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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发展成熟而多元化的西方医史，中国医史或医疗社会史在中国史学范围里的‘妥当性’似乎仍受到置疑。近年来我经常被问到我为何仍在做医疗史，为何不回去做传统的社会史。言下之意，医疗史在中国史里是有点偏门、有点不入流，甚至乏味，所以浅尝其中滋味即可，不宜久留。”[1] （p.3）
梁其姿教授在其新著中的这段告白，确乎道出了目前从事医疗史这一国内尚算不上主流史学研究的研究者的心声。本世纪以来，这一研究在不断兴起的同时，似乎也遭受到正当性的质疑。一方面，在众多从事主流史学的研究者看来，医疗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虽然也可以研究，但终究不过是无关宏旨的“芝麻”。另一方面，医疗史作为“新史学”的一分子，在展现新意，推动研究领域的拓展、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等方面，似乎亦未能尽如人意。而且，随着“新”意的日渐褪去，因“新”而受关注的“红利”的不断消却，这一尚未成长起来的研究如何在中国史学界取得更进一步发展，显然已成为当下一个亟须面对的问题。有鉴于此，笔者拟从国际史学发展的趋向出发，立足国内的实际情形，对这一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出自己的思考。
本世纪以来，国内史学界的医疗史研究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近十年来，基本上每年都至少有两部以上这方面的著作问世，相关的论文亦不时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和《清史研究》等颇具影响力的刊物上。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以及与国际学术交流的日渐密切，医疗史研究正日益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关注和投入。国内一些颇具影响的学者在总结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时，也往往将疾病医疗史研究的兴起视为新世纪中国社会史乃至中国史研究引人注目的重要成绩，而且还将其视为未来史学发展“潜力股”。比如常建华在较近的社会史研究回顾中认为：“融合疾病、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医疗社会史属于新的学术领域，虽然起步晚研究者少，但研究起点很高，学术成果引人注目。”[2] （pp.389～390）王先明在评述近年来的近代社会史研究史时指出：“社会史新方向的拓展。……其二是医疗社会史。这也是‘新史学’向纵深发展而产生的一门社会史分支学科。最近几年，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令人关注，……这些论题的问题意识十分强烈，而且提示着近代社会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群体和发展方向的生成。”[3]不仅如此，国内的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机构和团体，也对此给予了肯定。比如，在1999—2011年的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比中，共评出历史学的优秀博士论文34篇，其中就有两篇这一领域的论文①。2005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出版了六卷《〈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其中有“社会史”卷，该卷共收录26篇论文，而医疗社会史的论文就有3篇②。这些似乎有理由让我们对其后续的发展抱有一定程度的乐观。
目前虽然国内的医疗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若整体来看，就像本文开头说指出的那样，情形似乎并不令人满意，这一研究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都还十分薄弱，尤其是与国际学术界的情况相比，更是如此③。在西方，由于现代医学在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西方的医学史研究本来有相当深厚的基础。而到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降，随着学术思潮不断演进，医疗史的研究不断经历重要的转变，其中新文化史和医学人类学则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新文化史是西方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后现代”思潮冲击下逐渐兴起的一个新的史学方向或流派，这一研究不再热衷于结构（更遑论规律了）、真实的存在和因果关系这些以往历史学重点关注的问题，而特别强调历史现象的建构性与意义的破解和诠释，该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林·亨特在其主编的那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文化史》中谈到：“文化史是一门诠释的科学，其目的在于‘含义——当时人铭刻下的含义’。于是文化史中心任务是破解含义，而不是因果解释，就像吉尔兹将破解含义认作文化人类学的中心任务一样。”[4] （p.11）他们希望通过对以往宏大叙事的批评和解构，将人尤其是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和体验呈现于历史的叙事之中。这就像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达恩顿所说的那样：“最令人激动、最有创意的历史研究应该挖掘出事件背后我们的前人所经历和体验的人类生存状况……不管什么标签，目的是一个，即理解生活的意义：不是去徒劳地寻找对这一伟大哲学之谜的终极答案，而是从前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去探寻和了解前人对此问题的答案。”[5] （pp.6～7）为此，他们借用人类学的深描法和后现代的叙事理论，力图通过细节的刻画和历史叙事来重现文化现象及其意义④。新文化史研究者关注的主题各式各样，使用的方法也各有不同，但似乎都对“权力”特别敏感，这正如姜进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新文化史有什么一以贯之的目标的话，那也许就是通过对各种文化体系的调查去研究话语、仪式、再现（representation）中的权力运作的机制、所使用的技术手段，以及所达到的成效，从而揭示权力是如何通过控制知识的生产来展开博弈的。”[4] （p.7）显然，新文化史希望通过对文化自主性的强调及对意义破解和阐释的重视，来凸显历史上“人”的多彩性和个别性，展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并进而揭示和反省历史与当下社会中的“现代性”。由于医学是直接处理人的身体异常（包括病变和感觉）的科学和技艺，所以很容易成为社会建构主义与新文化史研究者关注和实践的领域⑤，与此同时，一些医学人类学家以自己深入的研究令人信服地展现了现代医学中的疾病与医疗所包含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让人们充分地认识到，疾病并不只是可以科学测量的生理病变，同时也是病人的体验、科学话语、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共同参与的文化建构，医学若只是仅仅关注疾病（disease），而对病痛（illness）视之漠然，那就并不能真正消弭人类的苦痛。无论是疾病还是医疗，都深深地具有文化的意义①。这些论述很容易进一步打动和吸引那些受到新史学思潮影响的历史研究者从疾病和医疗入手来展开新文化史的探索，再加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文化转向的影响，于是，以技术和医家为中心的传统医学史研究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医学史的研究日益关注疾病体验、身体感觉、医患关系以及非精英医疗者等，渐以意义为中心。