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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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体现了我国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和我国的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一样,在世界上享有盛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自豪!
  
  《四库全书》的编纂
  
   一、编纂《四库全书》的历史背景
   满清贵族自世祖顺治元年(1644)入关,到高宗乾隆中期,统治中国已有一百二三十年的历史。清王朝从圣祖康熙至乾隆时期,历史上称为“康乾盛世”,在乾隆中期国内已没有大的战乱了,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了。社会的稳定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安定的政治环境;生产技术、农田水利、桑蚕养殖等农业,编织刺绣、陶器、雕刻等手工业,纺织、造纸、皮革、医药等轻工业,采矿、冶炼、机械等重工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为编纂《四库全书》奠定了物质基础;在文化方面,乾隆皇帝一方面继承康熙时期的“文字狱”,使有反满思想的文人感到“反清复明”无望了,另一方面又适时下令地方官员推荐有才学的文人进京应考,只要有真才实学,不论汉族及其他民族一律赐给功名,让一些文人感到只要专心读书顺从朝廷就有取得功名的指望。还有些文人既不敢有“反清复明”的思想,又不愿做满清的官,于是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苦读圣贤书,这又为编纂《四库全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编纂《四库全书》的图书来源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下诏征书:
   1.“内府本”,即皇室内的藏书。
   2.“《永乐大典》本”,即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的图书。
   3.“敕撰本”,即满清皇帝的著作及奉皇帝之命写的图书。
   4.“采进本”,即各地采购的图书。
   5.“进献本”,即私人进献的图书。乾隆皇帝为了鼓励私人献书,还制订了私人献书的奖励办法:献出500本以上者,奖给《图书集成》一部;献出100本以上者,奖给《佩文韵府》一部。收进《全书》的献书,在收录图书的提要栏内记载献书人的籍贯、姓名,使其芳名随着《四库全书》流传下去。
   6.“借用本”,即向私人借用的图书。如果借用书收进了《四库全书》,乾隆皇帝亲自在原书上或签名或题词或赋诗奉还。家中有皇帝签名、题词、赋诗的图书是何等荣耀呀!于是愿借者甚多。
  
   三、建立编纂“四库全书馆”
   编纂“四库全书馆”由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刘统勋和文华殿大学士户部尚书于敏中为总裁;总管内务大臣吏部尚书兼军机大臣金简为副总裁;于敏中和金简具体参与四库全书馆工作;大文学家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纪昀为总纂管,乾隆进士擅长文学的陆锡熊也为总纂官,协助纪昀工作;乾隆进士,曾一度升为副总裁的陆费墀为总校官;思想家、学者戴震主持经部,文学家、经济学家邵晋函主持史部,周永年主持子部,纪昀兼主集部。经、史、子、集各部下面又设若干部门,编纂官员360人,抄写、装帧人员3 800人。
  
   四、《四库全书》收书标准
   《四库全书》收书标准分为“应刻本”、“应抄本”、“存目书”三大类:
   1.“应刻本”,这类书是满清皇帝著作和皇帝敕撰的及对封建统治君主专制特别有利的图书。这类书除收进《四库全书》外,还刻印颁发到全国广泛流传。
   2.“应抄本”,即收进《四库全书》的书。这类书是对封建统治君主专制有利无碍,有益于黎民百姓身心健康的内容:生产技术,医药卫生,诗、词等。符合收录标准的外国人著作也有少量的收录。
   3.“存目书”,即只收录书名的图书。这类书对封建统治君主专制无益也无碍,只将书名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保存。
  
   五、《四库全书》收录图书的审查
   编纂官员辑录图书的时候,除了满清皇帝的著作及敕撰图书外,每收一本书都必须依照收书标准严格审查,层层把关,绝不允许把销毁的或禁止流通的乃至存目图书辑入《四库全书》。辑录的每种图书,编纂官要写出书名、著作朝代、作者简历、图书内容等交部门负责人复核,部主持人审查,重要图书要交总纂官纪昀审定,特别重要的要奏请乾隆皇帝定夺。然后交四库全书馆缮处抄写和装帧厂装帧。
  
