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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政府不应过度介入城市化进程，应更尊重和利用市场自身规律。只要利用好这个规律，城市化就不会带来剧烈的就业和社会问题。
《支点》记者 蒋李
经济转型期通常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期，美国、德国、日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转型皆是如此。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期初始阶段，劳动力成本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迪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研究方向集中在宏观经济学多个领域，最主要的便是劳工与经济政策。针对转型期中国的就业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等问题，本刊记者近期对皮萨里迪斯进行了书面采访。
就业担心是多余的
《支点》：您太太是中国人，您对中国有不少的了解。作为劳工领域的专家，您对中国目前的就业问题怎么看？
皮萨里迪斯：这几次在中国访问期间，我发现在就业问题上存在两个“担心”。
首先，有些人担心劳动力成本上涨会导致经济放缓，经济放缓导致失业增加。试想，如果失业增加，劳动力价格如何上涨？这显然违背了经济学中供给关系与价格变化的理论。
其次，还有一些人担心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导致中国失去“世界工厂”地位，继而引发就业问题。这一观点也不成立，如果劳动力成本真的上升，说明劳动力被其他行业以更高的薪酬所吸引，何必担心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比如美国工业产值至今仍然是世界第一，它并没有被称为“世界工厂”，不是因为工业产值低，而是因为其服务业产值也很高。
不过，第一个悖论之所以存在，在某些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在现实中的确发生了：目前处于债务危机中心的南欧，虽然劳动力市场异常疲软，但劳动力成本并未明显下降，这与当地煤炭、铁矿石、海运等价格几乎被“腰斩”形成鲜明对比。
原因很简单，这些国家过度的劳动保护导致市场机制几乎完全失灵。慑于高昂的解雇和福利成本，企业不愿招聘新员工，失业工人和毕业生则找不到工作。
《支点》：陷入“真实版悖论”，对企业意味着什么？
皮萨里迪斯：这意味着企业会承受危机带来的负能量，却不能享受危机的益处。
观察全球成功的大企业可以发现，它们大多数并非诞生于经济繁荣时期，反而诞生于经济低谷期。因为经济低迷为创业者低成本吸纳优秀人才，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建立创造了最佳机遇。而在经济繁荣期创立的企业，尽管跟着“台风”飞起来，但一旦风力下降，则往往最先掉下来。
事实上，这轮经济危机中，在劳动力保护方面相对灵活的美国，创新和创业依旧层出不穷，而欧洲在这方面却让人难以看到亮点。
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并没有欧洲那么严重，但也要吸取一些教训。中国的新劳动保护法在2007年出台，这个金融危机前出台的劳动法，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在那次危机和本次减速中的创业热情。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在劳动保护方面表现尚可，其创新能力与同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并不差。
城市化不可刻意求成
《支点》：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速，能否提供足够的就业？
皮萨里迪斯：我仍然认为中国提出7%的经济增速是个非常高的标准，因为无论从人均GDP还是人口结构来看，中国经济都已进入成熟阶段。而目前中国GDP增速，并非是所有达到发展成熟后的国家都能维持的。
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会略微提高，但只要仍然保持一定增速，就不会达到经济危机的程度。随着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扩大，会有更多人申报失业，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实体经济的失业率提高了。
在我看来，中国这个阶段能保持4%-5%的增速就很不错了，而中国“多出来”的2%-3%的增速则来自于城市化。人们从农村转移至城市，放弃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工作，加入到生产率较高的工业、服务业生产中。当城市化进程到达成熟期，增长速度也会随之降低。不过，就像美国一样，这之后的增长速度依然可以维持在3%左右。
尽管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增速“溢价”的主要原因，但政府同样不可过于刻意求成。如果过多农村人口转为城市户籍，就会导致另一个矛盾：由于农村人口大量进城而导致就业困难。
《支点》：那么，政府在城市化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皮萨里迪斯：从理论上，城市化应该是城市发展机会吸引人的聚集。如果没有就业机会，农民去城里干什么？
作为政府，不应过度介入城市化进程，应更尊重和利用市场自身规律。城市经济、工业经济的先天生产率较农业更高，只要利用好这个规律，城市化就必然能够实现，并且不会产生剧烈的就业和社会问题。
而在宏观经济政策和劳动力、城市化政策方面，政府要更具灵活性。
首先，中国如果要想更好地发展服务业和高新科技行业，需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其次，发展清洁能源产业非常重要，其一方面可以缓解城市化带来的环境问题，同时也能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
当然，无论是教育还是新兴产业都属于长期投入行业，需要政府的支持。如果仅仅依靠市场力量，是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的。
《支点》：另一个将深远影响中国就业状况的因素是中国调整生育政策。您如何看待这一改革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皮萨里迪斯：放松生育管制的影响十分深远，而且肯定会产生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果，但其效果大小取决于放松的程度。
首先，任何经济体尤其是大型经济体的持续发展，都需要有强大的工作人群。中国已开始面临老龄化问题，而劳动力与供养人口比例的改善，能大大改进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有利于拓宽养老金的融资来源。同时，劳动基数的扩大能确保更多的人接受高水平教育，推动经济升级转型。
欧洲则更早遇到老龄化问题，有些国家给生孩子较多的家庭一些鼓励，但在经济和财政收入下降的情况下，这反而扩大了债务危机。另外，欧洲正鼓励年轻人移民以补充劳动力市场，但移民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