在新近西方编纂的一部总结探讨医学史理论与方法的论文集中，虽然编者极力倡导医学史研究的多元主义，反对对传统医学史的过度批评，但从前言、编排体例以及一些选编的论文中，还是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这种转向的不可逆转②。显然，医疗史研究在西方已成为新文化史研究中非常活跃的领域。受这一趋向的影响，近年来，在西方中国医疗史界，也出现一些具有新文化史色彩的研究论著③。 国内史学界的疾病医疗史研究基本始于1990年代中期④，较早的研究，可以说大多是在社会史研究的脉络下展开的，并往往被视为社会史研究中的新方向或新领域⑤。在出现之初，新文化史的理念和方法还不为绝大多数研究者所了解。就以笔者所著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来说，这部被视为国内该新兴领域的代表性研究而受到广泛的好评著作，可以说是一部比较纯粹的社会史作品，笔者在追寻和阐释瘟疫文化意义和反省现代医疗卫生机制等方面，缺乏自觉意识，所关注的乃是清代江南瘟疫的流行情况及其相关分析、时人对瘟疫的认识以及由此显现出清代江南社会的社会构造和演变脉络。并没有想到要去探究当时社会对诸多瘟疫的描述和命名体现了怎么的社会文化意涵，也没有去考虑19世纪以降社会认识和应对瘟疫方法变动背后的权力关系，而且也没有意识到，现代的医疗卫生制度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并非是不正自明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当时非常有限的成果中，也还是有少量颇具新意的作品。杨念群是国内个别较早具有一定新文化史理念从事医疗史研究的学者，他在20世纪末就推出了数篇颇具分量的医疗史方面论文，较为关注“地方感”和医学中的政治和文化权力等问题⑥。他于2001年编纂出版的《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精选集》这一具有一定新文化史取向的论文集，就包括了《“兰安生模式”与民国初年北京生死控制空间的转换》等医疗史方面的论文，进而又于2006年在“新史学”系列丛书中推出了《再造“病人”》一书，这一被视为另类的医疗史论著，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虽然该书并没有直接宣称自己为新文化史的著作，但从其对医疗背后的政治运作和权力关系的关注、书写上对深描法的努力实践、对不假思索地将西方视为现代标准的警惕以及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复杂性的呈现等，无不展现出了明显的新文化史色彩。而笔者世纪之交在完成前揭著作后，也很快捕捉到国际医疗史研究新动向，并对自己以往的研究做出了省思，认为那些研究“无论是出发点还是归宿，其实基本是在重构历史的面相和勾勒社会的变迁，即使涉及生命，那也不过是道具而已，真正关注的何尝是生命，实际只是社会而已”。进而倡导从身体史出发展开文化史取向的医疗史研究[6] （pp.706～737）。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于2006年8月在天津召开了国内首届“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①。之后又以这次会议的论文为基础，笔者编辑出版了《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一书，并在前言明确倡导在疾病医疗史研究中引入新文化史理念与方法[7] （p.4）。与此同时，一些关注新文化史研究的比较年轻的学人也开始在医疗史的研究中引入这一研究方法，比如张仲民关于晚清卫生书籍的研究[8]，陈昊对中古医学、身体经验和身份认同的探讨[9]，路彩霞有关清末京津卫生观念和机制的新著，也部分显现了这样的追求[10]。而胡成有关卫生史的系列论文，虽然并未特意引入新文化史的视角和理念，但凭借其扎实的史料功夫和对国际相关研究颇为深入的把握②，也展现出了与国内一般研究不一样的风格以及相当高的水准。除了论著，还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论文③。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进入新世纪后，在以“新社会史”和“新史学”命名的出版物中，医疗史的相关研究均未曾缺席④。
这些有趣的转变⑤自然值得关注，不过若全面地观察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则不能不说，这样的研究在被视为“新史学”的医疗史研究中只是少数，目下国内这一领域相当多甚至是大多数的研究成果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其实相当传统，缺乏对国际相关研究趋向的了解和把握。胡成曾对有些发表在国内顶尖刊物的论文批评说，尽管“选题值得称道，但由于没有参照西方较为成熟的认识，难免存在不尽专业之处”[11]。比如就卫生史研究来说，虽然有些人将其归于“新史学”的名下，但大多数的研究对西方后现代思潮积极意义缺乏基本的理念自觉，对通行的“现代化叙事”模式局限以及近代“卫生”复杂性和现代性缺乏必要的省思，更没有去认真地思考卫生这一现代话题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文化意涵[12]。就整体而言，显然与西方乃至港台的相关研究有着比较明显的区隔。对此，张仲民曾就卫生史研究谈到：“近二十年来，有关中国近代卫生史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总体上有一个鲜明差别：受后殖民理论影响，近来某些学者在研究中国特别是在研究台湾、上海的卫生史、医疗史时，一般都会注意到卫生与医疗此时不仅代表现代性与文明的方面，同样也会强调其背后的‘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因素；中国大陆的许多研究者，则多强调西方的‘卫生’及‘医疗’带来的现代化与文明特质，基本不提或很少提及‘卫生’和‘医疗’的殖民现代性色彩。”[8] （p.93）当然，海外卫生史研究的特点并不限于“殖民现代性”一个方面，不过就此便不难看出，目前国内的一些所谓名之为“新”研究，其实只是新在题目，并未在理念和方法上有所创新。在西方乃至港台的疾病医疗史研究中普遍被采用的新文化史理念和方法，在国内，还只是为少数研究者所关注和践行。
当然，这里指出国内史学界的疾病医疗史研究缺乏对国际相关研究趋向的了解和新文化史视角的探讨较少，不是说，新文化史或者说社会文化史视角是该研究唯一正当的选择。毫无疑问，研究视角和方法本身并不应成为某一研究是否具有价值和意义的标准，任何历史研究，只要其能立足资料对历史状貌做出合乎逻辑的新发现，就自有其学术贡献。正如Huisman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对医疗史研究来说，坚持理论和方法上适切的多元主义是十分重要的[13] （p.3）。实际上，任何的理念和方法都自有其限度，新文化史研究自然也不是万能的，它同样有着种种的局限和困境。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西方相对成熟和深入的研究理念和成果，而闭门造车，高谈创立“中国特色（风格）”的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如果我们不能充分了解和消化吸收西方走在前面的学术理念、方法和具体研究成果，而奢谈创立自己的学术概念和理论体系，那可能只是画饼充饥。近年来，虽然国内史学界对国际学术发展的关注和引入较之前已有很大的进步，但似乎还远没有达到令人稍感满意的程度，胡成教授最近通过与日本和台湾情形的对比，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目前国内史学界在走向世界方面的巨大差距[14]。显然，在引入和学习西方的史学思潮和成就上，我们不是做得太多，而是远远不够。故而，尽可能多地了解和借鉴西方颇为成熟的医疗史研究理念和成就，进一步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展开医疗史的研究，对促进当今中国医疗史的深入开展来说，是十分必要的，甚至可谓当务之急。 日常生活是一个几乎人所共知的词汇，不过其作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的确定内涵，却可能不为大多数人了解。匈牙利哲学家赫勒曾在《日常生活》一书中将“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活要素的集合”[15] （p.3）。而我国研究日常生活的学者衣俊卿则在此基础上对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做了区分：“一般来说，所谓日常生活，总是同个体生命的延续，即个体生存直接相关，它是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的各种活动的总称。与此相关，我们同时可以获得非日常活动的概念。非日常活动总是同社会整体或人类的存在相关，它是旨在维持社会再生产或类的再生产的各种活动的总称。”[16] （pp.12～13）也就是说，日常生活研究关注的是具体的人，而非抽象的人类或社会。按学界的一般认识，日常生活主要包括日常实践或日用常行、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和意识[17]。日常生活之所以在哲学上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主要在于其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不易为人察觉却极为密切的关联。随着日常生活研究在哲学界、文学界的展开，自1970年代开始，这一概念也开始为欧美史学界引入，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日常生活史逐渐在欧美史学界兴起，至今已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史学流派。
