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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拜占庭帝国是欧洲中世纪中央集权制高度发达的国家，其官僚制的特征在继承罗马帝国的基础上，在帝国早期阶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因此拜占庭帝国早期的官僚制奠定了帝国一千余年中央集权制度的主基调。塞奥非拉克特是拜占庭帝国7世纪的著名历史学家，其所著的《历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记载了莫里斯统治时期帝国的宫廷礼仪活动与官僚制度，为同时期其他史书所阙如。塞奥非拉克特所记的宫廷礼仪活动反映了帝国逐渐形成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与官僚制度。
【关键词】拜占庭;塞奥非拉克特;宫廷礼仪
塞奥非拉克特是拜占庭帝国7世纪初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其所著的《历史》流传后世，史料价值不凡，影响深远。侧重于描述军事和政治领域内的事务，延续了古典时代以来历史作品撰述的基本原则，是政治军事史编撰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他将记述的重点放在首都，对莫里斯时期的诸多政治与军事事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探究了其中的原因。相比其他作品，《历史》中具有突出史料价值的部分在于书中包含了大量有关京城庆典和宫廷仪式的细节描写，这是同时代很多文献所缺少的。其中大多数的庆典和仪式都与王室密切相关，诸如莫里斯的皇帝授予仪式、提比略追悼仪式、莫里斯结婚大典、莫里斯登基一周年庆典、皇子塞奥多西结婚典礼、圣烛节仪式活动和莫里斯政权垮台之前的竞技党活动）等。
一、宫廷礼仪活动的基本内容与程序
君士坦丁七世主持编纂了一部《礼仪书》，对宫廷礼仪活动的程序和礼节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根据《礼仪书》记载，宫廷礼仪活动包括加冕、皇家子女出生、皇家婚礼、出行、回朝、葬礼，日常活动包括上朝，会见外国君主或使节，出席观看竞技活动，参加宗教祈祷和国家节日。上述所有活动皇帝都必须参加，皇帝始终是宫廷礼仪活动的核心，所有安排都是围绕皇帝进行的，在所有重大场合，皇帝的出场是整个活动的中心，牵动着典礼的其他环节。[1]12据塞奥非拉克特《历史》，在“莫里斯登基一周年庆典”和“圣烛节仪式活动”上，皇帝的出场是全副盛装的，左手持十字架，标志着上帝在人间代表的身份，右手斜持权杖。[2]23
《历史》详细记载了莫里斯的皇帝授予仪式，即加冕礼。根据罗马旧制，被拥立为皇帝的人需要在全体元老、军队和首都居民的欢呼声中，站立在由将士抬起的盾牌上，意味着皇权获得贵族和民众的认可。这一“举盾仪式”在篡位者福卡斯那里获得实现，叛乱的士兵将福卡斯“高举在盾牌上”。[2]45但通过合法继承或指定的方式获得皇位的都需要进行皇帝加冕仪式。457年，利奥一世首开皇帝加冕的先河。根据《礼仪书》，皇帝加冕仪式一般在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教堂举行，这是在7世纪初福卡斯称帝时，拜占庭皇帝的加冕仪式才确定在圣索菲亚教堂，以后成为定制，而此前的加冕仪式都在皇宫内举行。参加者包括帝国所有上层人物，在莫里斯加冕仪式时，提比略皇帝召集“君士坦丁堡大教长、高级教士、宫廷卫队长官、军事将领、政府主要官员和民众代表”参加典礼。[1]65根据《礼仪书》，参与者都要身着镶金边的白色礼服，在仪式开始时，大教长要在教堂前迎候皇帝的到来，并陪伴皇帝更换盛装，而后大教长手牵皇帝缓缓进入江铜，通过众宾客夹道欢迎来到第二道大门，点燃特制的蜡烛。皇帝由大教长继续陪同来到圣坛屏风前的斑岩石板上，面向基督圣像祈祷，随后进入圣坛。大教长在唱诗班伴唱下，为皇冠祝圣，为皇帝加冕。最后，皇帝在黄金或象牙制作的宝座上落座，接受全体文臣武将的顶礼膜拜，他们按照地位高低依次来到皇帝面前，宣誓效忠。[3]326然而在7世纪之前，加冕仪式还未形成定制，《历史》中记载莫里斯的加冕礼是由提比略主持的，由于重病在身，他授意大教长约翰发表了长篇演说，文中并未提到大教长为莫里斯加冕，而只提到“提比略拿起皇冠和紫色皇袍交在继任者手中，随后人群中响起阵阵热烈的欢呼和经久不息的掌声”。
