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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科技水平高速发展，新型阅读终端、新的营销渠道不断涌现，云出版、云阅读等新概念不断被提出、被实践。然而，作为传统制造商的音乐专业出版社，还不能放弃纸媒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这是由中国音乐专业研究现状、市场需求和产品使用特点等所决定的。引进高质量的纸媒外版专业图书，仍然为数字产品不可替代。
目前，国内各家音乐社引进的外版图书产品主要分为三类：高端理论类、教材类和乐谱类。下面，笔者以各类产品自身特点为切入点，谈谈音乐出版社引进纸媒产品的必要性。
高端理论类图书
我国现阶段的音乐研究和音乐教育，不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与西方存在很大差距。著名音乐教育家肖友梅先生特别重视学习借鉴西方音乐文化，早在20世纪初就倡导把古今中西的音乐进行比较研究。所以，引进国外理论书籍和音乐作品并不是盲目崇拜西方音乐，而是要让广大音乐研究者和爱好者通过大量的比较研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与世界接轨，努力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和教学能力。所以，音乐社首先要明确，有必要从国外大量引进专业书籍，尤其是高端理论类图书。
在西方，几乎每所综合大学都开设音乐学院；而在中国，即使是一流大学，音乐专业的开设也只是刚刚起步。现阶段我国音乐研究水平不高、音乐师资力量有限，直接导致中国人音乐素养、掌握乐器演奏的能力远不如西方人。在这一现实背景下，音乐高端理论图书和工具书由于其专业性强，受众面就更小了，通常只有音乐专业研究者、音乐领域从业者和教育者会购买，不会形成如流行小说一样几万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销售量，不适应数字出版销售量大、价值密度低的特点。若转为数字产品，不但不会增加销售量，反而会因不能平摊转换费用而增大销售成本。
2012年5月，湖南文艺出版社从牛津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了29卷《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据了解，这套享誉音乐世界的巨作未来还将以数字出版的形式出现在互联网上。“中文版”合同签订之后，很多家出版社都不看好，引发了业内人士广泛热议。持反对意见的人说，“数字时代，这样大部头的辞典谁会买来摆在家里，又占地方又费钱，肯定是要等着看电子版。”支持的人称“这是音乐界的一件大喜事”。后来，《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顺利出版，一套仅售6980元，低于原版图书几倍价格。除中国学者于润洋写了一篇中文版“序”外，湖南文艺出版社未对内文做任何翻译，并称要以“国人能接受的价格、国际印刷标准出版能买得起、买得到、藏得起的正版、规范的世界名篇”。有人笑称“这套书的出版工作就是在复印”。然而，两年过去了，《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的销售不但没有停滞不前，其宣传广告还时不时地出现在《音乐周报》上，经销商虽仅限于国内几家音乐专业书店，但运用了对图书馆、学校的直销策略。据悉，音乐书店每个月都能有十几套的出货，全国有二三千个图书馆，其中不少家都相应地购置了这一套比原版书价格便宜了太多的“原版书”。可以说，无论是在社会影响力上，还是在经济效益上，这都是一套非常成功的音乐类引进版纸媒产品。
由此可见，在目前社会状况、音乐普及水平、数字转换成本等条件下，高端理论类音乐纸媒产品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教材类图书
毋庸置疑的是，对于反复使用的教材类图书，在当下，纸媒阅读尚无法被电子阅读所取代。众所周知，我国教材类图书生产受到严格控制，没有教育部门的核准，不允许进行九年义务教育教材的出版工作。这种政策性的垄断决定了教材类产品有着巨大的利润空间，受益的出版社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自然不会放弃垄断的优势而将其转为数字产品。对音乐教材来说也是如此。全国共有13套中小学九年义务教育的音乐教材。有这类产品的出版社当然是“旱涝保收”，不担心教材销量；没有此类产品的音乐社，会在其他音乐门类的相关产品中寻找捷径。例如，钢琴教材、吉他教材，以及各类乐器的入门教材。