大致说来，欧美的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兴起，既与传统的社会史研究有关，也深受文化分析和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同时更是后现代思潮不断盛行背景下新文化史研究日渐兴盛，以及历史叙事方式的转变的产物[18] [19]。以“微观史学”面目出现的日常生活史，既不希望我们的历史见物不见人，也反对制作只有结构甚至文化的历史，而倡导让历史回到“人间”，致力于展现具体历史情境中的人的经验、行为、体验以及认知等，即把人自身的感知，而非物质或制度放在历史的中心位置，一方面让历史变得更加的生动和人性，另一方面也借此来批判和反省背离人自身的发展的现代性[18] [19] [20]。可见，日常生活史这一看似平常的概念，其实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和哲学内涵，与我们前面谈到的西方的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在理念和方法上实有相当多契合，也是20世纪七八十代以来逐渐发展以来的具有独特意涵的史学流派。
在中国学术界，虽然以日常生活史为名或类似的研究，并不算是晚近出现的新事物，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出现。最近的一篇有关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评述论文，就将中国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分为四个阶段，即民族风俗志式描述、经济-社会史研究、新经济-社会史研究及当前在新文化史及交叉学科影响下走向独立化与多元化研究的四个发展阶段[21]。不过从文中的概述来看，前三个阶段的所谓日常生活史研究，至多不过是传统的社会生活史研究而已，唯有当前阶段的研究才比较具有国际学术脉络中的现代日常生活史的意味。根据现有的相关概述和笔者的观察，比较具有理论自觉意识的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基本始于20世纪末，而在新世纪则呈现日渐兴盛之势，主要的研究成果大多出自包括台湾在内的海外中国史学界，并比较集中于近现代史领域。而国内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实证性日常生活史研究还相当缺乏，相对接近的研究，也较多地集中在明清以来，特别是近代的城市史研究领域。比如以熊月之为中心的研究团队，近年来出版了“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至今已经刊出十余种著作。该丛书虽仍以社会生活史为名，而且每种著作的品质也说不上整齐，但至少在主编的意识中，已经具有一定或许并不彻底的日常社会史的意识，丛书主编熊月之在《总序》中指出：“历史研究需要关注宏大叙事，也需要关注日常生活，如果能够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在关注宏大叙述时兼及日常生活，在关注日常生活背后有宏大叙述的意义，更为理想。”[22] （p.7）纵观国内史学界的研究状况，从笔者的角度来看，至少有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尽管目前国内学界具有理论自觉意识的日常生活史方面的具体研究成果还十分稀缺，但作为一种新的史学流派和研究范式，已经引起了一定的关注。新世纪初，世界史学者刘新成结合西欧中世纪史的相关研究，较早向国内介绍了欧美学术界的新史学研究领域——日常生活史[23]，并进而报端倡导日常生活史的研究[24]。稍后，这一研究也开始引发中国社会史学界的注目，2008年12月于中山大学召开的第12届中国社会史年会的主题便为“政治变动与日常生活”①。三年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新一轮的研究规划中，将中国日常生活史设计为该中心未来5～10年研究重点，计划推出一套多卷本的有别于传统社会生活史的中国日常生活通史。中心主任常建华教授多次撰文倡导和论述社会文化史语境的下的日常生活史研究[25]，指出：
社会文化史应当把日常生活史作为研究的基础。日常生活在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得到的重视程度不同，表述的方法不一，然而日常生活的研究都是这一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一般生活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并且至少部分地反映于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也就是日常生活应当成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础。
这也就是说，在当今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这些被视为“新史学”新兴研究的领域，积极开展日常生活史研究都是必要的一环。这样，日常生活史就不仅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更是推动当今史学向前发展、推陈出新的基础。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该中心于2011年9月召开了“中国日常生活史的多样性”国际学术研讨会，希望通过这样的会议，改变当前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缺乏以人为中心，将日常生活与社会组织、生活空间、生命周期、观念心态水乳交融的研究的状况[26]。
这样的推动和倡导在当下的中国史学界，虽然还说不上蔚然成风，但由于相关的研究（未必以日常生活史为名）已具有相当的基础，加上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等“新史学”日渐兴盛，以及国内相当多的学人，特别是年轻学人对引入新的学术理念和方法持有较为积极的态度，故而有理由相信，这一研究在不久将会取得相当的发展。
第二，在中国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以及总结回顾中，与疾病、医疗相关的内容还甚少受到关注。前面谈到，在当今中国的医疗史研究中，社会文化史视角的探讨日渐兴起，在这些研究中，已经有一些研究围绕着疾病体验以及身体经验和感受等主题，对中国社会的日常经验作了一定的呈现②。不过现有的中文学界有关日常生活史的综述或述论性的论文，似乎均未对此给予专门的关注，前面提交的几篇论文（包括台湾连玲玲之作），不仅没有论及医疗史与日常生活史之间的关联，也几乎没有谈及日常生活中与医疗和健康相关的内容。胡悦晗、谢永栋在较近的述评中论及的未来的进展路径，则完全没有顾及于此[21]。这里固然有目前这方面的相关研究还颇为缺乏的原因，同时也与认识上对医疗和健康等话题的忽视不无关系，当然，也有可能在作者看来，医疗与健康等论题在日常生活史研究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那么疾病、医疗和健康等在日常社会真的不具有特别的地位吗？医疗社会文化史与日常生活史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这将是下一节将要讨论的主题。 