据《礼仪书》的仪文表明，拜占庭王室婚礼是帝国极为盛大的典礼活动，在圣索菲亚教堂举行，婚礼由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主持，帝国所有的高级官吏都要盛装出席。新郎和新娘身着皇袍头戴皇冠，出席婚礼的贵族和官员首先向新婚夫妇行跪拜礼，而后列队伴随新人前往大皇宫。在皇宫前，由蓝、绿两个竞技党组成的唱诗班高唱颂歌以示祝贺，他们是民众的代表。之后皇帝与皇后脱去盛装，与宾客共进晚餐。《礼仪书》规定了皇室婚礼的仪式、礼节、流程以及装饰的特点，婚礼仪式与基督教结合比较紧密，呈现出庄严、肃穆与神圣之感。[1]20在《历史》中，塞奥非拉克特记载了莫里斯结婚大典和皇子塞奥多西婚礼，莫里斯的结婚典礼由大教长约翰主持、祈祷与祝福，地点在“大皇宫”（Daphne）宫殿群的圣·斯蒂芬教堂，这是传统的举行皇室婚礼的地方。《历史》描写了莫里斯婚礼的整个流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伴随着皇室的婚礼，民众的庆祝活动异常丰富，这表明拜占庭皇室希望通过婚礼来拉近与民众的关系，使民众感受到帝国的荣耀。《历史》中皇子塞奥多西婚礼寥寥数句，并未将典礼的细节充分展现，作者在此同时记载了结婚典礼和民众暴乱，二者时间上相距不远，而将后者详述，究其缘由在于民众暴乱颠覆了莫里斯的统治，掩盖了皇子婚礼所带来的喜庆气氛。《礼仪书》作于10世纪君士坦丁七世之手，对5世纪以来皇室婚礼的典章制度、礼节仪文进行了细致规定，几个世纪以来皇室婚礼的基本仪式尚无变化，因此由《礼仪书》，我们大体可以窥见此类婚礼的基本情形。
拜占庭帝国作为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在政治生活中保留了大量罗马时期民主制的因素，民众享有免费参与公共娱乐活动的权利。观看赛车是民众参与的主要公共娱乐活动。建立在观赛基础上的竞技党活动是罗马-拜占庭帝国时期，由城市民众组成的观看比赛的队伍，赛场划分为蓝、绿、红、白色四个座区，各区观众为本区赛车呐喊助威，后来逐渐发展成为赛区党（或称竞技党）。竞技党不仅成为体育竞赛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同时也是民众利益诉求的重要代表。皇帝为了拉近与民众的距离，往往会与民众一起观赛，利用竞技党为其专制统治服务。其职能大致可分为仪式性职能（即参与礼仪活动）、政治职能（即作为民众意见传达者和骚乱制造者）和军事职能（即从事保卫城市的辅助性军事组织）。竞技党诞生于4世纪，7世纪初逐渐衰落，其中发展的顶峰是查士丁尼时期的“尼卡”起义，当时势力较大的蓝党和绿党因对皇帝的宗教政策不满，遂发动起义，对政局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可见，在查士丁尼时期，竞技党的职能包含了上述三者。7世纪以后，竞技党的仪式性作用日益突出，逐渐融入宫廷及宫廷仪式。君士坦丁七世《礼仪书》记述了竞技党在各项国家仪式中的角色与活动，例如，在加冕仪式、王室婚礼以及王室成员的重命名仪式中，竞技党从事布置会场、唱赞美诗等活动。[1]22塞奥非拉克特《历史》记载了与竞技党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阐述了竞技党的某些职能，例如除了承办赛车竞技的娱乐节庆和为皇帝婚礼唱赞美诗外，还有在国家紧急情况下，作为备用军事力量来守卫城防。[2]67由于竞技党代表民众的力量，他们与残余的元老院势力或军队相结合，往往会成为左右政局或罢免皇帝的重要因素。据《历史》介绍，莫里斯皇帝坚持在冬季对多瑙河以北地区用兵，乘勝剿灭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拒绝士兵提出的回家的要求，因此招致百人队队长福卡斯的叛乱。莫里斯在赛车竞技集会中发表演说，希望这一军事政策能够赢得民众支持，但是以竞技党为代表的民众不再信任他，反而为福卡斯建言献策，支持福卡斯获得皇位，在此过程中，竞技党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成为影响皇帝任免的重要力量。 二、宫廷礼仪活动的内涵及意义
