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起，周涛终于可以和家人一起过除夕，也能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了。她会看到节目结束，字幕放完，一边看一边回忆，下个节目演员该从几号门上场，上个节目演员从哪个门撤走，下面切换了，小品该上道具了……“好像我还在那里，就像梦境一样”。
　　前央视主持人周涛的故事，有两种讲法。
　　周涛的电视人生涯看起来很顺利：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毕业顺利留在北京，顺利进了北京电视台，顺利去了中央电视台，顺利被借调到北京奥林匹克委员会工作，回央视后担任央视文艺中心副主任，2016年离开央视，顺利成为一系列大型节目的总导演至今。
　　另一种讲述中，周涛有些磕绊。参加广播学院艺考前，她几乎没有基础，复试险些因各种事故而错过。毕业留北京，去一家单位担任配音工作，熬了两年半才得到进入北京电视台的机会。加入央视后，她主持《综艺大观》，在前任主持倪萍的盛名之下摸索两年半，終于争取到话语权。去奥组委工作的选择，被外界视为“放弃央视当家花旦”的举动。等再归来，新一批女主持人风头正劲。她的黄金主持生涯看起来灿烂却短暂，尽管她主持了17次春晚，至今仍为所有央视女主持人之最。比起至今仍活跃在荧屏上的倪萍和晚几年进入央视的董卿，她似乎更热衷于幕后。
　　身处其中战战兢兢，看起来却云淡风轻，决定前几番焦虑，回头望一路顺利，这大概便是周涛的人生写照。
　　（以下为周涛口述）

全北京台只有行政处没合作过

　　高中班主任觉得我应该学艺术，跟我爸爸谈到第三次他才当回事儿，我也才开始反观自己，我有什么？喜欢什么？我是能够唱歌？能够跳舞？还是能怎么样？我跟着合肥的老师学戏剧表演，当时交通没那么好，我住在淮南，到合肥坐火车还要中转一次。我周日一大早5点多坐火车，中午12点能到合肥，在老师家学到晚上6点左右，8点离开，回到家已经过了零点。大概有半年时间，都是片段式的学习，只学了朗诵这一块。
　　考广播学院的时候，只考语言表达，不需要考形体、戏剧表演。这些片段式学习的东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成了（那年）安徽唯一一名被北京广播学院录取的学生。
　　如果说小时候有梦想，那我从初中开始的梦想就是大学考到北京去。六岁我去过一次北京，去故宫，趴在铜狮子背上照相，顺着故宫前面台阶上雕的龙往下滑。上小学读《我爱北京天安门》，书上有一枚邮票，红色的天，天安门是金色的光芒。我觉得我看到的天安门就是这样的，毛主席住在这儿。这是一个孩子对一个城市的向往，很深地扎在心里面。
　　直到大学报到我才再一次到北京，坐大1路公共汽车，从东往西，经过长安街。看到天安门的瞬间眼泪流下来，儿时的记忆重现，心中的梦想实现了。我说，我来了。
　　我是一个挺乖的小孩，从小很听话，父母的要求、老师的要求，按部就班学。到了广播学院也是，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学。至于未来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要当主持人？要当新闻联播播音员？我没有这种概念，一直处于混沌的状态。学了这个专业四年，我也没觉得有多么爱。
　　大学毕业，我要留在北京，让我干什么都行。于是我没有分配在本行业里，去了一个单位做资料片配音，工作量不饱和，每天坐办公室很轻松。我在那儿工作了两年半时间，这是我清醒反思的一个阶段，我发现我很爱这个专业，会因为我现在的工作觉得可惜和难过。我学了四年，我希望能够在工作中用到这四年学习的东西，我要走，我要到一个能够发挥我专业特长的地方去工作，我看清了自己。
　　所以，得到北京电视台工作的机会后，我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到了新工作中。有那一段失去，又有那一段失而复得，我工作起来非常玩命。印象比较深的是，有次去涿州采访林青霞，本来约好晚上8点钟见，我第二天新闻早班，早上7点半要到台里。但因为她定妆耽搁了时间，等采访完已经快两点了，我回到家已经三四点了，还能收拾收拾马上去上早班。类似这样的情况好多次，我一个月31天最多上了35个班（我们的班叫早班中班晚班，一天三个班），同时做三个栏目，偶尔还去客串别的节目。
　　我特别快乐，也迅速得到锻炼与成长。北京电视台非常培养我，那时候主持人相对少，我又很勤奋，来者不拒，做过体育节目、戏曲节目、老年节目、少儿节目……只有一个部门没有合作过，就是行政处，他们不做节目。

　　1995年，《综艺大观》邀请我去主持，我没想到我能去，那是央视王牌节目，倪萍的主持风格也深入人心。和我一起去的还有两个女孩，做到第三期，只剩我一个人了。之后就有男主持人了，换了王刚，换了牛群，我当时想，我是不是有点戏了？
　　央视要调我过去的时候，我很犹豫。我在北京台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也得到了去美国学习一年的机会。台长许诺我回来可以当导演、当制片人，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这几个条件足够把人砸晕。后来仔细想了想，央视有更广大的观众平台，我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一边可能有观众1000万人，另一边就可能有几亿人甚至几十亿人。这样对自己的要求就会不一样，对自己是个新的挑战。而且北京台那时候没有上星，我之前都是用录像机把北京台的节目录下来寄回家，我去央视了，家人就可以看到我的节目。我决定去。