史学研究者对疾病与医疗的关注，显然并不仅止于疾病与医学本身，实际上，中国医学作为一种知识、技艺和文化其实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故而中国医疗史的研究，其实并不是只是探究中国历史的一个方面，而是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大历史所必不可少的基础③。疾病与医疗对历史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显然是不难想见的，不过若就其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影响来说，虽然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事例（比如赤壁之战、欧洲黑死病之类），但似乎也并不见得非常普遍。如果从人的日常生活来说，疾病、医疗和健康这样的内容则不是任何一个人和社会或可缺席的。李建民借用William E. Connolly的想法，指出：“医学要比已经知道的更多，尤其是更多地揭露了历史中关于‘人’的故事。”[27] （p.535）显然，如果让我们的史学回到人间，更多地注目于“人”，关心他们的日常经验和常识，以及由此透视出的时代意识和“地方感”。那么我们便没有选择地会更多地关注到疾病、医疗和卫生等问题，否则人的日常生活和经验便会变得残缺不全。实际上，当我们在阅读西方的一些重要的日常生活史研究著作时，也很容易发现它们对这类主题的叙述。而在众多西方医学社会文化史的论著中，也不乏对日常经验和感觉的内容。比如Alain Corbin对嗅觉史的探究[28]，维伽雷罗对清洁观念和洗浴行为和认知的研究[29]。除此之外，有些研究还将健康置于人类生活的中心位置来展开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比如美国学者苏珊·韩利就围绕着人的健康状况和水平考察了近世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衣食住行、卫生和情感等等，进而对当时日本与西方的健康状态和生活品质进行了比较[30]。
本世纪以来，医疗史已日渐成为国内史学界颇受关注的新兴研究领域，甚至被一些研究者视为未来史学发展的新着力点之一。不过整体而言，不仅研究成果还显得相当薄弱，而且在理念和方法上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前面的论述业已表明，更多地引入和把握西方成熟的研究理念和方法，更自觉地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展开对中国疾病医疗史的研究探讨，将不失为不断推动医疗史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的一条可行路径。而日常生活史研究，不仅与新文化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我们甚至可以将其视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具体方面，借此，我们不仅可以很好地贯彻新文化史的理念和方法，而且也有利于将文化与具体的社会关联起来。避免文化研究过于注重意义的追寻而丧失真正人的个性和经验的问题。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等研究的不断发展，众多相关的研究，无论在资料还是研究理论和方法等方面，都为日常生活史的开展积累了良好的基础。如果能够对国际前沿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的引入及实践持积极的开放态度，以新的理论自觉意识和医疗与健康的角度切入，我们的研究必将会明显有别于以往社会生活史和物质文化史研究，而展现出别开生面的气象。而且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去考察历史上的医疗和卫生，就会发现颇具意义但以前却不被注意的研究课题，比如历史上的臭气与卫生、洗浴的社会文化史、养生与文化权力、生活习惯与身体感以及身体感的历史，等等。故而在当前的中国史研究中，若能很好地融通医疗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让我们的历史学回到人间，聚焦健康，立足生命来探究人类的日常经验、感知和意义，无论对医疗史的研究还是日常生活史的探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亦应有助于推动国内“新史学”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学研究向前发展。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理解疾病和医疗的日常社会史的内涵。一是在日常生活经验层面探讨。这部分主要是指日常生活中与疫病、医疗和卫生相关的基本状貌和日常习俗，比如，生“病”及其应对（何为生“病”，疾病体验，应对方式：任其自然、自我或家人疗治、看医生、祈禳等，病人的养护等），求医与治病生活（病人及其家属的求医行为和心理、医生的看诊方式和治病策略、医患关系），日常健康维护（立足自身的养生、针对外界环境等的健康维护行为、个人卫生习俗、公共卫生事务等），等等。二是日常生活体验层面的探讨。这部分主要是立足于身体感的探讨，比如生病的感觉问题（不同文化背景中和不同性别等之间的差异问题、病人对疾患感觉的描述对医疗行为及其医学思想的影响等），日常环境和生活习俗与身体感的互动（日常生活和生活习俗对身体感形成的影响，日常的身体感对人们日常的观念和行为的影响，身体感及其变动所反映的社会文化意涵等）。三是对日常生活经验和身体感的意义分析和诠释。这主要是要通过对不同时空、不同文化、不同阶层和不同性别的人们在生活经验和生活体验上的差异及其变动的梳理和考察来展开。比如，不同的养生观念和方式，反映了怎样的权力关系和文化特色；洗浴认识及其方式的不同，表达了怎样的社会状貌和健康观念；对气味和清洁等的不同的身体感觉及其时代变化，展现怎样的社会文化意涵；身体感与近代中国“不卫生”意象的形成的关系等等。至于具体切入路径，根据笔者暂时粗浅的思考，我想既可以利用日记、医案、档案、笔记小说、年谱和族谱等相对比较丰富细致的资料，通过个案的方式来展开，亦可以仅仅围绕着健康这一主线，从多各方面来比较系统全面地呈现一个时代或区域的日常生活。
从上文的论述不难看到，无论是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还是日常生活史，都不再热衷于对结构、事件、规律和因果关系等议题的探究，而将注意力聚集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人，致力于对人类日常生活经验的呈现及其意义的破解和阐释。从这样的学术理念出发，势必就会让我们的历史研究回到“人间”，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史背景中来认识和理解具体的人的行为、心态和观念，揭示个人、社会乃至时代的“日常”。疾病、医疗和卫生等无疑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无法或缺的内容，故而探究日常生活中的生命与健康自然也就成了医疗史研究的题中之意。不仅如此，医疗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界一项新兴的前沿研究，虽然尚未成为主流史学的一部分，但业已被视为具有方向性和潜力性的新领域，若不能对国际前沿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上多一些自觉的体认，使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方法与理念上，都展现出一种新意来，其意义自然就会大打折扣。如果说，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展开研究不失为当今推动中国医疗史研究必要而可行的路径，那么，疾病、医疗乃至生命与健康这些内容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性和私人性，使得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切入展开对其探讨，不仅在内容上颇为契合，在理念和方法上也十分符合新兴研究的要求，故而若能融通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从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的双重角度出发来探究中国历史上的生命与健康，对于未来中国医疗史的研究来说，应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作者简介】余新忠，男，1969年生，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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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其姿教授在其新著中的这段告白，确乎道出了目前从事医疗史这一国内尚算不上主流史学研究的研究者的心声。