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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常，文艺界的委员年年必做的事，就是数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文化的字数，字数多了，觉得文化被重视，少则反之。但今年，文艺界的委员不用数了，党的十八大已经把“文化建设”再次放到了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同等的高度，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总体战略。对此，文艺工作的从业者们欣喜之余，倍觉任重道远。在近日召开的上海两会上，文艺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针对城市的发展纷纷建言献策，同时在文化发展方面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
用文化展现城市的“面子”
好的开放的公共文化空间，不仅能营造城市文化氛围，还能塑造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在人代会“加强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科学编制城市总体规划”专题审议中，陈丹燕代表建议，上海未来城市规划编制过程中，应添加对地标性公共空间建设的规划。陈丹燕认为，上海的城市规划中有很多商业方面的规划，可谓是城市规划的“里子”，但是“面子”的规划则相对不足。陈丹燕口中的“面子”，指的是城市地标性的公共空间。她认为，这样的公共空间不应只是一个“购物后喝一杯咖啡的地方”，而是要有城市精神、城市文化和城市历史文脉的展示，“所有来上海的人或者生活在上海的人，都能在那里感受到上海城市精神生活的标准，收获一种精神上的成果。”为此，陈丹燕还提议重建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建于1918年，原位于现在的中山东一路、延安路交界处。1941年，侵华日军占领上海后，将纪念碑拆毁。陈丹燕指出：“这个纪念碑是一个历史地标，如果我们能恢复这个标志，其实也就恢复了一段与历史的联系。我觉得，在我们的城市规划中，是不是能够找到这样的东西并把它们做进规划里，从而恢复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面貌和文化底蕴。”
当然，营造一个完美的公共文化空间并不只是文化界的事，往往还涉及城市规划、市容等多方面的问题。日前，康定路600弄拆迁基地废墟上的涂鸦突然走红，一夜之间又遭铲除，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上海两会上，涂鸦墙也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市政协委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戴建国认为：“废墟涂鸦为什么会火，是因为艺术家画出了市民的心声，它使人想起了过去的温馨画面，还有对老房子的留恋。”对于涂鸦引发的争议，戴建国认为要多方面看，他并不赞同到处乱画，艺术家在作画时应该考虑场所，同时他建议政府部门可以开辟一些涂鸦墙，让一些民间艺术家能够在公共的区域留下他们的作品，让市民对这个城市多一点爱和依恋。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文联主席、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施大畏表示：“康定路600弄拆迁后，很多人用涂鸦的形式表达对老城的记忆，我觉得这种感情是很纯真的，也代表了年轻群体对社会的感受，我觉得这是很可爱的。”在施大畏看来，一座城市需要艺术家对自己最感动的东西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正能量的表达，只要它在一个规范内进行，不触犯底线，就应该得到宽容的对待。施大畏指出，某种城市艺术是否有价值有三个判断：一、是不是正确的，或者是否存在负面效应？二、是否有学术高度，能否给人启示？三、能否给城市带来活力？“如果这三个判断都有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把这个现象通过媒体，通过政府部门引导，变成一个正能量的东西，而涂鸦墙，只不过是艺术家在特定的时间段里的一种情感表达，留个记忆，墙拆了后就自然没了，顺其自然便可以。”
創作者要常自省，
不做“批评家”
