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伯伯在我家的地位颇为特殊，母亲称他“海哥”，佣人称他“海爷”“海老爷”，姑丈舅父来时，叫他“阿海”。一日三餐，他坐在男仆們的桌上，是上方首席。
　　海伯伯似乎是我家的总管，却不尽然，至少缺乏总管的威严架势，精明指挥的才干。海伯伯是谁也不怕他的，厨娘忙不过来了，求他帮忙杀十只鸡，他便一只一只地杀。袖手旁观者还凉凉地插一句：
　　“海爷大材小用了。”
　　他似乎没有听见，杀完了，倒去问厨娘：
　　“那你来得及推毛吗？”
　　推毛者就是先把鸡浸在热水里，透了，就可将鸡毛拔净。
　　海伯伯杀鸡，无疑是大材小用。他一身好武艺，先天体质极佳，山里人，原是庙里的小沙弥，确凿受过老和尚的指点，练过一番内外软硬功夫。常道是“半路出家”，他却是半路还俗，十八岁逃出山门，十九岁入赘成亲。这段往事，最好少提，海伯伯除了教人拳脚时会拉扯到当年练摆式的经验，平日里一贯武人文打扮，衣履雅洁，一卷在手。有时还考考我：
　　“井字当中加一点，什么字？”
　　我不识，他便道：
　　“那是咚，一块石头丢在井里，便是咚。”
　　此其一。还有许许多多怪字，不知从何搜来。黄昏的灯下，男仆们围满桌边，看海爷写一个，讲一阵，从瞠目不解到悦然大悟是这样的警捷，他们快乐非凡，认为海爷着实是满肚皮的才学，不比举人老先生差多少，举人老先生有多少分量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喜欢比，这一比，真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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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伯伯，真姓真名是郑阿海，一望而知是个俗人。在我诞生之前他是我家的成员。我们这种规范森严的旧家，除了镜子、灯，是亮的，其他全是暗沉沉的。希腊的是青年文化，甚至是少年文化，欧洲是中年文化，惟有中国一贯千年是老年文化。家中的宽床、长桌、大椅，都特别高，适合于身材特别魁梧的人用的，似乎不是三代五代传下来，而是开辟混沌之后，就各自黑黓黓地呆蹲到今天。除了镜子、灯，第三便是海伯伯是亮的。不必恭维，他没有学问，即使端午节喝了雄黄烧酒后，海伯伯诗兴大发，白壁题诗，一首七绝，至少有三处不妥不通，母亲闻人传笑，便悠悠道：
　　“你的海伯伯又在卖弄他的薛蟠体了。”
　　我自然明白薛蟠体是什么等级，为海伯伯担愧承羞，诗也实在要不得，那回廊的墙面白垩剥落，字又歪斜无书卷气，真丢人，想个什么法子把那丑迹掩盖掉。却见海伯伯提了一桶石灰浆来，他说：
　　“本来该去旧换新了，这就统统粉刷一遍。”
　　翌日清早，他又把隔夜刷过的壁面，连陈年起壳的泥层统统敲落，喷湿墙砖，黄沙水泥低筋拌和了，括糙打底，二道是细沙石灰抹平，初夏薰风，干得也快，不出三天，回廊白壁焕然一新，映着摇曳的竹影，整座邸宅中，是这一带最雅洁宜人了。母亲走过，又加按语：
　　“这个人，就是这个脾气，题坏了诗，将功赎罪呢。”
　　海伯伯决非无能之辈，他的真才实学是武功和手艺。
　　父亲在世之日，他是随从的镖师，餐桌上的座位是在父亲的左边第一席，他小于父亲三岁，父亲当众称他“海弟”“我海弟”。平日两人闲话则“小海”“海喔”“阿海”“海”，不一而足。他解过父亲的危，救过父亲的命，我儿时即使看惯父亲和海伯伯的亲密无间的情态，也常奇怪自己和表兄弟之间怎么不能也是如此这般呢，所以时时会发呆地看父亲和海伯伯这种一个眼色一个动作便默契得出神入化的趣剧。父亲要出门办事，走到庭心，一顿，海伯伯奔上楼去向母亲取了大衣。父亲看细字更换一副眼镜，失手跌碎了镜片，海伯伯从左胸袋里掏出一副新的，父亲随即戴上，看完文件，逗趣道：
　　“再跌碎了呢？”
　　海伯伯从右胸袋里又掏出一副，那验光的订单也带出了袋外。
　　“单子在你这里？”父亲说。
　　“我有用，当然归我。”
　　父亲赴宴，必与海伯伯同行，入席亦习惯于二人并坐。老式款待法的“布菜”“敬菜”是主人家将每道肴品的精华部分用特备的筋匙取了送到客人酒盏前的一个中型碟子里，往往堆成一座小山，父亲不动它，当海伯伯快要罢箸退席时，父亲说：
　　“海弟，帮帮我，恭敬不如从命，主人家的美意，代我领了。”笑着把碟子移到海伯伯的面前—武人的食量大于文人何止一倍，此时此地，海伯伯当然只好以半饱为度，于是一个纯粹精华之物的小山，聊作补充，良有以也—我们孩子看在眼里，笑在心里，觉得父亲和海伯伯其实也是孩子，比我们会想办法会说话而已，我很羡慕，痴痴地想：大家都像他俩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