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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洛阳,送走客户经理后,席红伟再也忍受不住煎熬。他来到洛阳市西工区公安分局报案:洛阳市国担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某因违法吸收公共存款“去向不明”。
距离7月17日已经整整过去了88天。在国担投资公司工作的李安始终不敢相信,自己的公司被查封了。曾由他千挑万选认定为前途无限的工作,也一并被公安局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李安自家的存款加上筹来的资金共计近百万元,顷刻间化为了泡影。
7月17日,李安刚刚上班三个月。在办公室看到警察的一瞬间,他意识到“国担出事了”。在警方登记完姓名后,他了解到内情:由于联系不上董事长,公司财务总监席红伟在去河南郑州寻找无果后,随即报案。
从同事口中他还得知,这家看似不起眼的投资公司,吸纳资金总额竟然高达6.37亿元,受害人超过4000余人,涉及受害家庭上万户。
投资、担保公司跑路,在2013年的河南省洛阳市并非第一次发生。5月,大华投资担保公司老板卷走两亿元资金。7月,“国担”查封三天后,位于其楼下的恒生投资有限公司也发生了董事长跑路事件。
洛阳城内,投资、担保公司个个如履针毡。多米诺骨牌已被推倒。
董事长神秘失踪
在看守所里呆了三天,李安逐渐了解了来龙去脉。
7月16日,客户王宇按约定时间到国担公司提取已经到期的200万元现金。而此时,据他人透露,席红伟发现公司账户上只剩有50万元。
据《民生周刊》记者了解,“国担”公司客户如果需要提取大额现金,必须提前通知自己的业务员,再由该业务员通知财务部门,通过财务人员将资金打入客户账户。
据知情人士所述,王宇的现金其实已在16日前到期,但因为“国担”账户上一直无钱支付,故被一再推迟。原已约定好的15日取钱,再次被推迟到16日。
面对账户上仅剩的50万元现金,席红伟坐不住了。他随即试着与董事长、国担公司法人郭国旗取得联系。
电话拨去数次无人接听。听说郭国旗可能会去郑州看望住院的岳父,下班后,席红伟约上几个客户经理连夜赶往郑州,却未找到郭本人。
回到洛阳,送走客户经理后,席红伟再也忍受不住煎熬。凌晨两点,他来到洛阳市西工区公安分局报案:洛阳市国担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某因违法吸收公共存款“去向不明”。
17日凌晨5时,以西工区公安分局经侦五大队为主的“国担案件专案组”,进入“国担”公司。
两天之后的19日上午10点半,郭国旗回到洛阳投案自首。失踪的48小时里,郭国旗究竟去了哪里,坊间有很多传闻。诸多版本无从核实,专案组也拒绝向《民生周刊》记者提供相关信息。
有知情人士透露,郭国旗首先被北京警方控制,随后转交给洛阳警方。转交时,他向洛阳有关当局做出了配合追回受害人大多数资金的保证。洛阳警方表示,郭如果能配合政府追回受害人的大部分资金则会从轻处罚,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最高判刑10年;但如果资金缺口太大,罪名可能被定为“集资诈骗罪”,最高可判死刑。
9月25日,《民生周刊》记者从洛阳市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处非办”)了解到,这起案件已被专案组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通报文件将投资者称为“集资群众”,当地官方媒体将整个事件称为“国担非法集资案件”。
疯狂吸金
李安对“非法集资”这四个字一直不解。他平时向客户宣传时,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公司在违法经营。他和许多业务员认为:“政府已经颁发营业执照就是正规经营。”
国担公司是西工区政府通过招商引进的企业,注册在河南省工商局,2011年获营业执照,今年5月刚刚通过洛阳市工商局年检。
两年来,洛阳市西工区工商局、市工商局、市政府金融办和省工信厅多次对国担公司进行检查,却未有一个部门发现“国担”存在违法经营。
为了每个月的业务提成,李安努力游说亲朋好友加入到这场“投资理财的大游戏”。他甚至“以身试法”,率先将家里的30万元存款放在了国担公司,“如果自家的钱都不敢放,谁还相信你?”
