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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18日是中国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工人运动领导人李立三诞辰一百周年。
今天,我把邮电部即将发行的一套纪念邮票样票捧在手上,久久端祥——父亲的笑音容貌仿佛又出现在眼前。
第一张邮票上,父亲血气方刚,风华正茂,坚毅的神态、炯炯的目光显示着他那刚强的性格、大无畏的胆量。父亲自幼不愿随波逐流、墨守陈规,辛亥革命的消息传来,年方12岁的小隆郅(这是父亲的原名)兴冲冲地拿起剪刀,在学校带头剪下那条长辨子。身为晚清秀才的祖父李镜容眼看长子这种“叛逆”行为,觉得无法容忍,便试图以责骂和惩罚逼他就范,结果是适得其反。父亲毅然离家出走,去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先是投笔从戏,跟随国民革命军在湖南参加反对旧军阀的战斗,后又发现国民军纪律松散、作风腐败,救国无望,便产生漂洋过海寻求真理的想法,于1919年11月乘坐法国客轮的底舱从上海起程,踏上了▲▲勤工俭学的道路。
当时正逢“一战”刚刚结束,千疮百孔的欧洲掀起日益高潮的革命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引发了排山倒海的共产主义思潮。父亲的法国师傅是坚定的共产党员,在师傅的影响下,父亲积极参加罢工斗争,很快转向马列主义。从此,他树立了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仰,把全部的精力、满腔的热情投入伟大的革命事业之中。
1921年秋父亲和100多名勤工俭学生中的革命积极分子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抵上海后,与当时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见面。因他是颇有名气的学生领袖,马上经中央批准加入了新成立不久的共产党。父亲放弃在上海工作的机会,提出要回家乡搞工人运动,尔后受湖南区委书记毛泽东的委派,去萍乡煤矿组织工人俱乐部,发动了振振全国的安源路矿大罢工。
罢工胜利后,父亲曾写信给安源工友:“万余工友的精神和力量的结晶体,决不是哪一个人造出来的,群众终有力量,团结终有力量,个人决没有力量”。
父亲始终听从党的安排,以革命需要为巳任,转战南北,四处奔波,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许多城市的大街小巷留下他那急促的脚印,大大小小的群众集合上经常响起他那慷慨激昂的声音。为了方便工作,父亲把自己笔划较多的名字“李隆郅”改为简明通俗的“李立三”,让工人好认、好记。1925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以上海为策源地,席卷全国,参加领导这场运动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的名字也随之广为流传,他成为大革命时期全国著名的工运领袖。
1927年春中国局势风云变幻,蒋介石举起屠刀,扑向革命人民;党内陈独秀等领导软弱、动摇,共产国际代表也含糊其伺,拿不出对策来。面对这种局面,父亲心如火燎,率领中央派出的三人小组,从武汉赶往处于危急关头的上海,与周恩来、赵世炎等紧急会面,联合上书中央,敦促迅速出兵、东征讨蒋。这是中国共产党想要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的第一个信号。
大革命被反动派淹没在血波之中,使中国共产党悟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为了弄清武装起义的可行性、作出相应安排,中央特派当时为临时政治局常委的李立三去九江作实地考察。父亲到达九江后,和邓中夏、聂荣臻、▲代英等同志一起开会研究,向中央提出了举行南昌起义的动议,立即得到周恩来的赞许。周恩来在父亲等人的陪同下赶到南昌,排除种种干扰,做好起义部署,于1927年8月1日发动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翻开了中国革命史上新的一页。
父亲是从不怕死的。早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的时候,就曾误传过他因谋刺湖南早阀而被腰斩长沙街头的消息。当时他在法国的同学周恩来、赵世炎等以为“此举出之勇敢有为的朋友李隆郅,乃有意中”,便以悲愤的心情在巴黎为他举行过追悼会。南昌起义队伍南下赴粤的路上,前委书记周恩来又得到前委委员、政治保卫处处长李立三在战场上牺牲的消息,就再一次为他主持了追悼会。又是一次误传,又是一次死里逃生。父亲后来回忆说:“我是经常在最危急的时刻接受党的任务,派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我没有被杀、被毙,真是个奇迹”。父亲为此感到自豪,认为献身于革命是无上光荣的事情。他始终是革命至上主义者,也是革命浪漫派。
少年得志,有利有弊。几十年后,父亲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说:“我早期的道路很,都助长了骄傲、急燥的情绪,酿成大错误”。
的确如此。1928年,29岁的李立三在中共“六大”上再次被推选为政治局委员,跟着周恩来进入决策核心,一时成为影响中共方针政策的重要人物之一。“初生之犊不怕虎”。此时的李立三非常自信、固执,具有湖南人那种火辣辣的倔强脾气。在政治局会议上,他面红耳赤,与同志们争论着;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谈话,他坚持巳见,拒绝将国际指示当作“圣旨”;就是和斯大林会晤时,他也敢插话反驳、提问题。可惜,他坚持的观点往往患有“左派幼稚病”,闭眼不看中国现实,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体现了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所滋长的急于制胜、要向反动派复仇的心态。