   六、《四库全书》的缮写与装帧
   1.抄写《四库全书》书的人,不仅字要写得好,字迹工整,图画要清晰,而且要细心,尽量不出现差错。一旦出现差错,必须设法弥补,绝不允许敷衍过去。《四库全书》用的是上等的宣纸,制作成红线竖格,每页八行,长、宽一致。抄写的时候首页上端写“钦定四库全书”,下面写部别,如经部或史部等;第二行写卷和类,如,四书类、别史类、医家类等;另起一行写提要,提要栏内写著作朝代、作者简历、版本、内容;然后抄写该书的正文;末页写上纂修官、复核官、校对官、详校官、誊写监生的名字;每页的书口还要写“钦定四库全书”、书名、页数。
   2.《四库全书》的装帧
   《四库全书》的装帧极为讲究,经、史、子、集各部图书,用四种颜色的绢作书皮,代表四个季节:经部浅绿色,象征春天万物复苏、青草发芽、树叶发绿、大地呈现一片绿色;史部红色,象征夏天火红的太阳及光辉的历史;子部蓝色,象征天高气爽的秋天;集部灰色,象征灰蒙蒙的冬天,可能是冬天人们生火取暖,烟雾缭绕所致的缘故吧。
   《四库全书》书面上端写“钦定四库全书”,下面写部别、书名、卷数;书瓤首页上部盖有“××阁宝”,如,“文溯阁宝”、“文津阁宝”等大方印;末页上部盖有“乾隆御览文宝”小方印;装书的函匣是用珍贵的楠木做的。函匣长度、宽度一致,高度有异。匣内均有保护图书不受磨损的夹书板和取书方便的、与书皮同色的取书带。
  
   七、《四库全书》完成的时间及辅助品
   1.《四库全书》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下诏征书,当年开始编纂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用4 160人,15年时间编成七部正本一部副本。七部正本分别送进仿照浙江宁波大藏书家范钦的“天一阁”藏书楼式样建造的北京皇宫内文渊阁、圆明园内文源阁、承德离宫文津阁、盛京沈阳文溯阁,俗称北四阁。江苏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浙江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湖行宫文澜阁,俗称南三阁。送进各阁的图书冠其阁名称“××阁《四库全书》”。北四阁《四库全书》是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完成的,此时有人建议南方文化很发达,也应该放几部,于是又用五年时间编纂了三部,即南三阁。
   一部副本放在翰林院供官员们阅读,北四阁《四库全书》不对外,一般人不得借阅,南三阁《四库全书》对外开放,不但可以借阅还可以抄录。七部《四库全书》是陆续编纂成的,编纂官员对收书标准尺度的掌握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再加上重新校阅、检查中各部抽补图书的情况各异,因而各部图书的种数、册数、卷数也不相同。例如现存三部完整的文渊阁《四库全书》3 470种,36 078册,79 076卷;文津阁《四库全书》3 503种,36 304册,79 337卷;文溯阁《四库全书》 3 474种,36 315册,79 891卷。
   2.《四库全书》的几部辅助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纪昀主编,127册,200卷,收录《四库全书》书目3 480来种;“存目书”书目6 819种。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纪昀主编,17册,100卷,辑录了《四库全书》中图书的著作朝代,作者简历,版本源流,图书内容。
   《四库全书考证》72册,100卷。是乾隆皇帝把《四库全书》中的“应刻书”、“应抄书”校勘记录汇总的一部专业书。
   《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馆总裁于敏中奉敕从《四库全书》中择其精华图书464种编成的一部丛书。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四库全书馆副总裁金简从《永乐大典》里辑录的宋、元著作138种、230多卷的一部丛书。
  