“这就是民间资本融资,不是什么非法集资。”“国担”办公室一名王姓工作人员并不认可警方给“国担”的定性。
不止是“国担”的业务员,在这场游戏中,几乎所有人都被高额利息蒙蔽了双眼。即使一些集资人在游戏开始时捕捉到了某些细节,但随后却被他人的投钱热情卷入了漩涡中心。
“每天来公司存钱的人很多,有时甚至还要排队。”李安说,这在很多人看来是生意红火的象征。
“国担”对不同的投资额度有不同的利息划分:10万元本金,签一份合同,月利息有1分6(1.6%);50万元本金,利息则有2分。许多投资人为了获得更高额的利息,采取了将本金捆绑的办法,即找亲朋筹集更多的资金,捆绑后交给“国担”。
签约之前,他们甚至没有认真读过合同。即使国担公司让投资人先将资金打入私人账户而非公司账户,在他们看来也很“正常”。
“席几乎在每个银行都有私人账户,以方便客户打钱。”在客户提出质疑时,“国担”的每个客户经理都如此回应。
《民生周刊》记者了解到,投资人每次都需将本金打入财务总监席红伟的私人账户,然后通过席的私人账户转入“国担”的公司账户,再进行各种投资行为。
投资人之所以敢对“国担”趋之若鹜,还因为国担公司在向客户宣传时表示只投资实业,每个客户的资金流向都在合同上清楚标明。
不仅如此,“国担”投资的两大矿山(龙王庄煤矿、渑池贾家洼铝矾土矿)成了投资者眼中的坚实砥柱。
陈翔是当地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在经过认真研究后相信,两大矿山的投资可以保证他的资金在这家公司悄然升值。
资金链断裂之后 案发至今,许多业务员甚至“非法集资”的受害人仍在埋怨席红伟当初沉不住气。“如果不是席红伟报案,郭就不会进去,我们的钱也不会这样没了。”
一位接近席红伟的国担公司工作人员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国担”早在2012年10月份就出现了资金断裂问题。2013年,国担公司一直没有向外投资,融资进来的钱基本全部用于支付“集资人”的利息。
今年5月18日,“大华担保公司老板跑路事件”对“国担”无疑是雪上加霜。在“大华”出事后的半个月内,不断有客户到国担公司要求取回本金。据知情人士透露,当时郭国旗从郑州调回5000万元资金应对,才逃过这场劫难。
5月,“国担”将投资者月收益率降低了0.1%。虽然月收益减少了,但在广大投资者看来却是一个“利好”消息。“说明人家公司不缺钱,已经过了资金募集期了。”随后,投资者的信心逐渐恢复,“国担”运营恢复稳定。
与此同时,席红伟和郭国旗之间的争论越来越频繁,有时甚至在办公室大吵。据了解内情的业务员透露,每次吵架几乎都是因为公司账户上当天预留的资金太少,无法支付到期的客户本金。
情况已经十分危急,然而,直到7月16日郭国旗失踪那天,还有客户被业务员叫到公司签约。此前就有传闻称,7月份很多客户的本金已经无法取出。不过对于这一内情,一些基层业务员和大多数客户一无所知。几个客户经理只是告诉业务员,要想尽办法让客户续约,不要取出本金。
然而,客户的本金一旦进入“国担”账户,就被卷入到另一场“担保”骗局中。
陈翔认为,自己投在“国担”的资金即使拿不回来,还有另一个担保公司在后面撑腰。他记得,当时除了与“国担”签署的合同外,还有一份重要的“担保函”。
这份由河南予瑞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予瑞公司”)签署的“担保函”清楚写明:“资金托管期限到期后,若资金管理方不能按期足额返还所托资金,我公司郑重承诺,三日之内无条件代偿不足部分。”
然而,《民生周刊》记者在这份担保函上看到,此协议的有效期为2011年8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截止目前,有效期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不仅如此,这个比“国担”早一年成立的担保公司,其法人代表也是郭国旗。之前许诺的“无条件代偿”,其实只是郭国旗的自说自话,被业内戏称为“左手保右手”。
“国担”模式遍地开花
