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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变革了传统政治思维，使人的生命成为现代政治新的理论基点。其生命理论的发展逻辑，表现为生命的异化和异化的生命、生命的生产和生产的生命、生命的资本化和资本的生命化。他通过资本权力批判，揭示了生命理论的内核，强调资本权力在现代社会实现的双重转换，即商品经济使货币成为社会交往的中介，雇佣劳动使人的生命成为商品。资本权力运行的现实载体是工厂规训，人的生命在工厂中受到时间规训、机器规训、制度规训，最终成为一种受资本权力控制的生命工具。为此，马克思将人的发展作为其生命理论的价值旨归。
关键词：生命理论; 资本权力; 工厂规训; 人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4-0087-08
作者简介：王军（1991-），男，山西长治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博士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和当代社会思潮。
当今时代，无论是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还是阿仑特的“平庸之恶”，亦或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都在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马克思作为“千年思想家”，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理论基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历史唯物主义生命理论。近些年，国内学者围绕马克思与生命政治展开研究，强调两者的渊源关系，如吉林大学孙利天教授认为马克思实践性思维方式、资本辩证法、社会存在理论都给予当代生命政治理论前提性的奠基意义[1]。国防大学副教授许恒兵也认为马克思对生命政治理论具有奠基性作用，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资本论》的生命政治系统展开，论述了马克思对生命政治的奠基作用[2]。还有学者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与生命政治关系，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生命政治的原初论域、核心论域，还有将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大写字母的生命政治。这些研究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提供了崭新视角，为进一步考察政治哲学视域中的马克思生命理论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马克思对传统政治思维的革命
依据技术变革，人类社会经历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依据社会生产关系，人类社会可以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依据人的发展程度，人类社会发展可分为人对人依赖的阶段、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阶段、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阶段。依据这些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标准，归结起来，可以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三大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我们所说的传统政治是就整个世界范围和人类历史来讲，主要是前资本主义的社会，这些社会主要是以农耕文明为主，商品经济在国家事业活动中只得到较小范围的发展，还没有成为国家经济基础的重要活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政治叙事主要围绕政治权力运行的价值性理念展开，即政治叙事的内在逻辑主要是观照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通过宣传统治者的执政理念，将这些价值理念塑造成一种等级森严的伦理生活秩序。
（一）传统社会的政治秩序及其叙事
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叙事，主要圍绕神话政治、德性政治和神权政治展开。原始社会的神话传说反映了早期人类和自然之间的认知关系，人类由于自身能力的有限性，不能有效地解释各种神秘的自然现象，人们形成了各种自然神崇拜。以自然神为主体的政治叙事，成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无论是中国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还是西方古希腊、古罗马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都是这一时期政治的表现形式。德性政治是围绕传统社会对道德至高的追求，诉诸有效的理性道德观念统治。中国古代追求的圣人之治，学士们向往的圣人境界，都是德性政治的体现。无论孔子的“仁”的学说，还是孟子的“仁政”主张，讲求的都是上层统治者要遵从道德的约束，强调道德对政治的制约性。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强调“知识即美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强调贤人政治，主张国家由“德性和智慧最高的人治理”，即“圣哲之王”[3]。德性在国家治理、在传统政治叙事中都是一条鲜明的逻辑线索。神权政治是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政治统治方式，强调人的世俗社会生活受神的旨意的统治和安排，背离神的旨意世俗政治就会遭到迫害，因而主要以精神控制为主要方式来实现对人的统治。
前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强调政治伦理的教化作用，注重将理念的教化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形成各种规范约定，这些规定向上反映着统治阶级的伦理诉求，向下又是社会治理的伦理纲常。也就是说，政治生活的伦理教化作用，表现为社会生活背后的伦理道德约束。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对不同等级的人有不同的伦理要求，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各个社会阶层的道德要求，这些不同的道德要求，反映着不同生存秩序。以伦理纲常来进行社会治理，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核心利益，使社会秩序能够反映不同等级的阶层秩序。同时，传统政治中伦理要求还是一种理想表达，通过伦理教化，统治者将自己的道德理想描绘在日常生活的现实图景当中，形成有条不紊的政治秩序。
