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音乐舞台和唱片市场上，两部演出频率最高、销售业绩最好的中国作品，一是《黄河》，一是《梁祝》。1996年7月5日，中央歌剧院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了一场音乐会，新任首席梁大南领衔《梁祝》。那晚，在美妙柔曼而悲戚哀婉的琴音中，许多听众心情格外沉重而复杂，“这部名曲的版权将被送上拍卖台等待命运的安排，这次演出是拍卖之前的最后一次意义非凡的演出”，在乐队里拉中提琴的景作人，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梁祝》不要离我们远去！他只是1996年秋天“梁祝”拍卖风波中的一个声音。有关新闻在华语媒体覆盖的版面，超越了作品首演的报道规格。
　　1996年5月31日，1996西安首届音乐作品拍卖会组委会在京召开新闻座谈会。有关负责人谈到拍卖的创意时说，我们的意图是用公平、公开的拍卖形式，把音乐作品版权所有人的经济利益，最大限度地在竞拍中实现；把中国严肃音乐作品的版权消费，公开推向市场的大舞台；探索一条合理的物质报偿与崇高荣誉相得益彰的途径……本报记者身在现场，亲眼目睹与会音乐家激动兴奋，发言踊跃，令人且喜且忧。喜的是音乐家对自身权益的保护意识开始觉醒；忧的是有些音乐家的版权法规常识还显得十分贫弱。“把自己的艺术成就寄托在‘一槌子’买卖上，未免过于天真”。身为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理事的何占豪说他和陈钢准备拍卖的版权“纯粹只涉及经济方面的财产权部分”，并称，《梁祝》面世37年来，两位作者仅收到上海中唱公司每年每人1万元的版权费，未经授权的出版、演奏，从未支付任何费用，“盗版和侵权行为十分普遍，令人气愤又无奈”。
　　从始至终，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并未介入。该会时任常务总干事屈景明个人发言明确指出，拍卖只是一种商业行为，“音乐作品版权走向拍卖市场，是对我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尚待完善和健全的版权保护的有关法律的贯彻实施是个冲击。它不符合国际社会关于版权保护的操作常规惯例”。但，作曲家表现出来热情高涨，他们说，拍卖是为我们作曲家做了好事、善事，是音乐界的新事、大事；“谁要我的歌？我也卖！”已故作曲家石夫当时的观点以《找回严肃音乐作品的价值和地位》为题，“据说中国交响乐团在改革后，要采取一种新办法，即收购作曲家的作品或者是委约作曲家的作品，一律付出相当的报酬，以利作曲家的再生产”。反对的、矛盾的声音，有的很极端、很尖锐，“卖了《梁祝》就是卖了民族的尊严”，“只是想得到一笔钱吧！”理性一点、温和一点的说，《梁祝》是“要‘嫁’了的艺术”，“作曲家应多一点奉献精神”，“作曲家的权益岂能靠拍卖商的槌子来保护”……
　　倾听音乐创作的背景故事，大多数人发现，这部作品著作权实在不应仅仅属于两个人。《梁祝》拍卖以“流产”而告终。两年之后，已故“弓弦大师”刘明源的名作《喜洋洋》著作权，1998年4月19日公开拍卖。全国各地媒体、香港特区《大公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第一时间予以报道，“这是中国民乐著作权第一次拍卖成功”，“意义却不仅仅是一个优秀音乐作品的出售，更重要的是意味着知识产权，具体到民乐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一名不愿透露身份人士以58万人民币竞价买下，所有收入全部进入中国音乐学院刘明源基金，除每年颁发1万5千元的奖学金外，还用于民族音乐的研究推广。
　　2009年5月27日，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诞生50年。这部为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献礼的“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之作，无论何时何地重温起来，音乐中的那个故事、那段情感，总会令人无限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