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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4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致信在井冈山的朱德和毛泽东，对朱、毛在井冈山的武装斗争进行指导。信中强调：“你们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工作决议案改造你们的军队……在成分上尽可能的增加工农和贫民的成分，减少流氓的成分。”
在中国，任何一场略有气势的革命，都不可能没有流氓的参与。在某种意义上，流氓是最富有革命性的。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担心井冈山的流氓过多，但他们在上海滩上闹革命、搞暴动，也不可能拒绝城市流氓的加入。大名鼎鼎的顾顺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好勇斗狠顾顺章
顾顺章，1904年生，上海宝山人。早年进入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当工人，不久成为小工头。在工厂期间，顾顺章加入了上海滩上的“清帮”。顾顺章从小好勇斗狠，很快在江湖上脱颖而出。在上海滩上的帮会相争、流氓斗殴中，表现非凡。由于顾顺章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被其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共领导看中。而在搞工运时，顾顺章确实是一把好手。1924年，顾顺章加入中共。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也有突出的表现。由于顾顺章本领高强，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侍卫。1926年，顾顺章与陈赓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苏联，短期学习“政治保卫”。
1927年初，顾顺章“学成归国”。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1927年7月，汪精卫存武汉“分共”，“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共产党人在全国都成为捕杀的对象。中共活动全面转入地下，中共中央也从武汉迁到上海租界内。中共中央本来设有军委。其时在中其中央机关工作、后则成为“托派”的郑超麟回忆说：“‘军委’是秘密的组织系统，不仅对党外的人守秘密，而且对党内的人守秘密。那时中国共产党有三种组织：青年团、党和军委，一重比一重更加严格，认真。……军委同志不编入普通支部，人和工作原则上都不许普通同志知道，……到了上海‘暴动时代’，军委工作特别扩大，周恩来成了其中重要人物。杭州响应北伐军的暴动，是军委的工作之一。顾顺章从杭州回来后也加入军委领导机关，以准备上海的暴动。”周恩来其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军委工作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领导的军委，本来设有特务工作科，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央机关的安全。国共两党势同水火后，特务工作的重要性大大增强。共产党员被捕而叛变者，需要尽快铲除，一为减少损失，二为杀一儆百。被捕而未叛变者，需要采取各种手段营救出来，国民党方面那些对共产党危害特别大者，也需要尽可能让其从人间消失。这样，原附属于军委的特务工作科，就扩充为中央特科，直属中央，实际由周恩来直接指挥。中央特科又附设狙击队，即所谓“红队”。“红队”队员人人身怀绝技，个个百步穿杨。顾顺章从苏联受训回国后，一度到杭州领导暴动。周恩来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和“红队”时，顾顺章的“才智”更有用武之地：中央特科科长和“红队”队长，都南顾顺章担任。如果说周恩来是中共特工之父，那顾顺章就可以说是仅次于周恩来的第二创始人。
因为是工人出身，也因为劳苦功高，在1927年4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顾顺章成为中央委员，在同年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俨然中共要人。担任特科科长和“红队”队长后，顾顺章干得十分出色，国共两方面死于其手者不计其数。
被捕·叛变·被杀
1931年3月，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在汉口，将张陈二人送走后，大概因为实在难耐技痒，顾顺章居然登台表演魔术。当然，他之所以敢如此弄险，还因为对自己的身手过于自负。顾顺童有着高超的化装术，每次都化装后登台。但千虑一失，被此前的中共叛徒认出，于是被捕。
