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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徐浩修与清朝文人的笔谈作为考察对象，探析徐浩修与清朝文人笔谈交流的内容。徐浩修与清朝文人的笔谈共计5篇，内容丰富，涉及经学文学、中朝制度、天文历算等方面。这些笔谈不仅深厚了徐浩修与清朝文人的学谊，而且加强了其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关键词： 徐浩修 清朝文人 笔谈 内容
乾隆时期的清朝和朝鲜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盛行，这为当时两国文人的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乾隆时期是中朝文人交流的鼎盛时期，在这期间，众多朝鲜文人来到中国，欲与清朝文人结识与交流。徐浩修与清朝文人的笔谈交流是中朝文人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针对乾隆时期徐浩修与清文人笔谈进行考索，这些笔谈多集中于其1790年出使北京之际，共计5篇。与徐浩修发生过笔谈的清朝文人有吏部汉尚书彭元瑞、铁保、吏部汉尚书纪昀、军机大臣王杰、翁方纲。徐浩修与上述文人的笔谈内容丰富，主要涉及经学文学、中朝制度、天文历算等方面，本文着重对这些笔谈内容进行分析研究。
一、经学文学
对经学文学的探讨，主要包括对文学书籍、文学创作、文坛学者进行分析与研究一直是中朝文人交流的主要内容。乾隆时期，徐浩修在内的一些朝鲜文人在与清朝文人交流时，越来越关注当时文坛的发展现状。
（一）文学书籍
1.文学著作
互相询问文学著作的有关情况是徐浩修与清朝文人笔谈交流中常见的内容。
彭元瑞、王杰在与徐浩修的笔谈交流中，均向其询问过《海东秘史》与《东国声诗》二书的情况。徐浩修表示朝鲜除《史记》、《高丽史》、《三国史》这些史书外，无其他史书。但《东国声诗》一书却闻名于当时文坛。徐浩修在与铁保的笔谈中阐述了无此书，但此书却误传并闻名于清朝，必有其原因。《王渔洋诗话》中载：“记得朝鲜使臣语，果然东国解声诗。”世人读其诗，而误以为朝鲜有《东国声诗》此书。徐浩修与铁保的此次笔谈解除了清朝人对朝鲜文学的误解，纠正了学术上的一些偏颇，这对于人们正确了解朝鲜文学，推动文学的正确传播与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中朝文人在表现出对文学著作关注的同时，也表现出了自己渴望得到一些文学书籍的愿望。王杰就在与徐浩修的笔谈中表示自己想得到《牧隐》、《圃隐》二集。徐浩修解释过去400多年，因战乱使得《牧隐》、《圃隐》二集的全集未能保存并未能得以流传，所以王杰自然无法求得《牧隐》、《圃隐》二集。历史上的许多书籍有极大的文化价值与学术研究价值，却因保护不当或战乱等因素，未能流传于后世，实在令人惋惜。
2.清朝禁书
清朝政府为了能更好地统治国家，实行了思想控制，对疑似含有反清及不利于统治者统治国家的书籍采取了禁毁的措施，以期杜绝不利于统治的言论及思想的传播，因而一大批清朝图书被禁。朝鲜文人因出于对清朝文学和对禁书的好奇往往对清朝禁书给予高度关注。因此，询问清朝禁书的情况也是中朝文人笔谈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徐浩修就曾向铁保询问：“《牧斋集》方为禁书，阁下何从得见？”铁保解答了徐浩修的疑问：“凡禁书之法，止公府所藏而已，天下私藏，安能尽去？”这句话说明了当时禁书的执行情况。铁保认为禁书的执行情况因区域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别，禁书之法只对官府起效，但民间私藏之书是没有办法完全毁尽的。由此可以看出，禁书之法尽管很严格，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实效是有限的，并没有使禁书得到全面毁尽。
3.图书编纂