事实上,这样的“左手保右手”模式在洛阳城已遍地开花。《民生周刊》记者在洛阳调查发现,类似“国担”的“理财”形式流行于不同名称的投资类企业、非融资性金融担保机构中。
洛阳现有140余家担保公司、380家投资公司。据知情人士介绍,这些公司90%以上打着“投资、担保”的名义从事着民间借贷行为。
洛阳一位业内人士认为,“国担”的利息是1分6到2分,可以代表洛阳的平均水平。相较于持续的银行存款负利率,“放贷”更能激起老百姓的储蓄热情。据了解,在“国担”案发后,进行债权登记的6581份“资金管理合同”中,最高一笔为670万元,最小一笔仅为5000元。
仅2013年,洛阳连续发生的大华、国担、恒生三起投资、担保公司跑路案件涉及金额就近10亿元。 整个地区神经紧绷,直接反应在市工信局、市处非办络绎不绝的举报电话上。
“2001年,洛阳市成立了首家担保机构,叫市中小企业担保中心,当时还是个事业单位。”洛阳市工信局融资担保科科长付红伟亲眼见证了洛阳投资、担保行业如何成为一个投机者的“冒险天堂”。
在他的印象中,2006年以前,洛阳担保行业波澜不惊,实际作用有限。涟漪出现与2006年连续出台的引导政策有关。当年5月,洛阳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意见》;7月市政府常务会议决定“由市财政出资3000万元引导,支持市民营企业服务局、发改委、财政局各1000万元,组建信用担保公司”。
“2006年,一下子成立了3家市级信用担保公司。”付红伟补充道,洛阳市政府同时要求各县财政出资引导成立担保公司。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中小企业的生存艰难,促使担保市场急剧繁荣起来。在政府推动和市场需求的“合力”下,洛阳市担保行业开始野蛮生长,担保公司由2007年的27家攀升至2011年高峰时的142家。
与此同时,“准入门槛”更低的投资公司数量更加膨胀。洛阳市工商局提供的数据表明,截止2012年底,投资类企业已达380家。
“刚开始,基本上跟着郑州的邦成模式学。”付红伟说。
“邦成模式”最早由郑州邦成投资担保公司创立,后被当地诸多担保公司模仿,因此又叫做“郑州模式”,曾经领军中原融资担保行业。为了进一步规避风险,它的最大特点是“一对一”、“不摸钱”和“透明操作”。
然而,在逐利的欲望中,“邦成模式”终于在洛阳走上了“歧途”。原先坚持的一个投资者对应一个借款人,演变成了“一对多”;为了自律形成的担保公司“不摸钱”,变成了投融资双方的资金都从担保公司的账户上过账。最后,仅仅以高息作为吸引手段,以普通的工商营业执照获得民众的信任。
“担保公司的利润来源,不再是收2%—3%的担保费,而是‘存款’与‘借款’之间的利息差。”李安向《民生周刊》记者透露,业内普遍的运作模式是用比银行高的利息将钱从个人手中揽进,再以更高的利息把钱贷出去。
而在洛阳,更多的投资公司则参照该运作模式依葫芦画瓢。“邦成模式”的变味,揭示了洛阳投资、担保行业“冒险天堂”的本质。
以“国担”为例,记者接触的十多名投资者所持有的“资金管理合同”,均表明“国担”将委托资金用于河南景源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整个行业都是这样。可能借贷很多企业,但只挑一两个资金实力强、借贷时间长、知名度大的让客户签。郭国旗曾经说过,一些短期借贷没有必要让客户知道。”国担一名业务员透露。 “国担”案发后,维权组成员自发展开对资金流向的调查,发现8笔借款、2笔投资入股企业的还款能力、经营状况迷雾重重。
“先天不足”的监管
从2011年盛归来担保公司破产、2012年天津私募股权基金出现非法集资问题,到2013年洛阳连续三起投资、担保公司跑路……在全民投资的狂热中,洛阳投资、担保业的危机汹涌而至。
今年8月26日,洛阳市处非办在洛阳日报头版刊发了关于“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的答记者问。最引人关注的一条是“投资、担保两类公司共同的特点就是不能接受社会存款进行投资理财,因为其获批的所有证照中,不包括银监会核发的金融许可证”。
