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个人看来，智能手机的出现，一定是人类经验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在此之前，人与物的关系，基本上完全符合人类的日常经验。人总是需要动用身体的力量去施加给具体的事物，即便面对庞大轰鸣的各类机器，渺小的人也掌握着一系列形态各异的开关：有按键式的、拨动式的、转盘式的、旋钮式的，等等，借助于这些具体可见的开关，人与机器之间保持着一种传统的交互关系，那就是力的推动关系。手机刚刚出现的时候，虽然带有一个小屏幕，但按键依然是机械的，我们按下数字键，屏幕上便显示出电话号码，这和传统的人机交互并无不同，依然是力的推动。但是，智能手机的全球应用，已经改变了这种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先不说面部识别、指纹识别、虹膜识别这些不用接触的交互关系，只是回味一下指头与屏幕之间的碰触，就会产生一种浓烈的科幻色彩。那是与日常生活完全无关的一种奇妙体验，一种将人代入虚拟时空的神秘联系。
　　智能手机的触摸屏与身体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早期的触摸屏还十分僵硬，需要手指使劲按压，有时甚至要借助于指甲的坚硬力度，但如今恰恰相反，智能屏幕在指甲这类硬物的触碰下显得非常不合作，它需要的是你饱满而温润的皮肤与之接触，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般，必须要用抚摩的好感去赢得回应。在指尖的轻抚中，各种软件打开了关闭了，图片被拉伸了压扁了，甚至用力画一道线，屏幕就被分成了两个区域，可以同步从事不同的程序。这分明是20世纪某部科幻电影的场景。至于视频电话、实时语音文字转换，更是将我们原本无法把握的时空进行了切割和传输。时空感是人对于世界的最基本的感受，时空如此变幻，人的感受岂能不变？
　　实际上，面对今天的“科幻”现实，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都安装着一个科幻的乌托邦，我们说着不靠谱的科学知识，从纳米到黑洞，从中微子到宇宙膨胀，从量子计算机到平行世界，我们越来越成为科幻的人，而且这种趋势会越来越加剧。因为分工越来越细致，彼此行业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而在应用上又更加注重简单原则，就像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智能手机的各项原理，但并不妨碍其使用。
　　因此，我将智能手机的屏幕视为步入“准未来时代”的一扇大门。正是从这里开始，未来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我们的现实必须要将未来纳入在内。未来并非提前抵达，未来永远只是未来，悬在那永不抵达的明天；但是，现实越来越快地被未来所塑造。关于未来的想象、概念、揣测影响着今天的认知与行动，今天的认知和行动愈加成功，未来也被证明为愈加正确。在这种复杂的缠绕中，我们看到的是“现在”与“未来”的距离在不断缩短。
　　谈论未来，不由让我想到“未来主义”文学，那是1909年，意大利诗人马里内蒂在法国《费加罗报》发表《未来主义宣言》，号召全面反对传统，颂扬机器、技术、速度、暴力和竞争。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置身于这份宣言的未来之中，似乎对它并没有太多的共鸣。机器、技术、速度，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今天哪个作家还疯狂地赞美这些东西，一定会被视为异类。今天的文学依然热衷于谈论“现实”，试图找到那个生活中的坚实内核。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越是感到无根漂泊，越是渴望拥有一个家园般的现实。
　　“现实主义”作为小说的钢铁律令，让小说这个虚空之物，要附着在给定的现实中。即使这个现实没有给出充分的定义，但依然是不言自明的，类似一个族群共同讲述一种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作家的小说是否符合我们对于那种现实的“感觉”，成为艺术的尺度。站在今天的立场回望过去，我们所感到的不仅是那种艺术尺度的不可置疑性，还有更加震撼的发现：在那种艺术尺度下的文学之艺术，何尝不是反过来建构了我们对于“现实”的感觉与理解？那样的现实和那样的文学，或是那样的文学和那样的现实，几乎没有丝毫缝隙，水乳交融。作家在其中所历练的，正如一个四处漂泊的水手，将经验加工成故事。随着科技的发达，人人都能获得（间接或直接）水手的经验时，该如何讲述故事？讲述网上最流行的笑话和段子，是为了让听者迅速记起并说出下半段？