宫廷礼仪活动是以王室为核心，彰显“君权神授”理念，服务于皇帝专制统治，皇帝专制统治是拜占庭帝国政治的核心，而一整套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则是以戴克里先的改革为肇端的。戴克里先借鉴了波斯帝国和埃及的帝制与宫廷礼仪传统，使罗马时期“君权取之于民”的理念被“君权神授”所取代。自戴克里先开始，罗马帝国统治者不再称为“元首”或“第一公民”，而是“皇帝”。尽管拜占庭人沿用罗马旧称，称皇帝为“奥古斯都”，7世纪以后，则改用“瓦西里”，其实质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权力的来源来说，皇帝的权力来自于上帝，而不是民众，因此宫廷礼仪活动一方面以王室为核心，另一方面在所有的宫廷礼仪活动中，“上帝的代言人”——基督教会都会参与其中，在某些礼仪活动中，甚至占据主导地位，比如加冕礼。据《历史》所记，皇帝的加冕礼、婚礼、登基一周年庆典等都是在教堂举行，由大教长主持，整个礼仪程序与基督教密切相关。根据基督教观念，教皇是神在人间宗教权力的代表，皇帝是神在人间世俗权力的代表，皇帝的世俗统治权需要获得上帝的授予才有实质的权力，才能得到臣民的认可。由此，加冕礼是所有宫廷礼仪活动的核心，极为隆重，它代表着君主权力获取的正当性，一旦君权被神授予，即获得统治的神圣性与合法性。基督教被确认为拜占庭帝国国教后，皇帝成为上帝的“第十三使徒”，是受上帝委托管理人间世俗事物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他也是基督教会的有力监护人和完全的統治者。因此，拜占庭宫廷礼仪活动继承了罗马的遗产，又有新的发展，体现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基督教教会的习俗越来越多地渗透进宫廷典礼仪式中，同时也渗透进每一个拜占庭人的日常生活中，他们都一样受到教会礼仪的约束。[4]254
宫廷礼仪活动反映皇权受到限制，表明“君权取之于民”罗马政治理念得到继承。尽管拜占庭的君主专制制度已然建立，但根植于罗马政治传统的“君权取之于民”的观念还是对拜占庭的政治运行产生影响。在皇帝的选立方面，拜占庭一直保持着罗马时期的传统，由元老院、军队和民众代表（即竞技党人）共同决定。在皇帝的废黜方面，拜占庭历史上较为典型的是查士丁尼时期，尼卡起义的参与者们在竞技场拥立了新的皇帝。7世纪初来自巴尔干半岛的军人暴动者福卡斯在进入君士坦丁堡之后，也被首都民众拥立为皇帝。新上任的皇帝尽管获得了“君权神授”所赋予的统治权力，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新上任的皇帝也需要得到元老院和军队的同意。此外，在皇位空缺时，元老院和军队有权指定新的皇帝。元老院、军队和民众对皇权的制约一直存在，在正常情况下，军队、元老院和民众代表是权贵夺取最高权力的工具，一旦新任皇帝的地位得到巩固，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实行自己的既定政策，成为真正的专制者。根据《历史》记载，莫里斯皇帝经常参与竞技党活动，与民众一起在竞技场观看赛马比赛，希望以此举拉近与民众的关系，倾听民众对具体政策的意见或建议，但是，以蓝党和绿党为代表的竞技党们往往利用这套制度，煽动民众，进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塞奥非拉克特对基于党派活动形式下的民众骚乱于国家秩序的威胁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党派在大规模民众骚乱中所起的煽动作用非常大，“蓝绿两党各有庞大的支持群体，此后我们的世界将陷入极端的麻烦，罗马帝国的衰退之势不可阻挡”。[1]126在推翻莫里斯政权的过程中，绿党所起的主要作用是阻止元老院成员杰曼努斯成为皇帝。
