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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泰华文学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而萌芽到现在，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其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泰国政府几次排华运动及中国大陆政权更迭和对华侨华人政策的改变，都影响了泰华文学的创作走向。最能反映这种走向的，莫过于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泰国华人对自身身份认同的改变，而且这一历程具有深刻的民族主义烙印。
关键词： 泰华文学 身份认同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的内涵是复杂的，例如“种族民族主义”就是把血统作为最重要的标准；“国家民族主义”则是强调不管属于什么种族什么文化，在同一领土之内的人民就是一个民族；“文化民族主义”则把独特的文化作为标志。此外，还有“公民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等等。
民族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新事物，例如义和团运动是一种群众性的民族主义，排斥洋人和西方宗教。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有浓烈的民族主义成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以汉族为中心建立新国家。这一时期，孙中山曾多次到泰国演讲，宣传革命推翻清政府，得到了泰国华侨华人的认同和支持。后来同盟会在曼谷创立华文学校，各类华文报纸也竞相创立，民族主义在这一时期在泰国华侨华人心中播下了种子。清政府被推翻后，孙中山带有“种族民族主义”性质的“民族”观点并没有被继承发扬，而是用宽容的“中华民族”概念取代。再加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泰华文学的萌芽，一些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化的作品出现，泰国华人开始有了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对自己“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而不再是像先辈那样“只知有家（家乡）和官府，而鲜有国家和民族意识……对祖国则认同于家乡、亲族”[1]。“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发生，更是激起了泰国华人的爱国热情。这一时期，泰华作家以抗战救国为主题创作了众多诗歌散文，表达对祖国的深厚情感，例如以下这篇1939年发表于泰国《华声日报》的诗歌（节选）：
向清风祈祷——遥寄前线的战士
……英勇的弟兄们啊！/我们是再也不能忍受着/优美的祖国的胸膛/再/饱受敌人的蹂躏！……
这和国内同时期文学作品几乎有着共同的精神主旨。Greenfeld认为“民族认同说到底是个尊严问题”[2]，泰国华人反抗外族日本欺辱，和国内的同胞一样要夺回民族尊严，但当时泰国銮批汶政府和日本结盟，利用泛泰民族主义煽动泰人和华人的仇恨，取缔华文报纸，关闭华语学校，逮捕华语老师，并强制推行泰语教学，加速同化。这一系列的激进民族主义排华政策，让在泰華人屈辱感更加强烈，对自己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大大加深，期盼着中国可以强大起来。这一时期的泰华文学作品，都有强烈的爱国倾向，对自己中国人的身份是毫无异议的。众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泰华文学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支流。
抗战胜利后，泰华文学复苏，新作家作品层出，除了本土作家外，也有许多从大陆来的作家，但“由于他们还不甚熟悉当地情况与风俗，因而所写的作品，和本地读者存在一定的距离”[3]。随着内战后国民党退居台湾，泰华作家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动摇和混乱：华侨华人分成了亲近大陆和亲近台湾两种，但仍承认同为中国人。但是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军事封锁，而中国也开始了闭关锁国的时期……泰国也加入了西方阵营，反左派政策日渐雷厉风行”[4]。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南渡来泰国的作家强调“泰华文艺的写作路线，应该面向祖国，他们认为，南洋文艺只是中国文艺运动的一条支流”应该多书写祖国来表达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泰国本土华人作家大部分都在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后根据中泰达成的协议加入了泰国国籍，认同“文艺应该反映现实生活”[5]，而不是写中国的“彼时彼地”的内容。事实证明，反映“面向祖国”内容的作品并不成功。