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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瞿秋白是如何一步步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他为什么会由一个情感细腻、诗词书画皆精的传统文人转变为一个主张暴力革命的职业革命家？本文的结论是，母亲的自杀深深地影响了瞿秋白，由此形成的自杀情结贯穿了瞿秋白的后半生，这种情结始终激励着、也可以说是驱使着瞿秋白在革命道路上疾驰，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关键词］瞿秋白自杀情结五四运动
所谓瞿秋白的自杀情结，用瞿秋白的原话说，就是“你既愿意牺牲一切，杀身绝命；你应该更愿意时时刻刻去牺牲，时时刻刻去自杀”，而且，你要“随时随地感受着自杀的乐趣——仍旧是随时随地困难的苦痛。这要有何等的决心，何等的勇敢，又有了何等的乐趣！自由神就是自杀神”①。同样的话在《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一文中也多处提及②，表述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以苦为乐，以自杀的勇气去面对实现社会平等、和谐过程中的一切艰难困苦。一个人如果生死都已置之度外，那么无论怎样困难，也就微不足道了。联系瞿秋白的一生，我们就会发现，瞿秋白一直是以这样的激情忘我的工作着，笔者称之为自杀情结。那么，瞿秋白的自杀情结是怎样形成的呢？
一、母亲自杀对瞿秋白自杀情结形成的影响
母亲金璇的自杀对瞿秋白的影响是终身的，这一点从他后来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刘福勤在他的著作《瞿秋白：情感·才华·心史》一书中专辟一章《心中永留慈母爱》对此做了叙述，③其他的研究者对此也有分析，但都不具体。那么，瞿母自杀究竟给瞿秋白哪些影响呢？首先是对社会不平等的思考。双亲俱在时，作为长子的瞿秋白尽管已感受到家庭的艰难，社会的不公④，但总是不那么切身。即便是失学，谋一个小学教职，在他父亲所祟尚的黄老思想的影响下，他也能安于现状，沉迷于篆刻、书画、诗词之中。但母亲的死彻底地粉碎了他温馨的梦，迫得他正视残酷的现实，从消极“避世”中走出，探求母亲自杀的根源。如他自己所说，“后来我因母亲去世，家庭消灭，跳出去社会里营生，更发见了无量无数的‘？’”。⑤这些“？”的核心是什么？１９１６年清明他在向看他的朋友吟诵了那首《哭母》诗后说：“母亲自杀后，我从现实生活中，悟出一条真理，当今社会问题的核心是贫富不均……当今社会，必须从‘均’字着手。”⑥由自己的悲剧瞿秋白更深刻地体会到社会不平等导致的穷苦人的悲剧，从而跳出黄老思想的圈子，承担一个“士”的社会责任，为天下人谋平等和幸福成为他一生的追求。但如何改变社会的不平等？他没有答案，“残酷的社会，好象严厉的算术教授给了我一极难的天文学算题，闷闷的不能解决”。⑦这使年轻的瞿秋白感到迷茫甚至绝望，产生了“厌世”的情绪，他想到了自杀。他在１９１９年底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揭示了母亲逝世后自己一度的绝望：“还不如……还不如早早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双目一瞑，也落得‘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唉！还不如……这是我几年前想……时的感想”⑧（省略号皆原著所加）。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瞿秋白的“厌世”观正是和他积极入世的态度联系在一起的，他要求改变这个不平等社会的愿望是如此迫切，努力想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但却找不到光明的所在，对于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来说悲观绝望是正常的。但是母亲为了他们兄妹而以身赴死的奉献精神又时刻告诫他不能忘记自己对家人、进一步推及到对社会的责任，不能这么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佛教思想进入他的视野，给了他一线光明。
