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8月，高岗已被管教半年。他的心情越来越焦躁不安，终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语，行为乖戾。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中央还在楼上设一值班室，与其卧室仅相距四五米，这样，可以随时注意到高岗的每一个微小变化，及时向中央报告……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早就有自杀的企图
　　1954年8月，高岗已被管教半年。他写给中央的《我的反省》已交上去100多天了，一直没有回音。从7月初开始，电台陆续广播各地人大代表的名单，他仔细地收听着，注意是否有他的名字。他的心情越来越焦躁不安，终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语，行为乖戾。8月10日左右，出现肠胃功能失调的症状：腹泻、消化不良等。但却拒绝治疗。
　　在中央决定对高岗实行管教的同时，还决定在楼上设一值班室，与其卧室仅相距四五米，并让我（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在楼上值班。我住在高岗卧室的斜对面，这样，可以随时注意到高岗的每一个微小变化，及时向中央报告，甚至是紧急报告，请求中央赶快派人来和他谈话，以免发生意外。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8月16日上午11点多，李力群去卧室，见高岗手里拿着台灯的电线，站在装有电插座的墙边。李力群一把夺过电线，又气又急地说：“你呀，你呀，想找死呀！”高岗很尴尬：“没有的事……你去报告赵秘书吧，马上叫人来把我带走吧！”
　　“你不是想自杀，我报告什么呀！”李力群意识到高岗有自杀的企图，但她怕刺激他，对他不利，所以没有报告此事。下午6点，我回到高家，高岗拉我一起打麻将，一直玩到半夜。后来我才明白，他是存心不让李力群单独和我接触，怕她报告白天发生的事情。
　　直到17日凌晨1点，高岗勉强吃了一碗稀粥，那是16日的晚饭，不久，就上床休息。李力群早已躺下休息。高岗却毫无睡意，跟李力群谈了很久很久。他讲自己的经历，讲近几年发生的事情，讲他思想上的矛盾和疑惑，等等。他说：“我这辈子做了不少对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你的事情。现在，我的问题牵扯到那么多的人，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呀！不如死了算啦！”
　　在被管教的这半年里，特别是7月以来，高岗不止一次流露焦躁不安、悲观失望的情绪，多次讲过“不如死了算啦”之类的话。因此，李力群还像往常一样，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特别在意。她也只是反复劝慰他。
　　不知不觉间，时间已过了凌晨两点半，怀着身孕的李力群实在太困乏了，她对高岗说：“两点半都过了，快睡吧！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高岗重重地长叹一口气，说：“睡吧……”
　　李力群回到自己的折叠床上，很快就入睡了。高岗却毫无睡意，躺在大床上一动不动。突然，他坐起来，不知从何处摸出一大把“速可眠”胶囊，迅速塞进嘴里。但，要咽下这么一大把胶囊，可不太容易。他下床，拿起水瓶倒水，却发现水瓶已经空了。于是，他穿过洗漱间，来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员要了一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时，是凌晨3点20分。他没有觉察到，在黑暗与匆忙之中，有一粒胶囊失落在床上，正好被他压在身子下面。
　　因背部有红褐斑痕而停止抢救
　　8月17日8点多钟，李力群发现高岗沉睡不醒。她惊惶地奔出卧室，猛敲我的房门，大声呼叫：“赵秘书，赵秘书！快来，快来！”我冲进高岗卧室，摸一下他的脉搏，很沉很慢，掰开他的眼皮，毫无反应。于是，我们分别向有关方面打电话，告急、求救。
　　大约9点半，北京医院的领导和医务人员首先赶到，开始紧张而有序地抢救。大家聚集在高岗卧室外，焦急地企盼着抢救生效。他的呼吸越来越慢，心跳越来越微弱。终于渐渐消失。
　　一位医生将高岗的躯体侧转，发现他身下压着一粒红色胶囊，这正是他平时服用的“速可眠”。医生说：“普通人吃8粒就有生命危险，常用此药的，16粒也可致死。”他又察看高岗的背部，指着一片红褐色的斑痕说：“这是死斑，是真死的征状。”于是停止抢救。此时是上午10点17分。
　　11点左右，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一起赶到。他们来到高岗床前，看了仰躺着的遗体，听了管教人员和家属的简单汇报，表情凝重，一言未发。临走时嘱咐我们：“弄点冰来，把遗体保护好。”
　　周总理召开紧急会议
