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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涌现了一批不顾自身安危，执著追求真理的勇士，他们为洗去祖国母亲的屈辱，走上了艰难曲折的播撒火种之路。最早接受马列主义，将马列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光辉典范——邓中夏，就是这些热血青年之一。他对共产主义信仰矢志不渝，并将自己短暂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中国的革命事业。
播撒火种、创办工会
在开展工人运动之初，邓中夏想动员洋车夫罢工来提高工人的生活待遇。但是，当他满怀热情和希望跑到天安门，寻找洋车夫们商议罢工的事时，却遭到了洋车夫们冷冷的回绝，洋车夫为挣回活命的脚钱，哪里肯听他那些没有实际用途的学生腔的话语。人不是天生就有觉悟的，邓中夏的罢工计划成了泡影。但是，邓中夏没有就此而心灰意冷，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广阔的天地，转向了中国工人运动。
他来到北京西南40多里的长辛店，来到被痛苦折磨的麻木的广大工人之中。他换上工人的服装，深入到各工厂，熟悉工厂生产过程，了解工人劳动生活，到工人的家庭去访问，与工人们打成一片，并交上了朋友。接着，邓中夏邀请了“几个有影响力的工头”共同作为发起人创办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
在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同时，他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启发工人们的阶级觉悟。随后，邓中夏负责创办了一个以工人为对象的通俗周刊《劳动音》，该刊于1920年11月7日正式创刊，邓中夏以“心美”为笔名写了“发刊词”。他在发刊词中写到：“今日世界上各国的社会都有一种最不合理的现象，就是劳动人民终年辛辛苦苦，然而生活困难，朝不保夕，父母妻子不能饱暖。相反，那些不从事劳动的人——如官僚、政客、军人、资本家、警察、教士等专在社会上做寄生虫，把劳动同胞所生产出来的东西用强力侵占了去，供他们快乐！这是一种多么不公平的事情！”同时，他号召工友们：“我们处在黑暗地狱之下，何等痛苦，何等惨伤，我们天天像牛马样的工作，竟得不到一丝一毫好处。言之心痛，我们原不想攻击上司，他们自己天天压迫我们，我们原不想罢工，铁路当局竞压迫我们罢工，谁是谁非，曲直当有公论。”“……工友们，一个人像条虫、五个人像条虎、十个人像条龙，咱们团结起来好比泰山，谁也摇不倒、推不动。”邓中夏的话像一簇火星迸发到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的胸中，工人心中的烈火熊熊燃起。邓中夏找到了播撒种子的大地，他的眼睛更亮了。《劳动音》出版后，深受北方各地工人群众的欢迎，一开始“每期就发行二千多本，以后发行量更是不断增加。经过工人几个月的积极筹备，1921年1月1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宣告成立并正式开学。创办劳动补习学校的最终目的是组织工会，在工人学员提出有组织起来的要求后，邓中夏在长辛店广大铁路工人中积极活动，建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是我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最早的工会组织之一。
赤诚对党、宁死不屈
1931年，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再次把中国革命引向了歧途，身为中共中央委员、红二军团政委的邓中夏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被免去了党内、军内一切职务。在受到处分期间，他只能靠妻子在纱厂当学徒的每个月7元的工资艰难维持生活，但党的开创者之一，曾任全国工运重要领导人的邓中夏对党却毫无怨言。
