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受80年代启蒙主义熏染的人，总记得当时“思想家”们的教训：西方是物质文明，中国是精神文明。不仅如此，这种简单化归类背后还有另外一张的底牌：我们现在要学的是物质文明。具体而言，中国文化因为太注重精神文明，把什么都道德化。法律、经济、政治，全道德化了。看人家西方，在这些领域只讲规矩，不讲道德。所以有了作为“没有感情的智慧”的法律，有了“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市场，当然也有了不相信政治家之德操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
　　三十年过去，在中国突飞猛进的自然是市场经济。经济学家们秉承80年代的启蒙精神，一再告诫公众不要把经济道德化，不要给企业加上道德负担，特别是不要盲目鼓吹慈善。当然，行政权力所强制的慈善确实不应该鼓励。但是，在社会和舆论压力下的慈善，似乎也成了“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这就有待讨论了。
　　我因为教学的原因，最近一直在研读西方经济史。迄今为止的阅读，给我的一个巨大震撼是：道德化的压力一直与市场经济相始终。
　　比如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北部城市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等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基本属于欧洲慈善业最发达的地区。最热闹的商业街区往往也是教堂最密集的。畏于教会和世论的谴责，以及死后世界的惩罚，大款们不停地捐赠行善。法国史学家Jacques Le Goff的名著《炼狱的诞生》，就是讨论对炼狱的恐惧和慈善的关系。到了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新兴的工商集团同样热衷于慈善。当然，他们慈善的世俗动机已经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商人有所不同。他们要和旧贵族阶层争夺政治、社会、文化的领导权，要证明自己才是给大家带来真正福益的人。美国没有贵族传统，工商阶层按说没有类似的压力。但对大企业的贪婪则日益遭受抨击，乃至共和党总统罗斯福带头和大款们索求“公正交易”。卡内基等一代工业家、商人，也正是在这种压力下，一手确立了基金会式的现代慈善体系，如今正在被巴菲特、盖茨等人发扬光大。至少从历史上看，这些在强大道德压力下的市场经济，相对发展得比较健康。
　　当今“占领华尔街”时代，市场有没有道德的问题又一次被提出来。
　　举例而言，所谓“社会责任投资”(social responsible investing，简称SRI)如今在西方越来越深入人心。90年代拥抱这一理念的投资者仅有几百个，如今则上升到了2100个。由联合国支持的“责任投资原则”，要求所有签署者在作决策时综合考虑其投资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其中两个签署者，一是加州公共基金，一是Calpers and Calsters。这两个基金就是从道德的立场出发，在2000年把投资从烟草公司抽回，放到有社会效益的地方。虽然这一行为在短期内影响了投资回报，但他们坚持了下来。要知道，仅Calpers一家，就经营着4000亿美元之巨的资产，相当于美国刺激经济计划的一半。挪威政府的退休基金，也明确规定回避“不道德”的投资。这类基金可谓举不胜举。“不按市场规律办事”者不仅没有被市场所淘汰，而且掌握着越来越多的巨资，你已经不能不承认他们在西方市场经济中的主流地位了。
　　在具体的企业经营中，“道德牌”也越打越重。这一点你打开电视就看得清清楚楚：石油公司的广告不夸奖自己的产品，通篇在说自己为非洲作了多少慈善。汽车制造商的广告不说车的性能，只说自己如何达到对环境的“零影响”。
　　这里又涉及到一个特别被中国人津津乐道的道德哲学问题：道德属于纯粹的个人动机，为善而善。如果在社会压力下行善，为了功利而行善，岂不成了伪善？这既破坏了经济规律，又破坏了道德。
　　对这一问题，秉承英国道德哲学传统的亚当·斯密早就给予了充分的讨论。他把道德行为分成两种：一种是被纯粹的内在道德满足而驱动，为善而善。一种则是为了赢得他人的赞许。从理论上说，前者纯净，后者功利。但是，亚当·斯密认为，后者亦应该属于道德行为的范畴。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不能把人性庸俗化、觉得人生在世只图钱，也不能把人性理想化、觉得人可以成为纯粹的天使。更靠谱儿的假设是：人性充满弱点，故需要社会规范和道德信条的制约。人性又非完全不可救药，故人类有能力发展出某种社会性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人的行为屈从于这样的社会压力，很可能是肮脏的人性向善良的人性低头。久而久之，外在的道德压力内化于人心，被迫就演化为自觉。
　　看看西方这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历史，岂不是一直如此？人性在道德压力之下才能变得越来越内省，进而越来越寻求心灵的救赎。这难道不是文明进化的一部分吗？★
　　(作者系旅美学者，现在美国萨福克大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