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邓小平在领导渡江战役和进军大西南的工作中，结合处理军事占领与地方接管的领导实践，就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进驻城市的准备工作，正确处理接管、改造与建设的关系，以及处理军地复杂局势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正确论断。这对督促与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完成由军事干部到地方干部的转型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军事思想军事占领地方接管关系
　　
　　1949年3月5日～13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指出了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对此，邓小平有过高度的评价：“从渡江战役到占领上海，以及占领上海后的接收过程中，我们的工作都很顺利。原因是什么？党中央和毛主席规定了一套正确完整的政策与路线，是顺利渡江、顺利作战、顺利接收的第一个原因。”①围绕着军事占领与地方接管的关系，邓小平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论述。
　　军事占领是地方接管的基础
　　针对帝国主义以花样繁多的封锁手段逼共产党就范，时间长了就会对解放事业不利的现实，1949年7月，邓小平重申了毛泽东的打破封锁之道：“毛主席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出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这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内部政策强调认真的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毛主席说，更主要的从长远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着眼来提出这个问题）。”②邓小平认为毛主席说的这两条很好，与中央精神一致。如果共产党真正将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视为军事战略和城市建设的基本方向，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还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范。
　　1949年，中央完全批準了华东局及上海市委从渡江后到京沪杭三角地区，以上海为代表的各项接管工作的政策与步骤，这对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来说既是鼓励又是考验。当时上海的米价有一个时期涨到人民币9万元一担，不但引起了上海的物价波动，而且还波及到了平津和全国各地。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封锁，城乡关系以及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烂摊子的改造问题。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客观的，主观因素很少。”③而“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是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④共产党必须从全局的角度，尽快以军事占领全国来作为打破封锁之法。具体思路就是：“毛主席告诉我们就是迅速争取全国解放，包括华南、西南、西北及隔海的台湾、舟山群岛、海南岛等地。如果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解放，封锁就基本上打破了。”⑤他还预示了台湾尚未解放的前景：“或者其他地区都解放了，即使台湾尚未解放，但由于中国的口岸很多，海岸线很长，封锁的程度也会打破一部或大部。”⑥邓小平认为全国要迅速走上新民主主义建设的道路，首先就是要打破和粉碎敌人的封锁。而“要打破封锁，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步任务就是继续进军，尽快尽可能地占领全国的一切地方。”⑦
　　充分的准备是进驻城市的前提
　　南京、上海、杭州是江南重要城市，何时接管、如何接管关系到巩固渡江战役的成果问题，关系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保障问题。
　　加强部队的外交政策教育。1949年4月22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房屋和各级机关保护尚好（仅国民党部、特务机关、设法行政部、国防部等机关为国民党撤退时自行破坏），因当时干部未能及时赶到，由军管会及警备司令部两机构开始了接管工作。在接管过程中出现了治安问题和外交问题，值得重视。“最初两三天发生一些抢案，从感日起市区已无抢案。但因我军队尚未能分散到四郊，故四郊尚有不少抢案。”⑧
　　如果说治安问题只是一个局部问题，那么外交问题是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全局性问题。在接管南京的过程中，曾经在四天之内共发生了六起解放军军队人员与外国人的争执事件，“而以到司徒雷登住宅一事较为严重。其原因是我党外交政策没有在部队教育，我派到各大使馆门口警卫的哨兵禁止外国人出入。有的管理人员号房子跑到外国人住宅，争执即由此起。”⑨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等高级干部已经“严重注意”，并且会同市委商定迅速召集几千人的干部大会，到场讲话，宣传党的外交政策，以统一思想和行动，维护党的形象。
