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先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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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不仅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人类主体性提升的外在表现。十二五时期,安徽省要在承接产业转移、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生态和谐,除了在制度上加大对环境污染主体的整治力度,还必须借鉴西方他者伦理学中责任先于权利的观念,强化公民和企业自觉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
  关键词:生态和谐;责任;权利;他者;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0)04-0015-04
  收稿日期:2010-05-13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07-08D9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CZX023)
  作者简介:王振钰(1981-),男,河南南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当代中国道德建设。
  
  Duty precedes right
  ——on the ethical cornerstone of harmonious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Anhu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ther
   WANG Zhen-yu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241003, China )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the nature are not only the indispensable requirements of implementing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our country, but also the external embodiment of promoted subjectivity of the mankind. During the twelfth five-year period, Anhui province must realize ecological harmony in the process of undertaking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Besides enhancing the renovation of the chief par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e must also borrow from the concept of duty preceding right in the western ethic of the other, and strengthen the duty awareness of the citizens and enterprise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self-consciously.
  Key words: ecological harmony; responsibility; right; the other; subjectivity
  
  “十二五”时期,安徽省将迎来“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关键时期。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既是安徽省区域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自身要求,同时也是国家通过上述两个区域发展规划所赋予安徽省的历史使命。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环境污染程度的日渐提高与环境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存在着正相关。这种现象的存在当然不能抹杀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积极工作,但至少反映了我们既有的环保理念和政策有其值得商榷之处。安徽省在中部崛起战略中起到领头雁的作用,不仅要实现产业承接,同时还肩负着为中西部其他欠发达地区的示范带动作用。要完成安徽省在“十二五”期间的节能减排目标,实现人与自然协调的安徽和谐生态建设,除了在制度上加大对环境污染的整治力度外,还必须反思现有偏重外在约束的环保理念,借鉴西方他者伦理学中责任先于权利的观念,强化公民和企业自觉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环境友好与主体自身价值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
  