从《综艺大观》到《真情无限》 

　　进入央视之后，没有退路了，真正的压力在这个时候产生。《综艺大观》是全国人民最瞩目的一个节目，每次都是现场直播，对主持人要求极高。倪萍跟着《综艺大观》成长多年，与节目互相成就，把彼此都推到了一个辉煌的顶点。我作为一个新人，没法跟倪萍姐的主持水准相比。一个完全成熟的节目，来了一个新主持人，但没有创造任何适应我、属于我发展的助力。昨天在给倪萍撰稿的人，今天在给周涛撰稿，他可能也不是那么了解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我和倪萍拿的同一份稿子，所有稿子都是领导审过的，我们没有改稿子的权力，不能“自说自话”，不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语言风格来整理稿件，导演让你这样说，你说得好是你的本事，但你不能改。 　　我1995年9月进去，1996年一整年都不太找得到方向，对自己能力有一种质疑，我行不行？我可不可以？我的问题是什么问题？《综艺大观》是一个成熟的节目，倪萍盛名之下，我一个新主持人怎么才能找到突破？倪萍是知心大姐那种，很和善，亲和力强，我和她差九岁，比较学生气，我们是两种不同的类型，我希望在节目里能有我的烙印，而非附属别人的状态。我需要怎么突破呢？从哪里突破呢？我找不到。
　　那时候节目根本没有考虑改版，怎么会考虑主持人怎么呈现呢？我们两个人轮流主持，她一期我一期，她播的时候我每次都去看，认真想，这一段现场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处理？她这么说，我怎么说？我这么说观众会不会也接受？这是一个慢慢地修炼内功的过程，让自己能够变得更胜任一些。
　　那时候已经很看重收视率了，但并没有因为倪萍主持高，周涛主持就低。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那一年我认为自己不太好，但领导和导演依然对我有信心。
　　我第一个突破在1997年，参加了一次蹦极的节目。很多观众朋友都是通过那期节目认识到我，觉得这个女孩很勇敢，很有个性，那是我追求的一个突破点。那时候没什么真人秀节目，体验性的节目没有，对央视来说是第一次——主持人去体验某一个项目，观众印象非常深，收视率奇高。那期节目播完之后，我到台里，几乎所有迎面而来的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说我昨天看了你的节目，你怎么怎么。一周后，观众来信也多了，说你好勇敢，看了好感动。再到后来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都提到那期节目。
　　从那之后，我和节目融合度越来越高了。可能我的能力得到了体现，节目组也熟了一些，可以跟撰稿去商量一些东西，比如这段串词我想说点什么，我敢跟他们表达，他们也愿意倾听。我终于从原来不知道怎么说、拿到稿子诚惶诚恐觉得好好好对对对、怀着无限崇拜的心情把节目做了的状态中出来了。后来就越来越顺利。
　　在做节目时，《综艺大观》关注度非常高，观众来信很多，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求助信，让我帮着找工作、帮着上学、帮着找医生……除了找对象的，别的都有。看了之后心里不太美好，也会给他们寄钱或者提供帮助，后来多了之后，我开始想央视平台这么好，能不能专门做一个公益相关的节目呢？做《真情无限》的想法大概在这时候开始。
　　2000年前后，公益意识在国民心中开始萌芽，NGO特别多，公益是一个社会大势。我在《综艺大观》做了五年了，从101期到200期，我觉得是一个圆满。我30刚出头，越来越希望能够在一个节目当中起到更主导的作用，主持人话语权不够，表达也不够。主持人的表达是在导演的框架下表达，《综艺大观》中我的表达不充分。
　　我想做一个自己喜欢的、能够有话语权的东西。《真情无限》是一个公益环保的节目，我创意、我策划，又兼主持人，具体的编导我不挂名，但实际上我就是总导演。每期节目的选题、每一个内容都是我定的。我是节目的绝对核心人物。
　　刚开始，领导对我没什么信心，给我的时间是中午12点和晚上12点播出。但收视率不错，那时候观众投票评选综艺频道优秀栏目，我们是十佳栏目前五名。播了大半年，调到了周三晚上9点播出，后来调到了周六晚上9点。我在30出头的年龄，交出了这样一个答卷，愣是把中午12点晚上12点的节目做到了周六的黄金时段，我想这是对我的认可，我的成绩还算OK。

