯留余思想的文化源头，无论是儒家所提倡的中庸还是道家所谓的“阴阳相依”“否泰互转”，还是佛家常讲的“舍得”，其实都在传递一个相同的信息——天道忌盈，人道忌满，“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凡事留余方能恒久。
留耕道人以寥寥数语，提炼出了“留余忌尽”的处世哲学，并被后世诸贤奉为圭臬。
清代四川巡抚杨公善提出：“留有余之财以还吾民，留不尽之力以还吾真。”以留余思想惜民执政；清代士大夫蔡衍锽则提出：“有财不可独用，且捐有余以资贫困；有福不可尽享，且留有余以待子孙。”以留余训诫子孙；与蔡衍锽同时代的徐旭旦则对留余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挥：“待人而留有余不尽之恩，可以维系无厌之人心。御事而留有余不尽之智，可以提防不测之事。”当代颇有影响力的国学大家南怀瑾先生也曾感叹：“一生尤欠诗书债，万事终须留有余。”
事实上，“留余”思想并不深奥，理解其内涵并不难，但若要世代恪守并始终躬身笃行却并非易事。历史上以“留余”为处世哲学的虽不只有康家，但真正让“留余”显于后世的，无疑是因为康百万家族的典范作用。康家的尊严斗、叶氏井、烧契济民等被传为佳话的真实故事都是其践行“留余忌尽”思想的具体例证。
康百万家族自明嘉靖年间第六代康绍敬至民国时期十八代康庭兰，连续富裕12代，传承400多年，这在中国家族历史，甚至世界家族史中恐怕也少有能望其项背者，“留余”匾浓缩了其传家兴业的终极智慧。
直至今天，“留余忌尽”仍是康家每一个族人都在恪守的家道、仕道和商规，它已经融入每一个家族成员为人处事的思维逻辑中，成为这个家族恒久不变的文化基因。
我无从知道在“留余”匾下驻足拍照的那位西方人能否读懂“留余”的真正妙处，但或许正是这块匾激起了他对河洛康家甚至中国文化的好奇和敬畏。
想必当年的庄园主之所以将“留余”匾以如此形制悬挂于此，也定是希望后世子孙及有缘人都能抬头可见低头可思，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在康百万庄园，每天都有许多世界各地、不同身份的游客慕名而来，在康家这块祖训匾下驻足凝望，感受旺族遗风。
从匾型上看，中国古代的匾额大多方方正正，独有这块黄杨木雕刻而成的留余匾形无制式，留给后人颇多的想象空间。初看，它给人感觉像是一面迎风招展的上凹下凸型黄色旗帜。仔细再看，又似一幅展开的书卷或是沿着左侧卷轴展开的书法题跋，让人自然联想到康家所世代尊崇的耕读传家的思想。据康健博先生介绍，匾型的凹凸实际上也大有深意，上凹，意为上留余于天，做任何事都要对得起天地造化和朝廷；下凸，意为下留余于地，要对得起普通百姓和后世子孙。
此外，“留余”匾的匾文题字也完全不同于中国古代匾额惯于榜书大字的传统，除主体部分“留余”两个篆字体大如斗，给人以醍醐灌顶之感外，其后诠释“留余”内涵的则是172个行楷小字，让人对“留余”有了更深的体悟。
“留余”匾刻于康家一门二进士的鼎盛时期，其之所以能藉短短174个字而成就世代口碑，形制上的巧妙自不待言，但更多还是源于它所蕴含的处世哲学。
其正文为：
留耕道人《四留铭》云：“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盖造物忌盈，事太尽，未有不贻后悔者。高景逸所云：“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推之，凡事皆然。坦园老伯以“留余”二字颜其堂，盖取留耕道人之铭，以示其子孙者。为题数语，并取夏峰先生训其诸子之词，以括之曰：“若辈知昌家之道乎？留余忌尽而已。”——时同治辛未端月朔，愚侄牛瑄敬题。
从匾文内容可知，留余哲学的精髓为当时庄园主康坦园引自留耕道人之《四留铭》，并兼收了高景逸、夏峰之言。可以说，匾额中所涉及到的几个人物，均为留余思想的尊奉者和践行者。
有专家考证，留耕道人为南宋福州人王伯大，号留耕，嘉定年（1208—1224）进士。曾任刑部尚书，参知政事。后做资政殿学士，建宁知府。高景逸为明朝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字存之，对程朱理学颇有研究，后被魏忠贤迫害，投水而死。夏峰先生为孙奇峰之号，明朝河北容城人，万历28年（1600）举人，学识渊博，与黄宗羲、李颙并称“清初三大儒”，因其晚年移居辉县苏门山下的夏峰村，故有夏峰先生之称。牛瑄为今巩义市河洛镇人，同治乙丑科（1865）进士，翰林院编修，也是康家的女婿，其书法远近闻名。而坦园老伯则为康家第十五代庄园主康道平，“坦园”为其号。
《四留铭》是留耕道人王伯大生前的座右铭。留有余地，不把技巧使尽以还给造物主；留有余地，不把俸禄得尽以还给朝廷；留有余地，不把财物占尽以还给百姓；留有余地，不把福分享尽以留给后代子孙。
“留余”哲学实际上是在倡导一种执中守和、不走极端、不说满话、不做绝事，凡事留有余地处世理念。其内容涉及自然哲学、社会哲学和人生哲学，是传统中国指导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尤其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一个重要行为准则。
追溯留余思想的文化源头，无论是儒家所提倡的中庸还是道家所谓的“阴阳相依”“否泰互转”，还是佛家常讲的“舍得”，其实都在传递一个相同的信息——天道忌盈，人道忌满，“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凡事留余方能恒久。
留耕道人以寥寥数语，提炼出了“留余忌尽”的处世哲学，并被后世诸贤奉为圭臬。
清代四川巡抚杨公善提出：“留有余之财以还吾民，留不尽之力以还吾真。”以留余思想惜民执政；清代士大夫蔡衍锽则提出：“有财不可独用，且捐有余以资贫困；有福不可尽享，且留有余以待子孙。”以留余训诫子孙；与蔡衍锽同时代的徐旭旦则对留余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挥：“待人而留有余不尽之恩，可以维系无厌之人心。御事而留有余不尽之智，可以提防不测之事。”当代颇有影响力的国学大家南怀瑾先生也曾感叹：“一生尤欠诗书债，万事终须留有余。”
事实上，“留余”思想并不深奥，理解其内涵并不难，但若要世代恪守并始终躬身笃行却并非易事。历史上以“留余”为处世哲学的虽不只有康家，但真正让“留余”显于后世的，无疑是因为康百万家族的典范作用。康家的尊严斗、叶氏井、烧契济民等被传为佳话的真实故事都是其践行“留余忌尽”思想的具体例证。
康百万家族自明嘉靖年间第六代康绍敬至民国时期十八代康庭兰，连续富裕12代，传承400多年，这在中国家族历史，甚至世界家族史中恐怕也少有能望其项背者，“留余”匾浓缩了其传家兴业的终极智慧。
直至今天，“留余忌尽”仍是康家每一个族人都在恪守的家道、仕道和商规，它已经融入每一个家族成员为人处事的思维逻辑中，成为这个家族恒久不变的文化基因。
我无从知道在“留余”匾下驻足拍照的那位西方人能否读懂“留余”的真正妙处，但或许正是这块匾激起了他对河洛康家甚至中国文化的好奇和敬畏。
想必当年的庄园主之所以将“留余”匾以如此形制悬挂于此，也定是希望后世子孙及有缘人都能抬头可见低头可思，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