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吹拂下，北京的一批知识精英利用聚餐、茶会组织沙龙，在自由自在的品茗或餐饮中纵论古今、谈天说地。其中，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最具代表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吹拂下，北京的一批知识精英如胡适、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梁思成、林徽因等利用聚餐、茶会组织沙龙，在自由自在的品茗或餐饮中纵论古今、谈天说地，彰显学问之美，追寻人生之乐。其中，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最具代表性。
　　种豆反而得瓜
　　说来蹊跷，“太太客厅”的得名，竟然源于林徽因与冰心的一点过节。
　　林徽因是一位才貌双全、个性鲜明的奇女子。早年曾留学欧洲、美国，于文学、建筑学、艺术等皆有精深造诣。1930年，她和丈夫梁思成由东北大学到北京工作，安家东城区的北总布胡同3号。
　　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幽静典雅，每逢周六下午，一些学术大家、社会名流，会自觉来到这块极其舒适雅致的地方，品茶闲聊，切磋学问。胡适、徐志摩、金岳霖、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是这里的常客。
　　每当聚首，林徽因是当然的中心，其广博的知识、灵敏的思维、严密的推理、流利的口才，以及得理不让人的气势，让在场者皆为之折服。聚会中，他们的话题总是没完，大半天过去了，仍恋恋不舍，只能期盼下一次聚会早日到来。
　　久而久之，林徽因的茶会就声名鹊起，为学界和文化界所侧目。
　　冰心对此则有另一种特殊的感受。
　　冰心较林徽因大四岁，两人是福建同乡，祖辈之间就有一定的交往。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和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又是清华1923届的同班同学，且住同一宿舍，无话不谈。在美国留学时，他们也常一起旅游。
　　冰心和林徽因一样，才华横溢，早早就在文学界显露头角。所不同的是，林徽因基本按照自由文人的路径前行；冰心在经受了五四新潮的洗礼后，逐步倾向革命。
　　在她看来，聚集在林徽因茶会的这些硕学鸿儒意志颓废，人生空虚，缺少革命激情和民族精神。于是她写了一篇小说叫《我们的太太客厅》，1933年10月17日晚写就，从27日开始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其中的一个片段如下：“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候尤其嫩艳……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诗人微俯着身，捧着我们太太的指尖，轻轻地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到你，都如同看到一片光明的彩云。’我们的太太微微地一笑，抽出手来，又和后面一位文学教授把握……”
　　细微逼真、栩栩如生的描写，把“太太客厅”各色人等刻画得淋漓尽致。说白了，就是冰心对“太太客厅”里那批人的讥讽和调侃，其深层意思是在鞭笞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却毫无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至于那位自命不凡的“太太”，是无法逃脱的罪魁祸首，应该无情鞭打。
　　虽然小说是虚构的，但明眼人一看，就可以不假思索地联想到林徽因的“太太客厅”。
　　林徽因读到冰心的这篇小说时，正和梁思成等人在山西大同等地考察古建筑和历史文物，回到北京后，派人给冰心送了一坛子山西陈年老醋。其心中的不满和激愤，于此皆明，而且手段巧妙：既显示了她的豁然大度，也让冰心酸味尽尝，颇难还手。
　　种豆反而得瓜，冰心的小说意外地为林徽因的“太太客厅”做了一个大广告，使林徽因的“太太客厅”闻名遐迩，成为知识界、文化界渴望自由的文人们所向往的伊甸园，愈益名声远扬。
　　谈笑有鸿儒
　　“太太客厅”这样的文化沙龙，崇尚清谈，仅是闲聊，无目的、无功利、无利害冲突，更无个人欲求。
　　1933年秋天，燕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萧乾写了一篇散文《蚕》，在《大公报·副刊》编辑沈从文的帮助下刊出，意外地得到林徽因的赏识。林徽因特意邀请这位初出茅庐的小青年来参加他们的聚会。萧乾闻讯后，激动异常。时隔半个多世纪，他仍然清晰地记得出席茶会的情景。
　　这次茶会，对于萧乾的成长具有里程碑意义。由此，萧乾亲眼目睹了这些硕学鸿儒，领略了他们的风采，聆听了他们的高见，增加了自信，并渐渐与林徽因、金岳霖等一批学界大腕儿结成了良师益友。