其次是对佛家思想的体悟。母亲的死让瞿秋白感受到母亲对他们深深的爱与无所畏惧的奉献精神，她为了孩子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样的壮烈，绝不是一般人所能为之。这需要有对子女的深沉的爱，更需要强烈的奉献精神，这种爱与奉献精神甚至压倒了对死亡的恐惧，这一切都被瞿秋白继承下来。然而，瞿秋白由他的母亲之死尽管产生了对社会的绝望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但他却并未滋生对社会、对他人的恨，而是继承了母亲博大的胸怀。他一直在思索“人与人的关系”，是因为，“我心灵里虽有和谐的弦，弹不出和谐的调”，追求爱与和谐是他的愿望。而这一切是与他出身的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幼时“慈母的扶育怜爱”⑨是起着重要作用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佛教思想的影响。由于父亲一生赋闲潦倒，家庭全靠母亲操持，瞿秋白兄妹对母亲的依赖之情应该更深，“在瞿秋白兄妹的眼里，母亲的形象和力量远在父亲之上”。[10]瞿母是为了秋白兄妹而死的，这是瞿秋白无法释怀的。母亲为什么能够如此勇敢地走向死亡？他何以报九泉之下的母亲？这成了他解不开的情结、沉重的思想包袱。研究佛学，消极的意义是，佛家的众生皆苦引起他的共鸣，联想到家庭、社会的苦难，那么，母亲的死未尝不是一种解脱；积极的一面是，释迦牟尼的舍身就义一定让他联想到母亲的行为，从而为母亲自杀找到了宗教意义上的神圣解释。而他现在该做的是继承母亲留给他的惟一遗产——慈爱，并发扬它，同时改变社会的不平等，防止母亲一样的悲剧。在此，佛家注重个人修行，强调“慈悲平等”、“普渡众生”、“救苦救难”等思想得到了他的认同，给他指明了道路。他的舍身成仁、杀身取义的决心此时立下了。此后他一直像一个苦行僧，“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曾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寂寞的生活中，他忘我的学习，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11]。这不能说是厌世，瞿秋白之所以没有投入到社会斗争实践中去，是因为他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他的“厌世”是为了更积极的入世，或者说他就是抱着入世的态度去体悟佛教的。所以说，佛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瞿秋白因母亲自杀带来的痛苦，但却更加重了他对社会的责任感，从而成全了瞿秋白的自杀情结。
二、五四时期瞿秋白自杀情结的形成
五四前后，瞿秋白在文章中公开回忆此前自己的自杀动机，并且公开分析自杀，这表明此时他已超越了母亲自杀带给他的不解的情结。[12]从他的文章中也能看出，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经成熟，标志着他的自杀情结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在正确分析自杀原因的同时，也认识到自杀行为不可取。如前所述，瞿秋白之所以能超越母亲自杀的不解情结，是因为佛家思想中出世的一面消解了他心中的痛苦，同时其入世的一面又和他的儒家情怀相通，激励他不停的奋斗，这就使他超越了个人的不幸，更多的关注自己的社会使命。在《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一文中，瞿秋白对自杀的社会原因分析已经理性化。他说，人们被禁锢在旧社会的牢笼里，“绝不觉着不自由的痛苦，倒也忘其所以，悠悠自在”，可是，一旦这个牢狱破坏了，里面的人看见了外面自由的世界，才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没有一处是适意的、合理的。可又无法出去，那么，就只有两条路走，一个是撞死在狱中，另一个是通过虚幻的想象安慰自己。瞿秋白认为，与虚幻的改革思想相比，宁可取激进的嫉俗思想，因此自杀的行为不可取，而自杀的激情和动机不可少，他大声疾呼，觉悟的青年应当彻底觉悟，以自杀的勇气去奋斗，我们痛恨这万恶的社会，我们就应当另造一个新社会去代替它而不是一死离去这个社会（如林德扬），做无谓的牺牲。[13]
其次，瞿秋白在充分认识中国社会改造艰难的前提下，对前途充满信心，坚定地提出以苦为乐的、踏实的、坚韧的斗争精神。他认为，“我们既然觉悟了，就应当预备着受种种痛苦，经种种困难。若是没有痛苦，没有困难，就可以达到我们改造运动的目的，那是社会本来没有缺陷，用不着改造……我们既然预备着受种种痛苦，经种种困难，又为什么要自杀呢？”但如罗志希所说，我们奋斗到筋疲力尽，却对社会仍无丝毫补助，是不是就该自杀了？对此瞿秋白也不赞同。他以俄国的Ｒａｄｉｓｈｔｓｈｅｖ为例，说明我们的奋斗总是起作用的，因而“我们先要深信社会的可以改良……我们要抱着乐观去奋斗……我们于热烈的感情以外，还要有沉静的研究，于痛苦困难之中，还要领会他的乐趣”[14]。瞿秋白之所以提出这些要求，与他对国民性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瞿秋白清醒地认识到国民性的改造是艰难的，因为，“以一时的感情思想去感动群众容易，浸染永续的信条入群众心理就难”，所以，改革社会不能单靠一时的群众运动，而必需社会运动，进行“制度的改革，习惯的打破，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这就需要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本着他的精神去随时随地的牺牲，就能一方面自己解放，一方面自己改造。