“文化工作者必须脚踏实地，迈开大步直接去实践、创作，但现在一些创作者有时往往像个批评家，讲环境不好，讲条件不好，讲方方面面不好，但是忘了讲讲自己有哪些不足，譬如为何多年的作品没有新的文化含义，没有新的文化贡献，容易被人遗忘。”两会上，市政协委员、上海文广影视管理局艺术总监滕俊杰指出，“我们还是要真正认清自己肩上的重任，用文化的方式、创作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文化主张、社会主张、生命主张。”滕俊杰认为，认认真真、不遗余力地创新是一个通达目标的“天梯”。同时在创新的路上，要有真正的文化贡献、文化价值，必须具备三方面素质：激情、格局、坚持。“首先要充满激情，有了激情就会主动去关注、学习，主动去不遗余力地想象。第二要有格局，创新事实上是一种格局的再现，你既要看脚下，又要看天下，这样就不会满足于小小的成就，看到自己与别人的差距，在这样的格局下，也会防止一种‘乡村维纳斯’现象，防止自己成为井底之蛙。格局也是一种胸襟，要拥抱新事物，学习新知识，有一颗谦逊的心。第三要坚持，创作过程中总会碰到一些困难，创新的功亏一篑一般就因输在最后一公里，所以要有殚精竭虑、咬紧牙关、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持的精神。”
近十几年，电影发展突飞猛进，2014年全国电影总票房达到296.39亿元，同比增长36.15%，然而市场的繁荣并不意味着艺术的同步繁荣，资本的大量介入，时而绑架了文化的逻辑、更改了艺术的规律，文化在与资本的博弈中往往势单力薄。面对现状，市政协委员、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在专题会议上也提醒从业者要自省，要有清醒的认识。他提到，近日在《洛杉矶时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对中国电影进行了总体评述，其中有三个基本观点：第一，预计中国电影市场在2020年左右会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给美国造成了高度的紧张;第二，从近几年中国电影的发展来看，市场方面的数字是惊人的，但从质量、文化影响力方面来讲，美国电影人其实不用太紧张;第三，中国电影可能像印度电影一样，过度地超支了电影观众的热情。这些观点让任仲伦有些触动，“现在国内电影市场发展很好，电影娱乐的功能被放大以后，电影的投资、制作更多地涌向有商业价值的电影，快速地推出一批商业影片，这些商业影片对整个产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但还是要推出更有文化的电影，重点扶植一些优秀电影。我觉得上海是否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集中一些人力财力，用三五年时间，沉下心来，多推出一些真正有思想价值、艺术价值，也包括有商业价值的影片。”
关注年轻人，
关注民间力量 “院线的经理们告诉我，现在的电影观众的平均年龄是21.8岁，那么我就会反思，我是50后的人，我必须调整我50后的审美和表达方式，才能赢得21.8岁的观众。”在专题会议上，市政协委员、导演江海洋深刻反思道。在他眼里，徐克导的电影《智取威虎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老人、年轻人都各取所需，这就给创作人员一个提醒，必须改变思维，要寻找和年轻人对话的可能。“我们今天处于一个互联网时代，面临的是一个文化发展的新常态，80后、90后的孩子是在电脑前长大的，我们若还是以不变应万变来拍电影，他们肯定是拒绝的。延展之，我们的文化工作也要有所改变。传播方式的改变一定改变人们的接受方式，接受方式的改变一定改变审美方式，审美方式的改变一定改变人们对文化价值的认识。我们要改变原来的那一套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不能像过去一样还把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一味强行灌输核心价值观，这是行不通的。”
市政协委员、编剧王丽萍也认为要重视年轻人，“国际大都市的建设、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跟年轻人息息相关。如今电视的开机率在减低，而网络点击的数据在增加，很多青年人在政坛上没有话语权，但是在网络上，人人都是发言者，所以千万不要忽视了年轻人的话语权。”近几年，新媒体飞速发展，青年人更习惯于发微博、看微信，他们不一定看《新闻联播》，但会看微信上的新闻，因此，王丽萍认為要做好微信公众号的传播，不能忽视年轻人的力量。同时，王丽萍还指出，不要忽视民间力量的存在。“目前在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里，有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有各种各样的‘海漂’族，多倾听他们的呼声，把他们的力量凝聚起来，可以让上海文化这潭水活跃起来。”
市政协委员、上海作协副主席秦文君则表示，要吸引“海漂”和留住“海漂”，其实就是要做好两件事，一是让他们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二是解决他们的落籍问题。
