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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萧克、王震麾下的一名女兵,戚元德(1905～1974)与李贞、陈琮英等人一起,随同红六军团参加了长征。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于1934年8月先期突围西征,为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投石问路。
戚元德时年29岁,曾在九江、开封、上海等地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进入中央苏区已两年多。她先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担任机要科长,后在湘赣苏区苏维埃主席团任秘书长等职。1934年8月初,她和丈夫吴德峰一同调到红六军团工作。吴德峰任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她任保卫局党总支书记。长征中,夫妻二人都曾与外国传教士直接打交道,因而也都被写入《神灵之手》这本书中。
旧州城,众教士成为“囚徒”
1934年10月2日,红六军团经过55天的艰苦征战,进入贵州黄平境内,于当日八九点钟攻占黄平老县城——旧州。
旧州城东,有一所幽静的天主教堂,院内建有一座德国式的高大宽敞的礼拜堂和一栋中国式的普通教会学校,后面还有一栋外观别致的二层楼房,四周设有走廊和木雕栏杆。加拿大籍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旧州教会牧师阿诺利斯·海曼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就居住在那栋二层楼房里。
9月30日,瑞士籍英国传教士阿米弗雷德·勃沙特夫妇及其雇用的中国女仆、厨师和四个挑夫一行,经由安顺等地风尘仆仆返回镇远(即他们所在的教区)。一路上,他们选择的都是小路,“只想尽快赶到海曼那里过礼拜日”。这一天是基督教举行礼拜的日子,勃沙特夫妇与海曼夫妇一起,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快乐而宁静的礼拜日”。
第二天,勃沙特夫妇一行八人离开旧州,继续踏上回镇远的小路。他们一行离开旧州后,在一个小山村附近跟红军不期而遇,当即被红军扣押。勃沙特怎么也想不到,全能的上帝居然会将他们夫妇转送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队列之中。10月2日,勃沙特夫妇一行被红军押解到了旧州。
被红军看管起来的外国人总共有七人,即勃沙特夫妇、海曼夫妇及其两个孩子(大的3岁、小的8个月),另外一个是新西兰籍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思南教区传教士埃米·布劳斯小姐。当时,红六军团正处在紧张的行军作战中,抓到这几个身份不明的外国人,当然不能轻易放过。另一方面,红六军团从突围西征以来,艰苦转战多日,伤病员日益增多,药品和物资奇缺,军团领导晓得这几个外国传教士有条件也有办法搞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提出让他们交纳一定数量的赎金或与之相等价值的物品。根据当时商定的办法,他们大小七人必须交纳赎金70万元,方可获得红军的释放。
有关这一涉外事件的历史背景,戚元德回忆说:“当时在贵州的教会,大多支持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以宗教迷信欺骗麻痹教友,进行反动宣传,指责我们是‘洪水猛兽’、‘土匪流寇’,是‘红祸’。我们每到一处,他们都号召教友‘坚壁清野’,与反动政府一起撤退,视我们为敌。因此,我们抓到教会骨干成员,都要甄别审讯,没问题的放,有问题的都以帝国主义间谍罪处以徒刑和罚款。……只要他们认罪,不与共产党、红军为敌;只要交纳罚金,支持红军革命、抗日救国,就立即放人,并保证护送他们到达安全地带。”