顾顺童被捕后立即叛变。由于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担任特务首脑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并迅速通知了周恩来，也由于周恩来过人的应变能力和组织才华，才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诸要人和整个机关避免了全体覆灭的结局。顾顺章本存中共党内专门负责惩治叛徒，他非常清楚叛变意味着什么，而他之所以一被捕就敢于叛变，是因为他自信能借助国民党之力摧毁整个中共中央机关，将周恩来、陈赓们悉数抓获，从而也为自己解除后顾之忧。他本来也的确可以做到这一点，只是由于国民党方面配合不周，才使其未能成功。顾顺章是知道南京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潜有中共人员的。存汉口被捕后，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大鱼的兴奋，还是将顾顺章被捕并叛变的消息电告南京，而在南京接收这电报的，就是钱壮飞。据说，当顾顺章得知已向南京发报时，跌足长叹：“抓不住周恩来了！”
如果顾顺章能将在上海的中共要角一网打尽，那此后的历史当然要大大改写。但即便他未能做到当初想做的，他的叛变，也还是极大地影响了中共的历史，当然也就极大地影响了此后中国历史的面目。1933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这在中共党史上其实是一件极大的事情。本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產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组织上，中共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才是中共的“正途”。也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当毛泽东等人热衷于农民运动，热衷于创建农民军队时，在上海等的中共中央曾忧心忡忡，一再地敲警钟、泼冷水。在顾顺章叛变前，耍说把中共中央迁往乡村，那是不可想象的。早期中共人士，后来成为铁杆“托派”的王凡西。在《双山同忆录》中说：“在那时，无论国际或中共，甚至江西的毛泽东，都不曾想到把工作中心由城市搬向乡村，也没有谁敢主张将党的基础从工人转移到农民身上。既然坚持城市第一与工人领导的路线，那当然要把党的中心工作放在上海。党几乎是集中了最大力量，要建立和扩大上海工人区中的组织。”而最终决定把工作中心从城市移往乡村、把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往瑞金，并非是理念有了转变，并非是思想上、原则上向毛泽东屈服，而实在是迫不得己。
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中共党内发生的一系列剧变，虽然不能说完全是由顾顺章的被捕叛变导致的，但与顾顺章的被捕叛变无疑有着极重大的关系。对于中共来说，这实在是一次极强烈的地震。张围焘存《我的同忆》中说：“顾顺童的叛变，是震动中共的一件大事。……中共中央乃亦采取残酷手段来泄愤，顾顺章存上海的全家被中共的行动人员暗杀了。” 但顾顺章还是死于“中统”之手。1935年，顾顺章被“中统”杀掉了。个中原因，20世纪50年代香港出版的《徐恩曾回忆录》是这样解释的：“我所遗憾的是这位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一九三五年舂，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由于他不安分的本性，我虽尽量优待他，日子一久，他仍感到不耐，要找政治上的出路。在我们这边找不到，又去和其党勾结，向共党提供我内部人事和业务报告。后又发觉他有实行暗杀计划后，逃往江西苏区的准备，我只好对他放弃了。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的共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十五六起，顾顺童是唯一的转变后又想同到敌人怀里的一个。”按徐恩曾的说法，顾顺章是又与共产党暗通款曲，才被“中统”杀掉的。顾顺章是“中统”钓到的一条大鱼。但顾顺章所知共产党的机密再多，也是有限的。当他叛变之后，这就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幾年之后，顾顺章身上的这方面资源便耗尽。而顾顺章又是一个不可能让围民党对其彻底信任、真正放心之人，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能对国民党造成重大伤害。豢养顾顺章，始终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弄不好就成了养虎遗患。对他的监控，当然也是颇费周章的。当顾顺童身上的共党机密这种资源还没有榨尽时，“中统”当然不畏风险、不计代价地豢养他。一旦他身上这种特殊的资源耗尽，徐恩曾们就要考虑风险和成本了。当他们觉得风险和成本大于收益时，便会把他除掉。