因此，我对于就业问题的最后建议是，即便暂时不鼓励生育，中国也应尽快放松对生育的限制。但我也不主张政府完全遵循自然规律，也要适当介入。毕竟在就业问题上，养育下一代也是个长期投入才能收益的“行业”。（支点杂志2014年10月刊）
《支点》记者 蒋李
经济转型期通常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期，美国、德国、日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转型皆是如此。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期初始阶段，劳动力成本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迪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研究方向集中在宏观经济学多个领域，最主要的便是劳工与经济政策。针对转型期中国的就业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等问题，本刊记者近期对皮萨里迪斯进行了书面采访。
就业担心是多余的
《支点》：您太太是中国人，您对中国有不少的了解。作为劳工领域的专家，您对中国目前的就业问题怎么看？
皮萨里迪斯：这几次在中国访问期间，我发现在就业问题上存在两个“担心”。
首先，有些人担心劳动力成本上涨会导致经济放缓，经济放缓导致失业增加。试想，如果失业增加，劳动力价格如何上涨？这显然违背了经济学中供给关系与价格变化的理论。
其次，还有一些人担心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导致中国失去“世界工厂”地位，继而引发就业问题。这一观点也不成立，如果劳动力成本真的上升，说明劳动力被其他行业以更高的薪酬所吸引，何必担心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比如美国工业产值至今仍然是世界第一，它并没有被称为“世界工厂”，不是因为工业产值低，而是因为其服务业产值也很高。
不过，第一个悖论之所以存在，在某些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在现实中的确发生了：目前处于债务危机中心的南欧，虽然劳动力市场异常疲软，但劳动力成本并未明显下降，这与当地煤炭、铁矿石、海运等价格几乎被“腰斩”形成鲜明对比。
原因很简单，这些国家过度的劳动保护导致市场机制几乎完全失灵。慑于高昂的解雇和福利成本，企业不愿招聘新员工，失业工人和毕业生则找不到工作。
《支点》：陷入“真实版悖论”，对企业意味着什么？
皮萨里迪斯：这意味着企业会承受危机带来的负能量，却不能享受危机的益处。
观察全球成功的大企业可以发现，它们大多数并非诞生于经济繁荣时期，反而诞生于经济低谷期。因为经济低迷为创业者低成本吸纳优秀人才，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建立创造了最佳机遇。而在经济繁荣期创立的企业，尽管跟着“台风”飞起来，但一旦风力下降，则往往最先掉下来。
事实上，这轮经济危机中，在劳动力保护方面相对灵活的美国，创新和创业依旧层出不穷，而欧洲在这方面却让人难以看到亮点。
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并没有欧洲那么严重，但也要吸取一些教训。中国的新劳动保护法在2007年出台，这个金融危机前出台的劳动法，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在那次危机和本次减速中的创业热情。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在劳动保护方面表现尚可，其创新能力与同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并不差。
城市化不可刻意求成
《支点》：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速，能否提供足够的就业？
皮萨里迪斯：我仍然认为中国提出7%的经济增速是个非常高的标准，因为无论从人均GDP还是人口结构来看，中国经济都已进入成熟阶段。而目前中国GDP增速，并非是所有达到发展成熟后的国家都能维持的。
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会略微提高，但只要仍然保持一定增速，就不会达到经济危机的程度。随着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扩大，会有更多人申报失业，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实体经济的失业率提高了。
在我看来，中国这个阶段能保持4%-5%的增速就很不错了，而中国“多出来”的2%-3%的增速则来自于城市化。人们从农村转移至城市，放弃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工作，加入到生产率较高的工业、服务业生产中。当城市化进程到达成熟期，增长速度也会随之降低。不过，就像美国一样，这之后的增长速度依然可以维持在3%左右。
尽管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增速“溢价”的主要原因，但政府同样不可过于刻意求成。如果过多农村人口转为城市户籍，就会导致另一个矛盾：由于农村人口大量进城而导致就业困难。
《支点》：那么，政府在城市化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皮萨里迪斯：从理论上，城市化应该是城市发展机会吸引人的聚集。如果没有就业机会，农民去城里干什么？
作为政府，不应过度介入城市化进程，应更尊重和利用市场自身规律。城市经济、工业经济的先天生产率较农业更高，只要利用好这个规律，城市化就必然能够实现，并且不会产生剧烈的就业和社会问题。
而在宏观经济政策和劳动力、城市化政策方面，政府要更具灵活性。
首先，中国如果要想更好地发展服务业和高新科技行业，需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其次，发展清洁能源产业非常重要，其一方面可以缓解城市化带来的环境问题，同时也能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
当然，无论是教育还是新兴产业都属于长期投入行业，需要政府的支持。如果仅仅依靠市场力量，是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的。
《支点》：另一个将深远影响中国就业状况的因素是中国调整生育政策。您如何看待这一改革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皮萨里迪斯：放松生育管制的影响十分深远，而且肯定会产生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果，但其效果大小取决于放松的程度。
首先，任何经济体尤其是大型经济体的持续发展，都需要有强大的工作人群。中国已开始面临老龄化问题，而劳动力与供养人口比例的改善，能大大改进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有利于拓宽养老金的融资来源。同时，劳动基数的扩大能确保更多的人接受高水平教育，推动经济升级转型。
欧洲则更早遇到老龄化问题，有些国家给生孩子较多的家庭一些鼓励，但在经济和财政收入下降的情况下，这反而扩大了债务危机。另外，欧洲正鼓励年轻人移民以补充劳动力市场，但移民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
因此，我对于就业问题的最后建议是，即便暂时不鼓励生育，中国也应尽快放松对生育的限制。但我也不主张政府完全遵循自然规律，也要适当介入。毕竟在就业问题上，养育下一代也是个长期投入才能收益的“行业”。（支点杂志2014年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