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1930年春夏产生了著名的“立三路线”;红军奉命进攻大城市,上海、武汉、南京准备武装起义,各地党团组织成立“行动委员会”等等。但不久以后,战斗多数失利,起义纷纷流产,党团组织惨遭破坏,革命同志锒铛入狱……严酷的现实是最好的教员,父亲如梦初醒,看到自己给革命所带来的损失,悔恨久至,悲痛不已。在周恩来、瞿秋白等同志的开导下,他知错认错,于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向党检讨,痛做自我批评,得到党中央和党内同志们的谅解。
但是,“顶头上司”共产国际不肯原谅李立三“藐视国际”的行为,三令五申把他召到莫斯科进行长时间的批判。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负责人的王明、康生更是别有用心,想方设法将其置于以死地而后快,最后借助1938年苏联“肃反”高潮把他打成“托派”、“日本特务”,投入监牢。父亲在狱中进行了顽强斗争,直到1939年周恩来赴苏养伤,为他的冤案作了交涉,才重获自由。
后来,毛泽东不顾共产党国际关于开除李立三党籍的武断决定,把他的名字列入“七大”中央候选人名单,表现出我党高度的自主性。“七大”胜利召开后,父亲以中共中央委员的身份终于离开苏联,实现了回国的夙愿。
我又拿起第二张纪念邮票,这是父亲建国初期的形像。此时他已年过半百,两鬓挂霜,但我▲党格外亲切,因为这是我童年时代的爸爸。
据妈妈回忆,父亲回国后仿佛恢复了青春,总是这样朝气蓬勃、精神饱满,想以加倍的工作来补偿逝去的时光。记得,爸爸当时的确非常忙,不是开会,就是出差,回家后还要坐在办公桌前一边抽烟、一边写东西,直到深夜。他担任的职务很多: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长、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政协常委等等。这众多职位对他来说,不是空洞头衔,而是要他拿出实干家精神、全力以赴的繁重工作。
新生的共和国任重道远,经济要恢复,政权要巩固,新的体制需要建立和健全。父亲就像一辆“坦克车”(陈云语),不知疲倦地向前闯,在工会和劳动体制等领域中大刀阔斧地推进一系列民主改革,主持起草了许多法案、条例等重文件工作,为确立新中国工会的地位、改善工人生活、恢复和发展经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父亲不是高高在上当部长,而是经常深入基层,下厂下矿了解情况。据说,“李部长”作实地考查有与众不同的两个特点:一是要去工人食堂吃饭,二是要上车间厕所。他认为这两处最能反映厂领导对待工人生活的实际态度,应以此为例或者予以表扬,或者提出批评。凡是在父亲领导下工作过的老同志对他诸如此类的许多事情记忆犹新,传为佳话。
父亲不只是“工作狂”,也是懂得生活、热爱生活的人。他喜欢鲜花、喜欢艺术,工作之余经常带我们全家去逛公园、看展览、欣赏文艺演出或到体育馆为比赛助兴。在家庭生活中他也要讲民主,鼓励我们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和大人谈话交流、发表自己的见解,并用劝导的方式帮助我们认识和分析问题。
对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父亲从不回避,而是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反复向我们解说,让我们从他的经历吸取教训,牢记戒骄戒躁的道理。此时,父亲在政治思想上已经成熟了,看问题比较敏锐、全面,行动上则求谨慎稳重。他有不少好的主意、好的例法,可惜在极“左”思潮日趋泛滥的大气候下,遭到了否定和批判,被说成是“再次犯错误”。不公正的待遇对父亲来说,难免是一次打击,但没有使他垂头丧头。他从不把名利地位放在眼中,只求党继续给他以工作的机会。
在1956年的“八大”会议上,父亲对过去来了一个“总清算”。他在发言中。颂扬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惩前毙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最后表示:“我在犯了错误之后,还没有丧失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信心——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因为还能够保持为党工作的积极性……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在同志们的监督和帮助下,继续努力工作和学习。”这是父亲发自肺腑的声音,也是他在有生之年坚决履行的誓言。
“文革”中,父亲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离开了人世。但是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1980年3月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为李立三召开的追悼会,党中央的悼词肯定了他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号召全党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质。今年,党中央又决定为李立三诞辰一百周年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
一套纪念邮票的发行体现了党和人民对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缅怀。父亲若有所知,定会感到欣慰!