而且从他的牺牲而所做的社会运动，影响于别人时候，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解放，真正的改造”。[15]毫无疑问，瞿秋白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他就是社会运动的牺牲者之一，他“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而且“随时随地感受着自杀的乐趣”。[16]至此，一个出身“士”的阶级的青年，经历了母亲自杀的苦痛，在佛教思想影响下初步形成的自杀情结，最终在五四运动的广阔社会背景下升华。
注释：
①⑧[16]瞿秋白：《自杀》，《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２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版，第３、４页。
②[13][15]瞿秋白：《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３月第１版，第３４、３４、３５页。
③刘福勤：《瞿秋白：情感·才华·心史》，济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９月第１版，第２６－３４页。
④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３月第１版，第１５页。
⑤⑦⑨[11]《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１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版，第２４、１５、１５、２４—２５页
⑥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转引自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８月第１版，第２０—２１页。
[10]瞿秋白纪念馆编：《江南第一燕——瞿秋白画传》，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９月第１版，第９页。
[12]周利生：《从“避世”“厌世”到“打起精神，往前干去”——从〈新社会〉旬刊解读瞿秋白的早期思想》，《常熟高专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４８页。
[14]瞿秋白：《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３月第１版，第３６—３８页。
责任编辑钟海连
［关键词］瞿秋白自杀情结五四运动
所谓瞿秋白的自杀情结，用瞿秋白的原话说，就是“你既愿意牺牲一切，杀身绝命；你应该更愿意时时刻刻去牺牲，时时刻刻去自杀”，而且，你要“随时随地感受着自杀的乐趣——仍旧是随时随地困难的苦痛。这要有何等的决心，何等的勇敢，又有了何等的乐趣！自由神就是自杀神”①。同样的话在《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一文中也多处提及②，表述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以苦为乐，以自杀的勇气去面对实现社会平等、和谐过程中的一切艰难困苦。一个人如果生死都已置之度外，那么无论怎样困难，也就微不足道了。联系瞿秋白的一生，我们就会发现，瞿秋白一直是以这样的激情忘我的工作着，笔者称之为自杀情结。那么，瞿秋白的自杀情结是怎样形成的呢？
一、母亲自杀对瞿秋白自杀情结形成的影响
母亲金璇的自杀对瞿秋白的影响是终身的，这一点从他后来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刘福勤在他的著作《瞿秋白：情感·才华·心史》一书中专辟一章《心中永留慈母爱》对此做了叙述，③其他的研究者对此也有分析，但都不具体。那么，瞿母自杀究竟给瞿秋白哪些影响呢？首先是对社会不平等的思考。双亲俱在时，作为长子的瞿秋白尽管已感受到家庭的艰难，社会的不公④，但总是不那么切身。即便是失学，谋一个小学教职，在他父亲所祟尚的黄老思想的影响下，他也能安于现状，沉迷于篆刻、书画、诗词之中。但母亲的死彻底地粉碎了他温馨的梦，迫得他正视残酷的现实，从消极“避世”中走出，探求母亲自杀的根源。如他自己所说，“后来我因母亲去世，家庭消灭，跳出去社会里营生，更发见了无量无数的‘？’”。⑤这些“？”的核心是什么？１９１６年清明他在向看他的朋友吟诵了那首《哭母》诗后说：“母亲自杀后，我从现实生活中，悟出一条真理，当今社会问题的核心是贫富不均……当今社会，必须从‘均’字着手。”⑥由自己的悲剧瞿秋白更深刻地体会到社会不平等导致的穷苦人的悲剧，从而跳出黄老思想的圈子，承担一个“士”的社会责任，为天下人谋平等和幸福成为他一生的追求。但如何改变社会的不平等？他没有答案，“残酷的社会，好象严厉的算术教授给了我一极难的天文学算题，闷闷的不能解决”。