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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2006年上半年,我班有个学生叫小A,他是这个故事的主角。这个学生高一进校的成绩在班级是前几名的,而且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仍然是班级前几名。高一下学期的某个周六下午,小A的妈妈打电话告诉我小A还没有回家,正常情况应该是中午放学后一个小时左右就到家的。我立即赶到学校。门卫告诉我,班上的几名男生放学后就在学校门口逗留,似乎有什么“秘密行动”。门卫向我描述了学生的特征,我清楚了是哪几名学生了。很快,我在学校附近的一家网吧找到了他们。简单批评教育一番后,我通知家长将他们领回了家。
当晚8点左右,我收到了小A妈妈的电话,她焦急地告诉我儿子离家出走了,打手机也不接。我按照她给我的号码打通了小A的手机。小A哽咽地说:“我妈太粗暴了,我都这么大的人了,我一回去她就打了我几耳光,不容我解释……从小她就打我,我无法忍受了……我不想呆在这个家了……”他沉默了一会就挂了,再拨过去,已经关机了。在11点左右我收到了小B的短信:“老师,小A在我家住着,请别担心。”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周一早自修我看见小A坐在教室里了,就叫他来我办公室交谈。我教育了一番,让他理解妈妈的良苦用心,并承诺我会保密这件事情不在班级里公开,鼓励他忘掉不愉快全心投入学习中去。他点了点头,我也欣慰地笑了。
中午,我给小A的妈妈打了电话,劝她冷静面对孩子的犯错,用教育代替打骂,她也答应了。晚自修放学后,小A在我的劝说下回到了家。
然而,晚上10点左右,我就收到了小A的短信:“老师,我妈根本就不爱我的,她不停指责我没哥哥听话和聪明,我太令她失望了。我决定离开这个冷酷的家!您也不必再找我了……”
第二天,小A果真没来学校。我立即将这些情况向学校领导反应了。
一周后,小A的爸爸将他送回了学校。原来小A只身去广州,找在那边经商的爸爸了。既然已经安全回来了,大家都松了口气。后来,学校将小A带到政教处进行批评教育,要求他写检查,并以旷课为由将对他作出处分。我也找了他谈话。他告诉我,他去广州是因为爸爸不打骂他,并且爸爸愿意和他交流沟通,如果学校一定要处理他,他宁愿退学。我劝他,学校的处分是合理的,校规对每名学生都公平公正。他坚持说,受了处分就没脸面呆在这个学校了。没过几天,他和表哥一起来学校办理了退学手续。
听同学说,小A去了广州的一所高中。后来,又听同学说,小A辍学经商了。再后来,小A的好朋友小B悄悄告诉我,小A的父母在对待他的教育问题上经常吵架,而且夫妻关系不好……
这个故事已经结束了,但留给我们的思考还没有结束。假如小A能在心理健康方面得到科学的教育,人格上得到健全发展,那么他还不至于受到一点挫折就自暴自弃;假如妈妈改变对小A的教育方式,他也许就不会那么排斥、厌恶妈妈而离家出走;假如家庭和睦,父母多些交流,达成对孩子教育的共识,小A也许就不会亲此疏彼,乃至产生依赖思想和认识的偏见了;假如我们学校在处理“问题学生”时能适度地开开“绿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也许他就不会畏惧、逃避乃至离开校园了;假如,在这个事件中作为班主任的我能更主动积极地协调学生、家长和学校之间的关系,也许故事的结局就不是悲剧了。
“假如”对发生了的故事已没什么意义了,但对正在或将要上演的故事却有着警醒的作用。
2006年上半年,我班有个学生叫小A,他是这个故事的主角。这个学生高一进校的成绩在班级是前几名的,而且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仍然是班级前几名。高一下学期的某个周六下午,小A的妈妈打电话告诉我小A还没有回家,正常情况应该是中午放学后一个小时左右就到家的。我立即赶到学校。门卫告诉我,班上的几名男生放学后就在学校门口逗留,似乎有什么“秘密行动”。门卫向我描述了学生的特征,我清楚了是哪几名学生了。很快,我在学校附近的一家网吧找到了他们。简单批评教育一番后,我通知家长将他们领回了家。
当晚8点左右,我收到了小A妈妈的电话,她焦急地告诉我儿子离家出走了,打手机也不接。我按照她给我的号码打通了小A的手机。小A哽咽地说:“我妈太粗暴了,我都这么大的人了,我一回去她就打了我几耳光,不容我解释……从小她就打我,我无法忍受了……我不想呆在这个家了……”他沉默了一会就挂了,再拨过去,已经关机了。在11点左右我收到了小B的短信:“老师,小A在我家住着,请别担心。”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周一早自修我看见小A坐在教室里了,就叫他来我办公室交谈。我教育了一番,让他理解妈妈的良苦用心,并承诺我会保密这件事情不在班级里公开,鼓励他忘掉不愉快全心投入学习中去。他点了点头,我也欣慰地笑了。
中午,我给小A的妈妈打了电话,劝她冷静面对孩子的犯错,用教育代替打骂,她也答应了。晚自修放学后,小A在我的劝说下回到了家。
然而,晚上10点左右,我就收到了小A的短信:“老师,我妈根本就不爱我的,她不停指责我没哥哥听话和聪明,我太令她失望了。我决定离开这个冷酷的家!您也不必再找我了……”
第二天,小A果真没来学校。我立即将这些情况向学校领导反应了。
一周后,小A的爸爸将他送回了学校。原来小A只身去广州,找在那边经商的爸爸了。既然已经安全回来了,大家都松了口气。后来,学校将小A带到政教处进行批评教育,要求他写检查,并以旷课为由将对他作出处分。我也找了他谈话。他告诉我,他去广州是因为爸爸不打骂他,并且爸爸愿意和他交流沟通,如果学校一定要处理他,他宁愿退学。我劝他,学校的处分是合理的,校规对每名学生都公平公正。他坚持说,受了处分就没脸面呆在这个学校了。没过几天,他和表哥一起来学校办理了退学手续。
听同学说,小A去了广州的一所高中。后来,又听同学说,小A辍学经商了。再后来,小A的好朋友小B悄悄告诉我,小A的父母在对待他的教育问题上经常吵架,而且夫妻关系不好……
这个故事已经结束了,但留给我们的思考还没有结束。假如小A能在心理健康方面得到科学的教育,人格上得到健全发展,那么他还不至于受到一点挫折就自暴自弃;假如妈妈改变对小A的教育方式,他也许就不会那么排斥、厌恶妈妈而离家出走;假如家庭和睦,父母多些交流,达成对孩子教育的共识,小A也许就不会亲此疏彼,乃至产生依赖思想和认识的偏见了;假如我们学校在处理“问题学生”时能适度地开开“绿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也许他就不会畏惧、逃避乃至离开校园了;假如,在这个事件中作为班主任的我能更主动积极地协调学生、家长和学校之间的关系,也许故事的结局就不是悲剧了。
“假如”对发生了的故事已没什么意义了,但对正在或将要上演的故事却有着警醒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