市处非办的解答根据来源于,按照《民法通则》、《合同法》及2010年3月中国银监会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投资、担保公司作为签订合同的主要一方,未经批准,向社会公众吸收或变相吸收资金的行为,属非法金融业务活动。
“国担成立两年了,今年5月还通过了年检,政府总(该)有监督职责啊?说不合法就不合法啊?”杨敏等投资者愤愤不平。
对于投资者的质疑,分别负责监管投资、担保业的洛阳市工商局、工信局相关负责人向《民生周刊》表示,他们也颇感无奈。
付红伟介绍,早在2011年,洛阳市政府已经意识到投资、担保业可能带来的危机。市政府采用“不再审批新的投资、担保公司”的方式,切断了“准入渠道”,并且逐步净化市场环境。而净化的方式,即是按照河南省工信厅的要求,自2011年开始,推出“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来取代旧有的备案证。
洛阳担保行业人士对上述政策进行了解读,意为“试图通过提高准入门槛、减少发证数量来迫使违规操作的公司退出市场”。
然而,140家担保公司、380家投资公司的庞大基数,无疑给之后的清理整顿带来了障碍。此时,政府再想“堵”,已是投鼠忌器。
据付红伟介绍,自2011年8月河南省工信厅第一批《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下发以来,洛阳至今共有35家担保机构获得该证。
“对于未获批经营许可证的担保公司而言,也就没有相应的管理规范。这类非融资性担保机构,我们只能开会约谈,督促检查,要求它停止理财、民间借贷业务,逐步退出市场。” 付红伟进一步介绍,如果减去正在退出的40余家担保公司,目前洛阳市担保公司的数量在100家左右。
对比70余家非融资类担保公司“无法可依”的尴尬,谈到投资类企业,洛阳市工商局监督科科长贾敬献则体会到监管手段的“先天不足”:没有执法权,工商局无法强制查账,也无权冻结公司资产,只能靠公司老板“主动配合”。
他解释道,对于投资类公司登记环节的手续,国家没有设立相应的门槛,与一般企业的登记环节无异。“实际上,我根本没有能力监管它。像企业年检,是按企业报来的资料为准。”
此外,《民生周刊》记者从洛阳市处非办及工商局了解到,将投资公司“挂名”在工商局下监管,专业性明显不够。对此,贾敬献并不讳言:“在整个工商系统中有多少金融专业毕业的,屈指可数。”
脆弱的多米诺骨牌
“如果每个公司都彻查,那得牵扯多少人、多少资金啊!”一位洛阳担保业资深人士感叹道。《民生周刊》记者发现,除了监管手段的先天缺失,部分洛阳投资、担保业人士认为,政府“暧昧”的监管力度,是为了稳定洛阳经济,避免掀起投资、担保业“挤兑”风潮和多米诺骨牌的轰然坍塌。
7月20日,“国担”案发后第三天,位于“国担”办公室楼下的恒生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实际管理者)朱敏去向不明。
恒生公司是洛阳最早成立的担保公司之一,被称为“自己人的担保公司”。2007年9月20日,恒生开业时,洛阳当地媒体称,“我市市民理财又多了一个选择”。
知情人士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案发时,恒生负责人在办公桌上留了一张“我借别人9800万,别人欠我1.2亿”的纸条。据专案组9月18日在恒生案件进展情况通报会上介绍,恒生共吸纳315户公众存款,涉及金额9482.31万元。
在恒生投资人张华看来,恒生跑路最主要的原因是7月17日、18日发生了挤兑。“银行应对挤兑都难,何况只是个公司。”
作为恒生的老客户,张华懊悔不已。因为受“国担非法集资”案件影响,他在18日下午曾致电朱敏询问恒生情况。“我说你手里掌握了300多条人命,你可不能跑啊。当时,朱敏肯定说恒生一切正常,她正在算利息准备给我们打款。没想到啊,19号就联系不上了。”
回顾近来的三起跑路案件,部分人士认为,国担、恒生等公司资金链断裂只是偶然现象,不会影响整个洛阳投资、担保行业的发展。
然而,如果算一笔账,不难发现,正常企业的盈利水平每年大多保持在10%至15%,很少超过20%。而投资、担保公司社会吸储成本按月息1分5计算,年利率在18%以上,再以月息3分至5分向外借款或投资。正常情况下,企业如果经历如此长的借款时间,根本无力还款。