(注:本文作者为李立三同志女儿,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今天,我把邮电部即将发行的一套纪念邮票样票捧在手上,久久端祥——父亲的笑音容貌仿佛又出现在眼前。
第一张邮票上,父亲血气方刚,风华正茂,坚毅的神态、炯炯的目光显示着他那刚强的性格、大无畏的胆量。父亲自幼不愿随波逐流、墨守陈规,辛亥革命的消息传来,年方12岁的小隆郅(这是父亲的原名)兴冲冲地拿起剪刀,在学校带头剪下那条长辨子。身为晚清秀才的祖父李镜容眼看长子这种“叛逆”行为,觉得无法容忍,便试图以责骂和惩罚逼他就范,结果是适得其反。父亲毅然离家出走,去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先是投笔从戏,跟随国民革命军在湖南参加反对旧军阀的战斗,后又发现国民军纪律松散、作风腐败,救国无望,便产生漂洋过海寻求真理的想法,于1919年11月乘坐法国客轮的底舱从上海起程,踏上了▲▲勤工俭学的道路。
当时正逢“一战”刚刚结束,千疮百孔的欧洲掀起日益高潮的革命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引发了排山倒海的共产主义思潮。父亲的法国师傅是坚定的共产党员,在师傅的影响下,父亲积极参加罢工斗争,很快转向马列主义。从此,他树立了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仰,把全部的精力、满腔的热情投入伟大的革命事业之中。
1921年秋父亲和100多名勤工俭学生中的革命积极分子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抵上海后,与当时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见面。因他是颇有名气的学生领袖,马上经中央批准加入了新成立不久的共产党。父亲放弃在上海工作的机会,提出要回家乡搞工人运动,尔后受湖南区委书记毛泽东的委派,去萍乡煤矿组织工人俱乐部,发动了振振全国的安源路矿大罢工。
罢工胜利后,父亲曾写信给安源工友:“万余工友的精神和力量的结晶体,决不是哪一个人造出来的,群众终有力量,团结终有力量,个人决没有力量”。
父亲始终听从党的安排,以革命需要为巳任,转战南北,四处奔波,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许多城市的大街小巷留下他那急促的脚印,大大小小的群众集合上经常响起他那慷慨激昂的声音。为了方便工作,父亲把自己笔划较多的名字“李隆郅”改为简明通俗的“李立三”,让工人好认、好记。1925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以上海为策源地,席卷全国,参加领导这场运动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的名字也随之广为流传,他成为大革命时期全国著名的工运领袖。
1927年春中国局势风云变幻,蒋介石举起屠刀,扑向革命人民;党内陈独秀等领导软弱、动摇,共产国际代表也含糊其伺,拿不出对策来。面对这种局面,父亲心如火燎,率领中央派出的三人小组,从武汉赶往处于危急关头的上海,与周恩来、赵世炎等紧急会面,联合上书中央,敦促迅速出兵、东征讨蒋。这是中国共产党想要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的第一个信号。
大革命被反动派淹没在血波之中,使中国共产党悟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为了弄清武装起义的可行性、作出相应安排,中央特派当时为临时政治局常委的李立三去九江作实地考察。父亲到达九江后,和邓中夏、聂荣臻、▲代英等同志一起开会研究,向中央提出了举行南昌起义的动议,立即得到周恩来的赞许。周恩来在父亲等人的陪同下赶到南昌,排除种种干扰,做好起义部署,于1927年8月1日发动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翻开了中国革命史上新的一页。
父亲是从不怕死的。早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的时候,就曾误传过他因谋刺湖南早阀而被腰斩长沙街头的消息。当时他在法国的同学周恩来、赵世炎等以为“此举出之勇敢有为的朋友李隆郅,乃有意中”,便以悲愤的心情在巴黎为他举行过追悼会。南昌起义队伍南下赴粤的路上,前委书记周恩来又得到前委委员、政治保卫处处长李立三在战场上牺牲的消息,就再一次为他主持了追悼会。又是一次误传,又是一次死里逃生。父亲后来回忆说:“我是经常在最危急的时刻接受党的任务,派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我没有被杀、被毙,真是个奇迹”。父亲为此感到自豪,认为献身于革命是无上光荣的事情。他始终是革命至上主义者,也是革命浪漫派。
少年得志,有利有弊。几十年后,父亲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说:“我早期的道路很,都助长了骄傲、急燥的情绪,酿成大错误”。
的确如此。1928年,29岁的李立三在中共“六大”上再次被推选为政治局委员,跟着周恩来进入决策核心,一时成为影响中共方针政策的重要人物之一。“初生之犊不怕虎”。此时的李立三非常自信、固执,具有湖南人那种火辣辣的倔强脾气。在政治局会议上,他面红耳赤,与同志们争论着;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谈话,他坚持巳见,拒绝将国际指示当作“圣旨”;就是和斯大林会晤时,他也敢插话反驳、提问题。可惜,他坚持的观点往往患有“左派幼稚病”,闭眼不看中国现实,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体现了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所滋长的急于制胜、要向反动派复仇的心态。
