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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迹江湖多年的官员独立董事，渐次从A股撤退。
统战部前副部长尤兰田离职民生银行、国税总局前副局长许善达离职招商银行、证监会前主席周道炯离职光大银行……今年5月后，发端于2013年年末的官员独董离职潮，进入高峰。据统计，自2013年10月中组部18号文发布后，截至目前，118名前官员主动辞任独董，其中前省部级官员25位。
而中组部有关负责人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自中组部相关意见下发后，我国共清理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4.07万余人次，其中省部级干部兼职共清理229人次。被清理的党政干部，不少就是上市公司独董。
对于官员来说，独董职位是利益输送平台，还是可有可无的摆设？反腐风暴来袭，官员独董渐次从A股撤离，没有离职的官员独董反而成了焦点。
反腐风暴下的离职“加速度”
愈演愈烈的官员独董问题，在中组部发文后发生逆转。
2004年中小板开闸，特别是2009年创业板推出之后，A股上市公司数量出现井喷，按照每家上市公司平均3位独董（部分公司有5名独董）计算，目前A股公司提供的独董岗位多达8000位，涉及人数至少3000人，这为许多退休官员提供了“再就业”的绝佳机会。
国企聘请前官员担任独董司空见惯，一些民营企业亦当仁不让。如浙江宁波的上市公司雅戈尔，此前5位独董全部为退休官员。
宁波一家上市公司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对民营企业而言，官员独董之所以大规模“上位”，一是为了感谢他们在任期间对公司的照顾，二是希望借助他们的人脉和余威，在今后继续支持公司的业务。独董对此也心知肚明，对一些老领导来说，到公司参加董事会，基本就是免费度假和联络感情，他们需要做的，仅是在相关文件上签个名而已。
事实上，官员独董的问题早曾引发关注，财政部和证监会都曾率先对此进行规范。2011年12月，财政部印发《关于规范财政部工作人员在企业兼职行为的暂行办法》。《办法》规定财政部副处级以上干部均不可在外兼职或担任独董职务；已担任独董职务的，须在暂行办法施行之日起两个月内辞去职务。
2013年10月19日，中组部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俗称18号文，下称《意见》），要求各地限期对党政领导干部违规在企业兼职（任职）进行清理。18号文对离退职官员在企业任职资格、期限、年龄和薪酬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被业内视为“史上最严厉整顿”。其基本内容包括：现职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辞去公职或退休3年内，不得到所在地区或行业企业任职，确需任职需审核或备案；更致命的是，按规定经批准在企业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领取薪酬、奖金、津贴等报酬。
官员独董的黄金岁月，至此戛然而止。
进入2014年，各类独董离职加速，而到了5月，官员独董辞职更是出现高潮，仅5月27日，就有信邦制药、贵绳股份、山东钢铁、天成控股等上市公司的7名独董辞职，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A股市值排名第一的中国石油。中国石油有3位独董曾是部级或副部级干部，包括原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局长李勇武、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崔俊慧和原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2014年5月，中国石油董事会换届，3位部长级独董全部卸任。
18号文件可谓史无前例的“严苛”，不光官员独董，在独董中占据极大比例的高校和行业协会领导，也纷纷从独董位上辞职。如教育部就要求北大、清华等直属高校的校级领导不得在企业中兼职，一些行业协会也参照执行，校长（院长）独董、会长独董由此大量辞职。
据统计，从2013年10月19日至2014年6月7日，沪深两市共有268人主动请求辞去独董岗位，涉及约300家上市公司（注：有的是一人同时任职多家公司独董）。118名前官员主动辞任独董，占比44%。此外还有62位高校教师、32位行业协会领导主动辞任独董。
记者发现，除主动辞职的官董外，不少敏感独董选择在董事会换届时悄然身退。因此真正离开独董岗位的，远不止上述数字。
不想当花瓶的“失败者”
虽然有不少独董纯属摆设，但独董制度推出13年来，忠于职守的独董亦不在少数，不少独董还因为坚持“独立性”被罢免了职务。最新的一起独董免职事件，就发生在天目药业。
今年5月17日，天目药业发布公告称，持有公司7.09%股份的股东杭州现代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向股东大会提交了关于罢免公司部分董事的临时提案，称公司独董郑立新、徐壮城没有正确履行职责，未尽到勤勉义务，对公司决策事项缺乏审慎判断和决策，给公司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提请股东大会罢免两人的独董职务。