上海音乐出版社在业界向来以出版优秀的钢琴类产品为同行津津乐道。1995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引进出版了《汤普森钢琴基础教程》，这是全国第一套钢琴系统教材，时至今日，仍为大多数钢琴教师选用。之后，上音社又连续从美国阿尔弗雷德出版社、秋思出版社引进出版了《快乐钢琴教程》《巴斯蒂安钢琴教程》；2012年，人民音乐出版社从美国莱昂纳德出版社引进了《菲泊尔钢琴教程》。至此，中国的音乐专业出版社已经把现今美国最畅销的几套钢琴教程全部以纸媒的方式引到中国，且销售量可观。
所有这些教材，各出版社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纸媒而非数字出版。因为，教材类产品需要经常翻阅，读者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连续使用，特别是音乐教材，除了与普通教材有着共性之外，读者还需要根据自身不同的音乐理解力和艺术领悟力，标注诸如指法、分句、速度、力度等不同的音乐术语。目前电子终端存在界面小、不易查找、不易翻页、不方便标记的问题，且单屏幕的阅读终端不便于读者使用。因此，音乐类教材产品在现有技术水平下，无论从使用的角度出发，还是从阅读习惯考虑，都不适合以数字形式进行出版。
乐谱类图书
乐谱，是记录音乐的载体；研习乐谱，是音乐学习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无论是音乐表演专业、作曲专业，还是音乐学专业、音乐教育专业，都需要对乐谱进行细致入微的解读和分析。乐谱类产品是音乐图书中最专业、最独特的产品类别。
在欧洲，最著名也是最专业的音乐出版社——德国亨勒出版社、德国朔特出版社、奥地利UE出版社、奥地利道布林格出版社无不以出版乐谱为主业。近十年来，上海音乐出版社以其引进的高端乐谱——《肖邦钢琴作品全集》《李斯特钢琴作品全集》《斯克里亚宾钢琴作品集》等多套系列图书，为众多爱乐者所熟知、喜爱，获得了良好的口碑。不仅仅由于这些最优秀的乐谱填补了国内市场的空白，更在于这些乐谱在保留原书样式的同时，将原文的“引言”“评注”进行了准确的翻译，方便读者学习。此外，装帧精美，用纸考究，价格合理，便于翻阅，这些纸媒的优势是不可能通过电子书实现的。仅以简单的数字扫描方式和单纯的数码转化，无法替代大量的专业翻译和纸媒产品中体现的文化内涵。 乐谱的另一个功用，是为音乐版本研究提供了参考。以《贝多芬奏鸣曲》为例。这部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几十个版本：维也纳净版、施纳贝尔版、亨勒版、凯斯莱版……按种类分，还有原始版、演奏版、评注版、教学版。到底哪一版本最好？学者们莫衷一是。对专业研究的人士来说，他们会同时购买几个版本，进行比较分析和更深入的研究。对专业表演的人士来说，他们有可能会选择老师推荐的版本或最适合自己的版本。因此，这些权威版本的《贝多芬奏鸣曲》可以共存。此外，由于《贝多芬奏鸣曲》的作者贝多芬已辞世几百年，他的作品早已进入公版，各家出版社有权利制作属于自己的《贝多芬奏鸣曲》。拿我国现状来说，市面上除上海教育出版社引进的维也纳原始版、上海音乐出版社引进的英皇版外，还有湖南文艺出版社引进的布莱特克夫版、人民音乐出版社引进的瓦尔特版；此外，花山文艺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也都出版了同类产品。其中，以几套引进版“贝多芬”最为钢琴专业教师推崇。为什么这么多出版社出版了这么多乐谱，却没有一家是通过数字化进行的销售呢？
乐谱，实际上是最容易进行数字转化和实现销售的产品，但也是外国出版社最不愿进行数字转化的产品，特别是那些权威版本。这些乐谱是外版社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来在较完善的版权机制下，通过版权买断取得的无形资产，将其进行数字销售，无异于放弃一大笔自有财产。针对销售量大、学术价值高、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乐谱版本，外版社都希望我国的出版社能以纸媒的形式出版，只卖给我国出版社纸质图书出版权，没有数字产品授权。数字时代，盗版现象依然存在，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监管力度尚需加强的前提下，外版社对在我国出版数字产品存在“恐慌”心理，且短时间内不可能消除。因此，版权贸易的纸媒出版仍是各家音乐专业社的主营项目。
如上所述，音乐图书类别中的理论图书、教材图书和乐谱类图书，不论从其内容和功用上来看，还是从作为供应方的外版社倾向性来看，在当前技术状态下，数字出版物还无法完全替代相应的纸媒产品。当然，笔者并不是要否定音乐类图书数字化的出版方向，到底音乐类图书是否适合数字化出版，何时能进行数字化出版，还是由市场需求所决定。有了需求，就会出现市场供给，企业主体会根据自身的利润状况决定自己的行为。笔者意在通过工作中遇到的现象，对不同出版社、不同出版领域、不同工作范畴下的策略提出一些思考，希望能对同仁有所裨益。