在这场“理财”的击鼓传花中,下一个爆炸点何在?谁都无法预知。
(应采访对象要求,“国担”业务员、投资者均采用化名)
距离7月17日已经整整过去了88天。在国担投资公司工作的李安始终不敢相信,自己的公司被查封了。曾由他千挑万选认定为前途无限的工作,也一并被公安局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李安自家的存款加上筹来的资金共计近百万元,顷刻间化为了泡影。
7月17日,李安刚刚上班三个月。在办公室看到警察的一瞬间,他意识到“国担出事了”。在警方登记完姓名后,他了解到内情:由于联系不上董事长,公司财务总监席红伟在去河南郑州寻找无果后,随即报案。
从同事口中他还得知,这家看似不起眼的投资公司,吸纳资金总额竟然高达6.37亿元,受害人超过4000余人,涉及受害家庭上万户。
投资、担保公司跑路,在2013年的河南省洛阳市并非第一次发生。5月,大华投资担保公司老板卷走两亿元资金。7月,“国担”查封三天后,位于其楼下的恒生投资有限公司也发生了董事长跑路事件。
洛阳城内,投资、担保公司个个如履针毡。多米诺骨牌已被推倒。
董事长神秘失踪
在看守所里呆了三天,李安逐渐了解了来龙去脉。
7月16日,客户王宇按约定时间到国担公司提取已经到期的200万元现金。而此时,据他人透露,席红伟发现公司账户上只剩有50万元。
据《民生周刊》记者了解,“国担”公司客户如果需要提取大额现金,必须提前通知自己的业务员,再由该业务员通知财务部门,通过财务人员将资金打入客户账户。
据知情人士所述,王宇的现金其实已在16日前到期,但因为“国担”账户上一直无钱支付,故被一再推迟。原已约定好的15日取钱,再次被推迟到16日。
面对账户上仅剩的50万元现金,席红伟坐不住了。他随即试着与董事长、国担公司法人郭国旗取得联系。
电话拨去数次无人接听。听说郭国旗可能会去郑州看望住院的岳父,下班后,席红伟约上几个客户经理连夜赶往郑州,却未找到郭本人。
回到洛阳,送走客户经理后,席红伟再也忍受不住煎熬。凌晨两点,他来到洛阳市西工区公安分局报案:洛阳市国担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某因违法吸收公共存款“去向不明”。
17日凌晨5时,以西工区公安分局经侦五大队为主的“国担案件专案组”,进入“国担”公司。
两天之后的19日上午10点半,郭国旗回到洛阳投案自首。失踪的48小时里,郭国旗究竟去了哪里,坊间有很多传闻。诸多版本无从核实,专案组也拒绝向《民生周刊》记者提供相关信息。
有知情人士透露,郭国旗首先被北京警方控制,随后转交给洛阳警方。转交时,他向洛阳有关当局做出了配合追回受害人大多数资金的保证。洛阳警方表示,郭如果能配合政府追回受害人的大部分资金则会从轻处罚,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最高判刑10年;但如果资金缺口太大,罪名可能被定为“集资诈骗罪”,最高可判死刑。
9月25日,《民生周刊》记者从洛阳市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处非办”)了解到,这起案件已被专案组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通报文件将投资者称为“集资群众”,当地官方媒体将整个事件称为“国担非法集资案件”。
疯狂吸金
李安对“非法集资”这四个字一直不解。他平时向客户宣传时,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公司在违法经营。他和许多业务员认为:“政府已经颁发营业执照就是正规经营。”
国担公司是西工区政府通过招商引进的企业,注册在河南省工商局,2011年获营业执照,今年5月刚刚通过洛阳市工商局年检。
两年来,洛阳市西工区工商局、市工商局、市政府金融办和省工信厅多次对国担公司进行检查,却未有一个部门发现“国担”存在违法经营。
为了每个月的业务提成,李安努力游说亲朋好友加入到这场“投资理财的大游戏”。他甚至“以身试法”,率先将家里的30万元存款放在了国担公司,“如果自家的钱都不敢放,谁还相信你?”
