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一九四二》是我深入思考的开始。以前我一直认为电影无非是诉说一个故事，博得一阵狂喜或叹息，后来我才发现电影也可以作为一种武器，攻击社会的某些现象。
　　《一九四二》以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还原历史，剖析历史，甚至是反思历史。当年发生的种种既让人同情又让人悲愤的事，像在电影中插上了密密麻麻却看不见的刀刃，直刺那些乱作为不作为的官员。我本以为有些只能从时事评论员的口中说出的话，却在这部电影中表达并强调了出来。我开始认识到一部电影是背负着责任和使命而拍摄的，冯导在丝丝缝缝中融入自己的心声，正在向观众传达着讯息，有来自他内心的态度，也有来自大众的呼声。
　　《一九四二》所要表达的想法绝不仅限于同情当时苦难的百姓，更多的是现在需要在全社会呼吁的东西。影片给人极大的震撼，从头到尾看似都围绕着“吃”，其实更是围绕着“惨”。从一开篇的杀戮，死得“惨”；全省的百姓一起逃荒，上百天吃树皮，吃得“惨”；一群人蜂拥而上扒火车，列车员不管百姓死活，大喊立即发车，很多人当场死亡，活得“惨”；到最后竟然是日本鬼子发粮食给逃荒者，所有难民为日本人打仗，这或许是中国人民最悲惨的时候了。
　　影片中运用最多的是对比的表现手法，拿老百姓和官员作对比。老百姓生活在苦不堪言的大灾中，而官员的生活竟用“骄奢淫逸”都无法形容。在河南百姓如此无助的时候，他们竟然选择漠视，甚至是利用。《一九四二》引起了我的深思，如果说要找出日本鬼子杀死无数中国人的真正原因，或许正是利用了某些没有一点人性的民族败类。
　　这只是《一九四二》呈现的表象。
　　《一九四二》是有特殊的现实意义的，就是反腐。当时蒋介石的反腐决心十分坚决：“我要杀一批，再关一批！”蒋介石迅速付诸行动，然而在惩治之时，却没有得到及时的广泛的响应。在影片中，中央给河南发赈灾粮食的时候，竟然无从发起，每个部门的官员都希望自己得到最大的那块蛋糕。而且还在大灾之年给蒋鼎文送礼，最后的落实也不了了之。虽然中央发给河南的粮食实在有限，但聊胜于无。然而当每个地方官员都克扣的时候，真正落实到每个灾民身上的又有多少？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日本鬼子给灾民发粮食，灾民替日本鬼子打中国人了。
　　现在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一九四二》的场景竟然能在七十多年后找到类似的影子。
　　细细一想，中央很早就提出一系列措施，像“反腐倡廉”“功课减负”，出发点都是很好的，可又有多少能真正落实到位呢，有的反而减量掺水。当人们都认为“十个当官九个贪”，对“每个孩子作业做到十一二点”都只有一声叹息，甚至变相支持的时候，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其社会进程不也正朝着1942年发展吗？或许像1942年那样的大灾荒不会再次重演，但更深更恐怖的灾难正悄无声息地酝酿着。
　　这或许只是《一九四二》想说的话中的冰山一角。
　　吴柏霆，曾获温州市级三好学生荣誉称号，还获得过第十五届“中国少年作家杯”全国征文大赛一等奖、温州市中学生读后感征文比赛一等奖、温州市第二届小文学家、温州市第三届小数学家、温州市第二届小科学家提名奖等奖项，《学生时代》封面人物，作品散见于《视野》《少年文艺》《新作文》《作文新天地》《中学生》《中国少年儿童》《妙笔作文》《学生时代》《瓯越》《语文小报》等报刊，另有个人作品集《星霜》，内容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杂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