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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毕业的时候，就有各种网络段子重新被翻出来诠释着就业的不易，如：“学士上面是硕士，硕士上面是博士，博士上面是博士后；如果你够勇敢再读2年是勇士，读5年是壮士，读7年是烈士。”今年夏天被认为是“史上最难就业季”，将有699万大学毕业生如滚滚潮流涌向社会。今年年初以来，“大学无用论”再度被推上舆论浪尖，退学退考的人数增加。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加强职业技术教育被提上日程名单，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
去年党的十八大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作了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增强就业稳定性。在今年6月16日的海峡两岸职业教育合作发展论坛上，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公布了2012年7类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排名，最高的是如清华、北大等985高校，排在第二名和第三名的是高职院校和211高校。随着2013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的展开，是否填报高职院校也成为高考生们面临的一大选择。
区域分布不均
2011年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美国经济咨询机构HIS环球透视的研究估算，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产出最高的国家，但是这样一个事实不能忽略，美国2010年的制造业产出仅略低于中国，美国制造业只有1150万名工人，而中国制造业却雇用了1亿人。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不少企业不得不加快产业升级换代来应对多变的经济形势，对高水平、高质量的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也极为旺盛，因而也推动了高职院校的蓬勃发展。在整个劳动力市场，技能型人才是劳动力市场的主体。据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透露，2012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院校有2000多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有1.2万多所。其中高职院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地位得到逐渐提升。
“现在国内的高等职业院校大概分为三个批次，第一个批次是位于广东、江浙等沿海地区的高职院校，那里经济发达，资源丰富，课程的设置和学生就业的方向更为开放；第二批次是位于湖北、河南等中部及东北地区的高职院校，其毕业生多输往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就业方向以机械制造类为主；第三批次是位于西部地区的高职院校，深居内陆，资源有限，发展较为滞后。”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唐依明向本刊记者说起目前国内高职院校大致的概况。
广东的高职院校依托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区域，无论是在办学投入、课程设置、就业途径、政策倾斜等方面都占据诸多优势。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等被列入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的广东5所高职院校，其发展规模普遍较大。今年5月，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广东5所院校成为国内首批自主考核招收香港学生的试点高职院校。在今年5月的两岸高等教育论坛上，“粤台职业教育联盟”成立，广东与福建成为入台开展职业教育的首批试点省份，预计有近1000名大陆学生赴台进入职业高校学习。早在3至4月间，广东高职院校的部分管理人员和教师已经赴台培训。
高职院校是“夹心饼”
有不少人指出，总是说大学毕业就业难，最难就业的其实是大量高职院校毕业生。这种说法可以说是“唯学历论”在社会上有着根深蒂固影响力的折射。目前国内将高职教育人为地限定在大专层次，在学校定位、师资待遇、政策扶持上都与普通高校存在明显差距，好像高职教育属于“次等教育”，社会认同低。在经济相对较为贫弱的省份，其高职院校很难如211高校那样得到教育部的财政补贴，从当地政府得到的补贴也很少，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校的进一步发展。
无论是在沿海地区还是中部省份，高职院校都遇到招生难的问题。每年的招生季，唐依明要辗转湖北多所高中推荐自己的学校。据他介绍，他所在学院的学生大多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填报本科志愿时被刷下的落榜考生，他们的高考成绩其实与三本院校的录取分数并没有什么差距；另一类是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学生，希望掌握一技之长早点走上社会。因此对许多家长和学生而言，高职是无奈的选择。这些学生即使接受了三年高职教育，但仍希望拿到一个本科学历文凭，临毕业时仍会讨论学院何时可升本，而通过“专升本”的考试也是非常有难度的事情。“他们进入学校之后，心理落差肯定是有的，而且绝大部分的学生都有这种情绪，我们可以理解。”唐依明说到。
