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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发电厂—这个在民众眼里代表着臭气、二英、污染、致癌的名字，在中国的环保企业眼中正在成为一个香饽饽。
2016年3月，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14.38亿欧元正式收购德国EEW Energy from Waste废物能源利用公司100%的股权。这一收购价是去年环保企业海外并购总额的近两倍。EEW是专注于垃圾焚烧发电的德国公司，运营着德国及周边国家的18个垃圾焚烧发电厂，在德国垃圾焚烧发电市场占有率为17%，排名第一。
在这次海外收购中，除了北京控股集团，还有光大国际、首创环境、中国天楹等中国环保公司参与竞标。
与海外收购同步发生的，是中国垃圾焚烧发电厂数量井喷式的增长。芜湖生态中心生活垃圾焚烧信息平台收集的资料显示，截至2016年年初，中国共有434家垃圾焚烧发电厂，运行中的共234座，其余为在建或拟建。这相当于在过去15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建造大约20座垃圾焚烧发电厂。
垃圾焚烧是以一个更经济环保的垃圾处理方式出现的。
越是繁华和人口密集的城市，也恰恰是受垃圾围困最严重的城市。中国环保部2014年的数据显示，生活垃圾产生最多的10个城市，都集中在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排在前三的分别是上海、北京和重庆。
过去对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通常以填埋为主。以上海为例，始建于1985年，由滩涂经围垦筑堤而成的老港垃圾填埋场，曾经承接了上海90%的生活垃圾。这个城市每年会产生743万吨垃圾—这意味着在上海生活的每一个人，每隔半小时就扔掉了一个易拉罐。仅以填埋处理垃圾的方式已经不能解决“垃圾围城”的窘境。
相比填埋，垃圾焚烧这种方式看上去更为科学—不仅减少填埋用地，焚烧后产生的热能，还能给周围居民供暖供电。如果处理得当，垃圾焚烧后的底渣和飞灰能再次利用，做道路沥青。
中国政府也支持提高垃圾焚烧处理的比重。在2010年，中国有77%的垃圾以填埋方式处理，20%为焚烧处理，而根据政府的“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全国垃圾焚烧发电的比例应该达到35%，东南沿海省市以焚烧方式处理垃圾的比例要超过一半—不过目前尚未有确切数据证明这个计划究竟完成了多少。
企业想要参与到垃圾焚烧行业，也能获得政府的多项补贴和优惠。目前中国的垃圾焚烧厂大多为BOT（Build-Opertae-Transfer，特许权）项目，即政府部门与项目公司签订协议，承担项目的企业投资建厂，并拥有30年左右的特许经营权。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垃圾处理企业享有增值税即征即退70%的政策。除此之外，国家发改委还会对参与项目的企业予以补贴。以光大国际投资建设的江苏省常州新北垃圾发电项目一期为例，曾获得发改委1.08亿元人民币的补助。
因垃圾焚烧而产生的电力，企业还能以每度高于火力发电0.25元的价格卖给电力公司。多家上市公司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毛利率为30%至60%，其中以垃圾处理为主营业务的中国天楹，垃圾焚烧发电的毛利率达到56.5%。
基本上，只要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建成投产，就开始产生正向的利润。这个看起来不太赚钱的行业，因为政府的支持，几乎可以没有风险地赚钱。也因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近乎零的风险值，银行愿意以低于全社会平均水平的利率借贷给企业。
上海环境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上海环境”）副总裁，负责垃圾焚烧厂运营、管理和技术监管的张益透露，在中国垃圾焚烧行业，排名前15的企业的垃圾处理规模约为中国整个垃圾焚烧行业的一半，另一半则握在其他小公司的手中。
“目前还没有哪家公司一家独大。”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焦学军表示，垃圾焚烧行业最大的两家公司光大国际和杭州锦江大概占到整个市场份额的百分之十几。
但一些城市的垃圾焚烧行业存在被当地公司垄断的现象，外来企业很难进入。比如上海的垃圾焚烧厂由上海环境、浦发集团承包，广州的主要参与者是广环投，在天津则是天津泰达。