宫廷礼仪活动体现王室希望形成“仁慈”与“公正”的君主形象。拜占庭的君主们继承了古希腊哲学中所描述的有关“理想君主形象”的观念，同时辅以基督教的博爱观念，逐渐形成了皇帝所应具有的“仁慈”与“公正”的形象，从“仁慈”与“公正”的普遍观念中引申出皇帝职责应该履行的全部义务。这一主题在无数次皇帝加冕仪式的演说中被反复提及，尤西比乌斯在其颂词中与“仁慈”和“公正”为主题来歌颂君士坦丁大帝的品德，查士丁尼尤为重视在臣民面前树立仁慈的君主形象，他提出“仁慈”须作为一切司法活动的基础。例如他在阐述死刑时给出了下述理由，“这绝非残忍而不人道，恰恰相反是最高级的仁慈，因为它是以惩罚少数人来保护多数人”。在莫里斯的皇帝授予仪式中，提比略授意大教长约翰发表了长篇演说，其中的主题是提比略劝诫莫里斯怎样做一位合格的君主。“用理性治理国家，用智慧掌握权力，皇帝应时刻保持理性和谦虚”，“对待臣民要充满善意，要让公正成为你的处事原则。让仁慈来抑制愤怒，让畏惧来引导审慎。为了谋求公共利益和正义，我们应该像蜜蜂中的蜂王一样引导和服务”。[2]56“仁慈”与“公正”是皇帝的职责这样一种思想被一直保留下来，皇帝也将公正和保护臣民视为其职责。然而，这一观念一旦被接受并被反复提及，它就形成一种约束力，但这种约束力是“使作为上帝恩赐的皇帝权威观念更加符合流行的宗教情感，更增加了那些最有能力的皇帝的责任意识”。[4]256
参考文献：
[1]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The Book of Ceremonies[M]，trans.by Ann Moffatt and Maxeme Tall，Washington，DC.2012.
[2]Theophylact Simocatta，History[M]，ed.Michael and Mary Whitb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3]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M].商务印书馆，2017.
[4] [英]N.H.拜尼斯主编.陈志强译.拜占庭：东罗马文明概论[M].大象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苏聪，出生年月：（1983-），男，湖南株洲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拜占庭史、西亚史。
【关键词】拜占庭;塞奥非拉克特;宫廷礼仪
塞奥非拉克特是拜占庭帝国7世纪初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其所著的《历史》流传后世，史料价值不凡，影响深远。侧重于描述军事和政治领域内的事务，延续了古典时代以来历史作品撰述的基本原则，是政治军事史编撰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他将记述的重点放在首都，对莫里斯时期的诸多政治与军事事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探究了其中的原因。相比其他作品，《历史》中具有突出史料价值的部分在于书中包含了大量有关京城庆典和宫廷仪式的细节描写，这是同时代很多文献所缺少的。其中大多数的庆典和仪式都与王室密切相关，诸如莫里斯的皇帝授予仪式、提比略追悼仪式、莫里斯结婚大典、莫里斯登基一周年庆典、皇子塞奥多西结婚典礼、圣烛节仪式活动和莫里斯政权垮台之前的竞技党活动）等。
一、宫廷礼仪活动的基本内容与程序
君士坦丁七世主持编纂了一部《礼仪书》，对宫廷礼仪活动的程序和礼节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根据《礼仪书》记载，宫廷礼仪活动包括加冕、皇家子女出生、皇家婚礼、出行、回朝、葬礼，日常活动包括上朝，会见外国君主或使节，出席观看竞技活动，参加宗教祈祷和国家节日。上述所有活动皇帝都必须参加，皇帝始终是宫廷礼仪活动的核心，所有安排都是围绕皇帝进行的，在所有重大场合，皇帝的出场是整个活动的中心，牵动着典礼的其他环节。[1]12据塞奥非拉克特《历史》，在“莫里斯登基一周年庆典”和“圣烛节仪式活动”上，皇帝的出场是全副盛装的，左手持十字架，标志着上帝在人间代表的身份，右手斜持权杖。[2]23