　　在现实和文学之间出现了的罅隙，这不仅是作家的噩梦，也是现代人的精神噩梦。在卡夫卡那里，我们感受到了那样的噩梦。“现实”在各种学科视野的审视辨析下，成为各种各样的存在物，是经济理性人，还是弗洛伊德的性的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文学作为隐喻，卡夫卡的“城堡”要比艾略特的“荒原”更加贴合现代社会。如果说“荒原”预示着战争与精神世界的双重废墟，那么“城堡”则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常态，人无法再从国家、社会和集体中获得真正的安放。也许，人类对现实的认识，自始至终都是一种虚构，但进入现代，现实的虚构性已经弥散开来，逐渐成为一种常识。从神学到形而上学的终结，人类越来越正视自身的有限性。科学技术推波助澜，直至起到关键作用。量子力学的诞生，刷新了人类对于物质世界的理解：物质皆因能量的波动而生，微观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这让正在努力建构“大统一场论”的爱因斯坦困惑不已，他不相信世界的根基会是这般虚妄，他发出了著名的感叹：“上帝不是在掷骰子！”但似乎上帝真的是在掷骰子。或者不妨说，上帝是以这种方式，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对于世界的探索和理解，在根源上是受制于我们自身的，因为世界的这一切都是我们观测的结果。既然如此，结果怎么能与观测者无关？
　　这究竟是再次巩固了人的主体地位，还是让人显得更加渺小？
　　和文艺复兴时代相比，我们可以发现，21世纪的科学成就再伟大，对于人之为人本身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喜悦。尤其是20世纪的战争与相互残杀，现代文明摇摇欲坠，人类差点终结了自己，信心从何而来？于是，人渴望找回更高的召唤。与神的玄虚赐予不同，科学技术越来越有求必应，因而逐渐具备了神的位格。人摧毁了精神的神，却又建造了物质的神。可问题在于，科学技术究竟是什么？只是人类知识谱系上耀眼的部分吗？还是人类创造力的附属品？
　　当人类把极大的热情投注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做着神的创世工作。如果人工智能获得跟人一样的意识，会把人类当神那样来崇拜吗？根据美国导演斯科特的电影《普罗米修斯》给出的答案，似乎令人悲观：人在外星球上找到了创造人的“神”，电影中称之为“工程师”，这种身材高大的“工程师”看到自己的造物——人类，却感到很生气，要用异形毁灭掉人类；而人类创造出的生化人，对人这样一种怯懦、脆弱、有限的生物感到的也并不是崇拜，而是鄙视和厌弃。这让我不禁想起了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玩笑》：“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诱惑，他们拼命地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时，他们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
　　是的，除了科幻小说，还有和乌托邦关系更加密切的文学形式吗？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说：“我们的时代可能已经创造出了一种乌托邦的‘升级版’，只是它不再被叫作乌托邦，而是被称为‘科幻小说’。”科幻小说曾经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的美好想象，但在《一九八四》《我们》《美丽新世界》这样的科幻小说中，却表达了对那种秩序井然的理想世界的质疑与反思。因此，科幻小说已经不再仅仅是关于某项科技发明的预测了，它本身暗含着乌托邦的文化结构——无论正与反。它以最大的程度向未来的经验敞开，包含的却是历史行进到此刻所無法化解的焦虑、痛苦与渴望。还无法肯定地说，科幻叙事作为乌托邦已经取代了形而上学的位置，但至少，这两者的确有相似之处。那个秩序井然的科幻乌托邦难免不是形而上学的投影，而那个令人窒息的“美丽新世界”也来自当时的价值和省思。我们以这样的眼光来看郝景芳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它所“折叠”的意蕴就要丰厚得多。
　　这个时代，过去、现在与未来是如此亲密地折叠在一起，现实与虚拟也纠缠在一起，这与科幻小说的时空设置如出一辙。也正因为如此，科幻小说冲破“类型”的藩篱，成为当代文学照亮现实的新引擎，有着内在的必然性。总是有人用流行的“玄幻小说”来比附科幻小说，的确，科幻小说中究竟有多少属于科学的成分，又有多少属于幻想的成分，这是说不清楚的，但我觉得这种比附依然不成立，而且恰恰成为一种提醒：对于今天来说，科幻小说中最重要的已经不是外在的幻想外壳，而是借助科学知识，推演一种思想的实验，探询一种关于科学及其应用的伦理，创造一种出自科学精神又落脚在人文情怀上的世界观。也就是说，在这个由科技主导的世界上，科幻叙事用理性拓展着虚构的可能性，从而成为一种在浩瀚星空中发现、探测和认领我们自己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