勃沙特,中文名字薄复礼,时年37岁,瘦高个儿。1922年秋,他受英国基督教会派遣来到贵州,从事传教布道活动,时在镇远福音堂担任牧师。他的妻子罗斯·波斯哈特,在镇远教会从事医疗工作。
红军占领旧州的当晚,就分别对五名外国成年男女进行了审讯。他们都自称是各自教区教堂的神职人员,而跟随勃沙特夫妇的六名中国人,则是被雇用的女仆、厨师、挑夫。军团领导和保卫局研究后,首先释放了四名挑夫,将女仆和厨师暂且留了下来,以便照顾几名外国人的生活。出于人道考虑,对五名外国成年男女也加以区别对待,决定将其中的两名已婚妇女和两个小孩当即予以释放。被扣留下的两男一女传教士,必须跟红军走,等到交纳了70万元赎金,即可获得人身自由。
戚元德为洋小姐编打了一双布“草鞋”
长征途中,但凡在战斗中抓获的俘虏,尤其是国民党军的高级军官和电台技术人员,以及沿途拘押的土豪劣绅,包括红军内部的犯罪分子,都交由军团政治保卫局看押和审理。
保卫局局长吴德峰,时年38岁,长期从事秘密交通联络和政治保卫工作。他负责对这几名外国人的看押、监管、审讯,以及与外界沟通联络、督促交纳赎金等工作。他的妻子戚元德也参与了这一工作,尤其是对埃米小姐的监管。
勃沙特、海曼和埃米小姐,都被列在特殊犯人的监管保护之列。
在被看管期间,勃沙特对保卫局的组织机构、名称及领导人的姓名知之甚少。他把吴德峰称为“法官”或“吴法官”,对戚元德则以“法官的妻子”相称,根本就不知晓他们的名字、职务和身份。勃沙特在他的自传体回忆录《神灵之手》一书中写道:
带去见法官时,法官的妻子始终坐在床上注视着我们。最初,我认为那个女人可能很冷酷,但事实证明她很和善,并好像受过很好的教育。当我告诉他们,我妻子不可能坚持跟他们走这么多路时,法官的妻子宽慰我:“我也是一个女人,她将会像我一样慢慢适应的。”
妻子被释放后,勃沙特的顾虑打消了。
对于埃米小姐,戚元德管她叫“洋小姐”,也有人叫她“胖子”。她的身体很胖,行动比较迟缓,行军时总是赶不上趟。埃米小姐只跟着走了两天,脚上就打了几个水泡,鞋子也磨烂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十分痛苦。无奈之下,戚元德就把棉布被单撕成长条,打成比较柔软的布条“草鞋”,让埃米小姐穿上坚持行走。
“记得洋小姐的一双布‘草鞋’,是我亲自编打的,我还特意在鞋头给她装饰了一个红色绒球。她看了很惊讶,一再说穿着很舒适,表示非常感谢。”戚元德回忆说。
为保证两名外国男传教士能够穿上鞋子,不至于赤脚行军,戚元德还把吴德峰的一双布鞋、一双长筒靴,拿出来送给勃沙特和海曼。
对红军中的妇女,勃沙特以其独特的视角,也曾写下不少赞誉之词。他在称赞别的女性时,仍念念不忘“法官的妻子”,他说:“就像前面提到的吴法官的妻子一样,真是不为环境所动的高尚女性。”他认为红军中“最讲人道的是那些妇女”。然而,当他听到某些妇女偏激的议论时,也不禁发出感叹:“在这支队伍中,我们也首次领教了那些有趣的女共产党人的锋芒!”
成为红军累赘的洋小姐被无条件释放
由于性别相同的缘故,戚元德对埃米小姐总是给予特别关照。行军途中,埃米小姐走不动或不肯走时,戚元德就想办法将马背上的物资分散给战士背上,而将马匹牵来让埃米小姐骑乘。谁知这名洋小姐胆子很小,平时看见个老鼠、昆虫什么的,都吓得大叫几声,压根儿就不敢骑马,戚元德想扶她爬上马背也扶不上去。可埃米小姐又赖着不肯走,戚元德就用一把竹椅穿上两根竹棍当做滑竿,让战士们抬着她走。
有一次行军遇到一段险路,一边是悬崖断壁,怪石嶙峋,一边是万丈深沟,险峻万分,一条羊肠小道非常难走。红军指战员很快都走了过去,可埃米小姐却吓得两腿发软,又哭又喊的,站都站不起来。两个战士一前一后帮着扶着,她都不肯挪动。负责看押的几名战士,早就被这个胖女人弄得不耐烦了,打心眼里讨嫌这个“累赘货”。
于是,有人向吴德峰和戚元德提议,干脆将这个外国女人处置掉或扔下别管了。吴德峰坚决不同意,强调说这个女人罪不至死,在这荒山僻野之地,扔下她不是被饿死冻死,也会被野兽吃掉。最后,他们用床单做了个大网兜,把埃米小姐的手脚捆绑在一根木杠上,由两个战士将她抬过危险路段。可这个女人哭闹不停,也不听从指挥,眼睛中流露出惊恐的神情。戚元德不得不亲自动手,将埃米小姐的两只眼睛用毛巾蒙住,这才连哄带骗地将她抬了过去。