《历史》详细记载了莫里斯的皇帝授予仪式，即加冕礼。根据罗马旧制，被拥立为皇帝的人需要在全体元老、军队和首都居民的欢呼声中，站立在由将士抬起的盾牌上，意味着皇权获得贵族和民众的认可。这一“举盾仪式”在篡位者福卡斯那里获得实现，叛乱的士兵将福卡斯“高举在盾牌上”。[2]45但通过合法继承或指定的方式获得皇位的都需要进行皇帝加冕仪式。457年，利奥一世首开皇帝加冕的先河。根据《礼仪书》，皇帝加冕仪式一般在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教堂举行，这是在7世纪初福卡斯称帝时，拜占庭皇帝的加冕仪式才确定在圣索菲亚教堂，以后成为定制，而此前的加冕仪式都在皇宫内举行。参加者包括帝国所有上层人物，在莫里斯加冕仪式时，提比略皇帝召集“君士坦丁堡大教长、高级教士、宫廷卫队长官、军事将领、政府主要官员和民众代表”参加典礼。[1]65根据《礼仪书》，参与者都要身着镶金边的白色礼服，在仪式开始时，大教长要在教堂前迎候皇帝的到来，并陪伴皇帝更换盛装，而后大教长手牵皇帝缓缓进入江铜，通过众宾客夹道欢迎来到第二道大门，点燃特制的蜡烛。皇帝由大教长继续陪同来到圣坛屏风前的斑岩石板上，面向基督圣像祈祷，随后进入圣坛。大教长在唱诗班伴唱下，为皇冠祝圣，为皇帝加冕。最后，皇帝在黄金或象牙制作的宝座上落座，接受全体文臣武将的顶礼膜拜，他们按照地位高低依次来到皇帝面前，宣誓效忠。[3]326然而在7世纪之前，加冕仪式还未形成定制，《历史》中记载莫里斯的加冕礼是由提比略主持的，由于重病在身，他授意大教长约翰发表了长篇演说，文中并未提到大教长为莫里斯加冕，而只提到“提比略拿起皇冠和紫色皇袍交在继任者手中，随后人群中响起阵阵热烈的欢呼和经久不息的掌声”。
据《礼仪书》的仪文表明，拜占庭王室婚礼是帝国极为盛大的典礼活动，在圣索菲亚教堂举行，婚礼由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主持，帝国所有的高级官吏都要盛装出席。新郎和新娘身着皇袍头戴皇冠，出席婚礼的贵族和官员首先向新婚夫妇行跪拜礼，而后列队伴随新人前往大皇宫。在皇宫前，由蓝、绿两个竞技党组成的唱诗班高唱颂歌以示祝贺，他们是民众的代表。之后皇帝与皇后脱去盛装，与宾客共进晚餐。《礼仪书》规定了皇室婚礼的仪式、礼节、流程以及装饰的特点，婚礼仪式与基督教结合比较紧密，呈现出庄严、肃穆与神圣之感。[1]20在《历史》中，塞奥非拉克特记载了莫里斯结婚大典和皇子塞奥多西婚礼，莫里斯的结婚典礼由大教长约翰主持、祈祷与祝福，地点在“大皇宫”（Daphne）宫殿群的圣·斯蒂芬教堂，这是传统的举行皇室婚礼的地方。《历史》描写了莫里斯婚礼的整个流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伴随着皇室的婚礼，民众的庆祝活动异常丰富，这表明拜占庭皇室希望通过婚礼来拉近与民众的关系，使民众感受到帝国的荣耀。《历史》中皇子塞奥多西婚礼寥寥数句，并未将典礼的细节充分展现，作者在此同时记载了结婚典礼和民众暴乱，二者时间上相距不远，而将后者详述，究其缘由在于民众暴乱颠覆了莫里斯的统治，掩盖了皇子婚礼所带来的喜庆气氛。《礼仪书》作于10世纪君士坦丁七世之手，对5世纪以来皇室婚礼的典章制度、礼节仪文进行了细致规定，几个世纪以来皇室婚礼的基本仪式尚无变化，因此由《礼仪书》，我们大体可以窥见此类婚礼的基本情形。
拜占庭帝国作为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在政治生活中保留了大量罗马时期民主制的因素，民众享有免费参与公共娱乐活动的权利。观看赛车是民众参与的主要公共娱乐活动。建立在观赛基础上的竞技党活动是罗马-拜占庭帝国时期，由城市民众组成的观看比赛的队伍，赛场划分为蓝、绿、红、白色四个座区，各区观众为本区赛车呐喊助威，后来逐渐发展成为赛区党（或称竞技党）。竞技党不仅成为体育竞赛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同时也是民众利益诉求的重要代表。