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人对人的依赖阶段，人身依附是其主要特征，这一阶段的政治是一种等级政治。政治生活的伦理化就是为了保障政治等级的严密性，社会生活的伦理化就是政治等级作用的结果。由日常生活所引发的政治伦理要求，强调政治秩序的严密性、等级的森严性。由于传统社会是一种人身依附的社会，人对人的依赖构成政治生活的基础，注重在政治叙事中对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等级制进行论述，表达统治者阶层的政治诉求，以维系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转。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批判了传统社会中这种人对人的依赖，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人对物的依赖对传统社会人对人的依赖的革命性作用，这种历史性的进步有利于社会交往，有利于整个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交流。但是由于资本的狭隘性，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制的废除被新的资本拜物教所取代，过去封建领主的统治权力，现在成为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权力。正如“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4]，我们透过资本主义社会取得的历史进步来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状况、概括前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叙事的逻辑特征时，可以发现，等级思维是传统社会政治中的内在线索，为维护最高统治权威所形成的各种政治规矩、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心理，从根本上讲都是为了政治的合理运行。 （二）马克思对传统政治思维的变革
传统社会的政治重视等级、伦理纲常、理念至上，马克思将视野投向普罗大众，他观照人的需要、人的生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他将政治叙事的基点由理念转到“现实的人”“活生生的人”，人的生命的物性和物性的生命成为现代政治的崭新基点。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将自己的哲学学说称为新唯物主义，马克思也改变了传统政治的叙事逻辑，将人的生命作为现代政治的新开发地，成为现代政治的基点。马克思变革了传统政治思维，他用实践性的辩证思维代替了传统政治的形而上学的理念性思维，通过人民群众变革了传统政治重视的英雄人物，通过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代替了传统政治的人身依附性的伦理束缚。这些思想变革使人的生命不再被排除在传统政治的视野之外，而是成为现代政治的理论新基点。
马克思用实践性的辩证思维代替了传统政治的形而上学的理念性思维。首先，马克思改变了以往政治哲学家对劳动的传统看法，诚如阿伦特所言：“马克思思想的真正反传统的和前无古人的方面是他对劳动的赞美，以及对工人阶级——哲学自产生以来一直贬低这个阶级——的重新阐释。”[5]之前传统政治从政治等级的角度对劳动进行考量，往往对劳动持贬低和蔑视的态度，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将劳动作为财富源泉的思想，高度赞美劳动，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正是因为对劳动的革命性认识，马克思变革了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政治思维，强调历史是现实的人的活动，是在实践中生成的，从而实现了政治哲学视野的转换，由过去强调理念到现在面向生活实践，人的生产、需要、能力、财富等人的生命性的内容成了现代政治的新的开发地、新的叙事基点。正是这种实践性辩证法思维开启了现代性的生命政治之旅。
马克思变革了以往传统对劳动的看法，并且劳动“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得到了最连贯最伟大的表述”[6]。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将传统政治重视的阶层焦点由上层阶级转移到下层劳动者阶层。马克思正是通过关注普通大众的前途命运、关心普通人的生产生活，注重考查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唤醒了普通大众承载的历史使命。他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7]31，传统政治为了维护阶级统治，刻意书写和描绘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创造性作用，无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用群众史观代替了传统政治的英雄史观，使得现代政治不再只是关注一小部分人的特权政治，而是成为关注普通大众的时代境遇、历史使命的大众政治。普通人的命运前途不再是个人的小事，而成为整个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的历史推动力。生命概念成为现代政治叙事的一个基本环节，不再被忽视。
此外，传统政治由于处于人对人的依附性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关系中人身依附主导下的生产关系反映到政治上就是各种等级制，如西欧封建制形成的领主和陪臣、庄园主和农奴等等。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性就在于它摧毁了过去社会形成的各种人身依附，诚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7]33-34这种关系被现代社会的商品经济所取代，人们在商品经济中被各种物所奴役，形成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也正因此，传统政治重视的人与人的依附性关系被现代社会的资本权力政治所替代，普通人的生命也都成为资本操纵的对象，成为现代政治理论的新的基点。所以，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批判了资本对人的生命的统治，强调在共产主义社会应是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阶段。
二、马克思生命理论的逻辑进路——从异化劳动到资本逻辑
马克思的生命理论的逻辑进路可以归纳为：异化劳动→生产逻辑→资本逻辑，即生命的异化和异化的生命、生命的生产和生产的生命、生命的资本化和资本的生命化。
（一）生命的异化与异化的生命