“这就是民间资本融资,不是什么非法集资。”“国担”办公室一名王姓工作人员并不认可警方给“国担”的定性。
不止是“国担”的业务员,在这场游戏中,几乎所有人都被高额利息蒙蔽了双眼。即使一些集资人在游戏开始时捕捉到了某些细节,但随后却被他人的投钱热情卷入了漩涡中心。
“每天来公司存钱的人很多,有时甚至还要排队。”李安说,这在很多人看来是生意红火的象征。
“国担”对不同的投资额度有不同的利息划分:10万元本金,签一份合同,月利息有1分6(1.6%);50万元本金,利息则有2分。许多投资人为了获得更高额的利息,采取了将本金捆绑的办法,即找亲朋筹集更多的资金,捆绑后交给“国担”。
签约之前,他们甚至没有认真读过合同。即使国担公司让投资人先将资金打入私人账户而非公司账户,在他们看来也很“正常”。
“席几乎在每个银行都有私人账户,以方便客户打钱。”在客户提出质疑时,“国担”的每个客户经理都如此回应。
《民生周刊》记者了解到,投资人每次都需将本金打入财务总监席红伟的私人账户,然后通过席的私人账户转入“国担”的公司账户,再进行各种投资行为。
投资人之所以敢对“国担”趋之若鹜,还因为国担公司在向客户宣传时表示只投资实业,每个客户的资金流向都在合同上清楚标明。
不仅如此,“国担”投资的两大矿山(龙王庄煤矿、渑池贾家洼铝矾土矿)成了投资者眼中的坚实砥柱。
陈翔是当地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在经过认真研究后相信,两大矿山的投资可以保证他的资金在这家公司悄然升值。
资金链断裂之后 案发至今,许多业务员甚至“非法集资”的受害人仍在埋怨席红伟当初沉不住气。“如果不是席红伟报案,郭就不会进去,我们的钱也不会这样没了。”
一位接近席红伟的国担公司工作人员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国担”早在2012年10月份就出现了资金断裂问题。2013年,国担公司一直没有向外投资,融资进来的钱基本全部用于支付“集资人”的利息。
今年5月18日,“大华担保公司老板跑路事件”对“国担”无疑是雪上加霜。在“大华”出事后的半个月内,不断有客户到国担公司要求取回本金。据知情人士透露,当时郭国旗从郑州调回5000万元资金应对,才逃过这场劫难。
5月,“国担”将投资者月收益率降低了0.1%。虽然月收益减少了,但在广大投资者看来却是一个“利好”消息。“说明人家公司不缺钱,已经过了资金募集期了。”随后,投资者的信心逐渐恢复,“国担”运营恢复稳定。
与此同时,席红伟和郭国旗之间的争论越来越频繁,有时甚至在办公室大吵。据了解内情的业务员透露,每次吵架几乎都是因为公司账户上当天预留的资金太少,无法支付到期的客户本金。
情况已经十分危急,然而,直到7月16日郭国旗失踪那天,还有客户被业务员叫到公司签约。此前就有传闻称,7月份很多客户的本金已经无法取出。不过对于这一内情,一些基层业务员和大多数客户一无所知。几个客户经理只是告诉业务员,要想尽办法让客户续约,不要取出本金。
然而,客户的本金一旦进入“国担”账户,就被卷入到另一场“担保”骗局中。
陈翔认为,自己投在“国担”的资金即使拿不回来,还有另一个担保公司在后面撑腰。他记得,当时除了与“国担”签署的合同外,还有一份重要的“担保函”。
这份由河南予瑞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予瑞公司”)签署的“担保函”清楚写明:“资金托管期限到期后,若资金管理方不能按期足额返还所托资金,我公司郑重承诺,三日之内无条件代偿不足部分。”
然而,《民生周刊》记者在这份担保函上看到,此协议的有效期为2011年8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截止目前,有效期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不仅如此,这个比“国担”早一年成立的担保公司,其法人代表也是郭国旗。之前许诺的“无条件代偿”,其实只是郭国旗的自说自话,被业内戏称为“左手保右手”。
“国担”模式遍地开花
事实上,这样的“左手保右手”模式在洛阳城已遍地开花。《民生周刊》记者在洛阳调查发现,类似“国担”的“理财”形式流行于不同名称的投资类企业、非融资性金融担保机构中。