   《四库全书》的命运及变迁
  
   一、对《四库全书》的重新校对和检查
   《四库全书》编成送入七阁后,在文津阁《四库全书》里发现了一些问题。乾隆皇帝下令将北四阁《四库全书》重新校对和检查。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原校官,罚往盛京校阅、检查文溯阁《四库全书》,并命总纂官陆锡熊总领其事。
   乾隆五十五年(1790)九月陆锡熊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说:“所有书籍,业经全数校毕,复行检核,已竣事。其中错落偏谬各书随时缮写改正。此外漏写错写,应行另缮之本,俱即自行赔写完妥。”事后,陆锡熊可能意识到文溯阁《四库全书》仍存不少问题,一旦被乾隆皇帝发现他就吃不消。于是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二月又写奏折,阐明重新校阅、检查《四库全书》工作的繁重、难度和难免遗留的问题。阐述纪昀负责重新校阅文渊、文源二阁《四库全书》存在的问题后说:“文溯阁《四库全书》亦应一体详加复核、俾得益完善。一交明年新春,臣即前往详为核办。”乾隆五十七年(1792)陆锡熊抵奉天,未及复核病卒。
   《四库全书》经部326和327两个函匣是空的,函匣上刻着“钦定四库全书·经部·日讲诗经解义”。康熙皇帝曾命儒臣讲六经。康熙十六年(1677)至乾隆十四年(1749)《日讲易经解义》、《日讲书经解义》、《日讲礼经解义》、《日讲春秋解义》、《日讲四书解义》,刊出五经,直到《四库全书》编纂完毕,《日讲诗经解义》没有刊出,两个函匣一直空了下来。
  
   二、《四库全书》的劫难
   《四库全书》自1787年编成至1840年鸦片战争,50多年安然无恙。从鸦片战争开始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频繁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四库全书》也屡遭灭顶之灾:咸丰三年和四年(1853、1854)文宗阁《四库全书》和文汇阁《四库全书》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连同藏书楼一起被焚;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天国革命军第二次攻入杭州时,有些人趁火打劫抢了半部。后来大藏书家丁丙、丁申兄弟收集并补抄了一部分送回文澜阁,1915~1922年钱念劬、张宗祥等人组织补抄了2 046册4 498卷,使文澜阁《四库全书》复于完整;文源阁《四库全书》在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收藏在翰林院的《四库全书》副本被抢劫和焚毁。至此,《四库全书》的七部正本一部副本,被焚毁四部,抢劫半部,只剩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四库全书》三部完整的了。文溯阁《四库全书》在光绪年间,丢失过16种50册。据说是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沙皇俄国又派兵侵占我东北时俄人所掠。1926年董众、谭峻山等依文渊阁本补抄14种38册,1934年伪满洲国立图书馆又依文津阁本补抄2种12册,使文溯阁《四库全书》复于完整。但补抄时,经部《春秋集传详说》卷6多抄了而卷14漏抄,至今仍少一卷。文溯阁《四库全书》有些图书水湿严重,有的图书整本变黑。
  
   三、《四库全书》的变迁
   文渊阁《四库全书》: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剧,华北形势紧张。国民党政府把保存在故宫御花园的文渊阁《四库全书》运到了上海;1937年运到重庆;1948年运到台湾。
   文津阁《四库全书》:1915年由热河避暑山庄承德离宫运到北京,先在古物保存所保存,后交北京图书馆保管。
   文溯阁《四库全书》:1914年奉天总督段芝贵讨好袁世凯送到北京;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把持北洋军阀政权,1924年后受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奉天文人要求把这部运回沈阳,经奉天教育会长冯广民等人的多方奔走,乃至求助于参议总长杨宇霆,于1925年8月运到沈阳。1948年1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沈阳,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党和人民政府对这部《全书》非常重视,1949年6月就作了一次全面检查,作了分类统计表、缺书统计表、水湿图书一览表等,为这部书解放以后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依据。1965年辽宁省图书馆对这部书又作了一次更全面、更细致的检查,对著录卡片与图书不符的予以纠正,对一些图书的水湿、潮湿、发霉、长毛、污染、虫蛀、破损等部位、面积、程度都作了详细记录,为文溯阁《四库全书》以后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依据。在全国备战年代,辽宁省出于对国宝安全问题的考虑,1965年3月报请文化部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转运到西北地区保存。文化部转中央文化小组定夺,中央文化小组和西北局商定放在甘肃,报周恩来总理批准后,1966年10月运到了甘肃。这样,中国西部也有了一部《四库全书》。
  