清朝图书编纂具有很大规模，盛况空前。纪昀是清代负有盛名的大文学家，其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在当时文坛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许多朝鲜文人借出使中国这一机会与纪昀结识，并向其询问图书编纂情况。徐浩修在与纪昀笔谈交流中问道：“闻公奉勑校正《明史》，《大清一统志》，已完工否？”纪昀回答《明史》中人名、地名、事实等疏漏之处都已校正完毕，而《大清一统志》由于其中错误较多，有待进一步考证，因此校正工作尚未完工。此外，徐浩修通过亲身考证，向纪昀说明了《大清一统志》中的错误，并发表见解。纪昀表示由于山经地质未经过考证，因此其中的错误难以枚举。从中可以看出，校正古籍、编纂图书是一项工程浩大且需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的工程。此外，徐浩修阐述《大清一统志》中的错误之处，表明他不仅对清朝著作有一定关注，而且进行了仔细的阅读与研究。两国文人对于此的交流也能纠正文学典籍在编纂中的错误和不足。这种笔谈交流对清朝图书的编纂大有裨益，也是两国文人交换学术观点的重要途径。
（二）文学创作
除了有关文学书籍的交流外，在徐浩修与清朝文人笔谈交流的过程中，对文学创作的探讨和对文学作品的品评也是另一大主要内容。徐浩修与铁保的笔谈中，徐浩修表达了对铁保诗作的看法：“贵稿前夜略绰看过，气格遒隽，意致淳雅，句法字眼，皆出性灵之自然，以渔洋之清切，兼牧斋之绮丽，非俺等管见所可窥也。”这段话饱含的是徐浩修对铁保诗作的欣赏与赞美之情，表现出其对铁保文学创作的高度评价。他认为铁保的诗作气节遒健隽永，自然淳雅，充满灵气。兼有渔洋作品清切的风格，与牧斋作品绮丽的风格。而铁保却十分谦虚表示自己志勤才疏，尽管喜爱王渔洋的诗作，却和其诗作水平相距甚远。铁保的诗作强调直接描写自己心中所想所感，抒发真实性情，提倡诗存与境存的诗学主张，在当时有很高的声望，其诗作也在文坛中被广为传诵。铁保才华横溢，却如此谦虚，体现出他低调稳重，踏实勤勉的治学态度。由徐浩修对铁保诗作的褒溢之词，可以看出其诗学观念上与铁保相似，在诗学观念相投的情况下更加深了两人的学谊。
值得一提的是，徐浩修在北京与彭元瑞发生笔谈时，也与从臣吏部尚书潘辉益发生过笔谈交流。潘辉益是越南西山朝与阮朝之交的学者暨官员，也是一名儒学学者。他与徐浩修探讨过冯客宽与李睟光的诗歌唱酬，认为这是千古奇遇。冯客宽与李睟光两人都有诗文集，李睟光诗作词致淳雅，冯客宽诗作意匠遒健，两人诗歌水平在伯仲间。且冯、李二人在诗歌创作方面交流十分频繁，促进了朝鲜文学与越南文学的交流与传播。除此之外，徐浩修还与潘辉益在越南疆域、越南气候与地理位置、越南衣冠饮食等方面有过笔谈交流。潘辉益在徐浩修与彭元瑞发生笔谈时，也在场并参加讨论，这从侧面反映出儒家思想传播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吸引了许多国家的文人来到中国学习儒家思想，研究儒学。 （三）文坛学者
十八世纪朝鲜以儒学作为国家主导思想，因此便自然对研究儒学的学者给予关注。在徐浩修与彭元瑞的笔谈中，徐浩修提到了顾亭林这位大学者。顾亭林即顾炎武，他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徐浩修认为顾亭林“辩之极分晓，前此诸儒所不能及也”。由此观之，徐浩修对顾亭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在他之前，没有一位学者可以比得上他在儒学方面的造诣。对此评价，彭元瑞也表示赞同。他认为，顾亭林的博学是无人可以达到的地步，其经说都经过详尽仔细的考证。从徐浩修与彭元瑞对顾亭林的评价，不难看出，顾亭林学问渊博，精通儒学，注重考证，为学者所赏识。
二、中朝制度
不同的国家，就有不同的国情，因而便会有不同的制度。询问他国制度并比较两国制度的异同也是中朝两国文人笔谈交流中经常涉及的内容。彭元瑞就曾与徐浩修探讨过中朝两国土地结算制度的异同：