（作者单位系上海音乐出版社）
目前，国内各家音乐社引进的外版图书产品主要分为三类：高端理论类、教材类和乐谱类。下面，笔者以各类产品自身特点为切入点，谈谈音乐出版社引进纸媒产品的必要性。
高端理论类图书
我国现阶段的音乐研究和音乐教育，不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与西方存在很大差距。著名音乐教育家肖友梅先生特别重视学习借鉴西方音乐文化，早在20世纪初就倡导把古今中西的音乐进行比较研究。所以，引进国外理论书籍和音乐作品并不是盲目崇拜西方音乐，而是要让广大音乐研究者和爱好者通过大量的比较研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与世界接轨，努力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和教学能力。所以，音乐社首先要明确，有必要从国外大量引进专业书籍，尤其是高端理论类图书。
在西方，几乎每所综合大学都开设音乐学院；而在中国，即使是一流大学，音乐专业的开设也只是刚刚起步。现阶段我国音乐研究水平不高、音乐师资力量有限，直接导致中国人音乐素养、掌握乐器演奏的能力远不如西方人。在这一现实背景下，音乐高端理论图书和工具书由于其专业性强，受众面就更小了，通常只有音乐专业研究者、音乐领域从业者和教育者会购买，不会形成如流行小说一样几万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销售量，不适应数字出版销售量大、价值密度低的特点。若转为数字产品，不但不会增加销售量，反而会因不能平摊转换费用而增大销售成本。
2012年5月，湖南文艺出版社从牛津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了29卷《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据了解，这套享誉音乐世界的巨作未来还将以数字出版的形式出现在互联网上。“中文版”合同签订之后，很多家出版社都不看好，引发了业内人士广泛热议。持反对意见的人说，“数字时代，这样大部头的辞典谁会买来摆在家里，又占地方又费钱，肯定是要等着看电子版。”支持的人称“这是音乐界的一件大喜事”。后来，《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顺利出版，一套仅售6980元，低于原版图书几倍价格。除中国学者于润洋写了一篇中文版“序”外，湖南文艺出版社未对内文做任何翻译，并称要以“国人能接受的价格、国际印刷标准出版能买得起、买得到、藏得起的正版、规范的世界名篇”。有人笑称“这套书的出版工作就是在复印”。然而，两年过去了，《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的销售不但没有停滞不前，其宣传广告还时不时地出现在《音乐周报》上，经销商虽仅限于国内几家音乐专业书店，但运用了对图书馆、学校的直销策略。据悉，音乐书店每个月都能有十几套的出货，全国有二三千个图书馆，其中不少家都相应地购置了这一套比原版书价格便宜了太多的“原版书”。可以说，无论是在社会影响力上，还是在经济效益上，这都是一套非常成功的音乐类引进版纸媒产品。
由此可见，在目前社会状况、音乐普及水平、数字转换成本等条件下，高端理论类音乐纸媒产品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教材类图书
毋庸置疑的是，对于反复使用的教材类图书，在当下，纸媒阅读尚无法被电子阅读所取代。众所周知，我国教材类图书生产受到严格控制，没有教育部门的核准，不允许进行九年义务教育教材的出版工作。这种政策性的垄断决定了教材类产品有着巨大的利润空间，受益的出版社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自然不会放弃垄断的优势而将其转为数字产品。对音乐教材来说也是如此。全国共有13套中小学九年义务教育的音乐教材。有这类产品的出版社当然是“旱涝保收”，不担心教材销量；没有此类产品的音乐社，会在其他音乐门类的相关产品中寻找捷径。例如，钢琴教材、吉他教材，以及各类乐器的入门教材。
上海音乐出版社在业界向来以出版优秀的钢琴类产品为同行津津乐道。1995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引进出版了《汤普森钢琴基础教程》，这是全国第一套钢琴系统教材，时至今日，仍为大多数钢琴教师选用。之后，上音社又连续从美国阿尔弗雷德出版社、秋思出版社引进出版了《快乐钢琴教程》《巴斯蒂安钢琴教程》；2012年，人民音乐出版社从美国莱昂纳德出版社引进了《菲泊尔钢琴教程》。至此，中国的音乐专业出版社已经把现今美国最畅销的几套钢琴教程全部以纸媒的方式引到中国，且销售量可观。