随着职业教育国际交流的加强，一些有条件的高职院校与国外大学取得联系，有少部分家庭富裕的高职学生可以进入国外大学完成专升本学习并继续读研。比如，深圳职院目前与来自19个国家的80多所境外大学有合作协议，其中有实质性合作的大学有六七所。该学校每年有五六十人通过海外学习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当然这种教育方式的推广显然有限，有学者呼吁国内高职教育应该为学生拓宽上升途径。
在教育部5月出台的《关于积极推进高等职业教育考试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提出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将逐步与普通高校本科考试分离，借“多种渠道，多元化录取”来打破“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困局。但是要从根本上解放考生和家长的思维，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以市场为导向标
与普通高校毕业生相比，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其职业规划较为明确，对工作期望值较低，就业成功率相对较高。当然每一所高职学校都有自己的王牌专业，由于学校与特定企业达成相关协议，这些王牌专业的毕业生大多能顺利就业。像武汉船院的王牌专业是船舶制造类，其毕业生大多进入有国企背景的造船企业，这种就业机会并不逊于普通高校的毕业生。不过僧多粥少，由于很多高职院校要自负盈亏，除了加强王牌专业的设置外，不得不增设一些大众类的专业，如市场营销、文秘类等，而这些专业的就业前景相对黯淡。根据教育数据咨询评估机构麦可思的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高职理工农医类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对口率在60%以上。 高职院校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课程设置随市场需求变化不断进行调整。比如接纳了数万年轻打工者和职业技术工人的富士康，受经济下行形势影响，以及苹果品牌代工业务的减少，对产业工人的需求相应有所减少。而且为了提高机械自动化程度，富士康开始进入“机器人时期”，大量使用自动机械手。富士康CEO郭台铭表示2013年年底机械手装置量达到30万，到2014年达到100万。唐依明介绍，富士康是武汉船院毕业生的就业首选地之一，因此该校根据企业的经营方向随即调整专业，增设机械手操作课程。他说职业院校对市场是极为敏感的，如果近期市场对某些专业的需求量已经饱和，那么相关专业就有可能考虑暂停。当然这种预期判断并不是十分准确，三年专业学习下来，可能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本走俏的专业突然遇冷，给就业带来压力。
浙江义乌是全国有名的小商品集散地，这里的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校基本成了“淘宝大学”，其开设的淘宝班引发不少争议。在淘宝班上，学生可以因网店经营而请假翘课，上课时间也可带着笔记本电脑随时接单，还可以用经营的淘宝网店的信誉度来冲抵部分学分。据唐依明介绍，长三角一带外贸经济发达，江浙地区的高职学生毕业后大多从事电子贸易方面的工作，而且该地区一部分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就直接对口苏州工业园区，就业形势相对较稳定。
向国外职教取经
旅美华人姚鸿恩在博文中提到，今年5月17日，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在例行的每周广播讲话中，破口而出“哈佛真见鬼”，提出“与上哈佛大学相比，对普通人来说，实际上当一名水管工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在此之前的4月，布隆伯格就曾宣布，纽约市今年将增加7所职业技术学校。美国在普通中学阶段就开设职业技术课程，将职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大规模向普通教育阶段渗透，让中学生具备初步的专业技能，以利于就业领域的分流。而以社区学院为主进行的高中后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是美国职业教育的主要形式，且各州政府都有法律规定，年轻人在从事专业技术类工种之前必须经过职业教育培训。
美国的职业教育在立法方面也相对成熟，早在1917年美国就通过了世界上最早的职业教育法案《史密斯-休斯法》，后来又陆续推出了《职业教育法》、《生计教育法》、《各伯金斯职业应用技术教育法》、《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等，开启了美国全民职业教育之门，帮助学生向“工作世界”过渡。
德国的职业教育走在世界前列，为该国强大的工业经济提供人才支撑。德国前总理科尔曾称：“发达的职业教育是德国战后崛起的关键。”当今世界，只有德语文化圈国家（德国、奥地利、瑞士）将职业教育学作为大学的一门独立学科，德国的多所大学里建立了职业教育师资培养机构及相应的职业教育研究所。德国的职业教育已经深入到每个德国人心中。从小学四年级起，德国学生就要为进入文理学校还是职业技术学校作出选择，如果初中阶段选择了职业技术学校，日后想上大学，那么高中阶段也可以继续转到文理学校就读。因为从小就树立了职业技术的观念，为日后的择业奠定了方向。