彭曰：“亭林博学，果称近世冠冕，而经说亦多考证之精详处尔，贵国结负法，中国顷亩法之同异，可得闻乎？”徐曰：“小邦田制，十把为束，十束为负，百負为结，而中国田制，十步为分，十分为亩，百畒为頃，是小邦之结负，即中国之顷亩也，然小邦量尺，准周尺七尺，中国弓尺，准周尺六尺，故一把为正方，周尺四十九尺，一步为正方，周尺三十六尺，所以结与顷之实积，有多少也。”
这段话表明了中国的頃亩法与朝鲜的结负法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在计量单位上有所差别，因而使得最后累计计算时产生数量差异。
三、天文历算
清朝政府曾建造学馆培养天文历算人才，并购置西方有关科技的书籍，从中学习天文知识。但有些学者并不能很好地认识西方天文知识，对这些知识出现了排斥心理。翁方纲致力于天文历算的研究，能以客观的态度对待西方天文历算理论，且表现出愿意了解、学习的态度。如翁方纲就曾与杜元凯互相讨论春秋朔闰并表现出拜读《浑盖图说集笺》的愿望。徐浩修在得知翁方纲对春秋朔闰有极浓厚的研究兴趣之后，便与其交流，就所见春秋朔闰之说发表见解。徐浩修向翁方纲发表自己春秋朔闰的见解，对于翁方纲进一步了解春秋朔闰，学习天文历算是有很大帮助的。
与徐浩修发生过笔谈的清朝文人有吏部汉尚书彭元瑞、铁保、吏部汉尚书纪昀、军机大臣王杰、翁方纲。徐浩修与清朝文人笔谈交流的内容广泛涉及经学文学、中朝制度、天文历算等方面，同种同源的文化底蕴使得他们的交流极其深入，具有重要意义。徐浩修与清朝文人的笔谈加深了徐浩修与清朝文人在文学方面的交流与研究，推动了两国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增进了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在文学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徐浩修.燕行記.林基中.燕行錄全集：第51册.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2][韩]李家源.赵季，刘畅，译.韩国汉文学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本文为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成果，项目编号：201413993007Y。
关键词： 徐浩修 清朝文人 笔谈 内容
乾隆时期的清朝和朝鲜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盛行，这为当时两国文人的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乾隆时期是中朝文人交流的鼎盛时期，在这期间，众多朝鲜文人来到中国，欲与清朝文人结识与交流。徐浩修与清朝文人的笔谈交流是中朝文人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针对乾隆时期徐浩修与清文人笔谈进行考索，这些笔谈多集中于其1790年出使北京之际，共计5篇。与徐浩修发生过笔谈的清朝文人有吏部汉尚书彭元瑞、铁保、吏部汉尚书纪昀、军机大臣王杰、翁方纲。徐浩修与上述文人的笔谈内容丰富，主要涉及经学文学、中朝制度、天文历算等方面，本文着重对这些笔谈内容进行分析研究。
一、经学文学
对经学文学的探讨，主要包括对文学书籍、文学创作、文坛学者进行分析与研究一直是中朝文人交流的主要内容。乾隆时期，徐浩修在内的一些朝鲜文人在与清朝文人交流时，越来越关注当时文坛的发展现状。
（一）文学书籍
1.文学著作
互相询问文学著作的有关情况是徐浩修与清朝文人笔谈交流中常见的内容。