有流氓性的工人干部
1938年11月28日，住在苏联克拉奇克疗养院的翟秋白遗孀杨之华，以杜宁的笔名写了《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一文。杨之华曾与顾顺章同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对顾顺章比较熟悉。这篇文童介绍了顾顺章的特征、强调了顾顺章叛变的“危害”，文章主旨则是反思这一事件的“教训”。杨之华介绍了顾顺章的这样几种“特点”：一、“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二、“不多说话，他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三、“平日不看文件，开门会不常说话”；四、“生活浪漫”。文章中还说了这样两件事。一是顾顺章叛变后，中其中央特科在顾妻室内搜出了“顾顺章亲手写给蒋介石的一封未发出的信”，信中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第三党、取消派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种组织关系，一概交出。另一件事，是顾顺章“生活的腐化”，“吸鸦片”“玩妓女”，还“打老婆”。这几件事其实是连存一起的。顾顺章虽然加入了中共，并成为党内要人，但本质上是一个毫无政治信念的流氓。他的加入中共，不过是一种投机、一种赌博。他平日之所以不看文件，是因为他对文件本无兴趣；他开会之所以不发言，是因为他对各种政治问题本无话可说。杨之华认为，从他妻子室内搜出的那封信，说明“他的叛党动机不在被捕之后，而在被捕之前。但此信尚未寄出，料他经过了一个动摇的时期。”而我以为，顾顺童在加入中共的第一天，就做好了一旦被捕即叛变的准备。加入中共不过是一个流氓存赌一把。为“主义”而抛头颅洒热血的想法，一丝一毫也不曾有过，因为他本不知道“主义”为伺物。而那封写给蒋介石的信，是给自己留的后路之一，一旦被捕，此信可证明自己早有异心，可得到国民党方面更快更大的信任。杨之华的“反思”之一，是党组织对顾顺章生活的“腐化”和“堕落”没有及时警觉：“然而从他的生活上可以知道，他的叛变不是偶然的。而我们的于他不好的倾向——叛变的预兆，没有加以及时的警惕。”其实，对于顾顺章这样的人来说，生活上的“腐化”和“堕落”，是不可被劝阻、不可被改变的。吸鸦片、玩妓女、灯红酒绿、金迷纸醉，是作为流氓的顾顺章的生活意义所在，他活着就是为了这些；他的投身中共，也不过是为了有一天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一己私欲。在那时，如果以组织的名义，禁止他吸鸦片、玩妓女，禁止他生活上的“腐化”和“堕落”，他恐怕立即与中共“拜拜”，回到他的帮会中去，回到他的“江湖”上去。当时的有关人士，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没有对顾顺章的个人生活加以干涉，因为他能干、太有用。
杨之华说：“顾顺章在过去执行党的决定很勇敢，但他所以勇敢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就没有加以研究。他没有了解主义和政策，他的一切工作是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上海一般的流氓无产阶级，好勇是实在的，但是他正因为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不能为保护自己的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到底，甚至做了阶级的叛徒。顾顺章便是上海流氓无产阶级的典型。”指出顾顺章的勇敢并非出于政治信念，而是一个流氓和赌徒的血气之勇，无疑是中肯的。杨之华的文章以这样的一段话结束：
对于工人干部的教育工作，非常重要。特别对于有流氓性的工人干部。可以说过去对于顾顺章的教育工作，做得极少，甚至可说没有做，他入党直到出走，没有改变他丝毫的习性，如果我们对于他抓紧政治教育，特别在实际工作的政治教育，我不相信经过长期的党的生活之后不能改变他的性格。这个教训对于党有极大的意义。如果我们好好教育他，不但有可能去改变他，而经过他可以改变在他周围的工人群众，因为在上海像他一类的工人成分一一流氓无产阶级成分占有相当的地位。
杨之华在1938年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做出这种反思，应该说是用心良苦的。如果说，对“工人干部”、特别是“有流氓性的工人干部”的教育是一个重大问题，那对“农民干部”，特别是“有流氓性的农民干部”的教育，就更是不可忽视的大问题了，因为后者比前者多得多。但我们知道，杨之华的担忧和提醒并没有引起重视。在此后的各个时期，都是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当作极其重大的事情来抓；都是反复强调工人农民尽管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灵魂是干净的、道德是高尚的，因而都是知识分子的楷模。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后的头等大事，就是向身边的工人农民看齐，就是让自己全身心地工农化。