行军路上,勃沙特对掉在队伍后面的埃米小姐,在《神灵之手》中叙述道:“他们经过考虑,将埃米小姐放在队伍后面,不过天黑前也要到达宿营地。”“可怜的埃米小姐,她总是在后面追,往往好像后面刚赶到,前面又吹响了出发号。”“使我唯一能放心的,是忠实的厨师苏思林(音译)跟着她,如果她不行了,苏会帮助她的。”
在行军中不断制造麻烦、惹人讨嫌的埃米小姐后来在穿越一座险要隘口时,差点让随身保护她的战士坠落深涧之中,连她自己也吓得昏倒在地。她已成了红军行军作战中的严重拖累。一周后,当部队来到一处平坦而又靠近村落的安全地带,尽管还没有获得一文赎金,红军还是决定无条件地将她释放。戚元德回忆说:“临走时,她对我们表示千谢万谢。我目送她走了很远,看见她还回过头来,向我们招手致谢。”
然而,勃沙特却不相信,他说:“路越走越难,但我们一直走到天亮。这时,埃米小姐的卫兵从后面追上来,用过去常用的处决某某时的那种口吻,平淡地告诉我,埃米小姐已经被释放。”勃沙特“疑窦丛生”,怀疑和担心埃米小姐的命运,对红军战士的话不肯相信。数月之后,奔走于基督教会与红军之间的两个中间人,为勃沙特、海曼带来几封信件,证实了埃米小姐的获释,这才使勃沙特“心中感到十分宽慰”,“对埃米小姐生存与否的久久挂念才冰释于怀”。
从一位红军战士的脚上“没收”了一双鞋给勃沙特
埃米小姐被释放后,只剩下勃沙特和海曼两名传教士。勃沙特回忆说:
行军路上,他的一只鞋子坏了,红军给“找了一双非常合脚的橡胶雨鞋,它是刚从一位正在嘟哝着的同志脚上‘没收’的”。
“因为气候潮湿,雨多,我们提出要块雨布”,结果“给了一件床单。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在红军中已是非常奢侈的供应了”。
“红军很体贴人,凡遇到危险路段,总会有人走出队列帮我们一把。”
“在行军爬山时,他们允许我抓着马的尾巴,这对我爬最后的那座高山起了很大作用。”
在一次乘船渡河时,发生撞石沉船事故,“海曼没有爬出沉船,随船漂到了下游,后来红军把他救了上来”。
“在外宿营,当红军官兵们睡在潮湿冰冷的泥地上时”,他和海曼“却得到了难得的铺草和门板”。
有一次胃痛,“红军为我单独熬了米粥,加了些白糖,让我慢慢地喝”。
“我患了重病,天天高烧不退,危在旦夕。”“卫兵们非常关心,问我想吃什么。先前,我曾在桑植街上看到卖柑橘的,但没有钱买,我说想吃那个,于是他们很快为我买了些大柑橘……”
“吴法官很可能注意到我们衰弱的情况,晚上,他命令卫兵给我们买只鸡补养一下。卫兵从那对老夫妇房东家里买了只鸡……”
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师后,在由四川酉阳前往湘西的路上,为摆脱敌军的堵截,部队进行了连续多日的急行军,非常疲惫。勃沙特回忆说:“这段行军太累了!法官的妻子可能感觉出了这个原因,她答应将为海曼和我找匹马。三天后,大概是到了湖北境内,给了我们一头骡子,我和海曼每人各骑它三分之一的路,但这招致了骡子主人的不满。”“不久,又将一头骡子给了海曼。”1987年,时年90岁高龄的勃沙特老人,仍念念不忘地对来访者说:红军对他“很好,很好”,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能骑马,而且还给他配备了一名马夫。
勃沙特耍小聪明,“在文字上与我们较量”
被看押期间,勃沙特总是在不断地耍小聪明,甚至与“法官”抗争,给红军审讯和看管人员带来不少麻烦。
1934年12月,勃沙特、海曼被押解到了塔卧。这个山乡小镇,地处永顺县东北,北邻桑植县,因其山形如宝塔卧地,故名塔卧。此时,圣诞节即将来临,勃沙特渴望自由之心尤为迫切。于是,冒险逃跑的念头油然而生。勃沙特回忆说:“节日来临,单凭想与家人团聚这一点,就足以刺激我们去做逃跑的尝试。”12月17日晚,勃沙特唆使海曼跟他一起从塔卧逃了出去。最终,他们还是被红军抓了回来。
数日后,红军在塔卧举行了有数千军民参加的公审大会,分别以三项间谍罪判处海曼有期徒刑12个月,勃沙特则为18个月。之后,在无法获取赎金的情况下,红军提出“愿将赎金折换成一张所需的弹药、电台、电池及药品的货单”,如“能得到两挺高射机枪的话”,将会减少赎金。