洛阳现有140余家担保公司、380家投资公司。据知情人士介绍,这些公司90%以上打着“投资、担保”的名义从事着民间借贷行为。
洛阳一位业内人士认为,“国担”的利息是1分6到2分,可以代表洛阳的平均水平。相较于持续的银行存款负利率,“放贷”更能激起老百姓的储蓄热情。据了解,在“国担”案发后,进行债权登记的6581份“资金管理合同”中,最高一笔为670万元,最小一笔仅为5000元。
仅2013年,洛阳连续发生的大华、国担、恒生三起投资、担保公司跑路案件涉及金额就近10亿元。 整个地区神经紧绷,直接反应在市工信局、市处非办络绎不绝的举报电话上。
“2001年,洛阳市成立了首家担保机构,叫市中小企业担保中心,当时还是个事业单位。”洛阳市工信局融资担保科科长付红伟亲眼见证了洛阳投资、担保行业如何成为一个投机者的“冒险天堂”。
在他的印象中,2006年以前,洛阳担保行业波澜不惊,实际作用有限。涟漪出现与2006年连续出台的引导政策有关。当年5月,洛阳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意见》;7月市政府常务会议决定“由市财政出资3000万元引导,支持市民营企业服务局、发改委、财政局各1000万元,组建信用担保公司”。
“2006年,一下子成立了3家市级信用担保公司。”付红伟补充道,洛阳市政府同时要求各县财政出资引导成立担保公司。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中小企业的生存艰难,促使担保市场急剧繁荣起来。在政府推动和市场需求的“合力”下,洛阳市担保行业开始野蛮生长,担保公司由2007年的27家攀升至2011年高峰时的142家。
与此同时,“准入门槛”更低的投资公司数量更加膨胀。洛阳市工商局提供的数据表明,截止2012年底,投资类企业已达380家。
“刚开始,基本上跟着郑州的邦成模式学。”付红伟说。
“邦成模式”最早由郑州邦成投资担保公司创立,后被当地诸多担保公司模仿,因此又叫做“郑州模式”,曾经领军中原融资担保行业。为了进一步规避风险,它的最大特点是“一对一”、“不摸钱”和“透明操作”。
然而,在逐利的欲望中,“邦成模式”终于在洛阳走上了“歧途”。原先坚持的一个投资者对应一个借款人,演变成了“一对多”;为了自律形成的担保公司“不摸钱”,变成了投融资双方的资金都从担保公司的账户上过账。最后,仅仅以高息作为吸引手段,以普通的工商营业执照获得民众的信任。
“担保公司的利润来源,不再是收2%—3%的担保费,而是‘存款’与‘借款’之间的利息差。”李安向《民生周刊》记者透露,业内普遍的运作模式是用比银行高的利息将钱从个人手中揽进,再以更高的利息把钱贷出去。
而在洛阳,更多的投资公司则参照该运作模式依葫芦画瓢。“邦成模式”的变味,揭示了洛阳投资、担保行业“冒险天堂”的本质。
以“国担”为例,记者接触的十多名投资者所持有的“资金管理合同”,均表明“国担”将委托资金用于河南景源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整个行业都是这样。可能借贷很多企业,但只挑一两个资金实力强、借贷时间长、知名度大的让客户签。郭国旗曾经说过,一些短期借贷没有必要让客户知道。”国担一名业务员透露。 “国担”案发后,维权组成员自发展开对资金流向的调查,发现8笔借款、2笔投资入股企业的还款能力、经营状况迷雾重重。
“先天不足”的监管
从2011年盛归来担保公司破产、2012年天津私募股权基金出现非法集资问题,到2013年洛阳连续三起投资、担保公司跑路……在全民投资的狂热中,洛阳投资、担保业的危机汹涌而至。
今年8月26日,洛阳市处非办在洛阳日报头版刊发了关于“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的答记者问。最引人关注的一条是“投资、担保两类公司共同的特点就是不能接受社会存款进行投资理财,因为其获批的所有证照中,不包括银监会核发的金融许可证”。
市处非办的解答根据来源于,按照《民法通则》、《合同法》及2010年3月中国银监会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投资、担保公司作为签订合同的主要一方,未经批准,向社会公众吸收或变相吸收资金的行为,属非法金融业务活动。