摘编自《并未远去的背影》
在中国，任何一场略有气势的革命，都不可能没有流氓的参与。在某种意义上，流氓是最富有革命性的。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担心井冈山的流氓过多，但他们在上海滩上闹革命、搞暴动，也不可能拒绝城市流氓的加入。大名鼎鼎的顾顺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好勇斗狠顾顺章
顾顺章，1904年生，上海宝山人。早年进入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当工人，不久成为小工头。在工厂期间，顾顺章加入了上海滩上的“清帮”。顾顺章从小好勇斗狠，很快在江湖上脱颖而出。在上海滩上的帮会相争、流氓斗殴中，表现非凡。由于顾顺章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被其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共领导看中。而在搞工运时，顾顺章确实是一把好手。1924年，顾顺章加入中共。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也有突出的表现。由于顾顺章本领高强，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侍卫。1926年，顾顺章与陈赓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苏联，短期学习“政治保卫”。
1927年初，顾顺章“学成归国”。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1927年7月，汪精卫存武汉“分共”，“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共产党人在全国都成为捕杀的对象。中共活动全面转入地下，中共中央也从武汉迁到上海租界内。中共中央本来设有军委。其时在中其中央机关工作、后则成为“托派”的郑超麟回忆说：“‘军委’是秘密的组织系统，不仅对党外的人守秘密，而且对党内的人守秘密。那时中国共产党有三种组织：青年团、党和军委，一重比一重更加严格，认真。……军委同志不编入普通支部，人和工作原则上都不许普通同志知道，……到了上海‘暴动时代’，军委工作特别扩大，周恩来成了其中重要人物。杭州响应北伐军的暴动，是军委的工作之一。顾顺章从杭州回来后也加入军委领导机关，以准备上海的暴动。”周恩来其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军委工作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领导的军委，本来设有特务工作科，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央机关的安全。国共两党势同水火后，特务工作的重要性大大增强。共产党员被捕而叛变者，需要尽快铲除，一为减少损失，二为杀一儆百。被捕而未叛变者，需要采取各种手段营救出来，国民党方面那些对共产党危害特别大者，也需要尽可能让其从人间消失。这样，原附属于军委的特务工作科，就扩充为中央特科，直属中央，实际由周恩来直接指挥。中央特科又附设狙击队，即所谓“红队”。“红队”队员人人身怀绝技，个个百步穿杨。顾顺章从苏联受训回国后，一度到杭州领导暴动。周恩来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和“红队”时，顾顺章的“才智”更有用武之地：中央特科科长和“红队”队长，都南顾顺章担任。如果说周恩来是中共特工之父，那顾顺章就可以说是仅次于周恩来的第二创始人。
因为是工人出身，也因为劳苦功高，在1927年4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顾顺章成为中央委员，在同年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俨然中共要人。担任特科科长和“红队”队长后，顾顺章干得十分出色，国共两方面死于其手者不计其数。
被捕·叛变·被杀
1931年3月，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在汉口，将张陈二人送走后，大概因为实在难耐技痒，顾顺章居然登台表演魔术。当然，他之所以敢如此弄险，还因为对自己的身手过于自负。顾顺童有着高超的化装术，每次都化装后登台。但千虑一失，被此前的中共叛徒认出，于是被捕。