⑦这使年轻的瞿秋白感到迷茫甚至绝望，产生了“厌世”的情绪，他想到了自杀。他在１９１９年底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揭示了母亲逝世后自己一度的绝望：“还不如……还不如早早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双目一瞑，也落得‘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唉！还不如……这是我几年前想……时的感想”⑧（省略号皆原著所加）。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瞿秋白的“厌世”观正是和他积极入世的态度联系在一起的，他要求改变这个不平等社会的愿望是如此迫切，努力想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但却找不到光明的所在，对于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来说悲观绝望是正常的。但是母亲为了他们兄妹而以身赴死的奉献精神又时刻告诫他不能忘记自己对家人、进一步推及到对社会的责任，不能这么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佛教思想进入他的视野，给了他一线光明。
其次是对佛家思想的体悟。母亲的死让瞿秋白感受到母亲对他们深深的爱与无所畏惧的奉献精神，她为了孩子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样的壮烈，绝不是一般人所能为之。这需要有对子女的深沉的爱，更需要强烈的奉献精神，这种爱与奉献精神甚至压倒了对死亡的恐惧，这一切都被瞿秋白继承下来。然而，瞿秋白由他的母亲之死尽管产生了对社会的绝望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但他却并未滋生对社会、对他人的恨，而是继承了母亲博大的胸怀。他一直在思索“人与人的关系”，是因为，“我心灵里虽有和谐的弦，弹不出和谐的调”，追求爱与和谐是他的愿望。而这一切是与他出身的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幼时“慈母的扶育怜爱”⑨是起着重要作用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佛教思想的影响。由于父亲一生赋闲潦倒，家庭全靠母亲操持，瞿秋白兄妹对母亲的依赖之情应该更深，“在瞿秋白兄妹的眼里，母亲的形象和力量远在父亲之上”。[10]瞿母是为了秋白兄妹而死的，这是瞿秋白无法释怀的。母亲为什么能够如此勇敢地走向死亡？他何以报九泉之下的母亲？这成了他解不开的情结、沉重的思想包袱。研究佛学，消极的意义是，佛家的众生皆苦引起他的共鸣，联想到家庭、社会的苦难，那么，母亲的死未尝不是一种解脱；积极的一面是，释迦牟尼的舍身就义一定让他联想到母亲的行为，从而为母亲自杀找到了宗教意义上的神圣解释。而他现在该做的是继承母亲留给他的惟一遗产——慈爱，并发扬它，同时改变社会的不平等，防止母亲一样的悲剧。在此，佛家注重个人修行，强调“慈悲平等”、“普渡众生”、“救苦救难”等思想得到了他的认同，给他指明了道路。他的舍身成仁、杀身取义的决心此时立下了。此后他一直像一个苦行僧，“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曾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寂寞的生活中，他忘我的学习，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11]。这不能说是厌世，瞿秋白之所以没有投入到社会斗争实践中去，是因为他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他的“厌世”是为了更积极的入世，或者说他就是抱着入世的态度去体悟佛教的。所以说，佛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瞿秋白因母亲自杀带来的痛苦，但却更加重了他对社会的责任感，从而成全了瞿秋白的自杀情结。
二、五四时期瞿秋白自杀情结的形成
五四前后，瞿秋白在文章中公开回忆此前自己的自杀动机，并且公开分析自杀，这表明此时他已超越了母亲自杀带给他的不解的情结。[12]从他的文章中也能看出，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经成熟，标志着他的自杀情结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在正确分析自杀原因的同时，也认识到自杀行为不可取。如前所述，瞿秋白之所以能超越母亲自杀的不解情结，是因为佛家思想中出世的一面消解了他心中的痛苦，同时其入世的一面又和他的儒家情怀相通，激励他不停的奋斗，这就使他超越了个人的不幸，更多的关注自己的社会使命。