所有这些教材，各出版社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纸媒而非数字出版。因为，教材类产品需要经常翻阅，读者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连续使用，特别是音乐教材，除了与普通教材有着共性之外，读者还需要根据自身不同的音乐理解力和艺术领悟力，标注诸如指法、分句、速度、力度等不同的音乐术语。目前电子终端存在界面小、不易查找、不易翻页、不方便标记的问题，且单屏幕的阅读终端不便于读者使用。因此，音乐类教材产品在现有技术水平下，无论从使用的角度出发，还是从阅读习惯考虑，都不适合以数字形式进行出版。
乐谱类图书
乐谱，是记录音乐的载体；研习乐谱，是音乐学习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无论是音乐表演专业、作曲专业，还是音乐学专业、音乐教育专业，都需要对乐谱进行细致入微的解读和分析。乐谱类产品是音乐图书中最专业、最独特的产品类别。
在欧洲，最著名也是最专业的音乐出版社——德国亨勒出版社、德国朔特出版社、奥地利UE出版社、奥地利道布林格出版社无不以出版乐谱为主业。近十年来，上海音乐出版社以其引进的高端乐谱——《肖邦钢琴作品全集》《李斯特钢琴作品全集》《斯克里亚宾钢琴作品集》等多套系列图书，为众多爱乐者所熟知、喜爱，获得了良好的口碑。不仅仅由于这些最优秀的乐谱填补了国内市场的空白，更在于这些乐谱在保留原书样式的同时，将原文的“引言”“评注”进行了准确的翻译，方便读者学习。此外，装帧精美，用纸考究，价格合理，便于翻阅，这些纸媒的优势是不可能通过电子书实现的。仅以简单的数字扫描方式和单纯的数码转化，无法替代大量的专业翻译和纸媒产品中体现的文化内涵。 乐谱的另一个功用，是为音乐版本研究提供了参考。以《贝多芬奏鸣曲》为例。这部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几十个版本：维也纳净版、施纳贝尔版、亨勒版、凯斯莱版……按种类分，还有原始版、演奏版、评注版、教学版。到底哪一版本最好？学者们莫衷一是。对专业研究的人士来说，他们会同时购买几个版本，进行比较分析和更深入的研究。对专业表演的人士来说，他们有可能会选择老师推荐的版本或最适合自己的版本。因此，这些权威版本的《贝多芬奏鸣曲》可以共存。此外，由于《贝多芬奏鸣曲》的作者贝多芬已辞世几百年，他的作品早已进入公版，各家出版社有权利制作属于自己的《贝多芬奏鸣曲》。拿我国现状来说，市面上除上海教育出版社引进的维也纳原始版、上海音乐出版社引进的英皇版外，还有湖南文艺出版社引进的布莱特克夫版、人民音乐出版社引进的瓦尔特版；此外，花山文艺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也都出版了同类产品。其中，以几套引进版“贝多芬”最为钢琴专业教师推崇。为什么这么多出版社出版了这么多乐谱，却没有一家是通过数字化进行的销售呢？
乐谱，实际上是最容易进行数字转化和实现销售的产品，但也是外国出版社最不愿进行数字转化的产品，特别是那些权威版本。这些乐谱是外版社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来在较完善的版权机制下，通过版权买断取得的无形资产，将其进行数字销售，无异于放弃一大笔自有财产。针对销售量大、学术价值高、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乐谱版本，外版社都希望我国的出版社能以纸媒的形式出版，只卖给我国出版社纸质图书出版权，没有数字产品授权。数字时代，盗版现象依然存在，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监管力度尚需加强的前提下，外版社对在我国出版数字产品存在“恐慌”心理，且短时间内不可能消除。因此，版权贸易的纸媒出版仍是各家音乐专业社的主营项目。
如上所述，音乐图书类别中的理论图书、教材图书和乐谱类图书，不论从其内容和功用上来看，还是从作为供应方的外版社倾向性来看，在当前技术状态下，数字出版物还无法完全替代相应的纸媒产品。当然，笔者并不是要否定音乐类图书数字化的出版方向，到底音乐类图书是否适合数字化出版，何时能进行数字化出版，还是由市场需求所决定。有了需求，就会出现市场供给，企业主体会根据自身的利润状况决定自己的行为。笔者意在通过工作中遇到的现象，对不同出版社、不同出版领域、不同工作范畴下的策略提出一些思考，希望能对同仁有所裨益。
（作者单位系上海音乐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