不同城市政府对于垃圾焚烧项目的补贴费用也并不一致。在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每吨垃圾的焚烧处理费用可以达到100到200元，成都和青岛等新一线城市，处理费用通常在每吨六七十元。而在一些更小的城市，环保企业为了争取项目，可能会将这一费用压到更低。
2016年2月，重庆三峰以每吨18元的垃圾处理价格，中标绍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再次刷新了行业最低中标纪录。除了这个极低的处理费，重庆三峰还要承担项目红线外3亿元的周边配套工程投资—这相当于将重庆三峰的实际收入减为负数。
“为了拿项目，有点疯了。”曾在上海环境负责过4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焦学军说。
上海环境也参与了绍兴项目的投标，它的报价是每吨47元。但这个价格仍没达到张益的心理价位，他觉得每吨60元到80元的价格才是行业健康价。
其实早年间垃圾焚烧厂的处理费中标价格还维持在上述健康水平。比如2007年开始建设、2009年投入运营的青岛小涧西垃圾焚烧项目，就是上海环境以每吨61元的价格中标的。当时参与投标的有天津泰达、重庆三峰和光大国际等企业。“我们价格是中间价，并不是最低。”焦学军说，“技术方案、资金实力、政治背景等都是政府部门考虑的因素。”
低价竞争的方式走到最后，企业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报出合理的价格但不中标，另一条是用低价中标。这对于拥有不止一个项目的企业而言短期是可行的，“可以用其他赚钱的项目养这一个项目。”张益说。但低价不是长久之计。另一个办法就是调价。
在垃圾焚烧项目上，企业和政府的关系看起来有些微妙。“和政府部门搞好关系，有些企业可能会以管理标准提高为由，和政府说当初的中标价远低于市场价，这样就有了调价的预期。”张益说。
一个例子是天津泰达。这家公司在2015年的年报中写到，“武清垃圾填埋项目运营获得新突破，垃圾处理费上调方案获武清区政府、武清区市容委批准，预计增加收入153万元/年，增加利润120万元/年。”2015年，天津泰达又以垃圾处理费26.5元/吨的低价拿下江苏高邮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低价带来的环保隐患包括企业在投产后，为了节省成本不运转烟气净化装置。陈德珍认为，理论上，脱硫脱酸、除二英、飞尘等烟气净化设备部分的投资应该占到整个建厂成本的1/3左右。“但这么低的价格，环保设备上的投入和运营很难保证，”同济大学热能与环境工程研究所所长陈德珍说，“如果企业要在排放数据上作假，也是有空间的。”
民间环保公益项目“北京零废弃”的发起人毛达认为，政府监管不力让企业对政府的不作为产生预期，“有了这个预期，企业会肆无忌惮地报出很低的价格。”
作为一个国家重点关注的项目，垃圾焚烧厂在建设和运营的过程中，牵扯到许多行政部门。但其中和企业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当地政府。一般来说，垃圾焚烧厂从环评、立项到建设、投产，大约需要3年时间。其中最难控制的就是建设的前期工作，它涉及到老百姓的环评、征地等。
政府很大程度上承担着保证项目顺利开工的责任。青岛小涧西垃圾焚烧项目做环评时，当地政府把村长、镇长聚集起来开会，做思想工作，让他们完成环评要求的通过率。
但只要投建垃圾焚烧发电厂，企业就不得不面对周边民众的反对—哪怕垃圾焚烧已经是目前最经济、有效、减容、污染最少的垃圾处理方式。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财报显示，其收购的创冠中国因为廊坊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受到村民阻挠，比原计划推迟一年才投入运营，导致2015年业绩未达预期。
持续不断的“邻避运动”让垃圾焚烧厂的选址越来越困难。国外的垃圾焚烧厂为了节省运输成本一般建在市中心，但为了避免“麻烦”，中国的政府和企业都倾向于在郊区建设大规模的垃圾焚烧发电厂。
过去15年，中国垃圾焚烧厂的总处理能力翻了230多倍，来自芜湖生态中心生活垃圾焚烧信息平台的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运行中的垃圾焚烧厂每天只能焚烧920吨垃圾，到2016年年初，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23万吨，如果加上在建与拟建的焚烧发电厂，全国能处理的垃圾规模将是现在的两倍。
能源领域垂直媒体Energy Digital预测，中国垃圾焚烧发电产业在未来几年的年增速超过20%，垃圾焚烧发电的产业规模在2020年将达到200亿元人民币。