观众朋友们，再见

　　去奥组委是一个插曲，那时候奥组委一些朋友希望我能够去那边工作。当时大家都对2008年奥运会有一份向往，作为一个媒体人，2008年之前，奥运会是最受关注的新闻事件，发生大事的时候，我参与、我在，这种参与感是每个新闻从业人员的原发动力。
　　我这时候已经做幕后了，节目的收视、呈现出的东西和社会效益比主持带给我的成就更大。我看得更加清楚了，今后往哪条路走。当我离开的时候，放掉我现在拥有的，我心痛吗？大学毕业的时候没进入这个行业，我很心痛。这个时候我要去奥组委，可能会放掉大家嘴里的央视当家花旦，我没那么痛，不当可以。我答应了，转入北京奥组委奥运新闻中心担任新闻官。
　　开幕式解说其实不是我的工作预期，当时我负责开闭幕式全球的电视转播。我是剧组、创意组、导演张艺谋和转播方的一个沟通人。媒体见面的时候，我负责招呼大家跟彩排、看现场，我会做一些讲解，央视觉得没有人比我对开幕式更了解，希望我来主持。
　　但其实我积累的东西也没有太用得上。我和孙正平主持，有严格的台本，又回到了《综艺大观》开始的时候。我本来以为是相对解说的方式，还找张艺谋抽了两个半天和我聊，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开幕式的内容，但都没有用上。
　　8月8日前有一次彩排，我和孙正平按照开幕式说一下，除了运动员进场环节，其他部分都有。在活字印刷那段，我脱稿跟孙正平说，这个看着可能像电脑程序一样的东西，是多少名武警战士花了多长时间做了一个创意。马上耳麦里台长就跟我说，周涛，按稿子说。我知道，好，这是要遵循的播出纪律。
　　在奥运会之后，我回到电视台，工作重心也发生了转移，被任命为央视文艺中心副主任，一直到2016年，八年半時间，工作相对固定，每年有分管的内容，包括“心连心五一晚会”“十一晚会”“青年歌手大奖赛”“相声大赛”，差不多就这些。每年题目不一样，但类型相对固定。久了之后，我想要跳出这样的框架，还想干点别的。
　　2016年，我正式离开了央视，加入北京演艺集团，我的想法没有变过，还是希望能够做独立的、自己能够确立艺术样式和风格的节目。比如去年我做了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开幕式和文艺演出的总导演，今年文联的“百花迎春”文联春晚总导演，这都是原来在央视我做不到的。在央视只能做央视的节目，这是纪律。
　　2017年，我开始做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总导演，到今年已经是第三年。我喜欢“三”这个数字。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到了三这个年头，我们已经摒弃了二元对立的、简单的、直线的思维模式，对事情的认识更加全面准确，内心也更加笃定，要不断地进行大胆的尝试，始终追求积极健康的艺术风格、传播最具欣赏价值的艺术作品，给观众提供多重互动的机会空间。 　　很多觀众留言说，以前不知道严肃音乐其实很好听，这是对我节目品质的认可。其实无论中西的古典乐，都不像大家想象的有那样高的欣赏门槛。我希望今年能够把音乐季做到一个新的台阶，让高雅音乐更贴近生活，成为美育教育的一部分。
　　我一直按着文化艺术方向（前行），不会走偏的，我喜欢，我适合，我擅长。
　　除了做节目、到奥组委、当副主任，我一直没间断过的就是担任大型演出的主持人。进入台里第一年我就参与了春晚主持。只是我在西安分会场，演一会儿、停一会儿。第二年我就回到了主会场，但一直有前辈在那里，倪萍姐和赵忠祥老师，我们年轻的站旁边，快到零点，不说话了，两个老同志说，我们跟着喊54321就行了。
　　一直到1998年，长江大水，有一次赈灾义演，倪萍姐怀孕了，赵老师腿摔坏了，我和朱军第一次在重大晚会中作为担纲的主持人。那天直播，如果洪水超过水位线要分洪，分洪荆州就没了，可是如果不分，武汉就没了。如果分，就会在直播过程中分。我和朱军在直播前半个小时，被台长拉到一边交代情况，做了好多套预案。不过幸好，水位没有超过警戒线，大家都顶住了压力。
　　在这次之后，倪萍姐和赵老师就慢慢往后退，我们就一点一点上。这是阶梯型的，没有一步登天那么美，也没有一步踏向深渊那么痛苦，我们很好地完成了老一辈主持人到我们这辈主持人的传承与过渡。
　　我一共主持了17年春晚，入台后连续主持了16年，2012年到2015年没有主持，2016年主持完后离开央视。
　　《综艺大观》是主持人的试金石，每两周一次直播，形态和春晚很像，相声、小品、音乐，号称“小春晚”，是春晚的放大版。《综艺大观》50分钟，春晚四个多小时，相当于五个综艺大观。《综艺大观》的主持人是春晚的首选主持。
　　刚主持春晚的时候，不像现在，我始终没有把春晚看得那么重。那个时候受关注的节目太多，每一台大型综艺节目都有很多人看。《综艺大观》收视率最好到45%，我离开的时候12%。现在收视份额到1%已经很不错了。春晚只是众多受关注的节目之一，不是一枝独秀。跟现在不太一样。
　　我主持了这么多年春晚，感觉也从来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有一个，以前每次春晚最后一句我都会说：“今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收看。观众朋友们，明年再见！”2016年我已经决定要走了，我在春晚舞台上最后一句话是：“观众朋友们，再见。”没有明年。
　　观众朋友们，再见。
　　（于利荐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