而且德国的职业教育实行“企业和职业技术学校合作的双轨制”，企业为职业技术学校提供70%的资金，剩下的30%资金则由政府提供。而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在接受学校教育时，要有70%的时间在企业实习。如此一来，这些学生就像是半工半读的学徒，一毕业即可熟练地走上工作岗位，避免了普通院校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企业也招不到满意员工的双重尴尬。
在德国、瑞士这些职业技术教育相对较完善的国家，在欧洲经济整体下行的大环境下，其青年失业率明显要低于其他国家，像瑞士的失业率大约维持在3%—4%，大部分年轻人都能找到工作。瑞士人尼古拉·吉赛尔（Nicola Gisel）向本刊记者说起他所了解的瑞士职业教育情况。在瑞士，超过一半的学生会选择上高中，而一般上了高中就一定能保证上大学，因为该国高中教学非常严格；其他学生如果不愿上大学的，初中毕业后即可选择上技术类学校或者另一种较高中教育相对简单的文化学校（从这类学校毕业后可以从事与贸易有关的工作）。据尼古拉介绍，在技术类学校中最火的专业是制表、木工和甜点师，其中制表工业一直是瑞士的头号技术产业，其他火爆的专业近30年来有所变化。瑞士有很多技术执照，类别有很多，一个保安人员可能就持有3种执照。瑞士人对职业技术教育的选择大多是出于兴趣和乐趣，从事制表和贸易行业的人收入颇丰，其他行业则收入相对较少，不过瑞士人均最低工资为2500瑞士法郎，即使家庭负担过重，也会有相应的社会福利作为保障。
“我们国内的高职教育存在一个缺陷，那就是缺乏继续深造的机会。像德国，会为职业技术工作者提供终身教育机会，每隔两三年他们就要回到学校接受再教育培训。”唐依明特别提到这点。德国的职后教育（即成人教育）体系十分完善，德国绝大多数大型企业都有自己的职业培训中心，企业是职业进修的主要承办者。在瑞士，工作后经过再培训改变职业的人有很多，像尼古拉的父亲就换过3个不同的职业。
与欧洲、北美等地区相比，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还是相对滞后。这几年国家和地方政府加大了对高职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唐依明说，对于那些获得国家示范性称号的高职院校来说，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去年重庆宣布所有到重庆就读职业教育的学生可以把户口落到重庆市；天津提出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获得二等奖以上的选手可以落户天津，第三等奖获得者参加工作两年后也可以落户天津……这些现象让人们看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一线曙光。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当下，推动产业发展，需要更多接受了良好职业教育的人才。常言道“万贯家财不如一技在身”，当大学生们还在为就业苦恼时，不妨换个视角和思维，高职院校也许会成为新的香饽饽。
去年党的十八大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作了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增强就业稳定性。在今年6月16日的海峡两岸职业教育合作发展论坛上，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公布了2012年7类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排名，最高的是如清华、北大等985高校，排在第二名和第三名的是高职院校和211高校。随着2013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的展开，是否填报高职院校也成为高考生们面临的一大选择。
区域分布不均
2011年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美国经济咨询机构HIS环球透视的研究估算，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产出最高的国家，但是这样一个事实不能忽略，美国2010年的制造业产出仅略低于中国，美国制造业只有1150万名工人，而中国制造业却雇用了1亿人。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不少企业不得不加快产业升级换代来应对多变的经济形势，对高水平、高质量的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也极为旺盛，因而也推动了高职院校的蓬勃发展。在整个劳动力市场，技能型人才是劳动力市场的主体。据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透露，2012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院校有2000多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有1.2万多所。其中高职院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地位得到逐渐提升。