反映“此时此地”的泰国现实生活的作品却在艺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例如陈仃的长篇小说《三聘姑娘》，通过一个华人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反映了泰国华人社会生活场景和新旧思想的冲突；谭真的长篇小说《一个坤銮的故事》描述了一个潮汕农民来泰国后，通过自己的奋斗创立庞大商业王国的故事，是泰国华侨经商的一个缩影。姚万达的长篇小说《一个嚼槟榔的绅士》展现了华工来到泰国后参与泰国铁路建设，用血泪和生命为泰国发展所作的贡献。还有吴继岳等人合著的长篇小说《风雨耀华力》展现了泰国曼谷唐人街华人的生活场景，并被拍成电视剧，在泰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反响。此时，泰华华文文学已经不能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正如泰华作家协会主席司马攻先生所言：“泰华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继承和重建。它的继承是立足于泰国的继承，并在现实基础上重建。泰华文学要在泰国的土地上植根，就必须承认现实，承认泰华文学是泰国文学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国文学的支流。”[6]这就清晰地表明泰华文学已经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没有了必然的联系，是泰国华族的文学。这些作品具有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的、心理的认同，比较多的是关注了自身文化在经历了泰国政府的压制后，数量非常多的第三代第四代华人已经完全泰化：他们不会说华语（包括潮州话、粤语、客家话），只会说泰语；不懂得中国茶文化的深涵，只觉得茶水味道苦涩；还有不会写汉字，把优美的水仙看作大蒜等。华人看到后代被同化，已经不能继承优秀的中华民族文明后而感到悲哀，但他们并不再争论或者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只是关注民族文化在泰国的继承和流失等问题，这就具有了“文化民族主义”内涵。
所有民族主义都要解决一个“外族”的问题。面对“外族”的时候一般有三种反应：弱小的民族一般是排外的，对外族的压力和凌辱非常敏感；强大的民族是具有侵略性的，具有文化优越感；第三种民族是出于中间地带的，对自己的文化自豪自信，但没有侵略性。泰华文学也有一些涉及了真正与外族接触时的交锋与反应，在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曾心的小说《蓝眼睛》极具代表性。
这篇小说曾获“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鼓励奖”，收入众多文集及课本，是泰华文学史上的名篇。文中写到“我”在美国的儿子要带女朋友回家，全家人都很高兴，但妻子担心儿子带一个“红毛妻子”回家。妻子准备了一枚红宝石戒指作为见面礼，但是看着儿子寄来的女朋友照片就犹豫了，虽然头发是黑色的，但是眼睛颜色看不清楚，她就决定，如果儿子女朋友眼睛是蓝色的，就不送戒指。后来见到真人，果然是蓝眼睛，妻子非常失望，甚至凄楚地哽咽了。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管窥到，泰国华人对人种的纯正的极力维护，对西方人的看法也是复杂的。中华民族在近代饱受西方欺辱，甚至是华人先祖来泰国的原因之一。从这一点来说华人是弱小的民族，但是华人蔑视地称呼西方人为“红毛人”，而且不愿意让自己的后代和西方人结婚，对自己的文化文明有着无比的优越感。但后来在欢迎宴会上，我们才发现原来她不仅会讲汉语，而且母亲是美国华裔，她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太平天国历史，这让“我”和妻子非常吃惊。为了给宴会助兴，大家分别唱一首歌，“我”的孩子们唱的都是英文歌和泰文歌，而这个“洋媳妇”却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这让“我”和妻子感慨万分，妻子最后坚定地把戒指送给了蓝眼睛的“洋媳妇”。这种强烈的对比让人认识到，虽然有的民族人种还存在，但是他们的民族文化特征已经消失了，就像文中的泰国华人后裔。更深刻的内涵是：一种文化不是一定要依靠人种的延续来保护。这正是包容性比较强的“文化民族主义”所持有的观点。
但这篇小说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假如这个“洋媳妇”不会说汉语，母亲也不是美国华裔，那么故事会怎么发展？或者，即使她会说汉语也研究中国历史，会唱《我的中国心》，那么这些外在表层的特征就一定能表示她有一颗“中国心”吗？
随着泰国华人后裔的泰国化，泰华文学界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可以说之前那些具有民族主义内涵、反思和争论的文学作品是泰华文学的高峰，当华人彻底融入泰国社会，磨平了自身的特点之后，华文文学创作就犹如无源之水。
参考文献：
[1]庄国土.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24.
[2]Greenfeld，Liah.Nationalism：Five roads to Modernit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12.
[3]陈春陆，等.泰国华文文学史料.曼谷：泰华文学.1988（2）.
[4]犁青.泰华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泰华文学.香港：香港文学世界出版社，1991（24）.
[5]陈春陆，等.泰国华文文学史料.曼谷：泰华文学.1988（2）.