戚元德回忆说:“这期间,我们曾多次敦促他们给派出他们的组织、上司和所在教会头目写信,索要罚金或我们所需的等价急需物品。开始,他们并不老实,欺我们都是‘土包子’,不懂洋文,借机夹带情报、信息,拒绝交纳罚金,甚至每次送信出去后,敌人的飞机就来骚扰、轰炸我们驻地。所以后来决定,他们的信必须用英文写,因吴德峰和我在读师范时学过英文,并教授过英语课。德峰的口语发音不准确……但他看书读报、阅读文字能力,确实还是有相当水平的。小传教士(指勃沙特)曾几次耍小聪明,在文字上与我们较量,都被德峰检查时一一点破,后来他们再未敢利用写信耍更多花样了。”
说到写信,勃沙特回忆说:“红军一再让我们给官方政府写信,他们同我们使用同一本字典斟酌词句,当然每封信上都要加上几句指责。在几个不同的时间内,我们被要求一遍遍地复写那些信。结果每写一次信,飞机就出现一次,而我们则要迁移一次。”红军要求勃沙特在信中“承认自己是间谍”,而他却在“间谍”一词前面加了个“as”,即“当做”间谍。因此,曾受到吴德峰的严厉训斥。
在“吴法官面前,放着我写的信和一本英汉字典,他平框眼镜后的眼中冒着怒火:念念你的信是怎么写的!确实用‘间谍’一词了吗?他命令我拿起字典查查看,并指着‘as’说:用这个词,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说是‘当做’间谍,你本来就是。他命令我改写。我告诉他,我不能违心承认。他生气了,大声喊:你就是间谍,你必须按要求写,否则就马上处决你……”勃沙特重新改写了一次,“吴法官仍不满意,他决定自己起草,然后由我抄成英文”。
在与教会之间的书信来往中,对方在向红军提供赎金的期限上总是一拖再拖,在规定的数目上也是讨价还价。原定的70万元赎金最后减到1万元,红军私下还曾允诺,最低限度不能少于6000元。然而,教会在复信中却声称:可以提供6000元作为伙食费,而不是什么赎金。
对此,戚元德这样认为:“对于我们提出的罚金等条件,教会出于政治等种种原因,一拖再拖,始终没痛快就范,并作出过不友好的回答和不符合实际的宣传报道。我们也同样出于政治等目的,非要他们低头认罪、赔礼道歉、交纳罚金或等价物品不可。哪怕是一分钱的罚金或物品,只要说明问题性质,我们就立即放人,否则就必须刑满到期才可以释放。”
后来,当着两个中间人的面,将勃沙特鞭打了一顿,这才促使负责营救的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牧师贝克尔派代表从永顺县城送来部分药品、物资和钱。因为“贝克尔只送来了一半的钱”,所以只好先放走一个人。1935年11月18日,海曼先期获得释放。
第二天,即11月19日,红六军团就开始了新的征程,押着勃沙特由桑植县出发了……
刑期已满,红军释放了勃沙特
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中开始了强渡金沙江之前的作战行动。4月11日,红军先头部队攻占距离昆明四五十里的富民县城,另一部直抵厂口、沙郎附近活动,逼近昆明。当时,因战事紧迫,红军急于摆脱强敌渡江北上,同时也鉴于勃沙特刑期已满,念其为红军做过一些好事,例如帮助萧克翻译过一张法文版的贵州地图及一些外文报刊资料,还经过教会购买过一些急需物品等。萧克告诉勃沙特:“你是一个瑞士公民。我们知道,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界,所以我们决定放你走,明天就给你自由。”
4月12日,是个礼拜日,又是复活节。这一天,红军破例摆了一桌酒席,作陪的有贵州地方知名人士周素园、原国民党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还有在石阡被捕的天主教堂神甫汉斯·凯勒等人,为勃沙特饯行。
勃沙特回忆说:“当一切准备就绪时,好消息就在饭桌上和吃饭的同时宣布了……吴法官的妻子、萧克将军和我们坐在一起。”“吴的妻子还弄了一大罐很甜的咖啡拿到桌上。”饭后,吴德峰还向勃沙特交代了有关事项,问他到昆明需要多少路费,勃沙特以两天路程计算,提出要四块银元,“吴法官叫来分管财务的同志,告诉他:给这个外国人十块银元”!