本世纪以来，这一研究在不断兴起的同时，似乎也遭受到正当性的质疑。一方面，在众多从事主流史学的研究者看来，医疗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虽然也可以研究，但终究不过是无关宏旨的“芝麻”。另一方面，医疗史作为“新史学”的一分子，在展现新意，推动研究领域的拓展、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等方面，似乎亦未能尽如人意。而且，随着“新”意的日渐褪去，因“新”而受关注的“红利”的不断消却，这一尚未成长起来的研究如何在中国史学界取得更进一步发展，显然已成为当下一个亟须面对的问题。有鉴于此，笔者拟从国际史学发展的趋向出发，立足国内的实际情形，对这一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出自己的思考。
本世纪以来，国内史学界的医疗史研究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近十年来，基本上每年都至少有两部以上这方面的著作问世，相关的论文亦不时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和《清史研究》等颇具影响力的刊物上。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以及与国际学术交流的日渐密切，医疗史研究正日益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关注和投入。国内一些颇具影响的学者在总结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时，也往往将疾病医疗史研究的兴起视为新世纪中国社会史乃至中国史研究引人注目的重要成绩，而且还将其视为未来史学发展“潜力股”。比如常建华在较近的社会史研究回顾中认为：“融合疾病、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医疗社会史属于新的学术领域，虽然起步晚研究者少，但研究起点很高，学术成果引人注目。”[2] （pp.389～390）王先明在评述近年来的近代社会史研究史时指出：“社会史新方向的拓展。……其二是医疗社会史。这也是‘新史学’向纵深发展而产生的一门社会史分支学科。最近几年，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令人关注，……这些论题的问题意识十分强烈，而且提示着近代社会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群体和发展方向的生成。”[3]不仅如此，国内的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机构和团体，也对此给予了肯定。比如，在1999—2011年的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比中，共评出历史学的优秀博士论文34篇，其中就有两篇这一领域的论文①。2005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出版了六卷《〈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其中有“社会史”卷，该卷共收录26篇论文，而医疗社会史的论文就有3篇②。这些似乎有理由让我们对其后续的发展抱有一定程度的乐观。
目前虽然国内的医疗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若整体来看，就像本文开头说指出的那样，情形似乎并不令人满意，这一研究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都还十分薄弱，尤其是与国际学术界的情况相比，更是如此③。在西方，由于现代医学在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西方的医学史研究本来有相当深厚的基础。而到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降，随着学术思潮不断演进，医疗史的研究不断经历重要的转变，其中新文化史和医学人类学则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新文化史是西方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后现代”思潮冲击下逐渐兴起的一个新的史学方向或流派，这一研究不再热衷于结构（更遑论规律了）、真实的存在和因果关系这些以往历史学重点关注的问题，而特别强调历史现象的建构性与意义的破解和诠释，该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林·亨特在其主编的那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文化史》中谈到：“文化史是一门诠释的科学，其目的在于‘含义——当时人铭刻下的含义’。于是文化史中心任务是破解含义，而不是因果解释，就像吉尔兹将破解含义认作文化人类学的中心任务一样。”[4] （p.11）他们希望通过对以往宏大叙事的批评和解构，将人尤其是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和体验呈现于历史的叙事之中。这就像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达恩顿所说的那样：“最令人激动、最有创意的历史研究应该挖掘出事件背后我们的前人所经历和体验的人类生存状况……不管什么标签，目的是一个，即理解生活的意义：不是去徒劳地寻找对这一伟大哲学之谜的终极答案，而是从前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去探寻和了解前人对此问题的答案。”[5] （pp.6～7）为此，他们借用人类学的深描法和后现代的叙事理论，力图通过细节的刻画和历史叙事来重现文化现象及其意义④。新文化史研究者关注的主题各式各样，使用的方法也各有不同，但似乎都对“权力”特别敏感，这正如姜进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新文化史有什么一以贯之的目标的话，那也许就是通过对各种文化体系的调查去研究话语、仪式、再现（representation）中的权力运作的机制、所使用的技术手段，以及所达到的成效，从而揭示权力是如何通过控制知识的生产来展开博弈的。”[4] （p.7）显然，新文化史希望通过对文化自主性的强调及对意义破解和阐释的重视，来凸显历史上“人”的多彩性和个别性，展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并进而揭示和反省历史与当下社会中的“现代性”。由于医学是直接处理人的身体异常（包括病变和感觉）的科学和技艺，所以很容易成为社会建构主义与新文化史研究者关注和实践的领域⑤，与此同时，一些医学人类学家以自己深入的研究令人信服地展现了现代医学中的疾病与医疗所包含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让人们充分地认识到，疾病并不只是可以科学测量的生理病变，同时也是病人的体验、科学话语、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共同参与的文化建构，医学若只是仅仅关注疾病（disease），而对病痛（illness）视之漠然，那就并不能真正消弭人类的苦痛。无论是疾病还是医疗，都深深地具有文化的意义①。这些论述很容易进一步打动和吸引那些受到新史学思潮影响的历史研究者从疾病和医疗入手来展开新文化史的探索，再加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文化转向的影响，于是，以技术和医家为中心的传统医学史研究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医学史的研究日益关注疾病体验、身体感觉、医患关系以及非精英医疗者等，渐以意义为中心。在新近西方编纂的一部总结探讨医学史理论与方法的论文集中，虽然编者极力倡导医学史研究的多元主义，反对对传统医学史的过度批评，但从前言、编排体例以及一些选编的论文中，还是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这种转向的不可逆转②。