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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今年报考研究生的人数开始下降。研究生就业的情况还不如本科生甚至不如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北京举办多次招聘会，提供的岗位不过一到三万多，应聘的人却多达十余万。许多家长千辛万苦，四处借贷，花了十几万元，好不容易把孩子供到大学毕业，盼望孩子找个好工作，能使家里富起来。有的家长因上山下乡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下决心让孩子圆自己的大学梦。这些家长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孩子大学毕业。而如今陪孩子参加东一个招聘会、西一个招聘会，就是找不到一个好工作，他们真是急得欲哭无泪，苦水直往肚子里咽。
事情发生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外行自据的主管教育的政府官员脑袋一拍，做了两项决定：一是让大批职业学校升级戴帽，变成学院或大学；二是把许多大学合并，盲目扩大招生。于是每年大学生扩招××万人。我国大学生人数一下直升到世界第×。成为某些官员的政绩。四年以来，扩招的许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于是扩招硕士研究生。两年后许多硕士毕业生，又找不到工作，于是再扩招博士生。研究生“批量生产”，一位博士生导师带几十位博士生，上一批博士生的开题报告还没有看完，下一批几十个新博士生又进来了。一位导师哪来那么多课题让他们做，有的导师连自己带的博士生名字都叫不全。大学生多了，各大学纷纷上马搞基建。宿舍、教室、实验室盖起来了，可教师呢？一下子各所大学从哪补充那么多高水平的教师。由此造成本科生教学质量、研究生培养质量大幅度下降。
再来看职业学校，建国几十年，我国建成了一批高质量的高等和中等职业学校。然而前几年，一声令下，除少数地区外，大批职业学校纷纷来个戴帽升级，变成大学和学院，职校的教师和技师也转成大学教师和技师。近几年，各企业、各部门发现技师技工大量短缺，高级电工、焊工、钳工，高级实验师都后继无人，于是教育主管部门才觉悟到光有博士生硕士生是不行的，博士、硕士干不了电工、焊工、钳工和实验师的活，这才意识到不能只有大学，还是需要有高等和中等职业学校的。然而现在再想去探寻十年前职业学校的“古迹”，这些学校早已荡然无存，或是“面目全非”。不得不再拨款重建。办学哪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事。办一所高质量的学校谈何容易，拨款可以建校舍、办公楼、教室、宿舍这样的“硬件”，但办学质量的关键是“软件”，决定性的是师资、校风和办学传统。江浙地区在这次“升级戴帽风”中幸存下来的职业学校多是几十年甚至百年的名校，他们的师资、办学传统决不比一些大学差。
大学盲目扩招和职校的戴帽升级对基础教育带来巨大的冲击。技校的几年停止招生，不仅使一些动手能力优于读书能力的年轻人失去了深造的机会，而且使本来就千军万马竞争上大学的“独木桥”变得更窄更挤。新课改的教材完全是为升学这单一目标服务的，一些心灵手巧的学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在老师和家长的高压下被迫应试中考、高考。而大批落榜生由于无专业特长和就业技能只有“打工”，出卖劳动力这唯一的选择。这是高中、初中复读生非常多的重要原因。
大学盲目扩招和职业学校“一关一开”是教育主管部门的两个重大的决策失误，对教育事业、经济建设和社会秩序造成的影响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还会不断显现出来。我们至今没有看到教育主管部门进行反思。当年职业学校停办“升级戴帽”是“正确”的，现在恢复重建也是正确的。文件和会议报告中都是“历来重视”、“一贯坚持”之类的官话套话。敢于正视工作中的失误，是有勇气的表现。失误不敢正视、不敢提及，失误并不会因此就不存在。反而因为不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同样的失误还会重犯。
目前不重视职业教育，不重视工艺技术、看不起技师技工的社会风气，的确和近年来一些不够合理的政策导向有关。我国的工艺技术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已经严重制约了国家经济生产的发展。我举几个大家熟悉的例子。航空燃气发动机的理论，是清华空气动力学专家吴仲华教授发明的。他提出的这个理论国际科技界引起很大震动。但由于我国工艺技术落后，这样的发动机在国内制造不出来。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根据吴仲华教授的理论制造出来这样的发动机。我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只能从英国进口，原因就是工艺技术问题。瑞士钟表业是世界闻名的，瑞士各种牌子的名贵手表都不是机械化生产的，表的齿轮、轴承都是瑞士钟表工匠用精密器械手工制造出来的，最贵的名表售价达到天文数字。德国是机械工业非常发达的先进工业国，这同他们有高质量的职业技术教育、有大批高质量的技师密切相关。了解造船工业的人都知道，造船厂一位八级焊工的作用决不亚于一位总工程师。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教育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教育的发展必须和经济基础相适应。一个社会和所有的工程、生产项目一样，都需要不同岗位不同技能的人才，需要管理人才、科研人才，也需要大量掌握生产技能的技术工人、技师。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各门学科各行各业需要多少高级中级人才，能提供多少就业岗位，都需要周密的测算。多少博士、多少硕士、多少本科生、多少中技生这些数字都是由发改委（过去是国家计委）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和科技发展的水平提供出来的，需要比例均衡。这是科学，是科学发展观。