两名外国传教士释放后,吴德峰、戚元德夫妇如释重负,感到特别轻松。在看管外国传教士的日子里,戚元德以她应尽的责任和辛劳,获得了一枚“十字把铜铃”的特别回报。她回忆说:“其中一个传教士临别时,为了感谢我和德峰一路上对他们的关照,还将身边带的一个传教用的十字把铜铃留给我们作纪念,后来给孩子们玩,保存至今。”
链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戚元德历任中共中央党校二部党支部书记,中共阜平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中共郑州市委妇委书记、市妇联主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妇委书记、妇联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武汉市委妇委书记、市妇联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妇委书记,中华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兼干部部部长、女工部部长,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1974年11月2日逝世。
戚元德时年29岁,曾在九江、开封、上海等地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进入中央苏区已两年多。她先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担任机要科长,后在湘赣苏区苏维埃主席团任秘书长等职。1934年8月初,她和丈夫吴德峰一同调到红六军团工作。吴德峰任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她任保卫局党总支书记。长征中,夫妻二人都曾与外国传教士直接打交道,因而也都被写入《神灵之手》这本书中。
旧州城,众教士成为“囚徒”
1934年10月2日,红六军团经过55天的艰苦征战,进入贵州黄平境内,于当日八九点钟攻占黄平老县城——旧州。
旧州城东,有一所幽静的天主教堂,院内建有一座德国式的高大宽敞的礼拜堂和一栋中国式的普通教会学校,后面还有一栋外观别致的二层楼房,四周设有走廊和木雕栏杆。加拿大籍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旧州教会牧师阿诺利斯·海曼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就居住在那栋二层楼房里。
9月30日,瑞士籍英国传教士阿米弗雷德·勃沙特夫妇及其雇用的中国女仆、厨师和四个挑夫一行,经由安顺等地风尘仆仆返回镇远(即他们所在的教区)。一路上,他们选择的都是小路,“只想尽快赶到海曼那里过礼拜日”。这一天是基督教举行礼拜的日子,勃沙特夫妇与海曼夫妇一起,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快乐而宁静的礼拜日”。
第二天,勃沙特夫妇一行八人离开旧州,继续踏上回镇远的小路。他们一行离开旧州后,在一个小山村附近跟红军不期而遇,当即被红军扣押。勃沙特怎么也想不到,全能的上帝居然会将他们夫妇转送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队列之中。10月2日,勃沙特夫妇一行被红军押解到了旧州。
被红军看管起来的外国人总共有七人,即勃沙特夫妇、海曼夫妇及其两个孩子(大的3岁、小的8个月),另外一个是新西兰籍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思南教区传教士埃米·布劳斯小姐。当时,红六军团正处在紧张的行军作战中,抓到这几个身份不明的外国人,当然不能轻易放过。另一方面,红六军团从突围西征以来,艰苦转战多日,伤病员日益增多,药品和物资奇缺,军团领导晓得这几个外国传教士有条件也有办法搞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提出让他们交纳一定数量的赎金或与之相等价值的物品。根据当时商定的办法,他们大小七人必须交纳赎金70万元,方可获得红军的释放。
有关这一涉外事件的历史背景,戚元德回忆说:“当时在贵州的教会,大多支持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以宗教迷信欺骗麻痹教友,进行反动宣传,指责我们是‘洪水猛兽’、‘土匪流寇’,是‘红祸’。我们每到一处,他们都号召教友‘坚壁清野’,与反动政府一起撤退,视我们为敌。因此,我们抓到教会骨干成员,都要甄别审讯,没问题的放,有问题的都以帝国主义间谍罪处以徒刑和罚款。……只要他们认罪,不与共产党、红军为敌;只要交纳罚金,支持红军革命、抗日救国,就立即放人,并保证护送他们到达安全地带。”