显然，医疗史研究在西方已成为新文化史研究中非常活跃的领域。受这一趋向的影响，近年来，在西方中国医疗史界，也出现一些具有新文化史色彩的研究论著③。 国内史学界的疾病医疗史研究基本始于1990年代中期④，较早的研究，可以说大多是在社会史研究的脉络下展开的，并往往被视为社会史研究中的新方向或新领域⑤。在出现之初，新文化史的理念和方法还不为绝大多数研究者所了解。就以笔者所著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来说，这部被视为国内该新兴领域的代表性研究而受到广泛的好评著作，可以说是一部比较纯粹的社会史作品，笔者在追寻和阐释瘟疫文化意义和反省现代医疗卫生机制等方面，缺乏自觉意识，所关注的乃是清代江南瘟疫的流行情况及其相关分析、时人对瘟疫的认识以及由此显现出清代江南社会的社会构造和演变脉络。并没有想到要去探究当时社会对诸多瘟疫的描述和命名体现了怎么的社会文化意涵，也没有去考虑19世纪以降社会认识和应对瘟疫方法变动背后的权力关系，而且也没有意识到，现代的医疗卫生制度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并非是不正自明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当时非常有限的成果中，也还是有少量颇具新意的作品。杨念群是国内个别较早具有一定新文化史理念从事医疗史研究的学者，他在20世纪末就推出了数篇颇具分量的医疗史方面论文，较为关注“地方感”和医学中的政治和文化权力等问题⑥。他于2001年编纂出版的《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精选集》这一具有一定新文化史取向的论文集，就包括了《“兰安生模式”与民国初年北京生死控制空间的转换》等医疗史方面的论文，进而又于2006年在“新史学”系列丛书中推出了《再造“病人”》一书，这一被视为另类的医疗史论著，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虽然该书并没有直接宣称自己为新文化史的著作，但从其对医疗背后的政治运作和权力关系的关注、书写上对深描法的努力实践、对不假思索地将西方视为现代标准的警惕以及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复杂性的呈现等，无不展现出了明显的新文化史色彩。而笔者世纪之交在完成前揭著作后，也很快捕捉到国际医疗史研究新动向，并对自己以往的研究做出了省思，认为那些研究“无论是出发点还是归宿，其实基本是在重构历史的面相和勾勒社会的变迁，即使涉及生命，那也不过是道具而已，真正关注的何尝是生命，实际只是社会而已”。进而倡导从身体史出发展开文化史取向的医疗史研究[6] （pp.706～737）。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于2006年8月在天津召开了国内首届“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①。之后又以这次会议的论文为基础，笔者编辑出版了《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一书，并在前言明确倡导在疾病医疗史研究中引入新文化史理念与方法[7] （p.4）。与此同时，一些关注新文化史研究的比较年轻的学人也开始在医疗史的研究中引入这一研究方法，比如张仲民关于晚清卫生书籍的研究[8]，陈昊对中古医学、身体经验和身份认同的探讨[9]，路彩霞有关清末京津卫生观念和机制的新著，也部分显现了这样的追求[10]。而胡成有关卫生史的系列论文，虽然并未特意引入新文化史的视角和理念，但凭借其扎实的史料功夫和对国际相关研究颇为深入的把握②，也展现出了与国内一般研究不一样的风格以及相当高的水准。除了论著，还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论文③。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进入新世纪后，在以“新社会史”和“新史学”命名的出版物中，医疗史的相关研究均未曾缺席④。
这些有趣的转变⑤自然值得关注，不过若全面地观察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则不能不说，这样的研究在被视为“新史学”的医疗史研究中只是少数，目下国内这一领域相当多甚至是大多数的研究成果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其实相当传统，缺乏对国际相关研究趋向的了解和把握。胡成曾对有些发表在国内顶尖刊物的论文批评说，尽管“选题值得称道，但由于没有参照西方较为成熟的认识，难免存在不尽专业之处”[11]。比如就卫生史研究来说，虽然有些人将其归于“新史学”的名下，但大多数的研究对西方后现代思潮积极意义缺乏基本的理念自觉，对通行的“现代化叙事”模式局限以及近代“卫生”复杂性和现代性缺乏必要的省思，更没有去认真地思考卫生这一现代话题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文化意涵[12]。就整体而言，显然与西方乃至港台的相关研究有着比较明显的区隔。对此，张仲民曾就卫生史研究谈到：“近二十年来，有关中国近代卫生史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总体上有一个鲜明差别：受后殖民理论影响，近来某些学者在研究中国特别是在研究台湾、上海的卫生史、医疗史时，一般都会注意到卫生与医疗此时不仅代表现代性与文明的方面，同样也会强调其背后的‘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因素；中国大陆的许多研究者，则多强调西方的‘卫生’及‘医疗’带来的现代化与文明特质，基本不提或很少提及‘卫生’和‘医疗’的殖民现代性色彩。”[8] （p.93）当然，海外卫生史研究的特点并不限于“殖民现代性”一个方面，不过就此便不难看出，目前国内的一些所谓名之为“新”研究，其实只是新在题目，并未在理念和方法上有所创新。在西方乃至港台的疾病医疗史研究中普遍被采用的新文化史理念和方法，在国内，还只是为少数研究者所关注和践行。
当然，这里指出国内史学界的疾病医疗史研究缺乏对国际相关研究趋向的了解和新文化史视角的探讨较少，不是说，新文化史或者说社会文化史视角是该研究唯一正当的选择。毫无疑问，研究视角和方法本身并不应成为某一研究是否具有价值和意义的标准，任何历史研究，只要其能立足资料对历史状貌做出合乎逻辑的新发现，就自有其学术贡献。正如Huisman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对医疗史研究来说，坚持理论和方法上适切的多元主义是十分重要的[13] （p.3）。实际上，任何的理念和方法都自有其限度，新文化史研究自然也不是万能的，它同样有着种种的局限和困境。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西方相对成熟和深入的研究理念和成果，而闭门造车，高谈创立“中国特色（风格）”的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如果我们不能充分了解和消化吸收西方走在前面的学术理念、方法和具体研究成果，而奢谈创立自己的学术概念和理论体系，那可能只是画饼充饥。近年来，虽然国内史学界对国际学术发展的关注和引入较之前已有很大的进步，但似乎还远没有达到令人稍感满意的程度，胡成教授最近通过与日本和台湾情形的对比，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目前国内史学界在走向世界方面的巨大差距[14]。显然，在引入和学习西方的史学思潮和成就上，我们不是做得太多，而是远远不够。故而，尽可能多地了解和借鉴西方颇为成熟的医疗史研究理念和成就，进一步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展开医疗史的研究，对促进当今中国医疗史的深入开展来说，是十分必要的，甚至可谓当务之急。 日常生活是一个几乎人所共知的词汇，不过其作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的确定内涵，却可能不为大多数人了解。匈牙利哲学家赫勒曾在《日常生活》一书中将“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活要素的集合”[15] （p.3）。而我国研究日常生活的学者衣俊卿则在此基础上对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做了区分：“一般来说，所谓日常生活，总是同个体生命的延续，即个体生存直接相关，它是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的各种活动的总称。与此相关，我们同时可以获得非日常活动的概念。非日常活动总是同社会整体或人类的存在相关，它是旨在维持社会再生产或类的再生产的各种活动的总称。”[16] （pp.12～13）也就是说，日常生活研究关注的是具体的人，而非抽象的人类或社会。按学界的一般认识，日常生活主要包括日常实践或日用常行、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和意识[17]。日常生活之所以在哲学上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主要在于其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不易为人察觉却极为密切的关联。随着日常生活研究在哲学界、文学界的展开，自1970年代开始，这一概念也开始为欧美史学界引入，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日常生活史逐渐在欧美史学界兴起，至今已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史学流派。