  文溯阁《四库全书》在甘肃
  
   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往甘肃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这部国宝在红卫兵小将看来是“四旧”。甘肃接到辽宁发送《全书》的电报,为了确保到甘肃后的安全,请兰州军区派30辆军车于火车到站前一小时,到土门墩货场等候,火车一到站汽车就倒到车皮前,直接将《全书》搬到汽车上,运往已准备好的书库———永登县连城土司衙门大经堂。
   连城地处大通河边,气候潮湿,大经堂又是砖木结构,保存这部国宝不合适。省上决定重选地址,修建新库。选址范围,西自永登,东至天水,最好离兰州不太远,不包括兰州。因为侵略者的军队虽到不了兰州,但是,他们的导弹可发射到兰州,轰炸机也能跟到兰州;再就是市区污染严重,对保存这部书不利。省上对建库还作了具体要求:周围政治环境好,靠山隐避,在安全方面放心;临近铁路或公路,交通便利,上下联系方便。总之,是建一座于《全书》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书库。文化厅、图书馆遵照省上的要求,选了一处距兰州数十公里,既临近铁路又临近国道靠山隐避的地方,经省上领导审定,征地24亩。1969年设计院设计的时候,依据国务院“靠山隐避,少占耕地”的原则,在半山腰上建了一座带地下室的防潮、防火、防盗又防空的《全书》库房。1970年竣工,次年《全书》搬进新库。1972年开始绿化,栽植果树,将小块的山坡修成整块的梯田,种植庄稼和蔬菜。几年后荒山变成了“花果山”,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当地农民说,他们的风水宝地让书库占了。
   新书库建成的时候,当地还没有通上电。为把300多米距离的井水抽到山腰消防池里,省上给配备了一台大发电机;在社会上物质供不应求的时期,省上领导告诉商业厅《四库全书》所需物质,必须保证供应。为了便于图书馆与书库的联系,一位省级领导将自己下基层检查工作的北京吉普车给了图书馆;为确保《全书》的安全,省上领导要求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县公安局、公社派出所层层负责,把《四库全书》的安全列为重点保卫工作。各级领导,公安消防部门经常去那里检查,指导书库的安全设施,消防设备,尽量做到防患于未然。仅有记载的,1984~2000年就有省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省人大主任、副主任,省政协主席、副主席15~20人次。在留言簿上题词颂扬《全书》、勉励工作的8人。有位常务副省长和一位管文教的副省长几次去书库察看,并于1999年5月8日带领公安厅长、财政厅长等20余人到书库现场办公。修改、完善了书库的规章制度,解决了书库急用经费,增拨民警经费。
   文溯阁《四库全书》放在甘肃保管,至今已有30余年。从管书人数次的抽查,文化部来人的检查,专家组的考察及2001年5月保管人的交接,均未发现新的潮湿、发霉、长毛、虫蛀,新的灰尘、唾液、空气污染,新的污损、磨损、破损。个别书里的黄斑,斑点仅有微乎其微的增、扩,属于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
   1999年5月,甘肃省政府做出了在省城兰州修建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库的决定,在兰州黄河岸畔北山九州台修建藏书楼。2000年12月2日,甘肃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溯阁〈四库全书〉保护工作的若干规定》,重申了文溯阁《四库全书》在甘肃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中的法律地位,并将藏书楼建设作为全省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三项标志性工程之一列入甘肃省“十五”规划之中。2001年12月28日,藏书楼奠基仪式在兰州隆重举行。预计2004年,文溯阁《四库全书》可再一次搬进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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