此前，郑立新、徐壮城两位独董对天目药业《2013年年度报告》及《2013年财务决算报告》投下反对票。理由包括：上市公司聘请资质较薄弱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调研被婉拒、新近聘请另外两位独董以及两次推迟年报披露未给予解释和说明、公司曾因信息披露问题被监管机构通报批评等。
5月26日，天目药业召开2013 年度股东大会，公司独董郑立新和徐壮城被罢免。罢免提案通过率为69.27%。
自独董制度建立以来，类似天目药业独董被罢免的案例，已不在少数。
2004年8月3日，在伊利股份200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俞伯伟被罢免独董职务，成为因维护“独立性”而被上市公司罢免的独董第一人。
2004年3月，伊利股份国债投资出现巨亏的新闻见诸报端，但该项投资“既没有经董事会批准，也没有经股东大会批准”。
6月15日，俞伯伟、郭晓川、王斌三位独董发出“独董声明”：由于所提供资料欠详，拟聘请一家审计公司于近日对有关伊利股份资金流动、国债买卖交易和华世商贸公司等问题进行专题审计。
“如果不厘清责任，就无法保护股东的权益，也谈不上保护自己。我们不敢担负日后的骂名，自毁名声。作为独董，我们有理由、有责任和义务表示质疑和关注，否则我们将为我们的‘不为’行为遭到政府相关监管部门的公开谴责，也会受到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谴责。”俞伯伟说。 被罢免独董后，俞伯伟曾声称要起诉伊利股份，但此后再无下文。
再回到问题公司天目药业。2012年5月，刚刚完成易主的天目药业召开股东大会，吴晓波等3位独董卸任，以“敢说真话”闻名的财经评论员叶檀出任天目药业独董。叶檀曾经放言：目前中国的独董制度使得不管谁当都不可避免是“花瓶”，毕竟独董是从上市公司拿钱。为了表示独立性，叶檀表态担任独董的年薪自降八成。
“既然短期内独董制度无法取消，那么就不妨做一个实验，看看我作为独董能不能在这个位置上有改变的空间。”出任独董时，叶檀如是表示。
不过，叶檀的独董仅仅当了1年。2013年，天目药业再次易主。当年5月8日，天目药业董事长宋晓明、副董事长李俞霖及独董叶檀、赵旭东、崔宏同时辞职。叶檀的独董实验，因公司易主被迫终止。
“如果有一整套完整的选拔惩处机制相配合，那么，政商旋转门的独董和花瓶式的独董，以及因时间关系难以尽责的独董，才有可能被清除出独董的队伍。”实验失败后的叶檀如此评论独董离职潮。
13年未动的独董制度
独董制度国内仅有不到13年的历史。在沪深交易所成立10多年后，2001年8月16日，中国证监会颁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上市公司应建立独董制度，并提出了建立独董制度的时间表。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1/3的独董，其中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需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2006年，修订的《公司法》第123条规定，上市公司设独董，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至此，独董制度获得了国家立法的支撑。
独董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制衡控股股东，弥补失败的监事制度。但是现实中，制度不断扭曲，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根源于独董基本都是由控股股东指定。
独董制度是现代公司治理演进的自然结果，而中国的独董制度则带有强烈的移植色彩。在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之下，独董扮演着监督公司“内部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角色。而中国的上市公司并没有实现股权的高度多元与分散，因此“资本多数决”仍然是我国《公司法》一个原则。特别是为数众多的国有公司，大股东在公司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不像美国，多数上市公司股权高度分散，有时占股10%已经是大股东。于是，股权结构上，中国的独董就具有依附性，而在公司治理过程中，独董很难真正参与决策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独董的功能异化为提供咨询或者人脉关系。
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学专家表示，尽管独董在董事会中占多数席位的制度近期不太可能在国内实现，但任何能够让独董真正实现独立的立法努力，都会遭到上市公司大股东们的强烈抵制，“首先国资委就很可能会反对”——因为国资委正是所有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代表。
该专家同时表示，民营企业也并不欢迎独立又“懂事”的独董，“如果法律不强制要求他们必须在董事会设独董，那他们请就很难说了。”
可以预见的是，独董辞职潮还将继续下去，官员独董将成为历史，专业人士将成为独董的主要来源，而反腐风暴中独董队伍的“去泡沫化”，只是独董制度以及更宏观层面改革的一小步。