早在中学时期，马克思在《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明确提出要为全人类幸福而工作。大学毕业之后，他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看到青年黑格尔派抽象地谈论“自我意识”的局限性，意识到只是思想的革命还远远不能改变世界，强调思想应该和现实相联系。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开始自觉地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学说。在此之后，马克思在侨居巴黎期间，撰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该著作中，他汲取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并赋予这一概念以新的意义。他以“异化劳动”为逻辑，注重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合，观察思考人的生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悲惨遭遇，提出人的生命的独特含义，即人的生命是一种受动与能动、自然与社会的二重化存在物。他一改西方传统政治对劳动的贬低态度，将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活动、展现人的综合性生命力量的重要尺度。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造成了人的生命的异化和异化的生命。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以时空属性来界定人的生命，马克思不仅从人的物理属性、生物属性来把握人的生命，更重要的是从当下的社会发展出发，将人的生命纳入社会发展的现实中，考察人的生命的基本内涵和特殊属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人的生命和动物生命的区别，指出人的生命是一种有意识的类活动。“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8]162人的生命活動是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自然界对于人来说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无机身体，人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仅把其他类当作自己实践和理论的对象，而且还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对待。人类可以按照任何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创造出自然界没有的事物。而动物的生命活动具有直接性，它的生命活动不带有生产性，是生命的本能活动。对于动物来说，它们的生产只有充分地运用动物机能才是真正的生命活动，因此它们的生产也只能按照它们自身的生命尺度来进行。这恰恰区别于人的生命活动，人只有在尽可能少的运用动物机能时，他们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生命活动。但是，人的生命活动又是受限的，受社会发展水平、自然生产条件等外在和自身内在的各种条件的制约。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生命活动具有双重属性，人的生命是一种自然与社会、能动与受动相结合的社会存在物。 正是在对人的生命的理论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劳动与人的生命的关系。不同于以往政治哲学的传统，他赋予人的劳动以人的本质的地位。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8]165。人们通过劳动来展现自己生命的本质力量，通过对象化形成的各种感性事物来彰显自己的个性，并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丰富自己的生活。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狭隘性，人的生命活动同人本身发生了自我异化，因为人的生命活动并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属于资本家;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不是肯定和确证自己，而是否定和消解人的力量，并且“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8]160时，而不是运用人的生命活动时，才能感到自己的满足和幸福。人的生命活动同人本身相异化，进而导致人的生命活动同他的生命活动的结果的异化、人的生命活动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与人的生命活动的异化。生命的异化导致异化的生命，使人的生命成为一种同人自身相对立的否定性的活动。
关键词：生命理论; 资本权力; 工厂规训; 人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4-0087-08
作者简介：王军（1991-），男，山西长治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博士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和当代社会思潮。
当今时代，无论是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还是阿仑特的“平庸之恶”，亦或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都在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马克思作为“千年思想家”，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理论基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历史唯物主义生命理论。近些年，国内学者围绕马克思与生命政治展开研究，强调两者的渊源关系，如吉林大学孙利天教授认为马克思实践性思维方式、资本辩证法、社会存在理论都给予当代生命政治理论前提性的奠基意义[1]。国防大学副教授许恒兵也认为马克思对生命政治理论具有奠基性作用，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资本论》的生命政治系统展开，论述了马克思对生命政治的奠基作用[2]。还有学者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与生命政治关系，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生命政治的原初论域、核心论域，还有将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大写字母的生命政治。这些研究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提供了崭新视角，为进一步考察政治哲学视域中的马克思生命理论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马克思对传统政治思维的革命
依据技术变革，人类社会经历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依据社会生产关系，人类社会可以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依据人的发展程度，人类社会发展可分为人对人依赖的阶段、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阶段、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阶段。依据这些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标准，归结起来，可以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三大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我们所说的传统政治是就整个世界范围和人类历史来讲，主要是前资本主义的社会，这些社会主要是以农耕文明为主，商品经济在国家事业活动中只得到较小范围的发展，还没有成为国家经济基础的重要活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政治叙事主要围绕政治权力运行的价值性理念展开，即政治叙事的内在逻辑主要是观照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通过宣传统治者的执政理念，将这些价值理念塑造成一种等级森严的伦理生活秩序。