皇帝为了拉近与民众的距离，往往会与民众一起观赛，利用竞技党为其专制统治服务。其职能大致可分为仪式性职能（即参与礼仪活动）、政治职能（即作为民众意见传达者和骚乱制造者）和军事职能（即从事保卫城市的辅助性军事组织）。竞技党诞生于4世纪，7世纪初逐渐衰落，其中发展的顶峰是查士丁尼时期的“尼卡”起义，当时势力较大的蓝党和绿党因对皇帝的宗教政策不满，遂发动起义，对政局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可见，在查士丁尼时期，竞技党的职能包含了上述三者。7世纪以后，竞技党的仪式性作用日益突出，逐渐融入宫廷及宫廷仪式。君士坦丁七世《礼仪书》记述了竞技党在各项国家仪式中的角色与活动，例如，在加冕仪式、王室婚礼以及王室成员的重命名仪式中，竞技党从事布置会场、唱赞美诗等活动。[1]22塞奥非拉克特《历史》记载了与竞技党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阐述了竞技党的某些职能，例如除了承办赛车竞技的娱乐节庆和为皇帝婚礼唱赞美诗外，还有在国家紧急情况下，作为备用军事力量来守卫城防。[2]67由于竞技党代表民众的力量，他们与残余的元老院势力或军队相结合，往往会成为左右政局或罢免皇帝的重要因素。据《历史》介绍，莫里斯皇帝坚持在冬季对多瑙河以北地区用兵，乘勝剿灭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拒绝士兵提出的回家的要求，因此招致百人队队长福卡斯的叛乱。莫里斯在赛车竞技集会中发表演说，希望这一军事政策能够赢得民众支持，但是以竞技党为代表的民众不再信任他，反而为福卡斯建言献策，支持福卡斯获得皇位，在此过程中，竞技党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成为影响皇帝任免的重要力量。 二、宫廷礼仪活动的内涵及意义
宫廷礼仪活动是以王室为核心，彰显“君权神授”理念，服务于皇帝专制统治，皇帝专制统治是拜占庭帝国政治的核心，而一整套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则是以戴克里先的改革为肇端的。戴克里先借鉴了波斯帝国和埃及的帝制与宫廷礼仪传统，使罗马时期“君权取之于民”的理念被“君权神授”所取代。自戴克里先开始，罗马帝国统治者不再称为“元首”或“第一公民”，而是“皇帝”。尽管拜占庭人沿用罗马旧称，称皇帝为“奥古斯都”，7世纪以后，则改用“瓦西里”，其实质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权力的来源来说，皇帝的权力来自于上帝，而不是民众，因此宫廷礼仪活动一方面以王室为核心，另一方面在所有的宫廷礼仪活动中，“上帝的代言人”——基督教会都会参与其中，在某些礼仪活动中，甚至占据主导地位，比如加冕礼。据《历史》所记，皇帝的加冕礼、婚礼、登基一周年庆典等都是在教堂举行，由大教长主持，整个礼仪程序与基督教密切相关。根据基督教观念，教皇是神在人间宗教权力的代表，皇帝是神在人间世俗权力的代表，皇帝的世俗统治权需要获得上帝的授予才有实质的权力，才能得到臣民的认可。由此，加冕礼是所有宫廷礼仪活动的核心，极为隆重，它代表着君主权力获取的正当性，一旦君权被神授予，即获得统治的神圣性与合法性。基督教被确认为拜占庭帝国国教后，皇帝成为上帝的“第十三使徒”，是受上帝委托管理人间世俗事物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他也是基督教会的有力监护人和完全的統治者。因此，拜占庭宫廷礼仪活动继承了罗马的遗产，又有新的发展，体现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基督教教会的习俗越来越多地渗透进宫廷典礼仪式中，同时也渗透进每一个拜占庭人的日常生活中，他们都一样受到教会礼仪的约束。[4]254