（文据《时代周报》、《中国经济周刊》）
统战部前副部长尤兰田离职民生银行、国税总局前副局长许善达离职招商银行、证监会前主席周道炯离职光大银行……今年5月后，发端于2013年年末的官员独董离职潮，进入高峰。据统计，自2013年10月中组部18号文发布后，截至目前，118名前官员主动辞任独董，其中前省部级官员25位。
而中组部有关负责人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自中组部相关意见下发后，我国共清理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4.07万余人次，其中省部级干部兼职共清理229人次。被清理的党政干部，不少就是上市公司独董。
对于官员来说，独董职位是利益输送平台，还是可有可无的摆设？反腐风暴来袭，官员独董渐次从A股撤离，没有离职的官员独董反而成了焦点。
反腐风暴下的离职“加速度”
愈演愈烈的官员独董问题，在中组部发文后发生逆转。
2004年中小板开闸，特别是2009年创业板推出之后，A股上市公司数量出现井喷，按照每家上市公司平均3位独董（部分公司有5名独董）计算，目前A股公司提供的独董岗位多达8000位，涉及人数至少3000人，这为许多退休官员提供了“再就业”的绝佳机会。
国企聘请前官员担任独董司空见惯，一些民营企业亦当仁不让。如浙江宁波的上市公司雅戈尔，此前5位独董全部为退休官员。
宁波一家上市公司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对民营企业而言，官员独董之所以大规模“上位”，一是为了感谢他们在任期间对公司的照顾，二是希望借助他们的人脉和余威，在今后继续支持公司的业务。独董对此也心知肚明，对一些老领导来说，到公司参加董事会，基本就是免费度假和联络感情，他们需要做的，仅是在相关文件上签个名而已。
事实上，官员独董的问题早曾引发关注，财政部和证监会都曾率先对此进行规范。2011年12月，财政部印发《关于规范财政部工作人员在企业兼职行为的暂行办法》。《办法》规定财政部副处级以上干部均不可在外兼职或担任独董职务；已担任独董职务的，须在暂行办法施行之日起两个月内辞去职务。
2013年10月19日，中组部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俗称18号文，下称《意见》），要求各地限期对党政领导干部违规在企业兼职（任职）进行清理。18号文对离退职官员在企业任职资格、期限、年龄和薪酬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被业内视为“史上最严厉整顿”。其基本内容包括：现职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辞去公职或退休3年内，不得到所在地区或行业企业任职，确需任职需审核或备案；更致命的是，按规定经批准在企业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领取薪酬、奖金、津贴等报酬。
官员独董的黄金岁月，至此戛然而止。
进入2014年，各类独董离职加速，而到了5月，官员独董辞职更是出现高潮，仅5月27日，就有信邦制药、贵绳股份、山东钢铁、天成控股等上市公司的7名独董辞职，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A股市值排名第一的中国石油。中国石油有3位独董曾是部级或副部级干部，包括原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局长李勇武、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崔俊慧和原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2014年5月，中国石油董事会换届，3位部长级独董全部卸任。
18号文件可谓史无前例的“严苛”，不光官员独董，在独董中占据极大比例的高校和行业协会领导，也纷纷从独董位上辞职。如教育部就要求北大、清华等直属高校的校级领导不得在企业中兼职，一些行业协会也参照执行，校长（院长）独董、会长独董由此大量辞职。
据统计，从2013年10月19日至2014年6月7日，沪深两市共有268人主动请求辞去独董岗位，涉及约300家上市公司（注：有的是一人同时任职多家公司独董）。118名前官员主动辞任独董，占比44%。此外还有62位高校教师、32位行业协会领导主动辞任独董。
记者发现，除主动辞职的官董外，不少敏感独董选择在董事会换届时悄然身退。因此真正离开独董岗位的，远不止上述数字。
不想当花瓶的“失败者”
虽然有不少独董纯属摆设，但独董制度推出13年来，忠于职守的独董亦不在少数，不少独董还因为坚持“独立性”被罢免了职务。最新的一起独董免职事件，就发生在天目药业。
今年5月17日，天目药业发布公告称，持有公司7.09%股份的股东杭州现代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向股东大会提交了关于罢免公司部分董事的临时提案，称公司独董郑立新、徐壮城没有正确履行职责，未尽到勤勉义务，对公司决策事项缺乏审慎判断和决策，给公司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提请股东大会罢免两人的独董职务。