教育本身是一门科学。办教育必须按教育的客观规律行事。教育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涉及千家万户，几亿户家庭，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孩子在求学。第二：人才的培养是多方面的，一些不善于读书的孩子很有可能具有心灵手巧的潜质，可以通过专业培养成为优秀的技师；第三：教育是人人都可以指手画脚的，教育办得好不好，人人都可以发表各种意见。对教育评头论足；第四：教育又是不能允许任何人任意“动手动脚”的。作为教师，精通本门业务的专家，可以发挥十八般武艺，对本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做出各种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但作为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切忌对各种业务问题，不懂装懂，拍脑袋，瞎指挥。建国50多年来，教育之所以一直是“重灾区”多半是不懂业务的外行，拍脑袋，瞎指挥造成的。而这种瞎指挥，一个失误就会影响几十年，影响几代人。究其原因，都是违反科学发展观，不尊重科学，不按教育客观规律办事造成的。
去年，我回了一次老家常州，看到苏南地区的职业教育就办得比较好，在这个有悠久文化教育传统的江南，鱼米之乡，有发达的乡镇企业，也有几十年历史的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有许多高级、中级的职业学校。机械、电子、纺织、旅游等专业都是当地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毕业生当地“消化”，就业率都在90%以上，比许多大学本科生还高，就业后工资待遇也不低。没有考上大学或高中的学生，家长都乐于让他们读职业学校。这说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搞社会主义大农业、农产品深加工、产供销一条龙等等必须把农村子弟的上学、职业教育纳入当地经济发展规划统一考虑，农村职业教育上去了，当地的经济也就上去了。
大学生在城市就业难。动员大学毕业生到大西北，大学生当“村官”是目前新开辟的一条出路。但许多相应的工作需要跟上。譬如：下乡之前进行必要的培训：如何同农民交朋友，如何对当地农村和农业情况作调查研究，介绍一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先进的成功经验，如何把这些成功经验以及书本上课堂上学到先进科学知识与社会发展理论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去做。有的家长说，自己的孩子到农村当村官学“坏”了，本不会喝酒的天天陪村干部喝酒，没有干什么正事。这说明许多工作没有跟上。我们一定要汲取58年知识分子下放、文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经验教训。把大学生当“村官”的工作做好。
事情发生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外行自据的主管教育的政府官员脑袋一拍，做了两项决定：一是让大批职业学校升级戴帽，变成学院或大学；二是把许多大学合并，盲目扩大招生。于是每年大学生扩招××万人。我国大学生人数一下直升到世界第×。成为某些官员的政绩。四年以来，扩招的许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于是扩招硕士研究生。两年后许多硕士毕业生，又找不到工作，于是再扩招博士生。研究生“批量生产”，一位博士生导师带几十位博士生，上一批博士生的开题报告还没有看完，下一批几十个新博士生又进来了。一位导师哪来那么多课题让他们做，有的导师连自己带的博士生名字都叫不全。大学生多了，各大学纷纷上马搞基建。宿舍、教室、实验室盖起来了，可教师呢？一下子各所大学从哪补充那么多高水平的教师。由此造成本科生教学质量、研究生培养质量大幅度下降。
再来看职业学校，建国几十年，我国建成了一批高质量的高等和中等职业学校。然而前几年，一声令下，除少数地区外，大批职业学校纷纷来个戴帽升级，变成大学和学院，职校的教师和技师也转成大学教师和技师。近几年，各企业、各部门发现技师技工大量短缺，高级电工、焊工、钳工，高级实验师都后继无人，于是教育主管部门才觉悟到光有博士生硕士生是不行的，博士、硕士干不了电工、焊工、钳工和实验师的活，这才意识到不能只有大学，还是需要有高等和中等职业学校的。然而现在再想去探寻十年前职业学校的“古迹”，这些学校早已荡然无存，或是“面目全非”。不得不再拨款重建。办学哪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事。办一所高质量的学校谈何容易，拨款可以建校舍、办公楼、教室、宿舍这样的“硬件”，但办学质量的关键是“软件”，决定性的是师资、校风和办学传统。江浙地区在这次“升级戴帽风”中幸存下来的职业学校多是几十年甚至百年的名校，他们的师资、办学传统决不比一些大学差。
大学盲目扩招和职校的戴帽升级对基础教育带来巨大的冲击。技校的几年停止招生，不仅使一些动手能力优于读书能力的年轻人失去了深造的机会，而且使本来就千军万马竞争上大学的“独木桥”变得更窄更挤。新课改的教材完全是为升学这单一目标服务的，一些心灵手巧的学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在老师和家长的高压下被迫应试中考、高考。而大批落榜生由于无专业特长和就业技能只有“打工”，出卖劳动力这唯一的选择。这是高中、初中复读生非常多的重要原因。