“国担成立两年了,今年5月还通过了年检,政府总(该)有监督职责啊?说不合法就不合法啊?”杨敏等投资者愤愤不平。
对于投资者的质疑,分别负责监管投资、担保业的洛阳市工商局、工信局相关负责人向《民生周刊》表示,他们也颇感无奈。
付红伟介绍,早在2011年,洛阳市政府已经意识到投资、担保业可能带来的危机。市政府采用“不再审批新的投资、担保公司”的方式,切断了“准入渠道”,并且逐步净化市场环境。而净化的方式,即是按照河南省工信厅的要求,自2011年开始,推出“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来取代旧有的备案证。
洛阳担保行业人士对上述政策进行了解读,意为“试图通过提高准入门槛、减少发证数量来迫使违规操作的公司退出市场”。
然而,140家担保公司、380家投资公司的庞大基数,无疑给之后的清理整顿带来了障碍。此时,政府再想“堵”,已是投鼠忌器。
据付红伟介绍,自2011年8月河南省工信厅第一批《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下发以来,洛阳至今共有35家担保机构获得该证。
“对于未获批经营许可证的担保公司而言,也就没有相应的管理规范。这类非融资性担保机构,我们只能开会约谈,督促检查,要求它停止理财、民间借贷业务,逐步退出市场。” 付红伟进一步介绍,如果减去正在退出的40余家担保公司,目前洛阳市担保公司的数量在100家左右。
对比70余家非融资类担保公司“无法可依”的尴尬,谈到投资类企业,洛阳市工商局监督科科长贾敬献则体会到监管手段的“先天不足”:没有执法权,工商局无法强制查账,也无权冻结公司资产,只能靠公司老板“主动配合”。
他解释道,对于投资类公司登记环节的手续,国家没有设立相应的门槛,与一般企业的登记环节无异。“实际上,我根本没有能力监管它。像企业年检,是按企业报来的资料为准。”
此外,《民生周刊》记者从洛阳市处非办及工商局了解到,将投资公司“挂名”在工商局下监管,专业性明显不够。对此,贾敬献并不讳言:“在整个工商系统中有多少金融专业毕业的,屈指可数。”
脆弱的多米诺骨牌
“如果每个公司都彻查,那得牵扯多少人、多少资金啊!”一位洛阳担保业资深人士感叹道。《民生周刊》记者发现,除了监管手段的先天缺失,部分洛阳投资、担保业人士认为,政府“暧昧”的监管力度,是为了稳定洛阳经济,避免掀起投资、担保业“挤兑”风潮和多米诺骨牌的轰然坍塌。
7月20日,“国担”案发后第三天,位于“国担”办公室楼下的恒生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实际管理者)朱敏去向不明。
恒生公司是洛阳最早成立的担保公司之一,被称为“自己人的担保公司”。2007年9月20日,恒生开业时,洛阳当地媒体称,“我市市民理财又多了一个选择”。
知情人士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案发时,恒生负责人在办公桌上留了一张“我借别人9800万,别人欠我1.2亿”的纸条。据专案组9月18日在恒生案件进展情况通报会上介绍,恒生共吸纳315户公众存款,涉及金额9482.31万元。
在恒生投资人张华看来,恒生跑路最主要的原因是7月17日、18日发生了挤兑。“银行应对挤兑都难,何况只是个公司。”
作为恒生的老客户,张华懊悔不已。因为受“国担非法集资”案件影响,他在18日下午曾致电朱敏询问恒生情况。“我说你手里掌握了300多条人命,你可不能跑啊。当时,朱敏肯定说恒生一切正常,她正在算利息准备给我们打款。没想到啊,19号就联系不上了。”
回顾近来的三起跑路案件,部分人士认为,国担、恒生等公司资金链断裂只是偶然现象,不会影响整个洛阳投资、担保行业的发展。
然而,如果算一笔账,不难发现,正常企业的盈利水平每年大多保持在10%至15%,很少超过20%。而投资、担保公司社会吸储成本按月息1分5计算,年利率在18%以上,再以月息3分至5分向外借款或投资。正常情况下,企业如果经历如此长的借款时间,根本无力还款。
在这场“理财”的击鼓传花中,下一个爆炸点何在?谁都无法预知。
(应采访对象要求,“国担”业务员、投资者均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