勃沙特,中文名字薄复礼,时年37岁,瘦高个儿。1922年秋,他受英国基督教会派遣来到贵州,从事传教布道活动,时在镇远福音堂担任牧师。他的妻子罗斯·波斯哈特,在镇远教会从事医疗工作。
红军占领旧州的当晚,就分别对五名外国成年男女进行了审讯。他们都自称是各自教区教堂的神职人员,而跟随勃沙特夫妇的六名中国人,则是被雇用的女仆、厨师、挑夫。军团领导和保卫局研究后,首先释放了四名挑夫,将女仆和厨师暂且留了下来,以便照顾几名外国人的生活。出于人道考虑,对五名外国成年男女也加以区别对待,决定将其中的两名已婚妇女和两个小孩当即予以释放。被扣留下的两男一女传教士,必须跟红军走,等到交纳了70万元赎金,即可获得人身自由。
戚元德为洋小姐编打了一双布“草鞋”
长征途中,但凡在战斗中抓获的俘虏,尤其是国民党军的高级军官和电台技术人员,以及沿途拘押的土豪劣绅,包括红军内部的犯罪分子,都交由军团政治保卫局看押和审理。
保卫局局长吴德峰,时年38岁,长期从事秘密交通联络和政治保卫工作。他负责对这几名外国人的看押、监管、审讯,以及与外界沟通联络、督促交纳赎金等工作。他的妻子戚元德也参与了这一工作,尤其是对埃米小姐的监管。
勃沙特、海曼和埃米小姐,都被列在特殊犯人的监管保护之列。
在被看管期间,勃沙特对保卫局的组织机构、名称及领导人的姓名知之甚少。他把吴德峰称为“法官”或“吴法官”,对戚元德则以“法官的妻子”相称,根本就不知晓他们的名字、职务和身份。勃沙特在他的自传体回忆录《神灵之手》一书中写道:
带去见法官时,法官的妻子始终坐在床上注视着我们。最初,我认为那个女人可能很冷酷,但事实证明她很和善,并好像受过很好的教育。当我告诉他们,我妻子不可能坚持跟他们走这么多路时,法官的妻子宽慰我:“我也是一个女人,她将会像我一样慢慢适应的。”
妻子被释放后,勃沙特的顾虑打消了。
对于埃米小姐,戚元德管她叫“洋小姐”,也有人叫她“胖子”。她的身体很胖,行动比较迟缓,行军时总是赶不上趟。埃米小姐只跟着走了两天,脚上就打了几个水泡,鞋子也磨烂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十分痛苦。无奈之下,戚元德就把棉布被单撕成长条,打成比较柔软的布条“草鞋”,让埃米小姐穿上坚持行走。
“记得洋小姐的一双布‘草鞋’,是我亲自编打的,我还特意在鞋头给她装饰了一个红色绒球。她看了很惊讶,一再说穿着很舒适,表示非常感谢。”戚元德回忆说。
为保证两名外国男传教士能够穿上鞋子,不至于赤脚行军,戚元德还把吴德峰的一双布鞋、一双长筒靴,拿出来送给勃沙特和海曼。
对红军中的妇女,勃沙特以其独特的视角,也曾写下不少赞誉之词。他在称赞别的女性时,仍念念不忘“法官的妻子”,他说:“就像前面提到的吴法官的妻子一样,真是不为环境所动的高尚女性。”他认为红军中“最讲人道的是那些妇女”。然而,当他听到某些妇女偏激的议论时,也不禁发出感叹:“在这支队伍中,我们也首次领教了那些有趣的女共产党人的锋芒!”
成为红军累赘的洋小姐被无条件释放
由于性别相同的缘故,戚元德对埃米小姐总是给予特别关照。行军途中,埃米小姐走不动或不肯走时,戚元德就想办法将马背上的物资分散给战士背上,而将马匹牵来让埃米小姐骑乘。谁知这名洋小姐胆子很小,平时看见个老鼠、昆虫什么的,都吓得大叫几声,压根儿就不敢骑马,戚元德想扶她爬上马背也扶不上去。可埃米小姐又赖着不肯走,戚元德就用一把竹椅穿上两根竹棍当做滑竿,让战士们抬着她走。
有一次行军遇到一段险路,一边是悬崖断壁,怪石嶙峋,一边是万丈深沟,险峻万分,一条羊肠小道非常难走。红军指战员很快都走了过去,可埃米小姐却吓得两腿发软,又哭又喊的,站都站不起来。两个战士一前一后帮着扶着,她都不肯挪动。负责看押的几名战士,早就被这个胖女人弄得不耐烦了,打心眼里讨嫌这个“累赘货”。
于是,有人向吴德峰和戚元德提议,干脆将这个外国女人处置掉或扔下别管了。吴德峰坚决不同意,强调说这个女人罪不至死,在这荒山僻野之地,扔下她不是被饿死冻死,也会被野兽吃掉。最后,他们用床单做了个大网兜,把埃米小姐的手脚捆绑在一根木杠上,由两个战士将她抬过危险路段。可这个女人哭闹不停,也不听从指挥,眼睛中流露出惊恐的神情。戚元德不得不亲自动手,将埃米小姐的两只眼睛用毛巾蒙住,这才连哄带骗地将她抬了过去。
行军路上,勃沙特对掉在队伍后面的埃米小姐,在《神灵之手》中叙述道:“他们经过考虑,将埃米小姐放在队伍后面,不过天黑前也要到达宿营地。”“可怜的埃米小姐,她总是在后面追,往往好像后面刚赶到,前面又吹响了出发号。”“使我唯一能放心的,是忠实的厨师苏思林(音译)跟着她,如果她不行了,苏会帮助她的。”