大学盲目扩招和职业学校“一关一开”是教育主管部门的两个重大的决策失误，对教育事业、经济建设和社会秩序造成的影响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还会不断显现出来。我们至今没有看到教育主管部门进行反思。当年职业学校停办“升级戴帽”是“正确”的，现在恢复重建也是正确的。文件和会议报告中都是“历来重视”、“一贯坚持”之类的官话套话。敢于正视工作中的失误，是有勇气的表现。失误不敢正视、不敢提及，失误并不会因此就不存在。反而因为不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同样的失误还会重犯。
目前不重视职业教育，不重视工艺技术、看不起技师技工的社会风气，的确和近年来一些不够合理的政策导向有关。我国的工艺技术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已经严重制约了国家经济生产的发展。我举几个大家熟悉的例子。航空燃气发动机的理论，是清华空气动力学专家吴仲华教授发明的。他提出的这个理论国际科技界引起很大震动。但由于我国工艺技术落后，这样的发动机在国内制造不出来。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根据吴仲华教授的理论制造出来这样的发动机。我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只能从英国进口，原因就是工艺技术问题。瑞士钟表业是世界闻名的，瑞士各种牌子的名贵手表都不是机械化生产的，表的齿轮、轴承都是瑞士钟表工匠用精密器械手工制造出来的，最贵的名表售价达到天文数字。德国是机械工业非常发达的先进工业国，这同他们有高质量的职业技术教育、有大批高质量的技师密切相关。了解造船工业的人都知道，造船厂一位八级焊工的作用决不亚于一位总工程师。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教育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教育的发展必须和经济基础相适应。一个社会和所有的工程、生产项目一样，都需要不同岗位不同技能的人才，需要管理人才、科研人才，也需要大量掌握生产技能的技术工人、技师。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各门学科各行各业需要多少高级中级人才，能提供多少就业岗位，都需要周密的测算。多少博士、多少硕士、多少本科生、多少中技生这些数字都是由发改委（过去是国家计委）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和科技发展的水平提供出来的，需要比例均衡。这是科学，是科学发展观。
教育本身是一门科学。办教育必须按教育的客观规律行事。教育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涉及千家万户，几亿户家庭，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孩子在求学。第二：人才的培养是多方面的，一些不善于读书的孩子很有可能具有心灵手巧的潜质，可以通过专业培养成为优秀的技师；第三：教育是人人都可以指手画脚的，教育办得好不好，人人都可以发表各种意见。对教育评头论足；第四：教育又是不能允许任何人任意“动手动脚”的。作为教师，精通本门业务的专家，可以发挥十八般武艺，对本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做出各种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但作为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切忌对各种业务问题，不懂装懂，拍脑袋，瞎指挥。建国50多年来，教育之所以一直是“重灾区”多半是不懂业务的外行，拍脑袋，瞎指挥造成的。而这种瞎指挥，一个失误就会影响几十年，影响几代人。究其原因，都是违反科学发展观，不尊重科学，不按教育客观规律办事造成的。
去年，我回了一次老家常州，看到苏南地区的职业教育就办得比较好，在这个有悠久文化教育传统的江南，鱼米之乡，有发达的乡镇企业，也有几十年历史的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有许多高级、中级的职业学校。机械、电子、纺织、旅游等专业都是当地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毕业生当地“消化”，就业率都在90%以上，比许多大学本科生还高，就业后工资待遇也不低。没有考上大学或高中的学生，家长都乐于让他们读职业学校。这说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搞社会主义大农业、农产品深加工、产供销一条龙等等必须把农村子弟的上学、职业教育纳入当地经济发展规划统一考虑，农村职业教育上去了，当地的经济也就上去了。
大学生在城市就业难。动员大学毕业生到大西北，大学生当“村官”是目前新开辟的一条出路。但许多相应的工作需要跟上。譬如：下乡之前进行必要的培训：如何同农民交朋友，如何对当地农村和农业情况作调查研究，介绍一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先进的成功经验，如何把这些成功经验以及书本上课堂上学到先进科学知识与社会发展理论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去做。有的家长说，自己的孩子到农村当村官学“坏”了，本不会喝酒的天天陪村干部喝酒，没有干什么正事。这说明许多工作没有跟上。我们一定要汲取58年知识分子下放、文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经验教训。把大学生当“村官”的工作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