1933年5月15日晚上10点30分，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时第四次被捕，再也没能出狱。一个南京政府的中共中央委员，所谓的中共问题专家对邓中夏“关心”得异乎寻常，专家用尖酸的声调，拉长了声讥讽道：“邓先生：你身为声望颇高的政治家，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如今已经被人弄得不成样子了，何必为他们而牺牲自己呢？”邓中夏义正辞严：“你有什么资格谈我们党的错误，一个患深度杨梅大疮的人，有资格嘲笑偶尔伤风感冒的人吗？民国16年，你们背叛革命搞大屠杀，向帝国主义献媚、邀宠，满清皇帝不敢做的事，你们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至于死，对我们来说，入狱、杀头视如家常饭。”“邓先生真不愧是党的豪杰呀，只是像您这样的中共革命前辈，现在却受到从莫斯科回来的小字辈的屈辱，弄到只能刻刻蜡版的地步，实在是不公平，不公平呀。”国民党大员的确清楚那里是邓中夏内心流血的伤口，但是，他却永远不了解那里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赤诚，永远不懂一个赤子对祖国母亲的忠贞，即使党受到了挫折，即使他个人受到巨大的打击和误解，他绝不叛党，因为背叛不属于选择了真理、选择了太阳的人。敌人的挑拨离间最终没有成功。
邓中夏在狱中，曾被最高军事审讯机关审讯，敌人用尽了残暴手段对付他，他们企图用最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邓中夏，使他屈服，当然，这只是他们的梦想罢了。起初敌人是秘密审讯并施用多种刑法，使得邓中夏从死亡线上挣扎了不知多少回。当同志们看到邓中夏受到电刑的手脚时，痛心的眼泪情不自禁地往下流。当敌人问到他的姓名、职务时，邓中夏理直气壮地回答到：“我就叫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当敌人再问他时，他说：“就这些已经够枪毙的了，还问什么！”
他被敌人的酷刑折磨得遍体伤痕，右脑上离耳朵不到一寸的地方，露出粉红的肉色疤痕。在敌人的酷刑下，邓中夏多次被打得满口是血，但他总是紧紧闭着嘴。在狱中，邓中夏虽然消瘦了许多，但精神上却永远不垮，他怀着满腔仇恨和坚强的战斗意志，屹立在敌人面前，他睁大的双眼，闪烁着仇恨的怒火。在他的怒容中，难友们看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豪迈的气魄和威武不屈的意志，敌人的任何残酷刑法在他身上均已失效。难友们关切地询问他，他总是若无其事地回答：“没什么。”他总是很快把话题引到其他的地方，不想让同志们为他担心。
1933年9月7日晚11时左右，邓中夏被起解到南京，在起解之时，他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声音将全监狱的人们都惊醒了，狱中的人们都以崇敬的目光为他送行。他那颗鲜红的心，永远印在人们的心中。蒋介石知道对邓中夏的威胁利诱是白费，就决定杀害他。邓中夏在被起解到南京两周后，9月21日，被敌人杀害在南京雨花台，时年39岁。
播撒火种、创办工会
在开展工人运动之初，邓中夏想动员洋车夫罢工来提高工人的生活待遇。但是，当他满怀热情和希望跑到天安门，寻找洋车夫们商议罢工的事时，却遭到了洋车夫们冷冷的回绝，洋车夫为挣回活命的脚钱，哪里肯听他那些没有实际用途的学生腔的话语。人不是天生就有觉悟的，邓中夏的罢工计划成了泡影。但是，邓中夏没有就此而心灰意冷，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广阔的天地，转向了中国工人运动。
他来到北京西南40多里的长辛店，来到被痛苦折磨的麻木的广大工人之中。他换上工人的服装，深入到各工厂，熟悉工厂生产过程，了解工人劳动生活，到工人的家庭去访问，与工人们打成一片，并交上了朋友。接着，邓中夏邀请了“几个有影响力的工头”共同作为发起人创办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
在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同时，他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启发工人们的阶级觉悟。随后，邓中夏负责创办了一个以工人为对象的通俗周刊《劳动音》，该刊于1920年11月7日正式创刊，邓中夏以“心美”为笔名写了“发刊词”。他在发刊词中写到：“今日世界上各国的社会都有一种最不合理的现象，就是劳动人民终年辛辛苦苦，然而生活困难，朝不保夕，父母妻子不能饱暖。相反，那些不从事劳动的人——如官僚、政客、军人、资本家、警察、教士等专在社会上做寄生虫，把劳动同胞所生产出来的东西用强力侵占了去，供他们快乐！这是一种多么不公平的事情！”同时，他号召工友们：“我们处在黑暗地狱之下，何等痛苦，何等惨伤，我们天天像牛马样的工作，竟得不到一丝一毫好处。言之心痛，我们原不想攻击上司，他们自己天天压迫我们，我们原不想罢工，铁路当局竞压迫我们罢工，谁是谁非，曲直当有公论。”“……工友们，一个人像条虫、五个人像条虎、十个人像条龙，咱们团结起来好比泰山，谁也摇不倒、推不动。”