“现在国内的高等职业院校大概分为三个批次，第一个批次是位于广东、江浙等沿海地区的高职院校，那里经济发达，资源丰富，课程的设置和学生就业的方向更为开放；第二批次是位于湖北、河南等中部及东北地区的高职院校，其毕业生多输往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就业方向以机械制造类为主；第三批次是位于西部地区的高职院校，深居内陆，资源有限，发展较为滞后。”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唐依明向本刊记者说起目前国内高职院校大致的概况。
广东的高职院校依托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区域，无论是在办学投入、课程设置、就业途径、政策倾斜等方面都占据诸多优势。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等被列入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的广东5所高职院校，其发展规模普遍较大。今年5月，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广东5所院校成为国内首批自主考核招收香港学生的试点高职院校。在今年5月的两岸高等教育论坛上，“粤台职业教育联盟”成立，广东与福建成为入台开展职业教育的首批试点省份，预计有近1000名大陆学生赴台进入职业高校学习。早在3至4月间，广东高职院校的部分管理人员和教师已经赴台培训。
高职院校是“夹心饼”
有不少人指出，总是说大学毕业就业难，最难就业的其实是大量高职院校毕业生。这种说法可以说是“唯学历论”在社会上有着根深蒂固影响力的折射。目前国内将高职教育人为地限定在大专层次，在学校定位、师资待遇、政策扶持上都与普通高校存在明显差距，好像高职教育属于“次等教育”，社会认同低。在经济相对较为贫弱的省份，其高职院校很难如211高校那样得到教育部的财政补贴，从当地政府得到的补贴也很少，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校的进一步发展。
无论是在沿海地区还是中部省份，高职院校都遇到招生难的问题。每年的招生季，唐依明要辗转湖北多所高中推荐自己的学校。据他介绍，他所在学院的学生大多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填报本科志愿时被刷下的落榜考生，他们的高考成绩其实与三本院校的录取分数并没有什么差距；另一类是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学生，希望掌握一技之长早点走上社会。因此对许多家长和学生而言，高职是无奈的选择。这些学生即使接受了三年高职教育，但仍希望拿到一个本科学历文凭，临毕业时仍会讨论学院何时可升本，而通过“专升本”的考试也是非常有难度的事情。“他们进入学校之后，心理落差肯定是有的，而且绝大部分的学生都有这种情绪，我们可以理解。”唐依明说到。
随着职业教育国际交流的加强，一些有条件的高职院校与国外大学取得联系，有少部分家庭富裕的高职学生可以进入国外大学完成专升本学习并继续读研。比如，深圳职院目前与来自19个国家的80多所境外大学有合作协议，其中有实质性合作的大学有六七所。该学校每年有五六十人通过海外学习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当然这种教育方式的推广显然有限，有学者呼吁国内高职教育应该为学生拓宽上升途径。
在教育部5月出台的《关于积极推进高等职业教育考试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提出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将逐步与普通高校本科考试分离，借“多种渠道，多元化录取”来打破“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困局。但是要从根本上解放考生和家长的思维，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以市场为导向标
与普通高校毕业生相比，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其职业规划较为明确，对工作期望值较低，就业成功率相对较高。当然每一所高职学校都有自己的王牌专业，由于学校与特定企业达成相关协议，这些王牌专业的毕业生大多能顺利就业。像武汉船院的王牌专业是船舶制造类，其毕业生大多进入有国企背景的造船企业，这种就业机会并不逊于普通高校的毕业生。不过僧多粥少，由于很多高职院校要自负盈亏，除了加强王牌专业的设置外，不得不增设一些大众类的专业，如市场营销、文秘类等，而这些专业的就业前景相对黯淡。根据教育数据咨询评估机构麦可思的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高职理工农医类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对口率在60%以上。 高职院校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课程设置随市场需求变化不断进行调整。比如接纳了数万年轻打工者和职业技术工人的富士康，受经济下行形势影响，以及苹果品牌代工业务的减少，对产业工人的需求相应有所减少。而且为了提高机械自动化程度，富士康开始进入“机器人时期”，大量使用自动机械手。富士康CEO郭台铭表示2013年年底机械手装置量达到30万，到2014年达到100万。唐依明介绍，富士康是武汉船院毕业生的就业首选地之一，因此该校根据企业的经营方向随即调整专业，增设机械手操作课程。他说职业院校对市场是极为敏感的，如果近期市场对某些专业的需求量已经饱和，那么相关专业就有可能考虑暂停。当然这种预期判断并不是十分准确，三年专业学习下来，可能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本走俏的专业突然遇冷，给就业带来压力。