大致说来，欧美的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兴起，既与传统的社会史研究有关，也深受文化分析和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同时更是后现代思潮不断盛行背景下新文化史研究日渐兴盛，以及历史叙事方式的转变的产物[18] [19]。以“微观史学”面目出现的日常生活史，既不希望我们的历史见物不见人，也反对制作只有结构甚至文化的历史，而倡导让历史回到“人间”，致力于展现具体历史情境中的人的经验、行为、体验以及认知等，即把人自身的感知，而非物质或制度放在历史的中心位置，一方面让历史变得更加的生动和人性，另一方面也借此来批判和反省背离人自身的发展的现代性[18] [19] [20]。可见，日常生活史这一看似平常的概念，其实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和哲学内涵，与我们前面谈到的西方的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在理念和方法上实有相当多契合，也是20世纪七八十代以来逐渐发展以来的具有独特意涵的史学流派。
在中国学术界，虽然以日常生活史为名或类似的研究，并不算是晚近出现的新事物，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出现。最近的一篇有关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评述论文，就将中国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分为四个阶段，即民族风俗志式描述、经济-社会史研究、新经济-社会史研究及当前在新文化史及交叉学科影响下走向独立化与多元化研究的四个发展阶段[21]。不过从文中的概述来看，前三个阶段的所谓日常生活史研究，至多不过是传统的社会生活史研究而已，唯有当前阶段的研究才比较具有国际学术脉络中的现代日常生活史的意味。根据现有的相关概述和笔者的观察，比较具有理论自觉意识的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基本始于20世纪末，而在新世纪则呈现日渐兴盛之势，主要的研究成果大多出自包括台湾在内的海外中国史学界，并比较集中于近现代史领域。而国内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实证性日常生活史研究还相当缺乏，相对接近的研究，也较多地集中在明清以来，特别是近代的城市史研究领域。比如以熊月之为中心的研究团队，近年来出版了“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至今已经刊出十余种著作。该丛书虽仍以社会生活史为名，而且每种著作的品质也说不上整齐，但至少在主编的意识中，已经具有一定或许并不彻底的日常社会史的意识，丛书主编熊月之在《总序》中指出：“历史研究需要关注宏大叙事，也需要关注日常生活，如果能够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在关注宏大叙述时兼及日常生活，在关注日常生活背后有宏大叙述的意义，更为理想。”[22] （p.7）纵观国内史学界的研究状况，从笔者的角度来看，至少有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尽管目前国内学界具有理论自觉意识的日常生活史方面的具体研究成果还十分稀缺，但作为一种新的史学流派和研究范式，已经引起了一定的关注。新世纪初，世界史学者刘新成结合西欧中世纪史的相关研究，较早向国内介绍了欧美学术界的新史学研究领域——日常生活史[23]，并进而报端倡导日常生活史的研究[24]。稍后，这一研究也开始引发中国社会史学界的注目，2008年12月于中山大学召开的第12届中国社会史年会的主题便为“政治变动与日常生活”①。三年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新一轮的研究规划中，将中国日常生活史设计为该中心未来5～10年研究重点，计划推出一套多卷本的有别于传统社会生活史的中国日常生活通史。中心主任常建华教授多次撰文倡导和论述社会文化史语境的下的日常生活史研究[25]，指出：
社会文化史应当把日常生活史作为研究的基础。日常生活在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得到的重视程度不同，表述的方法不一，然而日常生活的研究都是这一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一般生活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并且至少部分地反映于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也就是日常生活应当成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础。
这也就是说，在当今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这些被视为“新史学”新兴研究的领域，积极开展日常生活史研究都是必要的一环。这样，日常生活史就不仅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更是推动当今史学向前发展、推陈出新的基础。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该中心于2011年9月召开了“中国日常生活史的多样性”国际学术研讨会，希望通过这样的会议，改变当前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缺乏以人为中心，将日常生活与社会组织、生活空间、生命周期、观念心态水乳交融的研究的状况[26]。
这样的推动和倡导在当下的中国史学界，虽然还说不上蔚然成风，但由于相关的研究（未必以日常生活史为名）已具有相当的基础，加上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等“新史学”日渐兴盛，以及国内相当多的学人，特别是年轻学人对引入新的学术理念和方法持有较为积极的态度，故而有理由相信，这一研究在不久将会取得相当的发展。
第二，在中国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以及总结回顾中，与疾病、医疗相关的内容还甚少受到关注。前面谈到，在当今中国的医疗史研究中，社会文化史视角的探讨日渐兴起，在这些研究中，已经有一些研究围绕着疾病体验以及身体经验和感受等主题，对中国社会的日常经验作了一定的呈现②。不过现有的中文学界有关日常生活史的综述或述论性的论文，似乎均未对此给予专门的关注，前面提交的几篇论文（包括台湾连玲玲之作），不仅没有论及医疗史与日常生活史之间的关联，也几乎没有谈及日常生活中与医疗和健康相关的内容。胡悦晗、谢永栋在较近的述评中论及的未来的进展路径，则完全没有顾及于此[21]。这里固然有目前这方面的相关研究还颇为缺乏的原因，同时也与认识上对医疗和健康等话题的忽视不无关系，当然，也有可能在作者看来，医疗与健康等论题在日常生活史研究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那么疾病、医疗和健康等在日常社会真的不具有特别的地位吗？医疗社会文化史与日常生活史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这将是下一节将要讨论的主题。 史学研究者对疾病与医疗的关注，显然并不仅止于疾病与医学本身，实际上，中国医学作为一种知识、技艺和文化其实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故而中国医疗史的研究，其实并不是只是探究中国历史的一个方面，而是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大历史所必不可少的基础③。