　　萧乾毕业后，惊喜地被《大公报》聘用，他和“太太客厅”的联系也更为密切。林徽因等人的许多新思想、新理念，大大启发了他的编辑意图和编稿方向，同时还比较容易地约到许多名家的稿件，抬高了他的身价，使他在报界和文学界名气大增。
　　除了凝聚学界朋友、奖掖后进，“太太客厅”还结交海外名人。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美国专家费正清夫妇，就是客厅的座上宾。
　　1932年，酷爱中国文化的费正清和费慰梅特意造访中国，在北京举行婚礼。婚后，他们骑自行车遍游北京，在北总布胡同附近的一个小巷里遇到了正在散步的林徽因夫妇，一见如故，且惊讶地发现：他们的住处离得很近。
　　于是，费正清夫妇成了“太太客厅”的常客，并结识了金岳霖、张奚若、沈从文等许多出类拔萃的知识精英。
　　应该说，“太太客厅”给费正清夫妇的享受是全方位的，包括学术、历史、社会、文化、生活习惯等，而且很多东西在书本上是根本找不到的。费正清夫妇还和梁思成夫妇结伴往山西调查古建筑，实地考察那里的山山水水、市镇乡村、风土人情，深刻领略中国基层的社会生活和族群风貌，切身体验中国的乡村文化，这为费正清夫妇后来在中国研究中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学术成果，奠定了根基。
　　费正清夫妇返美后，非常感激，一直与林徽因夫妇保持联系。抗日战争时期，林徽因夫妇流落云南、重庆等地，颠沛流离。费正清夫妇经常汇款予以接济。由于生活实在困苦不堪，更由于他们的真挚友谊，一向高傲、从不接受馈赠的林徽因还是接受了他们的捐赠。
　　费正清夫妇还帮助梁思成在美国出版他的名著《中国建筑史》，推荐他的论文在美国顶级刊物上发表，甚至为他们查找外文资料，邀请他们出席重要国际会议，帮助他们与海外建筑学界建立广泛的联系等，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建筑文化向世界的传播。 　　关于爱情
　　至于“太太客厅”所演绎的金岳霖和林徽因柏拉图式的爱情故事，更动人心弦。
　　金岳霖早年毕业于清华，后留学美国、英国和德国，1925年归国，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他高个儿、清瘦，眉宇间凝聚着哲人的智慧和气质。一位美丽的英国小姐深爱着他，飞往北京与他同居。但是，当他在“太太客厅”遇到林徽因后，一下子为她的学识、口才、美貌以及华丽与质朴兼容的气质所吸引，爱情之火迅猛燃烧。他婉言拒绝了那位英国小姐，毅然决然搬到北总布胡同3号的后院，依“林”而居。
　　金岳霖曾经讲过：“一离开梁家，就像丢了魂似的。”从迁居北总布胡同开始，此后的几十年，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只要有梁家的地方，就会有老金的身影。
　　抗战期间，梁思成夫妇迁居昆明郊区一所小院，在西南联大任教的老金便在院子一旁添盖了一间住所，几乎和在北总布胡同居住时的格局一样。为来往方便，老金的住房与林徽因的起居室开门相连，进出梁家，足不出户。尽管生活十分艰苦，但只要和梁家毗邻而居，老金就快乐无比。平曰里除了上课，金岳霖大部分时间都会在这个新家，著述、养鸡、聊天，像一位老大哥一样小心翼翼地呵护林徽因和梁家。
　　其实，林徽因也深爱着金岳霖，她曾毫不隐讳地向梁思成作过真情表白。梁思成回忆说：“在1932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时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过几天徽因告诉我说，她把我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相信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
　　梁思成的话真实地道出了林徽因和金岳霖刻骨铭心的爱。而且他们的爱绵延持久，终身不渝。1955年4月1日，红颜薄命的林徽因与世长辞。惊闻噩耗，老金悲痛欲绝。悲痛之余，撰献了一幅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挽联由林徽因30年代的一首诗歌改写而成，既准确概述了林徽因充满诗意的奇女子的才情，也暗含了他们的爱如春天般美丽。数年后的一个6月10日，老金郑重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吃饭。大家十分茫然，搞不清楚老金为何请客。等朋友们到齐后，老金站起身来，非常庄重地向大家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闻听此言，在场者无不为老金的一片痴情所感动。老金去世的前一年（1983年），《林徽因文集》的编者去拜访他，请求老金为文集写篇东西，老金沉默良久，一字一顿、断断续续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稍停片刻，他又庄重地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寥寥数语，道出了他与林徽因的心灵默契和无限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