（一）传统社会的政治秩序及其叙事
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叙事，主要圍绕神话政治、德性政治和神权政治展开。原始社会的神话传说反映了早期人类和自然之间的认知关系，人类由于自身能力的有限性，不能有效地解释各种神秘的自然现象，人们形成了各种自然神崇拜。以自然神为主体的政治叙事，成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无论是中国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还是西方古希腊、古罗马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都是这一时期政治的表现形式。德性政治是围绕传统社会对道德至高的追求，诉诸有效的理性道德观念统治。中国古代追求的圣人之治，学士们向往的圣人境界，都是德性政治的体现。无论孔子的“仁”的学说，还是孟子的“仁政”主张，讲求的都是上层统治者要遵从道德的约束，强调道德对政治的制约性。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强调“知识即美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强调贤人政治，主张国家由“德性和智慧最高的人治理”，即“圣哲之王”[3]。德性在国家治理、在传统政治叙事中都是一条鲜明的逻辑线索。神权政治是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政治统治方式，强调人的世俗社会生活受神的旨意的统治和安排，背离神的旨意世俗政治就会遭到迫害，因而主要以精神控制为主要方式来实现对人的统治。
前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强调政治伦理的教化作用，注重将理念的教化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形成各种规范约定，这些规定向上反映着统治阶级的伦理诉求，向下又是社会治理的伦理纲常。也就是说，政治生活的伦理教化作用，表现为社会生活背后的伦理道德约束。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对不同等级的人有不同的伦理要求，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各个社会阶层的道德要求，这些不同的道德要求，反映着不同生存秩序。以伦理纲常来进行社会治理，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核心利益，使社会秩序能够反映不同等级的阶层秩序。同时，传统政治中伦理要求还是一种理想表达，通过伦理教化，统治者将自己的道德理想描绘在日常生活的现实图景当中，形成有条不紊的政治秩序。
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人对人的依赖阶段，人身依附是其主要特征，这一阶段的政治是一种等级政治。政治生活的伦理化就是为了保障政治等级的严密性，社会生活的伦理化就是政治等级作用的结果。由日常生活所引发的政治伦理要求，强调政治秩序的严密性、等级的森严性。由于传统社会是一种人身依附的社会，人对人的依赖构成政治生活的基础，注重在政治叙事中对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等级制进行论述，表达统治者阶层的政治诉求，以维系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转。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批判了传统社会中这种人对人的依赖，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人对物的依赖对传统社会人对人的依赖的革命性作用，这种历史性的进步有利于社会交往，有利于整个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交流。但是由于资本的狭隘性，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制的废除被新的资本拜物教所取代，过去封建领主的统治权力，现在成为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权力。正如“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4]，我们透过资本主义社会取得的历史进步来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状况、概括前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叙事的逻辑特征时，可以发现，等级思维是传统社会政治中的内在线索，为维护最高统治权威所形成的各种政治规矩、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心理，从根本上讲都是为了政治的合理运行。 （二）马克思对传统政治思维的变革
传统社会的政治重视等级、伦理纲常、理念至上，马克思将视野投向普罗大众，他观照人的需要、人的生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他将政治叙事的基点由理念转到“现实的人”“活生生的人”，人的生命的物性和物性的生命成为现代政治的崭新基点。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将自己的哲学学说称为新唯物主义，马克思也改变了传统政治的叙事逻辑，将人的生命作为现代政治的新开发地，成为现代政治的基点。马克思变革了传统政治思维，他用实践性的辩证思维代替了传统政治的形而上学的理念性思维，通过人民群众变革了传统政治重视的英雄人物，通过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代替了传统政治的人身依附性的伦理束缚。这些思想变革使人的生命不再被排除在传统政治的视野之外，而是成为现代政治的理论新基点。
马克思用实践性的辩证思维代替了传统政治的形而上学的理念性思维。首先，马克思改变了以往政治哲学家对劳动的传统看法，诚如阿伦特所言：“马克思思想的真正反传统的和前无古人的方面是他对劳动的赞美，以及对工人阶级——哲学自产生以来一直贬低这个阶级——的重新阐释。”[5]之前传统政治从政治等级的角度对劳动进行考量，往往对劳动持贬低和蔑视的态度，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将劳动作为财富源泉的思想，高度赞美劳动，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正是因为对劳动的革命性认识，马克思变革了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政治思维，强调历史是现实的人的活动，是在实践中生成的，从而实现了政治哲学视野的转换，由过去强调理念到现在面向生活实践，人的生产、需要、能力、财富等人的生命性的内容成了现代政治的新的开发地、新的叙事基点。正是这种实践性辩证法思维开启了现代性的生命政治之旅。