宫廷礼仪活动反映皇权受到限制，表明“君权取之于民”罗马政治理念得到继承。尽管拜占庭的君主专制制度已然建立，但根植于罗马政治传统的“君权取之于民”的观念还是对拜占庭的政治运行产生影响。在皇帝的选立方面，拜占庭一直保持着罗马时期的传统，由元老院、军队和民众代表（即竞技党人）共同决定。在皇帝的废黜方面，拜占庭历史上较为典型的是查士丁尼时期，尼卡起义的参与者们在竞技场拥立了新的皇帝。7世纪初来自巴尔干半岛的军人暴动者福卡斯在进入君士坦丁堡之后，也被首都民众拥立为皇帝。新上任的皇帝尽管获得了“君权神授”所赋予的统治权力，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新上任的皇帝也需要得到元老院和军队的同意。此外，在皇位空缺时，元老院和军队有权指定新的皇帝。元老院、军队和民众对皇权的制约一直存在，在正常情况下，军队、元老院和民众代表是权贵夺取最高权力的工具，一旦新任皇帝的地位得到巩固，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实行自己的既定政策，成为真正的专制者。根据《历史》记载，莫里斯皇帝经常参与竞技党活动，与民众一起在竞技场观看赛马比赛，希望以此举拉近与民众的关系，倾听民众对具体政策的意见或建议，但是，以蓝党和绿党为代表的竞技党们往往利用这套制度，煽动民众，进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塞奥非拉克特对基于党派活动形式下的民众骚乱于国家秩序的威胁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党派在大规模民众骚乱中所起的煽动作用非常大，“蓝绿两党各有庞大的支持群体，此后我们的世界将陷入极端的麻烦，罗马帝国的衰退之势不可阻挡”。[1]126在推翻莫里斯政权的过程中，绿党所起的主要作用是阻止元老院成员杰曼努斯成为皇帝。
宫廷礼仪活动体现王室希望形成“仁慈”与“公正”的君主形象。拜占庭的君主们继承了古希腊哲学中所描述的有关“理想君主形象”的观念，同时辅以基督教的博爱观念，逐渐形成了皇帝所应具有的“仁慈”与“公正”的形象，从“仁慈”与“公正”的普遍观念中引申出皇帝职责应该履行的全部义务。这一主题在无数次皇帝加冕仪式的演说中被反复提及，尤西比乌斯在其颂词中与“仁慈”和“公正”为主题来歌颂君士坦丁大帝的品德，查士丁尼尤为重视在臣民面前树立仁慈的君主形象，他提出“仁慈”须作为一切司法活动的基础。例如他在阐述死刑时给出了下述理由，“这绝非残忍而不人道，恰恰相反是最高级的仁慈，因为它是以惩罚少数人来保护多数人”。在莫里斯的皇帝授予仪式中，提比略授意大教长约翰发表了长篇演说，其中的主题是提比略劝诫莫里斯怎样做一位合格的君主。“用理性治理国家，用智慧掌握权力，皇帝应时刻保持理性和谦虚”，“对待臣民要充满善意，要让公正成为你的处事原则。让仁慈来抑制愤怒，让畏惧来引导审慎。为了谋求公共利益和正义，我们应该像蜜蜂中的蜂王一样引导和服务”。[2]56“仁慈”与“公正”是皇帝的职责这样一种思想被一直保留下来，皇帝也将公正和保护臣民视为其职责。然而，这一观念一旦被接受并被反复提及，它就形成一种约束力，但这种约束力是“使作为上帝恩赐的皇帝权威观念更加符合流行的宗教情感，更增加了那些最有能力的皇帝的责任意识”。[4]256
参考文献：
[1]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The Book of Ceremonies[M]，trans.by Ann Moffatt and Maxeme Tall，Washington，DC.2012.
[2]Theophylact Simocatta，History[M]，ed.Michael and Mary Whitb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3]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M].商务印书馆，2017.
[4] [英]N.H.拜尼斯主编.陈志强译.拜占庭：东罗马文明概论[M].大象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苏聪，出生年月：（1983-），男，湖南株洲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拜占庭史、西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