彭元瑞、王杰在与徐浩修的笔谈交流中，均向其询问过《海东秘史》与《东国声诗》二书的情况。徐浩修表示朝鲜除《史记》、《高丽史》、《三国史》这些史书外，无其他史书。但《东国声诗》一书却闻名于当时文坛。徐浩修在与铁保的笔谈中阐述了无此书，但此书却误传并闻名于清朝，必有其原因。《王渔洋诗话》中载：“记得朝鲜使臣语，果然东国解声诗。”世人读其诗，而误以为朝鲜有《东国声诗》此书。徐浩修与铁保的此次笔谈解除了清朝人对朝鲜文学的误解，纠正了学术上的一些偏颇，这对于人们正确了解朝鲜文学，推动文学的正确传播与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中朝文人在表现出对文学著作关注的同时，也表现出了自己渴望得到一些文学书籍的愿望。王杰就在与徐浩修的笔谈中表示自己想得到《牧隐》、《圃隐》二集。徐浩修解释过去400多年，因战乱使得《牧隐》、《圃隐》二集的全集未能保存并未能得以流传，所以王杰自然无法求得《牧隐》、《圃隐》二集。历史上的许多书籍有极大的文化价值与学术研究价值，却因保护不当或战乱等因素，未能流传于后世，实在令人惋惜。
2.清朝禁书
清朝政府为了能更好地统治国家，实行了思想控制，对疑似含有反清及不利于统治者统治国家的书籍采取了禁毁的措施，以期杜绝不利于统治的言论及思想的传播，因而一大批清朝图书被禁。朝鲜文人因出于对清朝文学和对禁书的好奇往往对清朝禁书给予高度关注。因此，询问清朝禁书的情况也是中朝文人笔谈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徐浩修就曾向铁保询问：“《牧斋集》方为禁书，阁下何从得见？”铁保解答了徐浩修的疑问：“凡禁书之法，止公府所藏而已，天下私藏，安能尽去？”这句话说明了当时禁书的执行情况。铁保认为禁书的执行情况因区域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别，禁书之法只对官府起效，但民间私藏之书是没有办法完全毁尽的。由此可以看出，禁书之法尽管很严格，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实效是有限的，并没有使禁书得到全面毁尽。
3.图书编纂
清朝图书编纂具有很大规模，盛况空前。纪昀是清代负有盛名的大文学家，其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在当时文坛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许多朝鲜文人借出使中国这一机会与纪昀结识，并向其询问图书编纂情况。徐浩修在与纪昀笔谈交流中问道：“闻公奉勑校正《明史》，《大清一统志》，已完工否？”纪昀回答《明史》中人名、地名、事实等疏漏之处都已校正完毕，而《大清一统志》由于其中错误较多，有待进一步考证，因此校正工作尚未完工。此外，徐浩修通过亲身考证，向纪昀说明了《大清一统志》中的错误，并发表见解。纪昀表示由于山经地质未经过考证，因此其中的错误难以枚举。从中可以看出，校正古籍、编纂图书是一项工程浩大且需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的工程。此外，徐浩修阐述《大清一统志》中的错误之处，表明他不仅对清朝著作有一定关注，而且进行了仔细的阅读与研究。两国文人对于此的交流也能纠正文学典籍在编纂中的错误和不足。这种笔谈交流对清朝图书的编纂大有裨益，也是两国文人交换学术观点的重要途径。
（二）文学创作
除了有关文学书籍的交流外，在徐浩修与清朝文人笔谈交流的过程中，对文学创作的探讨和对文学作品的品评也是另一大主要内容。徐浩修与铁保的笔谈中，徐浩修表达了对铁保诗作的看法：“贵稿前夜略绰看过，气格遒隽，意致淳雅，句法字眼，皆出性灵之自然，以渔洋之清切，兼牧斋之绮丽，非俺等管见所可窥也。”这段话饱含的是徐浩修对铁保诗作的欣赏与赞美之情，表现出其对铁保文学创作的高度评价。他认为铁保的诗作气节遒健隽永，自然淳雅，充满灵气。兼有渔洋作品清切的风格，与牧斋作品绮丽的风格。而铁保却十分谦虚表示自己志勤才疏，尽管喜爱王渔洋的诗作，却和其诗作水平相距甚远。铁保的诗作强调直接描写自己心中所想所感，抒发真实性情，提倡诗存与境存的诗学主张，在当时有很高的声望，其诗作也在文坛中被广为传诵。铁保才华横溢，却如此谦虚，体现出他低调稳重，踏实勤勉的治学态度。由徐浩修对铁保诗作的褒溢之词，可以看出其诗学观念上与铁保相似，在诗学观念相投的情况下更加深了两人的学谊。