迅速增加的中国垃圾焚烧发电厂就像是一个潘多拉魔盒。对企业来说，“打开”能预见稳定的利润；但“打开”同样伴随着不可预估的环境风险—比如常说的二英，比如还未受到重视的飞灰。
2016年3月，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14.38亿欧元正式收购德国EEW Energy from Waste废物能源利用公司100%的股权。这一收购价是去年环保企业海外并购总额的近两倍。EEW是专注于垃圾焚烧发电的德国公司，运营着德国及周边国家的18个垃圾焚烧发电厂，在德国垃圾焚烧发电市场占有率为17%，排名第一。
在这次海外收购中，除了北京控股集团，还有光大国际、首创环境、中国天楹等中国环保公司参与竞标。
与海外收购同步发生的，是中国垃圾焚烧发电厂数量井喷式的增长。芜湖生态中心生活垃圾焚烧信息平台收集的资料显示，截至2016年年初，中国共有434家垃圾焚烧发电厂，运行中的共234座，其余为在建或拟建。这相当于在过去15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建造大约20座垃圾焚烧发电厂。
垃圾焚烧是以一个更经济环保的垃圾处理方式出现的。
越是繁华和人口密集的城市，也恰恰是受垃圾围困最严重的城市。中国环保部2014年的数据显示，生活垃圾产生最多的10个城市，都集中在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排在前三的分别是上海、北京和重庆。
过去对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通常以填埋为主。以上海为例，始建于1985年，由滩涂经围垦筑堤而成的老港垃圾填埋场，曾经承接了上海90%的生活垃圾。这个城市每年会产生743万吨垃圾—这意味着在上海生活的每一个人，每隔半小时就扔掉了一个易拉罐。仅以填埋处理垃圾的方式已经不能解决“垃圾围城”的窘境。
相比填埋，垃圾焚烧这种方式看上去更为科学—不仅减少填埋用地，焚烧后产生的热能，还能给周围居民供暖供电。如果处理得当，垃圾焚烧后的底渣和飞灰能再次利用，做道路沥青。
中国政府也支持提高垃圾焚烧处理的比重。在2010年，中国有77%的垃圾以填埋方式处理，20%为焚烧处理，而根据政府的“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全国垃圾焚烧发电的比例应该达到35%，东南沿海省市以焚烧方式处理垃圾的比例要超过一半—不过目前尚未有确切数据证明这个计划究竟完成了多少。
企业想要参与到垃圾焚烧行业，也能获得政府的多项补贴和优惠。目前中国的垃圾焚烧厂大多为BOT（Build-Opertae-Transfer，特许权）项目，即政府部门与项目公司签订协议，承担项目的企业投资建厂，并拥有30年左右的特许经营权。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垃圾处理企业享有增值税即征即退70%的政策。除此之外，国家发改委还会对参与项目的企业予以补贴。以光大国际投资建设的江苏省常州新北垃圾发电项目一期为例，曾获得发改委1.08亿元人民币的补助。
因垃圾焚烧而产生的电力，企业还能以每度高于火力发电0.25元的价格卖给电力公司。多家上市公司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毛利率为30%至60%，其中以垃圾处理为主营业务的中国天楹，垃圾焚烧发电的毛利率达到56.5%。
基本上，只要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建成投产，就开始产生正向的利润。这个看起来不太赚钱的行业，因为政府的支持，几乎可以没有风险地赚钱。也因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近乎零的风险值，银行愿意以低于全社会平均水平的利率借贷给企业。
上海环境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上海环境”）副总裁，负责垃圾焚烧厂运营、管理和技术监管的张益透露，在中国垃圾焚烧行业，排名前15的企业的垃圾处理规模约为中国整个垃圾焚烧行业的一半，另一半则握在其他小公司的手中。
“目前还没有哪家公司一家独大。”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焦学军表示，垃圾焚烧行业最大的两家公司光大国际和杭州锦江大概占到整个市场份额的百分之十几。
但一些城市的垃圾焚烧行业存在被当地公司垄断的现象，外来企业很难进入。比如上海的垃圾焚烧厂由上海环境、浦发集团承包，广州的主要参与者是广环投，在天津则是天津泰达。
不同城市政府对于垃圾焚烧项目的补贴费用也并不一致。在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每吨垃圾的焚烧处理费用可以达到100到200元，成都和青岛等新一线城市，处理费用通常在每吨六七十元。而在一些更小的城市，环保企业为了争取项目，可能会将这一费用压到更低。