在行军中不断制造麻烦、惹人讨嫌的埃米小姐后来在穿越一座险要隘口时,差点让随身保护她的战士坠落深涧之中,连她自己也吓得昏倒在地。她已成了红军行军作战中的严重拖累。一周后,当部队来到一处平坦而又靠近村落的安全地带,尽管还没有获得一文赎金,红军还是决定无条件地将她释放。戚元德回忆说:“临走时,她对我们表示千谢万谢。我目送她走了很远,看见她还回过头来,向我们招手致谢。”
然而,勃沙特却不相信,他说:“路越走越难,但我们一直走到天亮。这时,埃米小姐的卫兵从后面追上来,用过去常用的处决某某时的那种口吻,平淡地告诉我,埃米小姐已经被释放。”勃沙特“疑窦丛生”,怀疑和担心埃米小姐的命运,对红军战士的话不肯相信。数月之后,奔走于基督教会与红军之间的两个中间人,为勃沙特、海曼带来几封信件,证实了埃米小姐的获释,这才使勃沙特“心中感到十分宽慰”,“对埃米小姐生存与否的久久挂念才冰释于怀”。
从一位红军战士的脚上“没收”了一双鞋给勃沙特
埃米小姐被释放后,只剩下勃沙特和海曼两名传教士。勃沙特回忆说:
行军路上,他的一只鞋子坏了,红军给“找了一双非常合脚的橡胶雨鞋,它是刚从一位正在嘟哝着的同志脚上‘没收’的”。
“因为气候潮湿,雨多,我们提出要块雨布”,结果“给了一件床单。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在红军中已是非常奢侈的供应了”。
“红军很体贴人,凡遇到危险路段,总会有人走出队列帮我们一把。”
“在行军爬山时,他们允许我抓着马的尾巴,这对我爬最后的那座高山起了很大作用。”
在一次乘船渡河时,发生撞石沉船事故,“海曼没有爬出沉船,随船漂到了下游,后来红军把他救了上来”。
“在外宿营,当红军官兵们睡在潮湿冰冷的泥地上时”,他和海曼“却得到了难得的铺草和门板”。
有一次胃痛,“红军为我单独熬了米粥,加了些白糖,让我慢慢地喝”。
“我患了重病,天天高烧不退,危在旦夕。”“卫兵们非常关心,问我想吃什么。先前,我曾在桑植街上看到卖柑橘的,但没有钱买,我说想吃那个,于是他们很快为我买了些大柑橘……”
“吴法官很可能注意到我们衰弱的情况,晚上,他命令卫兵给我们买只鸡补养一下。卫兵从那对老夫妇房东家里买了只鸡……”
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师后,在由四川酉阳前往湘西的路上,为摆脱敌军的堵截,部队进行了连续多日的急行军,非常疲惫。勃沙特回忆说:“这段行军太累了!法官的妻子可能感觉出了这个原因,她答应将为海曼和我找匹马。三天后,大概是到了湖北境内,给了我们一头骡子,我和海曼每人各骑它三分之一的路,但这招致了骡子主人的不满。”“不久,又将一头骡子给了海曼。”1987年,时年90岁高龄的勃沙特老人,仍念念不忘地对来访者说:红军对他“很好,很好”,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能骑马,而且还给他配备了一名马夫。
勃沙特耍小聪明,“在文字上与我们较量”
被看押期间,勃沙特总是在不断地耍小聪明,甚至与“法官”抗争,给红军审讯和看管人员带来不少麻烦。
1934年12月,勃沙特、海曼被押解到了塔卧。这个山乡小镇,地处永顺县东北,北邻桑植县,因其山形如宝塔卧地,故名塔卧。此时,圣诞节即将来临,勃沙特渴望自由之心尤为迫切。于是,冒险逃跑的念头油然而生。勃沙特回忆说:“节日来临,单凭想与家人团聚这一点,就足以刺激我们去做逃跑的尝试。”12月17日晚,勃沙特唆使海曼跟他一起从塔卧逃了出去。最终,他们还是被红军抓了回来。
数日后,红军在塔卧举行了有数千军民参加的公审大会,分别以三项间谍罪判处海曼有期徒刑12个月,勃沙特则为18个月。之后,在无法获取赎金的情况下,红军提出“愿将赎金折换成一张所需的弹药、电台、电池及药品的货单”,如“能得到两挺高射机枪的话”,将会减少赎金。
戚元德回忆说:“这期间,我们曾多次敦促他们给派出他们的组织、上司和所在教会头目写信,索要罚金或我们所需的等价急需物品。开始,他们并不老实,欺我们都是‘土包子’,不懂洋文,借机夹带情报、信息,拒绝交纳罚金,甚至每次送信出去后,敌人的飞机就来骚扰、轰炸我们驻地。所以后来决定,他们的信必须用英文写,因吴德峰和我在读师范时学过英文,并教授过英语课。德峰的口语发音不准确……但他看书读报、阅读文字能力,确实还是有相当水平的。小传教士(指勃沙特)曾几次耍小聪明,在文字上与我们较量,都被德峰检查时一一点破,后来他们再未敢利用写信耍更多花样了。”
说到写信,勃沙特回忆说:“红军一再让我们给官方政府写信,他们同我们使用同一本字典斟酌词句,当然每封信上都要加上几句指责。在几个不同的时间内,我们被要求一遍遍地复写那些信。结果每写一次信,飞机就出现一次,而我们则要迁移一次。”红军要求勃沙特在信中“承认自己是间谍”,而他却在“间谍”一词前面加了个“as”,即“当做”间谍。因此,曾受到吴德峰的严厉训斥。
