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2006年上半年，我班有个学生叫小A，他是这个故事的主角。这个学生高一进校的成绩在班级是前几名的，而且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仍然是班级前几名。高一下学期的某个周六下午，小A的妈妈打电话告诉我小A还没有回家，正常情况应该是中午放学后一个小时左右就到家的。我立即赶到学校。门卫告诉我，班上的几名男生放学后就在学校门口逗留，似乎有什么“秘密行动”。门卫向我描述了学生的特征，我清楚了是哪几名学生了。很快，我在学校附近的一家网吧找到了他们。简单批评教育一番后，我通知家长将他们领回了家。
　　当晚8点左右，我收到了小A妈妈的电话，她焦急地告诉我儿子离家出走了，打手机也不接。我按照她给我的号码打通了小A的手机。小A哽咽地说：“我妈太粗暴了，我都这么大的人了，我一回去她就打了我几耳光，不容我解释……从小她就打我，我无法忍受了……我不想呆在这个家了……”他沉默了一会就挂了，再拨过去，已经关机了。在11点左右我收到了小B的短信：“老师，小A在我家住着，请别担心。”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周一早自修我看见小A坐在教室里了，就叫他来我办公室交谈。我教育了一番，让他理解妈妈的良苦用心，并承诺我会保密这件事情不在班级里公开，鼓励他忘掉不愉快全心投入学习中去。他点了点头，我也欣慰地笑了。
　　中午，我给小A的妈妈打了电话，劝她冷静面对孩子的犯错，用教育代替打骂，她也答应了。晚自修放学后，小A在我的劝说下回到了家。
　　然而，晚上10点左右，我就收到了小A的短信：“老师，我妈根本就不爱我的，她不停指责我没哥哥听话和聪明，我太令她失望了。我决定离开这个冷酷的家！您也不必再找我了……”
　　第二天，小A果真没来学校。我立即将这些情况向学校领导反应了。
　　一周后，小A的爸爸将他送回了学校。原来小A只身去广州，找在那边经商的爸爸了。既然已经安全回来了，大家都松了口气。后来，学校将小A带到政教处进行批评教育，要求他写检查，并以旷课为由将对他作出处分。我也找了他谈话。他告诉我，他去广州是因为爸爸不打骂他，并且爸爸愿意和他交流沟通，如果学校一定要处理他，他宁愿退学。我劝他，学校的处分是合理的，校规对每名学生都公平公正。他坚持说，受了处分就没脸面呆在这个学校了。没过几天，他和表哥一起来学校办理了退学手续。
　　听同学说，小A去了广州的一所高中。后来，又听同学说，小A辍学经商了。再后来，小A的好朋友小B悄悄告诉我，小A的父母在对待他的教育问题上经常吵架，而且夫妻关系不好……
　　这个故事已经结束了，但留给我们的思考还没有结束。假如小A能在心理健康方面得到科学的教育，人格上得到健全发展，那么他还不至于受到一点挫折就自暴自弃；假如妈妈改变对小A的教育方式，他也许就不会那么排斥、厌恶妈妈而离家出走；假如家庭和睦，父母多些交流，达成对孩子教育的共识，小A也许就不会亲此疏彼，乃至产生依赖思想和认识的偏见了；假如我们学校在处理“问题学生”时能适度地开开“绿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也许他就不会畏惧、逃避乃至离开校园了；假如，在这个事件中作为班主任的我能更主动积极地协调学生、家长和学校之间的关系，也许故事的结局就不是悲剧了。
　　“假如”对发生了的故事已没什么意义了，但对正在或将要上演的故事却有着警醒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