顾顺童被捕后立即叛变。由于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担任特务首脑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并迅速通知了周恩来，也由于周恩来过人的应变能力和组织才华，才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诸要人和整个机关避免了全体覆灭的结局。顾顺章本存中共党内专门负责惩治叛徒，他非常清楚叛变意味着什么，而他之所以一被捕就敢于叛变，是因为他自信能借助国民党之力摧毁整个中共中央机关，将周恩来、陈赓们悉数抓获，从而也为自己解除后顾之忧。他本来也的确可以做到这一点，只是由于国民党方面配合不周，才使其未能成功。顾顺章是知道南京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潜有中共人员的。存汉口被捕后，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大鱼的兴奋，还是将顾顺章被捕并叛变的消息电告南京，而在南京接收这电报的，就是钱壮飞。据说，当顾顺章得知已向南京发报时，跌足长叹：“抓不住周恩来了！”
如果顾顺章能将在上海的中共要角一网打尽，那此后的历史当然要大大改写。但即便他未能做到当初想做的，他的叛变，也还是极大地影响了中共的历史，当然也就极大地影响了此后中国历史的面目。1933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这在中共党史上其实是一件极大的事情。本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產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组织上，中共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才是中共的“正途”。也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当毛泽东等人热衷于农民运动，热衷于创建农民军队时，在上海等的中共中央曾忧心忡忡，一再地敲警钟、泼冷水。在顾顺章叛变前，耍说把中共中央迁往乡村，那是不可想象的。早期中共人士，后来成为铁杆“托派”的王凡西。在《双山同忆录》中说：“在那时，无论国际或中共，甚至江西的毛泽东，都不曾想到把工作中心由城市搬向乡村，也没有谁敢主张将党的基础从工人转移到农民身上。既然坚持城市第一与工人领导的路线，那当然要把党的中心工作放在上海。党几乎是集中了最大力量，要建立和扩大上海工人区中的组织。”而最终决定把工作中心从城市移往乡村、把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往瑞金，并非是理念有了转变，并非是思想上、原则上向毛泽东屈服，而实在是迫不得己。
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中共党内发生的一系列剧变，虽然不能说完全是由顾顺章的被捕叛变导致的，但与顾顺章的被捕叛变无疑有着极重大的关系。对于中共来说，这实在是一次极强烈的地震。张围焘存《我的同忆》中说：“顾顺童的叛变，是震动中共的一件大事。……中共中央乃亦采取残酷手段来泄愤，顾顺章存上海的全家被中共的行动人员暗杀了。” 但顾顺章还是死于“中统”之手。1935年，顾顺章被“中统”杀掉了。个中原因，20世纪50年代香港出版的《徐恩曾回忆录》是这样解释的：“我所遗憾的是这位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一九三五年舂，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由于他不安分的本性，我虽尽量优待他，日子一久，他仍感到不耐，要找政治上的出路。在我们这边找不到，又去和其党勾结，向共党提供我内部人事和业务报告。后又发觉他有实行暗杀计划后，逃往江西苏区的准备，我只好对他放弃了。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的共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十五六起，顾顺童是唯一的转变后又想同到敌人怀里的一个。”按徐恩曾的说法，顾顺章是又与共产党暗通款曲，才被“中统”杀掉的。顾顺章是“中统”钓到的一条大鱼。但顾顺章所知共产党的机密再多，也是有限的。当他叛变之后，这就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幾年之后，顾顺章身上的这方面资源便耗尽。而顾顺章又是一个不可能让围民党对其彻底信任、真正放心之人，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能对国民党造成重大伤害。豢养顾顺章，始终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弄不好就成了养虎遗患。对他的监控，当然也是颇费周章的。当顾顺童身上的共党机密这种资源还没有榨尽时，“中统”当然不畏风险、不计代价地豢养他。一旦他身上这种特殊的资源耗尽，徐恩曾们就要考虑风险和成本了。当他们觉得风险和成本大于收益时，便会把他除掉。
有流氓性的工人干部