浙江义乌是全国有名的小商品集散地，这里的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校基本成了“淘宝大学”，其开设的淘宝班引发不少争议。在淘宝班上，学生可以因网店经营而请假翘课，上课时间也可带着笔记本电脑随时接单，还可以用经营的淘宝网店的信誉度来冲抵部分学分。据唐依明介绍，长三角一带外贸经济发达，江浙地区的高职学生毕业后大多从事电子贸易方面的工作，而且该地区一部分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就直接对口苏州工业园区，就业形势相对较稳定。
向国外职教取经
旅美华人姚鸿恩在博文中提到，今年5月17日，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在例行的每周广播讲话中，破口而出“哈佛真见鬼”，提出“与上哈佛大学相比，对普通人来说，实际上当一名水管工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在此之前的4月，布隆伯格就曾宣布，纽约市今年将增加7所职业技术学校。美国在普通中学阶段就开设职业技术课程，将职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大规模向普通教育阶段渗透，让中学生具备初步的专业技能，以利于就业领域的分流。而以社区学院为主进行的高中后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是美国职业教育的主要形式，且各州政府都有法律规定，年轻人在从事专业技术类工种之前必须经过职业教育培训。
美国的职业教育在立法方面也相对成熟，早在1917年美国就通过了世界上最早的职业教育法案《史密斯-休斯法》，后来又陆续推出了《职业教育法》、《生计教育法》、《各伯金斯职业应用技术教育法》、《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等，开启了美国全民职业教育之门，帮助学生向“工作世界”过渡。
德国的职业教育走在世界前列，为该国强大的工业经济提供人才支撑。德国前总理科尔曾称：“发达的职业教育是德国战后崛起的关键。”当今世界，只有德语文化圈国家（德国、奥地利、瑞士）将职业教育学作为大学的一门独立学科，德国的多所大学里建立了职业教育师资培养机构及相应的职业教育研究所。德国的职业教育已经深入到每个德国人心中。从小学四年级起，德国学生就要为进入文理学校还是职业技术学校作出选择，如果初中阶段选择了职业技术学校，日后想上大学，那么高中阶段也可以继续转到文理学校就读。因为从小就树立了职业技术的观念，为日后的择业奠定了方向。
而且德国的职业教育实行“企业和职业技术学校合作的双轨制”，企业为职业技术学校提供70%的资金，剩下的30%资金则由政府提供。而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在接受学校教育时，要有70%的时间在企业实习。如此一来，这些学生就像是半工半读的学徒，一毕业即可熟练地走上工作岗位，避免了普通院校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企业也招不到满意员工的双重尴尬。
在德国、瑞士这些职业技术教育相对较完善的国家，在欧洲经济整体下行的大环境下，其青年失业率明显要低于其他国家，像瑞士的失业率大约维持在3%—4%，大部分年轻人都能找到工作。瑞士人尼古拉·吉赛尔（Nicola Gisel）向本刊记者说起他所了解的瑞士职业教育情况。在瑞士，超过一半的学生会选择上高中，而一般上了高中就一定能保证上大学，因为该国高中教学非常严格；其他学生如果不愿上大学的，初中毕业后即可选择上技术类学校或者另一种较高中教育相对简单的文化学校（从这类学校毕业后可以从事与贸易有关的工作）。据尼古拉介绍，在技术类学校中最火的专业是制表、木工和甜点师，其中制表工业一直是瑞士的头号技术产业，其他火爆的专业近30年来有所变化。瑞士有很多技术执照，类别有很多，一个保安人员可能就持有3种执照。瑞士人对职业技术教育的选择大多是出于兴趣和乐趣，从事制表和贸易行业的人收入颇丰，其他行业则收入相对较少，不过瑞士人均最低工资为2500瑞士法郎，即使家庭负担过重，也会有相应的社会福利作为保障。
“我们国内的高职教育存在一个缺陷，那就是缺乏继续深造的机会。像德国，会为职业技术工作者提供终身教育机会，每隔两三年他们就要回到学校接受再教育培训。”唐依明特别提到这点。德国的职后教育（即成人教育）体系十分完善，德国绝大多数大型企业都有自己的职业培训中心，企业是职业进修的主要承办者。在瑞士，工作后经过再培训改变职业的人有很多，像尼古拉的父亲就换过3个不同的职业。
与欧洲、北美等地区相比，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还是相对滞后。这几年国家和地方政府加大了对高职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唐依明说，对于那些获得国家示范性称号的高职院校来说，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去年重庆宣布所有到重庆就读职业教育的学生可以把户口落到重庆市；天津提出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获得二等奖以上的选手可以落户天津，第三等奖获得者参加工作两年后也可以落户天津……这些现象让人们看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一线曙光。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当下，推动产业发展，需要更多接受了良好职业教育的人才。常言道“万贯家财不如一技在身”，当大学生们还在为就业苦恼时，不妨换个视角和思维，高职院校也许会成为新的香饽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