在“吴法官面前,放着我写的信和一本英汉字典,他平框眼镜后的眼中冒着怒火:念念你的信是怎么写的!确实用‘间谍’一词了吗?他命令我拿起字典查查看,并指着‘as’说:用这个词,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说是‘当做’间谍,你本来就是。他命令我改写。我告诉他,我不能违心承认。他生气了,大声喊:你就是间谍,你必须按要求写,否则就马上处决你……”勃沙特重新改写了一次,“吴法官仍不满意,他决定自己起草,然后由我抄成英文”。
在与教会之间的书信来往中,对方在向红军提供赎金的期限上总是一拖再拖,在规定的数目上也是讨价还价。原定的70万元赎金最后减到1万元,红军私下还曾允诺,最低限度不能少于6000元。然而,教会在复信中却声称:可以提供6000元作为伙食费,而不是什么赎金。
对此,戚元德这样认为:“对于我们提出的罚金等条件,教会出于政治等种种原因,一拖再拖,始终没痛快就范,并作出过不友好的回答和不符合实际的宣传报道。我们也同样出于政治等目的,非要他们低头认罪、赔礼道歉、交纳罚金或等价物品不可。哪怕是一分钱的罚金或物品,只要说明问题性质,我们就立即放人,否则就必须刑满到期才可以释放。”
后来,当着两个中间人的面,将勃沙特鞭打了一顿,这才促使负责营救的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牧师贝克尔派代表从永顺县城送来部分药品、物资和钱。因为“贝克尔只送来了一半的钱”,所以只好先放走一个人。1935年11月18日,海曼先期获得释放。
第二天,即11月19日,红六军团就开始了新的征程,押着勃沙特由桑植县出发了……
刑期已满,红军释放了勃沙特
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中开始了强渡金沙江之前的作战行动。4月11日,红军先头部队攻占距离昆明四五十里的富民县城,另一部直抵厂口、沙郎附近活动,逼近昆明。当时,因战事紧迫,红军急于摆脱强敌渡江北上,同时也鉴于勃沙特刑期已满,念其为红军做过一些好事,例如帮助萧克翻译过一张法文版的贵州地图及一些外文报刊资料,还经过教会购买过一些急需物品等。萧克告诉勃沙特:“你是一个瑞士公民。我们知道,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界,所以我们决定放你走,明天就给你自由。”
4月12日,是个礼拜日,又是复活节。这一天,红军破例摆了一桌酒席,作陪的有贵州地方知名人士周素园、原国民党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还有在石阡被捕的天主教堂神甫汉斯·凯勒等人,为勃沙特饯行。
勃沙特回忆说:“当一切准备就绪时,好消息就在饭桌上和吃饭的同时宣布了……吴法官的妻子、萧克将军和我们坐在一起。”“吴的妻子还弄了一大罐很甜的咖啡拿到桌上。”饭后,吴德峰还向勃沙特交代了有关事项,问他到昆明需要多少路费,勃沙特以两天路程计算,提出要四块银元,“吴法官叫来分管财务的同志,告诉他:给这个外国人十块银元”!
两名外国传教士释放后,吴德峰、戚元德夫妇如释重负,感到特别轻松。在看管外国传教士的日子里,戚元德以她应尽的责任和辛劳,获得了一枚“十字把铜铃”的特别回报。她回忆说:“其中一个传教士临别时,为了感谢我和德峰一路上对他们的关照,还将身边带的一个传教用的十字把铜铃留给我们作纪念,后来给孩子们玩,保存至今。”
链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戚元德历任中共中央党校二部党支部书记,中共阜平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中共郑州市委妇委书记、市妇联主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妇委书记、妇联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武汉市委妇委书记、市妇联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妇委书记,中华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兼干部部部长、女工部部长,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1974年11月2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