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1930年春夏产生了著名的“立三路线”;红军奉命进攻大城市,上海、武汉、南京准备武装起义,各地党团组织成立“行动委员会”等等。但不久以后,战斗多数失利,起义纷纷流产,党团组织惨遭破坏,革命同志锒铛入狱……严酷的现实是最好的教员,父亲如梦初醒,看到自己给革命所带来的损失,悔恨久至,悲痛不已。在周恩来、瞿秋白等同志的开导下,他知错认错,于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向党检讨,痛做自我批评,得到党中央和党内同志们的谅解。
但是,“顶头上司”共产国际不肯原谅李立三“藐视国际”的行为,三令五申把他召到莫斯科进行长时间的批判。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负责人的王明、康生更是别有用心,想方设法将其置于以死地而后快,最后借助1938年苏联“肃反”高潮把他打成“托派”、“日本特务”,投入监牢。父亲在狱中进行了顽强斗争,直到1939年周恩来赴苏养伤,为他的冤案作了交涉,才重获自由。
后来,毛泽东不顾共产党国际关于开除李立三党籍的武断决定,把他的名字列入“七大”中央候选人名单,表现出我党高度的自主性。“七大”胜利召开后,父亲以中共中央委员的身份终于离开苏联,实现了回国的夙愿。
我又拿起第二张纪念邮票,这是父亲建国初期的形像。此时他已年过半百,两鬓挂霜,但我▲党格外亲切,因为这是我童年时代的爸爸。
据妈妈回忆,父亲回国后仿佛恢复了青春,总是这样朝气蓬勃、精神饱满,想以加倍的工作来补偿逝去的时光。记得,爸爸当时的确非常忙,不是开会,就是出差,回家后还要坐在办公桌前一边抽烟、一边写东西,直到深夜。他担任的职务很多: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长、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政协常委等等。这众多职位对他来说,不是空洞头衔,而是要他拿出实干家精神、全力以赴的繁重工作。
新生的共和国任重道远,经济要恢复,政权要巩固,新的体制需要建立和健全。父亲就像一辆“坦克车”(陈云语),不知疲倦地向前闯,在工会和劳动体制等领域中大刀阔斧地推进一系列民主改革,主持起草了许多法案、条例等重文件工作,为确立新中国工会的地位、改善工人生活、恢复和发展经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父亲不是高高在上当部长,而是经常深入基层,下厂下矿了解情况。据说,“李部长”作实地考查有与众不同的两个特点:一是要去工人食堂吃饭,二是要上车间厕所。他认为这两处最能反映厂领导对待工人生活的实际态度,应以此为例或者予以表扬,或者提出批评。凡是在父亲领导下工作过的老同志对他诸如此类的许多事情记忆犹新,传为佳话。
父亲不只是“工作狂”,也是懂得生活、热爱生活的人。他喜欢鲜花、喜欢艺术,工作之余经常带我们全家去逛公园、看展览、欣赏文艺演出或到体育馆为比赛助兴。在家庭生活中他也要讲民主,鼓励我们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和大人谈话交流、发表自己的见解,并用劝导的方式帮助我们认识和分析问题。
对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父亲从不回避,而是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反复向我们解说,让我们从他的经历吸取教训,牢记戒骄戒躁的道理。此时,父亲在政治思想上已经成熟了,看问题比较敏锐、全面,行动上则求谨慎稳重。他有不少好的主意、好的例法,可惜在极“左”思潮日趋泛滥的大气候下,遭到了否定和批判,被说成是“再次犯错误”。不公正的待遇对父亲来说,难免是一次打击,但没有使他垂头丧头。他从不把名利地位放在眼中,只求党继续给他以工作的机会。
在1956年的“八大”会议上,父亲对过去来了一个“总清算”。他在发言中。颂扬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惩前毙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最后表示:“我在犯了错误之后,还没有丧失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信心——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因为还能够保持为党工作的积极性……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在同志们的监督和帮助下,继续努力工作和学习。”这是父亲发自肺腑的声音,也是他在有生之年坚决履行的誓言。
“文革”中,父亲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离开了人世。但是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1980年3月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为李立三召开的追悼会,党中央的悼词肯定了他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号召全党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质。今年,党中央又决定为李立三诞辰一百周年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
一套纪念邮票的发行体现了党和人民对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缅怀。父亲若有所知,定会感到欣慰!
(注:本文作者为李立三同志女儿,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