[6][泰国]司马功.桴鼓相应，将伯助予——八十年代泰华文学序.曼谷：新中原报，1991-3-22.
关键词： 泰华文学 身份认同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的内涵是复杂的，例如“种族民族主义”就是把血统作为最重要的标准；“国家民族主义”则是强调不管属于什么种族什么文化，在同一领土之内的人民就是一个民族；“文化民族主义”则把独特的文化作为标志。此外，还有“公民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等等。
民族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新事物，例如义和团运动是一种群众性的民族主义，排斥洋人和西方宗教。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有浓烈的民族主义成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以汉族为中心建立新国家。这一时期，孙中山曾多次到泰国演讲，宣传革命推翻清政府，得到了泰国华侨华人的认同和支持。后来同盟会在曼谷创立华文学校，各类华文报纸也竞相创立，民族主义在这一时期在泰国华侨华人心中播下了种子。清政府被推翻后，孙中山带有“种族民族主义”性质的“民族”观点并没有被继承发扬，而是用宽容的“中华民族”概念取代。再加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泰华文学的萌芽，一些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化的作品出现，泰国华人开始有了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对自己“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而不再是像先辈那样“只知有家（家乡）和官府，而鲜有国家和民族意识……对祖国则认同于家乡、亲族”[1]。“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发生，更是激起了泰国华人的爱国热情。这一时期，泰华作家以抗战救国为主题创作了众多诗歌散文，表达对祖国的深厚情感，例如以下这篇1939年发表于泰国《华声日报》的诗歌（节选）：
向清风祈祷——遥寄前线的战士
……英勇的弟兄们啊！/我们是再也不能忍受着/优美的祖国的胸膛/再/饱受敌人的蹂躏！……
这和国内同时期文学作品几乎有着共同的精神主旨。Greenfeld认为“民族认同说到底是个尊严问题”[2]，泰国华人反抗外族日本欺辱，和国内的同胞一样要夺回民族尊严，但当时泰国銮批汶政府和日本结盟，利用泛泰民族主义煽动泰人和华人的仇恨，取缔华文报纸，关闭华语学校，逮捕华语老师，并强制推行泰语教学，加速同化。这一系列的激进民族主义排华政策，让在泰華人屈辱感更加强烈，对自己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大大加深，期盼着中国可以强大起来。这一时期的泰华文学作品，都有强烈的爱国倾向，对自己中国人的身份是毫无异议的。众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泰华文学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支流。
抗战胜利后，泰华文学复苏，新作家作品层出，除了本土作家外，也有许多从大陆来的作家，但“由于他们还不甚熟悉当地情况与风俗，因而所写的作品，和本地读者存在一定的距离”[3]。随着内战后国民党退居台湾，泰华作家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动摇和混乱：华侨华人分成了亲近大陆和亲近台湾两种，但仍承认同为中国人。但是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军事封锁，而中国也开始了闭关锁国的时期……泰国也加入了西方阵营，反左派政策日渐雷厉风行”[4]。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南渡来泰国的作家强调“泰华文艺的写作路线，应该面向祖国，他们认为，南洋文艺只是中国文艺运动的一条支流”应该多书写祖国来表达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泰国本土华人作家大部分都在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后根据中泰达成的协议加入了泰国国籍，认同“文艺应该反映现实生活”[5]，而不是写中国的“彼时彼地”的内容。事实证明，反映“面向祖国”内容的作品并不成功。反映“此时此地”的泰国现实生活的作品却在艺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例如陈仃的长篇小说《三聘姑娘》，通过一个华人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反映了泰国华人社会生活场景和新旧思想的冲突；谭真的长篇小说《一个坤銮的故事》描述了一个潮汕农民来泰国后，通过自己的奋斗创立庞大商业王国的故事，是泰国华侨经商的一个缩影。姚万达的长篇小说《一个嚼槟榔的绅士》展现了华工来到泰国后参与泰国铁路建设，用血泪和生命为泰国发展所作的贡献。