现今，上海这座城市里活跃着很多的文化沙龙，比如“克勒门”文化沙龙、思南公馆的沙龙。王丽萍也与一些上海的编剧一起自发组织了一个“上海影视四季沙龙”，邀请国内外的一线编剧、导演来上海探讨上海影视创作发展态势。“上海有很多活跃的沙龙，可以吸引全国性的人才在这个平台上表现自己，也希望政府能有一些实实在在的资助，让上海的文化环境更风生水起。”
江海洋也指出，虽然文化方面的投入在逐年增加，但是与体育、教育领域的投入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因此呼吁政府部门加大对于文化的投入也是文学艺术界委员的共同心声。
用文化展现城市的“面子”
好的开放的公共文化空间，不仅能营造城市文化氛围，还能塑造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在人代会“加强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科学编制城市总体规划”专题审议中，陈丹燕代表建议，上海未来城市规划编制过程中，应添加对地标性公共空间建设的规划。陈丹燕认为，上海的城市规划中有很多商业方面的规划，可谓是城市规划的“里子”，但是“面子”的规划则相对不足。陈丹燕口中的“面子”，指的是城市地标性的公共空间。她认为，这样的公共空间不应只是一个“购物后喝一杯咖啡的地方”，而是要有城市精神、城市文化和城市历史文脉的展示，“所有来上海的人或者生活在上海的人，都能在那里感受到上海城市精神生活的标准，收获一种精神上的成果。”为此，陈丹燕还提议重建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建于1918年，原位于现在的中山东一路、延安路交界处。1941年，侵华日军占领上海后，将纪念碑拆毁。陈丹燕指出：“这个纪念碑是一个历史地标，如果我们能恢复这个标志，其实也就恢复了一段与历史的联系。我觉得，在我们的城市规划中，是不是能够找到这样的东西并把它们做进规划里，从而恢复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面貌和文化底蕴。”
当然，营造一个完美的公共文化空间并不只是文化界的事，往往还涉及城市规划、市容等多方面的问题。日前，康定路600弄拆迁基地废墟上的涂鸦突然走红，一夜之间又遭铲除，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上海两会上，涂鸦墙也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市政协委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戴建国认为：“废墟涂鸦为什么会火，是因为艺术家画出了市民的心声，它使人想起了过去的温馨画面，还有对老房子的留恋。”对于涂鸦引发的争议，戴建国认为要多方面看，他并不赞同到处乱画，艺术家在作画时应该考虑场所，同时他建议政府部门可以开辟一些涂鸦墙，让一些民间艺术家能够在公共的区域留下他们的作品，让市民对这个城市多一点爱和依恋。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文联主席、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施大畏表示：“康定路600弄拆迁后，很多人用涂鸦的形式表达对老城的记忆，我觉得这种感情是很纯真的，也代表了年轻群体对社会的感受，我觉得这是很可爱的。”在施大畏看来，一座城市需要艺术家对自己最感动的东西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正能量的表达，只要它在一个规范内进行，不触犯底线，就应该得到宽容的对待。施大畏指出，某种城市艺术是否有价值有三个判断：一、是不是正确的，或者是否存在负面效应？二、是否有学术高度，能否给人启示？三、能否给城市带来活力？“如果这三个判断都有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把这个现象通过媒体，通过政府部门引导，变成一个正能量的东西，而涂鸦墙，只不过是艺术家在特定的时间段里的一种情感表达，留个记忆，墙拆了后就自然没了，顺其自然便可以。”
創作者要常自省，
不做“批评家”
“文化工作者必须脚踏实地，迈开大步直接去实践、创作，但现在一些创作者有时往往像个批评家，讲环境不好，讲条件不好，讲方方面面不好，但是忘了讲讲自己有哪些不足，譬如为何多年的作品没有新的文化含义，没有新的文化贡献，容易被人遗忘。”两会上，市政协委员、上海文广影视管理局艺术总监滕俊杰指出，“我们还是要真正认清自己肩上的重任，用文化的方式、创作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文化主张、社会主张、生命主张。”滕俊杰认为，认认真真、不遗余力地创新是一个通达目标的“天梯”。同时在创新的路上，要有真正的文化贡献、文化价值，必须具备三方面素质：激情、格局、坚持。“首先要充满激情，有了激情就会主动去关注、学习，主动去不遗余力地想象。第二要有格局，创新事实上是一种格局的再现，你既要看脚下，又要看天下，这样就不会满足于小小的成就，看到自己与别人的差距，在这样的格局下，也会防止一种‘乡村维纳斯’现象，防止自己成为井底之蛙。格局也是一种胸襟，要拥抱新事物，学习新知识，有一颗谦逊的心。第三要坚持，创作过程中总会碰到一些困难，创新的功亏一篑一般就因输在最后一公里，所以要有殚精竭虑、咬紧牙关、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持的精神。”
