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份深圳“首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期间，民政部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向全国发布了《中国慈善会发展报告》，报告一开始阐述了这个报告产生的背景，是这样讲的：“在中国，无数的困难人群曾经接受过来自中国各级慈善会的帮助；国内外无数的人们、企业、机构，曾经主动或被动地向各类慈善会慷慨捐赠；但是，普通人对这个活跃在身边的庞大系统，只有一些感性的、碎片化的印象，缺乏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而业界特别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界，也从未对这个系统进行过详细的全面记录、描述和介绍，从未科学深入地检阅、分析其现状、发展和贡献，更谈不上对其为中国社会发展所起作用的公正准确评价。更有甚者，近两年有学者在对中国慈善会系统存在问题进行批评时，还提出了‘中国慈善会严重影响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观点。这种局面，不仅影响了人们对遍及全国的各级慈善会系统的支持与参与热情，也不利于慈善会系统本身的改革和发展，对各类需要帮助的困难人群，至少在一定时间内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为此，独立第三方机构本着以数据说话、以事实立论的原则，在大量数据采集调研的基础上，全面详细介绍中国慈善会系统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科学分析研究其规模和速度、主要发展模式、地域分布、服务领域、治理形式、人员结构，客观公正地评价其慈善服务效率，以及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中的地位、影响、作用，对中国社会建设的贡献，就显得很有必要。
　　由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编制发布的这份《中国慈善会发展报告》，正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
　　这个报告发布后，有媒体称：“这是我国第一次针对慈善会系统的报告也是社会各界参与和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份‘成绩单’。”并这样披露了这份成绩单：
　　“报告发现，慈善会作为中国慈善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诞生伊始，便承担了政府功能补充的角色，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在全国及省、市、县各级建立了基本覆盖全国的组织网络，截至2012年6月，全国共有县级以上慈善会1923家。”
　　在捐赠收入方面，过去五年，慈善会捐赠接收总量整体呈现上升态势。2011年全国慈善会系统接收捐赠款物总额达203.89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华慈善总会接收捐赠款物折合人民币约65亿元，居首位，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广东省慈善总会紧随其后。
　　在捐赠支出方面，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55家慈善会慈善总支出约153亿元人民币，其中45家行政总支出约8500万元，行政总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仅为0.576%，远低于基金会的1.87%。
　　报告预测，慈善会系统在组织建设网络化与基层化、慈善项目创新化、治理多元化与制度化、信息透明化四个方面将持续发力。
　　还有媒体称：“该报告是我国第一次针对慈善会系统的研究报告，填补了行业研究的空白。”
　　应该说，这些媒体的报道和评价真实、全面地介绍了《中国慈善会发展报告》，我相信，只要看过这份报告的人也都会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然而，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近期一个地方慈善组织办的杂志上有一篇对《中国慈善会发展报告》的报道，对全国慈善组织几乎全部冠以否定、贬低、质疑的字眼。这篇报道的第一段这样写：“慈善会同红十字会一样，属于有政府背景慈善组织。因行政成本低、与政府关系紧密、信息透明度不高，屡陷“发票门”、“卖药门”等质疑漩涡。”在两段没有评价的募捐与支出的数字介绍之后，又这样写道：“由于历史渊源，我国慈善会系统主要业务与民政系统业务范围多有重合，公众有时会误认为慈善会是政府部门分支。报告显示，对30家省级以上慈善会调研发现，29家慈善会会长具有政府工作经历，三分之一为现任公务员，近九成享部级待遇。另外，接受问卷调查的73家慈善会中，2010年，有37家慈善会共获得财政资助7171万元，占总收入的1.25%。”