值得一提的是，徐浩修在北京与彭元瑞发生笔谈时，也与从臣吏部尚书潘辉益发生过笔谈交流。潘辉益是越南西山朝与阮朝之交的学者暨官员，也是一名儒学学者。他与徐浩修探讨过冯客宽与李睟光的诗歌唱酬，认为这是千古奇遇。冯客宽与李睟光两人都有诗文集，李睟光诗作词致淳雅，冯客宽诗作意匠遒健，两人诗歌水平在伯仲间。且冯、李二人在诗歌创作方面交流十分频繁，促进了朝鲜文学与越南文学的交流与传播。除此之外，徐浩修还与潘辉益在越南疆域、越南气候与地理位置、越南衣冠饮食等方面有过笔谈交流。潘辉益在徐浩修与彭元瑞发生笔谈时，也在场并参加讨论，这从侧面反映出儒家思想传播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吸引了许多国家的文人来到中国学习儒家思想，研究儒学。 （三）文坛学者
十八世纪朝鲜以儒学作为国家主导思想，因此便自然对研究儒学的学者给予关注。在徐浩修与彭元瑞的笔谈中，徐浩修提到了顾亭林这位大学者。顾亭林即顾炎武，他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徐浩修认为顾亭林“辩之极分晓，前此诸儒所不能及也”。由此观之，徐浩修对顾亭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在他之前，没有一位学者可以比得上他在儒学方面的造诣。对此评价，彭元瑞也表示赞同。他认为，顾亭林的博学是无人可以达到的地步，其经说都经过详尽仔细的考证。从徐浩修与彭元瑞对顾亭林的评价，不难看出，顾亭林学问渊博，精通儒学，注重考证，为学者所赏识。
二、中朝制度
不同的国家，就有不同的国情，因而便会有不同的制度。询问他国制度并比较两国制度的异同也是中朝两国文人笔谈交流中经常涉及的内容。彭元瑞就曾与徐浩修探讨过中朝两国土地结算制度的异同：
彭曰：“亭林博学，果称近世冠冕，而经说亦多考证之精详处尔，贵国结负法，中国顷亩法之同异，可得闻乎？”徐曰：“小邦田制，十把为束，十束为负，百負为结，而中国田制，十步为分，十分为亩，百畒为頃，是小邦之结负，即中国之顷亩也，然小邦量尺，准周尺七尺，中国弓尺，准周尺六尺，故一把为正方，周尺四十九尺，一步为正方，周尺三十六尺，所以结与顷之实积，有多少也。”
这段话表明了中国的頃亩法与朝鲜的结负法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在计量单位上有所差别，因而使得最后累计计算时产生数量差异。
三、天文历算
清朝政府曾建造学馆培养天文历算人才，并购置西方有关科技的书籍，从中学习天文知识。但有些学者并不能很好地认识西方天文知识，对这些知识出现了排斥心理。翁方纲致力于天文历算的研究，能以客观的态度对待西方天文历算理论，且表现出愿意了解、学习的态度。如翁方纲就曾与杜元凯互相讨论春秋朔闰并表现出拜读《浑盖图说集笺》的愿望。徐浩修在得知翁方纲对春秋朔闰有极浓厚的研究兴趣之后，便与其交流，就所见春秋朔闰之说发表见解。徐浩修向翁方纲发表自己春秋朔闰的见解，对于翁方纲进一步了解春秋朔闰，学习天文历算是有很大帮助的。
与徐浩修发生过笔谈的清朝文人有吏部汉尚书彭元瑞、铁保、吏部汉尚书纪昀、军机大臣王杰、翁方纲。徐浩修与清朝文人笔谈交流的内容广泛涉及经学文学、中朝制度、天文历算等方面，同种同源的文化底蕴使得他们的交流极其深入，具有重要意义。徐浩修与清朝文人的笔谈加深了徐浩修与清朝文人在文学方面的交流与研究，推动了两国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增进了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在文学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徐浩修.燕行記.林基中.燕行錄全集：第51册.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2][韩]李家源.赵季，刘畅，译.韩国汉文学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本文为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成果，项目编号：201413993007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