马克思变革了以往传统对劳动的看法，并且劳动“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得到了最连贯最伟大的表述”[6]。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将传统政治重视的阶层焦点由上层阶级转移到下层劳动者阶层。马克思正是通过关注普通大众的前途命运、关心普通人的生产生活，注重考查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唤醒了普通大众承载的历史使命。他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7]31，传统政治为了维护阶级统治，刻意书写和描绘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创造性作用，无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用群众史观代替了传统政治的英雄史观，使得现代政治不再只是关注一小部分人的特权政治，而是成为关注普通大众的时代境遇、历史使命的大众政治。普通人的命运前途不再是个人的小事，而成为整个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的历史推动力。生命概念成为现代政治叙事的一个基本环节，不再被忽视。
此外，传统政治由于处于人对人的依附性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关系中人身依附主导下的生产关系反映到政治上就是各种等级制，如西欧封建制形成的领主和陪臣、庄园主和农奴等等。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性就在于它摧毁了过去社会形成的各种人身依附，诚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7]33-34这种关系被现代社会的商品经济所取代，人们在商品经济中被各种物所奴役，形成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也正因此，传统政治重视的人与人的依附性关系被现代社会的资本权力政治所替代，普通人的生命也都成为资本操纵的对象，成为现代政治理论的新的基点。所以，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批判了资本对人的生命的统治，强调在共产主义社会应是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阶段。
二、马克思生命理论的逻辑进路——从异化劳动到资本逻辑
马克思的生命理论的逻辑进路可以归纳为：异化劳动→生产逻辑→资本逻辑，即生命的异化和异化的生命、生命的生产和生产的生命、生命的资本化和资本的生命化。
（一）生命的异化与异化的生命
早在中学时期，马克思在《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明确提出要为全人类幸福而工作。大学毕业之后，他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看到青年黑格尔派抽象地谈论“自我意识”的局限性，意识到只是思想的革命还远远不能改变世界，强调思想应该和现实相联系。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开始自觉地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学说。在此之后，马克思在侨居巴黎期间，撰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该著作中，他汲取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并赋予这一概念以新的意义。他以“异化劳动”为逻辑，注重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合，观察思考人的生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悲惨遭遇，提出人的生命的独特含义，即人的生命是一种受动与能动、自然与社会的二重化存在物。他一改西方传统政治对劳动的贬低态度，将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活动、展现人的综合性生命力量的重要尺度。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造成了人的生命的异化和异化的生命。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以时空属性来界定人的生命，马克思不仅从人的物理属性、生物属性来把握人的生命，更重要的是从当下的社会发展出发，将人的生命纳入社会发展的现实中，考察人的生命的基本内涵和特殊属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人的生命和动物生命的区别，指出人的生命是一种有意识的类活动。“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8]162人的生命活動是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自然界对于人来说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无机身体，人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仅把其他类当作自己实践和理论的对象，而且还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对待。人类可以按照任何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创造出自然界没有的事物。而动物的生命活动具有直接性，它的生命活动不带有生产性，是生命的本能活动。对于动物来说，它们的生产只有充分地运用动物机能才是真正的生命活动，因此它们的生产也只能按照它们自身的生命尺度来进行。这恰恰区别于人的生命活动，人只有在尽可能少的运用动物机能时，他们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生命活动。但是，人的生命活动又是受限的，受社会发展水平、自然生产条件等外在和自身内在的各种条件的制约。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生命活动具有双重属性，人的生命是一种自然与社会、能动与受动相结合的社会存在物。 正是在对人的生命的理论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劳动与人的生命的关系。不同于以往政治哲学的传统，他赋予人的劳动以人的本质的地位。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8]165。人们通过劳动来展现自己生命的本质力量，通过对象化形成的各种感性事物来彰显自己的个性，并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丰富自己的生活。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狭隘性，人的生命活动同人本身发生了自我异化，因为人的生命活动并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属于资本家;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不是肯定和确证自己，而是否定和消解人的力量，并且“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8]160时，而不是运用人的生命活动时，才能感到自己的满足和幸福。人的生命活动同人本身相异化，进而导致人的生命活动同他的生命活动的结果的异化、人的生命活动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与人的生命活动的异化。生命的异化导致异化的生命，使人的生命成为一种同人自身相对立的否定性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