  一、安徽省的环保现状及其困境
  
  安徽位于华东地区,襟江带淮,地腴物阜,既是沿海和中部内陆的过渡区域,又是南北商旅的辐辏通衢。其中长江与淮河横贯安徽,黄山、九华山、天柱山等天下名山也坐落在安徽境内,名山大川加上舒适宜人的气候,构造了安徽优美的自然环境。在农业文明时期,安徽就因江淮地区土地的肥沃和皖南山区秀美而相对封闭的环境为物质财富和文化宗教的繁荣提供了绝佳的环境。
  改革开放后,安徽省凭借优越的资源条件和作为长三角经济区腹地的区位优势同样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自身经济也获得了较大发展。但同时造成的后果是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根据安徽省环保厅最新颁布的2009年度安徽省环境状况公报,“淮河……主要支流总体水质中度污染;巢湖湖区和主要环湖河流总体水质中度污染,湖区营养状态富营养化;长江……支流局部水质轻度或重度污染。” 另一方面,国家为治理淮河与巢湖的水污染,耗时耗资却收效甚微,经常反弹。结合安徽省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作为矿产区的皖北地区和工业布局集中区的皖江带环境污染相对严重,工业经济相对落后的皖南山区则环境质量保持良好;而环境污染一旦形成,后期的治理难度和代价都相当巨大。如环保部在2009年指出“淮河水质仍属中度污染,治污形势严峻”,新华网同时也指出“安徽将投入160亿元用于新一轮淮河治理”。在巢湖方面,《时代周报》报道“巢湖蓝藻肆虐渔村消逝,合肥投百亿治理污水”,根据安徽省环保局相关人员表示,“巢湖蓝藻的治理和生态修复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不可能有具体的时间表”。
  实际上,从国家到地方对环境保护不可谓不重视。1979年9月,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环境保护就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具体到安徽省来讲,2009年,安徽省委、省政府还将省级环保机构升格为政府组成部门,完善环保目标管理责任制,实行环境保护和污染减排“一票否决制”。何以如此大的环保力度仍然无法遏制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呢?这其中固然有经济发展自身不可克服的部分原因,但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现代性境域中人们的权利首位观念,造成目前的环境保护主要偏重外在约束而缺乏内在责任自觉,从而导致既有的环保政策执行不力或者实效性不高。
  根据区域经济学的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的形成需要一段时间,作为增长极的发达区域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极化效应,也即增长极中心的发展凭借自身的高收益效率不断从周边地区集聚生产要素,从而导致区域差距扩大。安徽省作为华东地区的能源供应基地,又毗邻长三角经济发达区,在市场经济作用下,无形中充当了增长极要素聚集的来源地,其结果就是安徽省在过去几十年中不仅没有因为区位优势而缩小同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差距,相反在中部地区一度垫底,同时也因为资源开发不可避免的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的通过,正是力图通过政府干预来发挥增长极对周边地区具有利好的扩散或涓滴效应。问题是长三角地区之所以淘汰相关产业,其首要原因就是产三角地区的环境承载力饱和。所以,安徽省尤其是皖江城市带必然面临产业承接与环境污染的两难困境。地方政府面临经济发展与解决就业的巨大压力,就不难想象其最终的现实取舍。比如芜湖市可以拒绝接受高利润但高污染的石化企业,但却无法因此则责难经济相对落后的巢湖市接纳相关企业。
  此外,安徽省环保面临的更大困境,同时也是全国普遍面临的困境还在于农业源和生活源污染。对照2009年安徽环境公报,我们可以发现,真正造成安徽省河流湖泊富营养化的主要诱因是农业源污染。2010年国家环保部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也证实了“农业源污染对环境影响最大”,此外生活源所造成的污染也远高于工业源污染。而现有的环保政策主要针对企业生产所造成的工业源污染,对于农业源和生活源污染则缺乏有效制约,因为从经济成本考量,由于农业和生活主体的分散性,政府无法通过一项环保政策来遏制这种环境污染。由此可见,要彻底改变安徽省环境污染的现状和环境保护所面临的政策困境,必须从思想深处消除人们根深蒂固的权利优先意识,从而建构起人们的环保责任自觉。
  
  二、责任先于权利:他者伦理学的生态价值
  
  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自古有之。比如古代中国有天人合一思想,也有具体保护环境的“时禁”措施。古徽州人尤其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一生致力于和谐生态村落的建设。在长期与大自然斗争过程中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水口文化。如动龙脉(毁山)、毁水口、斫祖林、污水源,都应依“族法”严惩。但是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的保护并非基于主体的责任自觉,而是受到类似“天谴”等神圣观念的外在影响。
  进入现代社会后,由于思想启蒙和技术发展,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有两个最为基本的特点:第一便是“理性化”,第二便是由这种理性化所导致的“世界的祛魅”。传统压抑人性的宗教神学和实体道德理念被荡涤,主体从传统的人身依附状态中摆脱出来进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范畴。” 由此,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认识论开启的主体性哲学的确立,使人的主体地位和理性力量得到空前的解放——“人为自然立法”(康德语),主体对客体也即人类对自然拥有绝对的占有权和支配权。这种权利优先意识的主体性哲学,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传统社会天人合一式的和谐共处演变为人类对自然的无限攫取与占有。残酷的现实告诉人们,人类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物质享受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与资源换取得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酸雨蔓延、全球气候变化、臭氧层出现空洞……,正是由于人类在发展中对自然环境采取了不公允、不友好的态度和做法的结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正遭受着严重环境问题的威胁和危害。基于此,人类在20世纪中叶开始了一场觉醒,那就是对环境问题的认识,生态伦理学也因此应允而生。
  但是既有的生态伦理学和环保政策的制定仍然没有摆脱主客二分法的认识论模式。无论是康德式的绝对道德律还是功利主义式的利益证明都不能促使现代性境遇中的主体严格履行环保责任。因为前者必须用“上帝公设”来作为绝对理念的最终依据,这在宗教祛魅的时代已经缺乏说服力;而后者由于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体等作为市场主体的利益并不一致,由此就难以避免环保政策执行不力或者主体逃避环保责任。如何使不同主体都能够自觉履行不可推卸的环保责任就成为当代学者亟待解决的形上课题。
  “责任”是当代犹太哲学家列维纳斯的伦理形而上学的主要观念,是理解其“他者”哲学的重要维度。为了规避现象学的唯我论倾向与存在论对现实责任的消解,他者思想的代表人物列维纳斯,汲取现象学对他者的研究,进一步强调“他者完全拒斥先验本我,不可能被吸收进本我为自己创造的世界。” 因此,与他者的遭遇处于自我的独立性的源头,换句话讲,主体性在原初状态上就是伦理的。由此,列维纳斯沿着近现代西方哲学对有限个体如何获得超越无限的思维路径和价值追求,通过伦理学的建构方式将责任纳入到主体性的本质的、基本的结构,从而确认了现代人作为责任主体的必然性,以无条件的责任方式,解决了责任伦理存在的价值依托。
  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虽然只是阐述我与他者的关系——“我为他者负责”,但“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最终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脱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就不能从根本上认识和解决当代世界出现的尖锐的环境和资源问题”。因此,我对他者负责延伸到生态伦理学层面就能够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伦理基石。
  