在《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一文中，瞿秋白对自杀的社会原因分析已经理性化。他说，人们被禁锢在旧社会的牢笼里，“绝不觉着不自由的痛苦，倒也忘其所以，悠悠自在”，可是，一旦这个牢狱破坏了，里面的人看见了外面自由的世界，才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没有一处是适意的、合理的。可又无法出去，那么，就只有两条路走，一个是撞死在狱中，另一个是通过虚幻的想象安慰自己。瞿秋白认为，与虚幻的改革思想相比，宁可取激进的嫉俗思想，因此自杀的行为不可取，而自杀的激情和动机不可少，他大声疾呼，觉悟的青年应当彻底觉悟，以自杀的勇气去奋斗，我们痛恨这万恶的社会，我们就应当另造一个新社会去代替它而不是一死离去这个社会（如林德扬），做无谓的牺牲。[13]
其次，瞿秋白在充分认识中国社会改造艰难的前提下，对前途充满信心，坚定地提出以苦为乐的、踏实的、坚韧的斗争精神。他认为，“我们既然觉悟了，就应当预备着受种种痛苦，经种种困难。若是没有痛苦，没有困难，就可以达到我们改造运动的目的，那是社会本来没有缺陷，用不着改造……我们既然预备着受种种痛苦，经种种困难，又为什么要自杀呢？”但如罗志希所说，我们奋斗到筋疲力尽，却对社会仍无丝毫补助，是不是就该自杀了？对此瞿秋白也不赞同。他以俄国的Ｒａｄｉｓｈｔｓｈｅｖ为例，说明我们的奋斗总是起作用的，因而“我们先要深信社会的可以改良……我们要抱着乐观去奋斗……我们于热烈的感情以外，还要有沉静的研究，于痛苦困难之中，还要领会他的乐趣”[14]。瞿秋白之所以提出这些要求，与他对国民性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瞿秋白清醒地认识到国民性的改造是艰难的，因为，“以一时的感情思想去感动群众容易，浸染永续的信条入群众心理就难”，所以，改革社会不能单靠一时的群众运动，而必需社会运动，进行“制度的改革，习惯的打破，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这就需要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本着他的精神去随时随地的牺牲，就能一方面自己解放，一方面自己改造。而且从他的牺牲而所做的社会运动，影响于别人时候，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解放，真正的改造”。[15]毫无疑问，瞿秋白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他就是社会运动的牺牲者之一，他“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而且“随时随地感受着自杀的乐趣”。[16]至此，一个出身“士”的阶级的青年，经历了母亲自杀的苦痛，在佛教思想影响下初步形成的自杀情结，最终在五四运动的广阔社会背景下升华。
注释：
①⑧[16]瞿秋白：《自杀》，《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２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版，第３、４页。
②[13][15]瞿秋白：《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３月第１版，第３４、３４、３５页。
③刘福勤：《瞿秋白：情感·才华·心史》，济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９月第１版，第２６－３４页。
④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３月第１版，第１５页。
⑤⑦⑨[11]《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１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版，第２４、１５、１５、２４—２５页
⑥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转引自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８月第１版，第２０—２１页。
[10]瞿秋白纪念馆编：《江南第一燕——瞿秋白画传》，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９月第１版，第９页。
[12]周利生：《从“避世”“厌世”到“打起精神，往前干去”——从〈新社会〉旬刊解读瞿秋白的早期思想》，《常熟高专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４８页。
[14]瞿秋白：《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３月第１版，第３６—３８页。
责任编辑钟海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