　　周恩来总理和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是中午一起赶来的。他们沉着脸，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这时室内和遗体周围已摆放了许多天然冰块，没有什么异味。他们一言未发，转身下楼，在大厅里坐下听汇报。
　　周总理对李力群说：“你讲讲高岗服毒前的情况吧！”
　　李力群详细汇报了16日发生的异常情况和17日凌晨上床后的情况，但是没有具体讲高岗和她谈话的内容。周总理听得很认真，没有追问，也没有责备。他要管教组给中央写个书面报告，并叮嘱严守纪律，不许外传。然后吩咐由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安排善后事宜：不火化，土葬，要善殓厚葬；先要保护好遗体，准备解剖检验。
　　接着，由总理口述，齐燕铭执笔记录，写出一个名单。所有这些人，或是跟高岗熟悉的，一起工作过的，或曾在各大区工作过，当时是中央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周总理又叮嘱说：“就说我召开的紧急会议，务必亲自准时到会。”齐燕铭立即去安排通知：当晚8点半，总理在东交民巷8号召开会议，要求必须本人准时参加，但却没说开什么会。
　　接到通知的人都有点纳闷。晚上8点半以前，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先后到来，陆续上楼看了高岗遗体。
　　8点半，人都到齐，静坐在楼下大厅中央，周总理宣布：“今天，8月17号上午，高岗死了。现在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成立监督检验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原高岗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三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请大家等侯检验结果。”直到这时，大家才注意到有几位穿白大褂的大夫，随同杨尚昆等一起上楼去了。接着，周总理让李力群汇报高岗自杀经过情况。
　　当晚10点多，监督小组和医生们来到大厅。只听周总理说：“请北京医院的医生宣布解剖检验的结果吧。”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站起来，一字一句地宣读检验报告：“发现尸体胃里残留大量安眠药成分的黏液；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结论是：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
　　大约11点钟，会议结束时，周总理叮嘱说：“今天的事，你们没有传达的任务，不许外传，请严守纪律。”
　　就在高岗自杀身亡的当天，罗瑞卿向正在北戴河休养的毛主席作了汇报。
　　当天没来得及立碑
　　当东交民巷8号大院的紧急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人车纷纷离去，大院又恢复平静。几个年轻力壮的人用白布床单兜着高岗的遗体，从楼上搬到楼下，平稳地放进停放在东门门厅的棺柩里。高岗的遗体早已穿戴整齐，就像平时那样的打扮，外穿深色中山装，里穿白色衬衣衬裤，白袜子、黑布鞋，全是新的。
　　18日凌晨1时入殓完毕，大卡车当作灵车，载着棺柩，缓缓驶出东交民巷8号大院。自从1953年1月高岗搬进这座大院，前后不到一年零八个月。
　　随车送灵的，没有高岗的妻子、儿女和故旧亲朋，只有他原来的秘书、卫士长等工作人员。
　　灵车一直开到北海后街的嘉兴寺，将棺柩暂时停放在该寺西院的一间小偏屋里。待安放妥当，东方已透出晨曦。
　　8月21日进行安葬，主要由机关事务管理局办理，秘书、卫士长等随行。上午9点半，高岗的灵柩从嘉兴寺移出来，抬上一辆大卡车，盖上几片麻袋，车头没挂黑纱，没挂死者的照片，车上没有鲜花、花圈；送灵的人们也没戴黑纱或白花，有的扶车帮而站立，有的干脆依靠在棺柩上。从外表看，这不过是一辆普通的载人货车。唯有那不易被人看清的、被麻袋遮盖着的巨大而贵重的柏木棺材，告诉人们，它所盛放的绝非等闲之辈。
　　车行大约一个多小时，停在万安公墓门前，人们一下车，就感到地面热气蒸腾。
　　万安公墓地处玉泉山下，早年，一些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都把这里当作身后安息之地。高岗之所以能安葬在这里，是因为周总理有明确指示交代：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
　　没有告别仪式，没有哀乐，也没有恸哭，一切都在沉默中按部就班地进行。
　　当天没来得及立碑，后来做了一个墓碑，没有刻写墓主的名字，没有墓主的生卒年月日，也没有碑文，是一个真正的无字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