疾病与医疗对历史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显然是不难想见的，不过若就其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影响来说，虽然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事例（比如赤壁之战、欧洲黑死病之类），但似乎也并不见得非常普遍。如果从人的日常生活来说，疾病、医疗和健康这样的内容则不是任何一个人和社会或可缺席的。李建民借用William E. Connolly的想法，指出：“医学要比已经知道的更多，尤其是更多地揭露了历史中关于‘人’的故事。”[27] （p.535）显然，如果让我们的史学回到人间，更多地注目于“人”，关心他们的日常经验和常识，以及由此透视出的时代意识和“地方感”。那么我们便没有选择地会更多地关注到疾病、医疗和卫生等问题，否则人的日常生活和经验便会变得残缺不全。实际上，当我们在阅读西方的一些重要的日常生活史研究著作时，也很容易发现它们对这类主题的叙述。而在众多西方医学社会文化史的论著中，也不乏对日常经验和感觉的内容。比如Alain Corbin对嗅觉史的探究[28]，维伽雷罗对清洁观念和洗浴行为和认知的研究[29]。除此之外，有些研究还将健康置于人类生活的中心位置来展开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比如美国学者苏珊·韩利就围绕着人的健康状况和水平考察了近世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衣食住行、卫生和情感等等，进而对当时日本与西方的健康状态和生活品质进行了比较[30]。
本世纪以来，医疗史已日渐成为国内史学界颇受关注的新兴研究领域，甚至被一些研究者视为未来史学发展的新着力点之一。不过整体而言，不仅研究成果还显得相当薄弱，而且在理念和方法上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前面的论述业已表明，更多地引入和把握西方成熟的研究理念和方法，更自觉地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展开对中国疾病医疗史的研究探讨，将不失为不断推动医疗史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的一条可行路径。而日常生活史研究，不仅与新文化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我们甚至可以将其视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具体方面，借此，我们不仅可以很好地贯彻新文化史的理念和方法，而且也有利于将文化与具体的社会关联起来。避免文化研究过于注重意义的追寻而丧失真正人的个性和经验的问题。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等研究的不断发展，众多相关的研究，无论在资料还是研究理论和方法等方面，都为日常生活史的开展积累了良好的基础。如果能够对国际前沿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的引入及实践持积极的开放态度，以新的理论自觉意识和医疗与健康的角度切入，我们的研究必将会明显有别于以往社会生活史和物质文化史研究，而展现出别开生面的气象。而且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去考察历史上的医疗和卫生，就会发现颇具意义但以前却不被注意的研究课题，比如历史上的臭气与卫生、洗浴的社会文化史、养生与文化权力、生活习惯与身体感以及身体感的历史，等等。故而在当前的中国史研究中，若能很好地融通医疗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让我们的历史学回到人间，聚焦健康，立足生命来探究人类的日常经验、感知和意义，无论对医疗史的研究还是日常生活史的探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亦应有助于推动国内“新史学”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学研究向前发展。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理解疾病和医疗的日常社会史的内涵。一是在日常生活经验层面探讨。这部分主要是指日常生活中与疫病、医疗和卫生相关的基本状貌和日常习俗，比如，生“病”及其应对（何为生“病”，疾病体验，应对方式：任其自然、自我或家人疗治、看医生、祈禳等，病人的养护等），求医与治病生活（病人及其家属的求医行为和心理、医生的看诊方式和治病策略、医患关系），日常健康维护（立足自身的养生、针对外界环境等的健康维护行为、个人卫生习俗、公共卫生事务等），等等。二是日常生活体验层面的探讨。这部分主要是立足于身体感的探讨，比如生病的感觉问题（不同文化背景中和不同性别等之间的差异问题、病人对疾患感觉的描述对医疗行为及其医学思想的影响等），日常环境和生活习俗与身体感的互动（日常生活和生活习俗对身体感形成的影响，日常的身体感对人们日常的观念和行为的影响，身体感及其变动所反映的社会文化意涵等）。三是对日常生活经验和身体感的意义分析和诠释。这主要是要通过对不同时空、不同文化、不同阶层和不同性别的人们在生活经验和生活体验上的差异及其变动的梳理和考察来展开。比如，不同的养生观念和方式，反映了怎样的权力关系和文化特色；洗浴认识及其方式的不同，表达了怎样的社会状貌和健康观念；对气味和清洁等的不同的身体感觉及其时代变化，展现怎样的社会文化意涵；身体感与近代中国“不卫生”意象的形成的关系等等。至于具体切入路径，根据笔者暂时粗浅的思考，我想既可以利用日记、医案、档案、笔记小说、年谱和族谱等相对比较丰富细致的资料，通过个案的方式来展开，亦可以仅仅围绕着健康这一主线，从多各方面来比较系统全面地呈现一个时代或区域的日常生活。
从上文的论述不难看到，无论是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还是日常生活史，都不再热衷于对结构、事件、规律和因果关系等议题的探究，而将注意力聚集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人，致力于对人类日常生活经验的呈现及其意义的破解和阐释。从这样的学术理念出发，势必就会让我们的历史研究回到“人间”，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史背景中来认识和理解具体的人的行为、心态和观念，揭示个人、社会乃至时代的“日常”。疾病、医疗和卫生等无疑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无法或缺的内容，故而探究日常生活中的生命与健康自然也就成了医疗史研究的题中之意。不仅如此，医疗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界一项新兴的前沿研究，虽然尚未成为主流史学的一部分，但业已被视为具有方向性和潜力性的新领域，若不能对国际前沿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上多一些自觉的体认，使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方法与理念上，都展现出一种新意来，其意义自然就会大打折扣。如果说，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展开研究不失为当今推动中国医疗史研究必要而可行的路径，那么，疾病、医疗乃至生命与健康这些内容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性和私人性，使得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切入展开对其探讨，不仅在内容上颇为契合，在理念和方法上也十分符合新兴研究的要求，故而若能融通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从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的双重角度出发来探究中国历史上的生命与健康，对于未来中国医疗史的研究来说，应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作者简介】余新忠，男，1969年生，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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