2016年2月，重庆三峰以每吨18元的垃圾处理价格，中标绍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再次刷新了行业最低中标纪录。除了这个极低的处理费，重庆三峰还要承担项目红线外3亿元的周边配套工程投资—这相当于将重庆三峰的实际收入减为负数。
“为了拿项目，有点疯了。”曾在上海环境负责过4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焦学军说。
上海环境也参与了绍兴项目的投标，它的报价是每吨47元。但这个价格仍没达到张益的心理价位，他觉得每吨60元到80元的价格才是行业健康价。
其实早年间垃圾焚烧厂的处理费中标价格还维持在上述健康水平。比如2007年开始建设、2009年投入运营的青岛小涧西垃圾焚烧项目，就是上海环境以每吨61元的价格中标的。当时参与投标的有天津泰达、重庆三峰和光大国际等企业。“我们价格是中间价，并不是最低。”焦学军说，“技术方案、资金实力、政治背景等都是政府部门考虑的因素。”
低价竞争的方式走到最后，企业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报出合理的价格但不中标，另一条是用低价中标。这对于拥有不止一个项目的企业而言短期是可行的，“可以用其他赚钱的项目养这一个项目。”张益说。但低价不是长久之计。另一个办法就是调价。
在垃圾焚烧项目上，企业和政府的关系看起来有些微妙。“和政府部门搞好关系，有些企业可能会以管理标准提高为由，和政府说当初的中标价远低于市场价，这样就有了调价的预期。”张益说。
一个例子是天津泰达。这家公司在2015年的年报中写到，“武清垃圾填埋项目运营获得新突破，垃圾处理费上调方案获武清区政府、武清区市容委批准，预计增加收入153万元/年，增加利润120万元/年。”2015年，天津泰达又以垃圾处理费26.5元/吨的低价拿下江苏高邮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低价带来的环保隐患包括企业在投产后，为了节省成本不运转烟气净化装置。陈德珍认为，理论上，脱硫脱酸、除二英、飞尘等烟气净化设备部分的投资应该占到整个建厂成本的1/3左右。“但这么低的价格，环保设备上的投入和运营很难保证，”同济大学热能与环境工程研究所所长陈德珍说，“如果企业要在排放数据上作假，也是有空间的。”
民间环保公益项目“北京零废弃”的发起人毛达认为，政府监管不力让企业对政府的不作为产生预期，“有了这个预期，企业会肆无忌惮地报出很低的价格。”
作为一个国家重点关注的项目，垃圾焚烧厂在建设和运营的过程中，牵扯到许多行政部门。但其中和企业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当地政府。一般来说，垃圾焚烧厂从环评、立项到建设、投产，大约需要3年时间。其中最难控制的就是建设的前期工作，它涉及到老百姓的环评、征地等。
政府很大程度上承担着保证项目顺利开工的责任。青岛小涧西垃圾焚烧项目做环评时，当地政府把村长、镇长聚集起来开会，做思想工作，让他们完成环评要求的通过率。
但只要投建垃圾焚烧发电厂，企业就不得不面对周边民众的反对—哪怕垃圾焚烧已经是目前最经济、有效、减容、污染最少的垃圾处理方式。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财报显示，其收购的创冠中国因为廊坊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受到村民阻挠，比原计划推迟一年才投入运营，导致2015年业绩未达预期。
持续不断的“邻避运动”让垃圾焚烧厂的选址越来越困难。国外的垃圾焚烧厂为了节省运输成本一般建在市中心，但为了避免“麻烦”，中国的政府和企业都倾向于在郊区建设大规模的垃圾焚烧发电厂。
过去15年，中国垃圾焚烧厂的总处理能力翻了230多倍，来自芜湖生态中心生活垃圾焚烧信息平台的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运行中的垃圾焚烧厂每天只能焚烧920吨垃圾，到2016年年初，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23万吨，如果加上在建与拟建的焚烧发电厂，全国能处理的垃圾规模将是现在的两倍。
能源领域垂直媒体Energy Digital预测，中国垃圾焚烧发电产业在未来几年的年增速超过20%，垃圾焚烧发电的产业规模在2020年将达到200亿元人民币。
迅速增加的中国垃圾焚烧发电厂就像是一个潘多拉魔盒。对企业来说，“打开”能预见稳定的利润；但“打开”同样伴随着不可预估的环境风险—比如常说的二英，比如还未受到重视的飞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