1938年11月28日，住在苏联克拉奇克疗养院的翟秋白遗孀杨之华，以杜宁的笔名写了《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一文。杨之华曾与顾顺章同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对顾顺章比较熟悉。这篇文童介绍了顾顺章的特征、强调了顾顺章叛变的“危害”，文章主旨则是反思这一事件的“教训”。杨之华介绍了顾顺章的这样几种“特点”：一、“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二、“不多说话，他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三、“平日不看文件，开门会不常说话”；四、“生活浪漫”。文章中还说了这样两件事。一是顾顺章叛变后，中其中央特科在顾妻室内搜出了“顾顺章亲手写给蒋介石的一封未发出的信”，信中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第三党、取消派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种组织关系，一概交出。另一件事，是顾顺章“生活的腐化”，“吸鸦片”“玩妓女”，还“打老婆”。这几件事其实是连存一起的。顾顺章虽然加入了中共，并成为党内要人，但本质上是一个毫无政治信念的流氓。他的加入中共，不过是一种投机、一种赌博。他平日之所以不看文件，是因为他对文件本无兴趣；他开会之所以不发言，是因为他对各种政治问题本无话可说。杨之华认为，从他妻子室内搜出的那封信，说明“他的叛党动机不在被捕之后，而在被捕之前。但此信尚未寄出，料他经过了一个动摇的时期。”而我以为，顾顺童在加入中共的第一天，就做好了一旦被捕即叛变的准备。加入中共不过是一个流氓存赌一把。为“主义”而抛头颅洒热血的想法，一丝一毫也不曾有过，因为他本不知道“主义”为伺物。而那封写给蒋介石的信，是给自己留的后路之一，一旦被捕，此信可证明自己早有异心，可得到国民党方面更快更大的信任。杨之华的“反思”之一，是党组织对顾顺章生活的“腐化”和“堕落”没有及时警觉：“然而从他的生活上可以知道，他的叛变不是偶然的。而我们的于他不好的倾向——叛变的预兆，没有加以及时的警惕。”其实，对于顾顺章这样的人来说，生活上的“腐化”和“堕落”，是不可被劝阻、不可被改变的。吸鸦片、玩妓女、灯红酒绿、金迷纸醉，是作为流氓的顾顺章的生活意义所在，他活着就是为了这些；他的投身中共，也不过是为了有一天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一己私欲。在那时，如果以组织的名义，禁止他吸鸦片、玩妓女，禁止他生活上的“腐化”和“堕落”，他恐怕立即与中共“拜拜”，回到他的帮会中去，回到他的“江湖”上去。当时的有关人士，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没有对顾顺章的个人生活加以干涉，因为他能干、太有用。
杨之华说：“顾顺章在过去执行党的决定很勇敢，但他所以勇敢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就没有加以研究。他没有了解主义和政策，他的一切工作是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上海一般的流氓无产阶级，好勇是实在的，但是他正因为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不能为保护自己的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到底，甚至做了阶级的叛徒。顾顺章便是上海流氓无产阶级的典型。”指出顾顺章的勇敢并非出于政治信念，而是一个流氓和赌徒的血气之勇，无疑是中肯的。杨之华的文章以这样的一段话结束：
对于工人干部的教育工作，非常重要。特别对于有流氓性的工人干部。可以说过去对于顾顺章的教育工作，做得极少，甚至可说没有做，他入党直到出走，没有改变他丝毫的习性，如果我们对于他抓紧政治教育，特别在实际工作的政治教育，我不相信经过长期的党的生活之后不能改变他的性格。这个教训对于党有极大的意义。如果我们好好教育他，不但有可能去改变他，而经过他可以改变在他周围的工人群众，因为在上海像他一类的工人成分一一流氓无产阶级成分占有相当的地位。
杨之华在1938年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做出这种反思，应该说是用心良苦的。如果说，对“工人干部”、特别是“有流氓性的工人干部”的教育是一个重大问题，那对“农民干部”，特别是“有流氓性的农民干部”的教育，就更是不可忽视的大问题了，因为后者比前者多得多。但我们知道，杨之华的担忧和提醒并没有引起重视。在此后的各个时期，都是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当作极其重大的事情来抓；都是反复强调工人农民尽管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灵魂是干净的、道德是高尚的，因而都是知识分子的楷模。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后的头等大事，就是向身边的工人农民看齐，就是让自己全身心地工农化。
摘编自《并未远去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