此前，郑立新、徐壮城两位独董对天目药业《2013年年度报告》及《2013年财务决算报告》投下反对票。理由包括：上市公司聘请资质较薄弱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调研被婉拒、新近聘请另外两位独董以及两次推迟年报披露未给予解释和说明、公司曾因信息披露问题被监管机构通报批评等。
5月26日，天目药业召开2013 年度股东大会，公司独董郑立新和徐壮城被罢免。罢免提案通过率为69.27%。
自独董制度建立以来，类似天目药业独董被罢免的案例，已不在少数。
2004年8月3日，在伊利股份200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俞伯伟被罢免独董职务，成为因维护“独立性”而被上市公司罢免的独董第一人。
2004年3月，伊利股份国债投资出现巨亏的新闻见诸报端，但该项投资“既没有经董事会批准，也没有经股东大会批准”。
6月15日，俞伯伟、郭晓川、王斌三位独董发出“独董声明”：由于所提供资料欠详，拟聘请一家审计公司于近日对有关伊利股份资金流动、国债买卖交易和华世商贸公司等问题进行专题审计。
“如果不厘清责任，就无法保护股东的权益，也谈不上保护自己。我们不敢担负日后的骂名，自毁名声。作为独董，我们有理由、有责任和义务表示质疑和关注，否则我们将为我们的‘不为’行为遭到政府相关监管部门的公开谴责，也会受到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谴责。”俞伯伟说。 被罢免独董后，俞伯伟曾声称要起诉伊利股份，但此后再无下文。
再回到问题公司天目药业。2012年5月，刚刚完成易主的天目药业召开股东大会，吴晓波等3位独董卸任，以“敢说真话”闻名的财经评论员叶檀出任天目药业独董。叶檀曾经放言：目前中国的独董制度使得不管谁当都不可避免是“花瓶”，毕竟独董是从上市公司拿钱。为了表示独立性，叶檀表态担任独董的年薪自降八成。
“既然短期内独董制度无法取消，那么就不妨做一个实验，看看我作为独董能不能在这个位置上有改变的空间。”出任独董时，叶檀如是表示。
不过，叶檀的独董仅仅当了1年。2013年，天目药业再次易主。当年5月8日，天目药业董事长宋晓明、副董事长李俞霖及独董叶檀、赵旭东、崔宏同时辞职。叶檀的独董实验，因公司易主被迫终止。
“如果有一整套完整的选拔惩处机制相配合，那么，政商旋转门的独董和花瓶式的独董，以及因时间关系难以尽责的独董，才有可能被清除出独董的队伍。”实验失败后的叶檀如此评论独董离职潮。
13年未动的独董制度
独董制度国内仅有不到13年的历史。在沪深交易所成立10多年后，2001年8月16日，中国证监会颁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上市公司应建立独董制度，并提出了建立独董制度的时间表。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1/3的独董，其中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需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2006年，修订的《公司法》第123条规定，上市公司设独董，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至此，独董制度获得了国家立法的支撑。
独董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制衡控股股东，弥补失败的监事制度。但是现实中，制度不断扭曲，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根源于独董基本都是由控股股东指定。
独董制度是现代公司治理演进的自然结果，而中国的独董制度则带有强烈的移植色彩。在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之下，独董扮演着监督公司“内部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角色。而中国的上市公司并没有实现股权的高度多元与分散，因此“资本多数决”仍然是我国《公司法》一个原则。特别是为数众多的国有公司，大股东在公司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不像美国，多数上市公司股权高度分散，有时占股10%已经是大股东。于是，股权结构上，中国的独董就具有依附性，而在公司治理过程中，独董很难真正参与决策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独董的功能异化为提供咨询或者人脉关系。
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学专家表示，尽管独董在董事会中占多数席位的制度近期不太可能在国内实现，但任何能够让独董真正实现独立的立法努力，都会遭到上市公司大股东们的强烈抵制，“首先国资委就很可能会反对”——因为国资委正是所有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代表。
该专家同时表示，民营企业也并不欢迎独立又“懂事”的独董，“如果法律不强制要求他们必须在董事会设独董，那他们请就很难说了。”
可以预见的是，独董辞职潮还将继续下去，官员独董将成为历史，专业人士将成为独董的主要来源，而反腐风暴中独董队伍的“去泡沫化”，只是独董制度以及更宏观层面改革的一小步。
（文据《时代周报》、《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