近十几年，电影发展突飞猛进，2014年全国电影总票房达到296.39亿元，同比增长36.15%，然而市场的繁荣并不意味着艺术的同步繁荣，资本的大量介入，时而绑架了文化的逻辑、更改了艺术的规律，文化在与资本的博弈中往往势单力薄。面对现状，市政协委员、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在专题会议上也提醒从业者要自省，要有清醒的认识。他提到，近日在《洛杉矶时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对中国电影进行了总体评述，其中有三个基本观点：第一，预计中国电影市场在2020年左右会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给美国造成了高度的紧张;第二，从近几年中国电影的发展来看，市场方面的数字是惊人的，但从质量、文化影响力方面来讲，美国电影人其实不用太紧张;第三，中国电影可能像印度电影一样，过度地超支了电影观众的热情。这些观点让任仲伦有些触动，“现在国内电影市场发展很好，电影娱乐的功能被放大以后，电影的投资、制作更多地涌向有商业价值的电影，快速地推出一批商业影片，这些商业影片对整个产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但还是要推出更有文化的电影，重点扶植一些优秀电影。我觉得上海是否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集中一些人力财力，用三五年时间，沉下心来，多推出一些真正有思想价值、艺术价值，也包括有商业价值的影片。”
关注年轻人，
关注民间力量 “院线的经理们告诉我，现在的电影观众的平均年龄是21.8岁，那么我就会反思，我是50后的人，我必须调整我50后的审美和表达方式，才能赢得21.8岁的观众。”在专题会议上，市政协委员、导演江海洋深刻反思道。在他眼里，徐克导的电影《智取威虎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老人、年轻人都各取所需，这就给创作人员一个提醒，必须改变思维，要寻找和年轻人对话的可能。“我们今天处于一个互联网时代，面临的是一个文化发展的新常态，80后、90后的孩子是在电脑前长大的，我们若还是以不变应万变来拍电影，他们肯定是拒绝的。延展之，我们的文化工作也要有所改变。传播方式的改变一定改变人们的接受方式，接受方式的改变一定改变审美方式，审美方式的改变一定改变人们对文化价值的认识。我们要改变原来的那一套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不能像过去一样还把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一味强行灌输核心价值观，这是行不通的。”
市政协委员、编剧王丽萍也认为要重视年轻人，“国际大都市的建设、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跟年轻人息息相关。如今电视的开机率在减低，而网络点击的数据在增加，很多青年人在政坛上没有话语权，但是在网络上，人人都是发言者，所以千万不要忽视了年轻人的话语权。”近几年，新媒体飞速发展，青年人更习惯于发微博、看微信，他们不一定看《新闻联播》，但会看微信上的新闻，因此，王丽萍认為要做好微信公众号的传播，不能忽视年轻人的力量。同时，王丽萍还指出，不要忽视民间力量的存在。“目前在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里，有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有各种各样的‘海漂’族，多倾听他们的呼声，把他们的力量凝聚起来，可以让上海文化这潭水活跃起来。”
市政协委员、上海作协副主席秦文君则表示，要吸引“海漂”和留住“海漂”，其实就是要做好两件事，一是让他们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二是解决他们的落籍问题。
现今，上海这座城市里活跃着很多的文化沙龙，比如“克勒门”文化沙龙、思南公馆的沙龙。王丽萍也与一些上海的编剧一起自发组织了一个“上海影视四季沙龙”，邀请国内外的一线编剧、导演来上海探讨上海影视创作发展态势。“上海有很多活跃的沙龙，可以吸引全国性的人才在这个平台上表现自己，也希望政府能有一些实实在在的资助，让上海的文化环境更风生水起。”
江海洋也指出，虽然文化方面的投入在逐年增加，但是与体育、教育领域的投入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因此呼吁政府部门加大对于文化的投入也是文学艺术界委员的共同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