还有吴继岳等人合著的长篇小说《风雨耀华力》展现了泰国曼谷唐人街华人的生活场景，并被拍成电视剧，在泰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反响。此时，泰华华文文学已经不能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正如泰华作家协会主席司马攻先生所言：“泰华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继承和重建。它的继承是立足于泰国的继承，并在现实基础上重建。泰华文学要在泰国的土地上植根，就必须承认现实，承认泰华文学是泰国文学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国文学的支流。”[6]这就清晰地表明泰华文学已经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没有了必然的联系，是泰国华族的文学。这些作品具有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的、心理的认同，比较多的是关注了自身文化在经历了泰国政府的压制后，数量非常多的第三代第四代华人已经完全泰化：他们不会说华语（包括潮州话、粤语、客家话），只会说泰语；不懂得中国茶文化的深涵，只觉得茶水味道苦涩；还有不会写汉字，把优美的水仙看作大蒜等。华人看到后代被同化，已经不能继承优秀的中华民族文明后而感到悲哀，但他们并不再争论或者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只是关注民族文化在泰国的继承和流失等问题，这就具有了“文化民族主义”内涵。
所有民族主义都要解决一个“外族”的问题。面对“外族”的时候一般有三种反应：弱小的民族一般是排外的，对外族的压力和凌辱非常敏感；强大的民族是具有侵略性的，具有文化优越感；第三种民族是出于中间地带的，对自己的文化自豪自信，但没有侵略性。泰华文学也有一些涉及了真正与外族接触时的交锋与反应，在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曾心的小说《蓝眼睛》极具代表性。
这篇小说曾获“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鼓励奖”，收入众多文集及课本，是泰华文学史上的名篇。文中写到“我”在美国的儿子要带女朋友回家，全家人都很高兴，但妻子担心儿子带一个“红毛妻子”回家。妻子准备了一枚红宝石戒指作为见面礼，但是看着儿子寄来的女朋友照片就犹豫了，虽然头发是黑色的，但是眼睛颜色看不清楚，她就决定，如果儿子女朋友眼睛是蓝色的，就不送戒指。后来见到真人，果然是蓝眼睛，妻子非常失望，甚至凄楚地哽咽了。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管窥到，泰国华人对人种的纯正的极力维护，对西方人的看法也是复杂的。中华民族在近代饱受西方欺辱，甚至是华人先祖来泰国的原因之一。从这一点来说华人是弱小的民族，但是华人蔑视地称呼西方人为“红毛人”，而且不愿意让自己的后代和西方人结婚，对自己的文化文明有着无比的优越感。但后来在欢迎宴会上，我们才发现原来她不仅会讲汉语，而且母亲是美国华裔，她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太平天国历史，这让“我”和妻子非常吃惊。为了给宴会助兴，大家分别唱一首歌，“我”的孩子们唱的都是英文歌和泰文歌，而这个“洋媳妇”却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这让“我”和妻子感慨万分，妻子最后坚定地把戒指送给了蓝眼睛的“洋媳妇”。这种强烈的对比让人认识到，虽然有的民族人种还存在，但是他们的民族文化特征已经消失了，就像文中的泰国华人后裔。更深刻的内涵是：一种文化不是一定要依靠人种的延续来保护。这正是包容性比较强的“文化民族主义”所持有的观点。
但这篇小说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假如这个“洋媳妇”不会说汉语，母亲也不是美国华裔，那么故事会怎么发展？或者，即使她会说汉语也研究中国历史，会唱《我的中国心》，那么这些外在表层的特征就一定能表示她有一颗“中国心”吗？
随着泰国华人后裔的泰国化，泰华文学界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可以说之前那些具有民族主义内涵、反思和争论的文学作品是泰华文学的高峰，当华人彻底融入泰国社会，磨平了自身的特点之后，华文文学创作就犹如无源之水。
参考文献：
[1]庄国土.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24.
[2]Greenfeld，Liah.Nationalism：Five roads to Modernit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12.
[3]陈春陆，等.泰国华文文学史料.曼谷：泰华文学.1988（2）.
[4]犁青.泰华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泰华文学.香港：香港文学世界出版社，1991（24）.
[5]陈春陆，等.泰国华文文学史料.曼谷：泰华文学.1988（2）.
[6][泰国]司马功.桴鼓相应，将伯助予——八十年代泰华文学序.曼谷：新中原报，1991-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