　　做好进城之前的重要装备。邓小平建议部队推迟进驻上海、杭州，为进城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他认为：“根据南京的经验，在我党我军未做适当准备，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入非常被动地位。就军事上说，杭州、上海很快即可拿下；就政治上说，我们许多重要准备都未做好。”⑩具体表现在上海、杭州的干部还在长江北岸，人民币因火车拥挤不能及时运到，煤的问题也会因为缺乏运输工具难以解决，粮食在上海的情况尚未估计，部队进城政策及入城守则尚未深入教育，连续行军作战尚未整休，大批俘虏尚未处置等等方面。因此，“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杭州亦以迟进一点为好。”{11}
　　接管工作顺利进行的条件。渡江战役的胜利表示了敌人在长江以南的一支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力量的覆灭，军事占领后，各城市均先后进行了接管工作。对此，邓小平表示满意。他说：“从渡江作战到我离开上海，约三个月的时间，接收工作大体告一段落。一般说来工作做得还好。”{12}他总结了接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四个原因。
　　第一，中共中央有一套明确的政策，使各城市接受人员有所遵循，并有长春、沈阳、北平、天津、济南、潍坊、石家庄、郑州、开封、徐州等地的经验教训，为解放江南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第二，各界人民支持。工人、学生、工商界、文化界、科学界都采取了与解放军的合作态度。
　　第三，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谁都觉得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事情了。谁都觉得人民的胜利是肯定的了。”{13}许多人都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这表现在国民党的旧机构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不走。”{14}这些人员把机关、学校、科学研究机构保护得较好，为接收工作减少了很多困难。
　　第四，做了有组织、有政治的准备工作。当时从华东调来的两万多干部都或多或少地经过了政策教育。鉴于上海情况的复杂性，“陈毅同志几乎每天参加一个会，甚至两个会，来说明我们的态度和政策，要求通力合作。像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工作，更增加了各方面的支持。”{15}
　　正确处理接管、改造与建设的关系
　　邓小平正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认为从战略上讲已没有什么像样子的仗可打了，今后更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有效地控制所占领的地区，这是个政治、军事、经济多管齐下的问题。”{16}
　　搞好城乡关系问题。解放军进入城市会面临着许多困难，但也必须解决好城市的货币问题、物价问题、工资问题等，处理好城乡关系则存在着借粮问题、治安问题。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不但要接管城市，改造城市，建设城市，而且要迅速将工作重点转向农村。”{17}这一工作需要分三个阶段。第一步是占领、接管城市。第二步是在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后，迅速地将工作重点转入乡村建设，争取在两到三年之内，由城市派出大批干部去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完成土改。第三步是在经过三年或四年后土改工作完成的前提之下，再将工作与建设重点真正转入到城市。
　　可见，实行农村土改，并非放弃城市，而是为了更好地建设城市、管理城市、提升城市。邓小平认为这也是一个长期工作，必须从思想上予以重视。“今后，我们必须将城市与乡村配合起来，很快地解决城乡关系问题。”{18}他以上海为例，指出：“这样一个畸形发展的城市，即使帝国主义不封锁，它也不能维持下去。”{19}因此，只有建立起良好的城乡互动关系，标本兼治，才是上海发展的真正出路。
　　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到1949年5月10日为止，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了南京、芜湖、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杭州等数十个城镇，京沪杭作战即将完全胜利。邓小平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了他改善领导方法的基本思路。“一方面严格实行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制度；一方面着重成文的具体的指导。近日我们对外交纪律、入城守则、金融问题等等问题已有具体规定，对进上海的准备也较为细密。”{20}
　　邓小平还如实地汇报了渡江前后面临的灾荒问题、土匪问题、金融问题、敌人和奸商投机捣乱等城乡新问题及其解决之法，为党中央提供决策参考。他说：“江南将有许多复杂的、尚难预料到的困难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当从注意集体领导和注意向中央军委报告请示的方法中，予以逐渐地解决。”{21}因为京沪杭地区包括了江南富庶之地，对这一地区问题的发现与解决对于全中国相关问题的解决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认真落实接收地人员的政策。第一，吸收进步人员进入地方政府。当时贵州新区的地方系、中央系、工商界、教育界、少数民族各代表人物的态度对接管工作的成效好坏关系紧密，共产党必须要善于发挥其中进步人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指示道：“省政府的委员及各厅正副处长，要准备至少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位置给非党人士，其他各专区各县都应准备这样做，省政府的初步名单请你们于一个月内提出交我们审查后再请中央政府批准。”{22}他还提醒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从根本上克服思想上的关门主义，要以宽广的胸怀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新民主义事业服务。