  三、他者视域中的安徽和谐生态建设
  
  随着安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步伐加快,自然生态环境危机日益突出。当前,如何化解生态环境危机,保护自然资源,推进节能减排,积极开展生态安徽建设,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已经成为构建和谐安徽实践中的迫切任务。实现这一艰巨的任务不仅需要政府出台各种政策措施和制度规范;而且需要广大安徽公民积极承担起公民责任。
  首先,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需要坚持环境责任至上原则。
  为了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国务院先后批复通过了“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以及“徽州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等区域性经济发展规划。其中三种规划的共同特点就在于试图通过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并存。比如严格执行企业落户的环境门槛,实行“三同时”制度,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但是根据区域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安徽省要想分享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就只能承接增长极地区的落后产业。尤其是当前长三角地区环境总量已趋近饱含状态,因此,安徽省将面临追求经济发展与被动承接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两难困境。在此境况下,安徽省只有真正做到以自然环境的保护为第一位,才能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发挥对其他落后地区的“示范”作用。因而,为了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立足于唤醒人们的责任意识,使人主动自觉地为自然负责。人对自然负责,不是指人将按照自己的意志来管理自然,而是顺应自然的本性守护自然。
  其次,隐性的农业源污染整治需要主体确立为他者负责的责任观。
  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力军在发布《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时,特意指出,“目前,我国农业源的污染问题相对较严重,由于化肥、农药和地膜等农业用品普遍使用,水环境遭受污染;此外,农业污染里比较突出的是畜禽养殖业污染问题。”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水污染问题,必须把农业源污染防治纳入环境保护的重要议程。
  安徽省作为农业大省,农业源污染同样是造成生态恶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国家在农业源污染防治方面尚无具体可行的政策方案。“徽州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强调将包括文化在内的自然生态放在首位,同他者伦理学的精神正相契合。通过他者伦理学的本土化建构促使主体将他者的需要和利益作为自己无法逃避的责任和义务,才有可能使农业工作者自觉减少农药或化肥的大量使用。
  最后,从他者视域将安徽传统的自然观念进行现代转换。
  安徽省这片大地上曾诞生了庄子的齐物论思想和徽州人“桃花源里人家” 的理想田园实践。在以科学和技术为表征的现代社会中,如何有效利用他者伦理学对安徽传统的自然观念进行现代转换,不仅有助于建构工业文明时代基于责任优先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学,同时也有利于“充分挖掘安徽地方文化资源,推进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的有机融合,大手笔、高水平开发优秀文化产品,把更多更好的精神粮食奉献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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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范 君 李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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