邓中夏的话像一簇火星迸发到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的胸中，工人心中的烈火熊熊燃起。邓中夏找到了播撒种子的大地，他的眼睛更亮了。《劳动音》出版后，深受北方各地工人群众的欢迎，一开始“每期就发行二千多本，以后发行量更是不断增加。经过工人几个月的积极筹备，1921年1月1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宣告成立并正式开学。创办劳动补习学校的最终目的是组织工会，在工人学员提出有组织起来的要求后，邓中夏在长辛店广大铁路工人中积极活动，建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是我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最早的工会组织之一。
赤诚对党、宁死不屈
1931年，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再次把中国革命引向了歧途，身为中共中央委员、红二军团政委的邓中夏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被免去了党内、军内一切职务。在受到处分期间，他只能靠妻子在纱厂当学徒的每个月7元的工资艰难维持生活，但党的开创者之一，曾任全国工运重要领导人的邓中夏对党却毫无怨言。
1933年5月15日晚上10点30分，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时第四次被捕，再也没能出狱。一个南京政府的中共中央委员，所谓的中共问题专家对邓中夏“关心”得异乎寻常，专家用尖酸的声调，拉长了声讥讽道：“邓先生：你身为声望颇高的政治家，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如今已经被人弄得不成样子了，何必为他们而牺牲自己呢？”邓中夏义正辞严：“你有什么资格谈我们党的错误，一个患深度杨梅大疮的人，有资格嘲笑偶尔伤风感冒的人吗？民国16年，你们背叛革命搞大屠杀，向帝国主义献媚、邀宠，满清皇帝不敢做的事，你们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至于死，对我们来说，入狱、杀头视如家常饭。”“邓先生真不愧是党的豪杰呀，只是像您这样的中共革命前辈，现在却受到从莫斯科回来的小字辈的屈辱，弄到只能刻刻蜡版的地步，实在是不公平，不公平呀。”国民党大员的确清楚那里是邓中夏内心流血的伤口，但是，他却永远不了解那里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赤诚，永远不懂一个赤子对祖国母亲的忠贞，即使党受到了挫折，即使他个人受到巨大的打击和误解，他绝不叛党，因为背叛不属于选择了真理、选择了太阳的人。敌人的挑拨离间最终没有成功。
邓中夏在狱中，曾被最高军事审讯机关审讯，敌人用尽了残暴手段对付他，他们企图用最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邓中夏，使他屈服，当然，这只是他们的梦想罢了。起初敌人是秘密审讯并施用多种刑法，使得邓中夏从死亡线上挣扎了不知多少回。当同志们看到邓中夏受到电刑的手脚时，痛心的眼泪情不自禁地往下流。当敌人问到他的姓名、职务时，邓中夏理直气壮地回答到：“我就叫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当敌人再问他时，他说：“就这些已经够枪毙的了，还问什么！”
他被敌人的酷刑折磨得遍体伤痕，右脑上离耳朵不到一寸的地方，露出粉红的肉色疤痕。在敌人的酷刑下，邓中夏多次被打得满口是血，但他总是紧紧闭着嘴。在狱中，邓中夏虽然消瘦了许多，但精神上却永远不垮，他怀着满腔仇恨和坚强的战斗意志，屹立在敌人面前，他睁大的双眼，闪烁着仇恨的怒火。在他的怒容中，难友们看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豪迈的气魄和威武不屈的意志，敌人的任何残酷刑法在他身上均已失效。难友们关切地询问他，他总是若无其事地回答：“没什么。”他总是很快把话题引到其他的地方，不想让同志们为他担心。
1933年9月7日晚11时左右，邓中夏被起解到南京，在起解之时，他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声音将全监狱的人们都惊醒了，狱中的人们都以崇敬的目光为他送行。他那颗鲜红的心，永远印在人们的心中。蒋介石知道对邓中夏的威胁利诱是白费，就决定杀害他。邓中夏在被起解到南京两周后，9月21日，被敌人杀害在南京雨花台，时年3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