　　第二，落实接管地区旧式人员的待遇。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共产党要对所有接收地国民党的政府员工、军队官兵和工厂职工进行全部收容，不得遣散。他说：“我们拟按工人职员的原有底薪分三级发生活维持费。每级数目到后才能决定，你们亦可考虑这个办法，但每级数目的规定必须报告中央局（中共西南局）批准才能执行。”{23}
　　处理军地复杂局势的三个法宝
　　渡江战役胜利之后，二野及地方工作的同志将要承担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的艰巨任务，邓小平要求共产党干部要针对西南情况复杂、任务繁重的实际，切实办好三件大事。“第一，内部要团结好，‘会师’要会好。第二，要依靠西南人民。第三，统一战线要搞好。”{24}他坚信，只要做好了吃苦的思想准备，掌握了以上三个法宝，虚心向周围的人、西南人民、党中央、毛主席学习，就会在去西南之后克服困难。
　　内部团结问题。接管西南地区的干部，有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之分，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之分。从客观上看，外来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带来了全国各大解放区的不同经验与工作作风，这就要求大家要结合各种不同情況，不仅求得思想上的一致、工作方法的一致，而且要努力争取生活上打成一片。“否则，力量本来就不够，内部还团结不好，力量就要抵消，就要花很多精力来解决这个问题。要做到在思想上‘会师’，就要尊重别人的经验，不要自以为是。”{25}他还明确地提出了干部素质的要求：“所谓德、才、智，第一是德，看他是否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党的事业。第二是才，是指工作的能力。第三是智，看他能否联系群众。资格不能决定一切。”{26}在此，邓小平提出了干部选拔使用不宜唯资历论，而要注重德才兼备，智识博大，群众基础等条件。
　　依靠西南人民的问题。由于当时去西南的干部少困难多，必将重视走群众路线，依靠当地人民的路子，此外还要探究如何培养本地干部、发现积极分子，如何团结当地人民的大多数问题。老区干部要切实克服命令主义作风，在新区要努力培养好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切忌以统治者自居，损害群众的积极性。他告诫道：“这一点，大家应特别注意，尤其是部队干部，我们应抱着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去工作，西南人民的解放，只有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27}
　　搞好统一战线的问题。一方面，邓小平认为统一战线主要是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他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共产党的朋友，视为未来长期合作的对象，视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要最大限度地团结他们，鼓励他们开办工厂，发展生产。共产党除了有意识地与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好外，不可随意地树立敌人，给工作制造人为的障碍。他预示道：“去西南，一定会有不少的人倒向我们这边来。无论是蒋介石之嫡系或地方势力，我们都不应拒绝。”{28}因为这是对敌人的分化瓦解策略。为了统一战线的巩固，“到西南后也有可能有他们做主席我们做副主席的事情，我们在思想上要准备好。”{29}另一方面，邓小平强调要运用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展统战工作。地方各届人民代表会议是解放初人民参政的一种形式。邓小平希望借鉴其他占领区的有关经验，在西南地区重视这一工作，并取得应有的成效。他指示道：“我们可以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形式来联系群众，进行统战工作。”{30}因为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凡使用这一方法的地方，都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他建议：“两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无例外地要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各个小县城、区政府亦可召开各届人民代表会议，以宣传我们的主张，提出问题，大家讨论，求得解决。”{31}邓小平要求统战部要充分利用作为党外组织部的职能，尽可能地将党外人士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为我所用。
　　从邓小平有关军事占领与地方接管关系问题的论述中，反映了解放战争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表现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而这些斗争不像战场上的冲锋陷阵那么直接，它要比普通的军事斗争艰苦得多、复杂得多。他要求广大军队干部、地方干部“不仅要坚定勇敢，更重要的还要有智慧，有策略、有方法。”{32}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提高政策水平，提高工作质量。这种指导思想，对督促与帮助广大党员干部迅速完成由军事干部到地方干部的转型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作者为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20、210、221、222、222、223、224～225、223、225、221、222、216、217、217、217、223、225、225、222、204、205、271、272、265、266、267、267、268、268、268、268、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