　　这样看，本来让我们很受鼓舞的一份报告，本来是一份慈善会“成绩单”的报告，成绩几乎都没有了，就只剩下了问题、弊病。
　　我不知道，写这篇报道的同志是否认真看过《中国慈善会发展报告》。这篇报道没有注明是否转载，但我想并不排除它是转载的，因为公开发行的报刊中确实也有记者写了类似的报道。即使这样，我也不明白这个慈善会的刊物为什么不去转载那些客观、正面的报道，却选择了这样一篇不靠谱的报道呢？这无疑反映了作者、编者一种倾向。我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不良行为。当今社会确实有一些媒体人及一些专家、学者为了“卖点”、收视率、发行量而标新立异，迎合一些人价值取向，专门收集所谓问题、弊病并热衷于披露丑恶、落后的东西，不顾事实或只看表象不分析事物的本质、主流。比如那份报道中也几次提到“有政府背景”这个问题，和社会上一些学者、专家把“有政府背景”当成我们慈善组织弊病，作为攻击慈善会的一个口实有相同的取向。据我所知，这个城市慈善会的会长也有政府背景，确切地说这个城市的慈善会会长目前还在政府担任着重要的领导职务。但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城市的慈善工作一直搞得有声有色，并没有什么问题、弊病，更没有被质疑的丑闻。尽管和所有慈善会一样，需要改革、创新之处无疑是有的。但这是慈善会发展中的事情，我还从来没有看到、听到有哪个慈善会抵制改革、创新。我实在无法理解一些专家、学者、记者把“有政府背景”或所谓“官办”慈善会与改革、创新完全对立起来。我一直认为“官办慈善会”这个提法是不妥的，至于“有政府背景”又有什么问题呢？
　　中华慈善总会第一任会长崔乃夫曾是国家民政部部长，1994年离休后被推选为中华慈善总会会长，也算是有政府背景的。崔乃夫任会长期间，确定并实施了“免费对患唇腭裂孤儿进行矫治”的慈善项目。大家都知道这是个符合我国国情、生命力很强的慈善项目。崔乃夫为什么选定这样一个项目呢？这是因为他在民政部任部长期间，了解全国孤儿、全国民政系统孤儿院的情况，清楚一些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孤儿院虽然有能力收养社会许多孤儿，但对于患有唇腭裂的孤儿一时还没有能力救治。崔乃夫认为社会慈善组织应该作为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一个补充，于是就确定了这样的项目。崔乃夫知道社会上患唇腭裂的孤儿、贫困儿童还很多，但中华慈善总会刚刚成立，能力还有限，于是决定先从内蒙古的一个孤儿院做起。这个项目现在依旧在做，而且做得很大，取得非常大非常好的效果。崔乃夫会长当时确定的慈善项目还有甘肃的“雨水集蓄”项目等，都是影响至今的品牌慈善项目。崔乃夫因为担任民政部部长多年，十分清楚全国贫困群体的情况，他又是一位非常有社会责任感和非常同情贫困百姓的老党员、老干部。崔乃夫对中华慈善事业的突出贡献，与他的“政府背景”不无关系。后来的阎明复会长、范宝俊会长也是如此。我们许多省市的慈善会会长都曾经在政府担任领导职务，比如陕西省慈善协会第一任会长徐山林曾经是陕西省常务副省长，正是由于他多年的领导工作，使他对陕西贫困地区、贫困群体有着深入了解和深厚情感，在任慈善会会长期间才把“慈安桥”等一批深受困难群众和社会各界欢迎的慈善项目做得有声有色。大家知道，慈善会会长是选举而不是任命的，尽管有上级领导机关安排的因素，但如果本人不愿意担当，是不会被强制、不会受纪律处分的。据我的了解，这些有政府背景的慈善会会长基本上都是非常有社会责任感、有奉献精神、有良知，也是善于学习、有知识特别是管理民间慈善组织的知识。研究我国这十多年慈善事业发展的历史，人们就会看到，这些“有政府背景”的慈善会会长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非同小可的巨大贡献。
　　有政府背景的慈善组织对中国慈善事业所作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尽管我们的社会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党内、政府内总是有腐败分子出现，但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还是信任拥护的，不会因为我们慈善会有政府背景，就对它充满质疑，甚至认为这样的慈善会应退出历史舞台。
　　我们的宣传报道，我们发表的文章、面对公众说出的话首先要考虑到我们的责任，包括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要讲政治，就是说我们的宣传、我们公开发表的言论要考虑到是否真实全面、实事求是，要考虑到我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古人说：“正则不为邪所媚。”而正与不正，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方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