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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不是新闻：越来越多的城市在学习硅谷。
几年前，你恐怕只会听到纽约和伦敦这些地方嚷嚷着要成为下一个硅谷。而现在，你能列出一长串的名单。
将它们称为下一个硅谷并不合适，你能看到它们和硅谷差距依然巨大。但这些地方已诞生出了可观的技术创业企业，创业社区也正在变得活跃。
“两年前，我还觉得我需要为全球的创业社区做点什么。但在环球旅行一年之后，我发现创业在全球各地都越来越热，不需要我再做更多什么了。”Bowei Gai说。他将自己的创业公司出售给LinkedIn后，于2013年春天开始全球旅行以做全球创业报告（World Startup Report）。一年时间中，他拜访了29个国家的创业社区。
“现在世界各地创业成功的例子也越来越多。这能激励更多人。”Gai说。
CrunchBase的数据能给你更量化的印象。这家由Mike Arrington创办的平台从2007年开始记录创业企业的创立和融资信息，现在拥有65万条公司和个人的信息，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创业数据库。
按照CrunchBase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的数据，英国、加拿大、德国、以色列、日本等国家在2014年获得融资的技术创业公司比2010年增加了1倍左右；而在印度、西班牙、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地，这些数字则增加了3到5倍。
即使是在美国本土，奥斯汀、波士顿这些城市的技术创业企业获得融资的数量也比几年前要更多。
你可以对这种趋势保持怀疑，毕竟多年前那些嚷嚷着要成为下一个硅谷的城市，并未让自己的创业热潮持续。
例如1990年代末的纽约。
当年网景等互联网公司的上市给华尔街带来狂热，这让不少纽约客也投入到技术创业中来，他们甚至还将纽约的创业公司聚集之地称为Silicon Alley，作为硅谷Sillicon Valley的谐音。但当互联网泡沫破灭时，硅谷一些执着的创业者熬过难关并建立起之后变得伟大的公司，而纽约的程序员们则大多重新打起领带进入了华尔街。硅谷当时依然存在持续了20多年的对失败宽容的文化，以及对技术有远见的投资人的支持，让硅谷的创业者在大环境不济的时候依然能坚持下来。
但这次并不相同，你可以看到10年前不存在的一些因素正在发挥作用。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普及。截至2014年6月30日，全球上网人数已占据总人口的42%，比2010年增长了741%。而在亚洲，互联网用户数比2010年增长了 1112.7%。
与GDP增长相伴的购买力也在增长。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最近4年，在GDP排名全球前20的国家中，只有日本和西班牙的GDP是下降的。
这两点意味着，这些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技术，期待这些技术对自己生活的改变，并有能力为此埋单。
没有道理认为，硅谷的那些巨头们能满足全世界的需求，特别是当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开始渗透到传统行业中。
或者，换一种创业导师们爱用的说法，创业得“找到用户痛点”。但对于现在很多领域的创业，如果你不在某个地区，或不了解某个领域，那你很难“找到痛点”。
前几年，Google和Facebook这些提供互联网搜索与社交的公司要扩展到新的国家，只要增加本地的语言和一些服务器就好了，本地化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复杂。
但现在，如果你要在巴西做点互联网金融，抑或是投身到技术改变时尚的创新中来，那你得和真实世界中的人和机构打交道。这一点上，那些在当地走来走去，或已经在行业中有些许经验的人，就要比在硅谷只懂编程的极客们有更多优势。
甚至是在时常爆发战火的中东，创业者也开始涌现，以至于美国投资者Christopher Schroeder将这一现象称为是“创业者之春”（Startup Rising）。他将这归因于技术普及，让新的一代能接触到更多信息，也更愿意像别的地区的年轻人一样去尝试和改变世界。
“一个时尚公司在硅谷创业毫无意义。”Lyst的创始人Chris Motron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他虽然从小在美国长大，但最终还是将公司设在了伦敦，因为他知道得离那些潜在的时尚品牌合作伙伴尽可能近些。他还在纽约也设立了办公室，每3周会去一次纽约。
“只有靠近客户，才能获得更多的生意。”伦敦金融城政策委员会主席Mark Boleat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不少创业者选择来到金融城，能充分获得来自HSBC和Lloyd银行这些金融巨鳄的指点；这些金融公司也乐于向创业者分享自己的经验，表达自己的产品需求。事实上，很多新诞生的创业企业都是为这些金融机构服务的。”Boleat现在也是伦敦种子投资项目Entrepreneur First的主要负责人，这一项目和硅谷的Y Combinator非常相似。
Joshua Auerbach也有相似说法，他是纽约创业孵化器Betaworks的CFO：“和硅谷相比，纽约有各行各业，媒体、广告商、时尚业。所以，如果你的创业和这些有关，那你得到纽约来。”
当然更加具有代表意义的城市是深圳。
这个有着密集制造业的城市，在硬件创业兴起之后，迅速变成每个硬件创业者都必须呆上些时日的地方：在这里，硬件创业者能找到最丰富和廉价的材料零件，并快速进行样品的制作和测试，这里还有行业内最有经验的制造商，无论你要做的是一个智能吸尘器还是一个智能咖啡机。像Haxlr8r这样的硬件创业孵化器将3个月的孵化期完全放在深圳，只有Demo Day才回到旧金山湾区举行。
这些创业者涌动的城市大多有不错的大学，但你可以说互联网巨头们此前在全球的扩张，为这一轮创业热潮培养了有足够经验的人才。就像在中国，我们能看到不少成功的创业者来自微软和Google。 “你能看到，大公司来到Herzliya（以色列特拉维夫市旁的一个城市）建立研发中心，给这里的人才一个成长和锻炼的地方，为他们之后的创业增加经验值。”Orna Berry说。她曾担任过以色列风险投资协会的主席。
受战火威胁的乌克兰也呈现类似现象：基辅的大学培养出不少优秀的工程和自然科学人才，这使得乌克兰一度成为非常有竞争力的软件外包市场，也吸引了Google、三星等大公司前来设立研发中心。而当时机成熟的时候，这些公司中的程序员们往往跃跃欲试。
当本地化需求出现的时候，这些人比硅谷的极客更能抓住机会。
你很难想象，在互联网普及率和在线支付程度都很低的印度市场，一家叫做Zivame的内衣电子商务网站能大获成功。
“对于印度女性而言，跨入一家内衣商店是非常尴尬的事儿。”Zivame的CEO Richa Kar说。她了解这些，因为她在印度Jamshedpur长大，知道印度很多内衣商店是男性在做销售，这更加增加了保守印度女性走入内衣店的难度。
大学毕业后，Kar曾在SAP担任零售业方面的咨询顾问，也因此积累了相关商业经验。当她开设Zivame，能让用户在自己家的网页上完成内衣购买后，一大批印度女性迅速成为了最忠实的用户。
或者可以看看巴西。“你能看到巴西文化中有很多激烈的行为方式和特点。”巴西创业者Marcos Buson说，“理解巴西人如何面对宗教、偏见和当地传统，是在我们市场进行渗透的关键因素。”Buson创立的PinMyPet在2013年进入了500 Startups孵化器，所做的硬件试图能追踪宠物的健康。
而硅谷之外的机会，也让一些留学美国的人开始重新回到这些国家。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很多留美的印度人回国了。这像是一股风潮，现在也不断有人回到这里。”Ganash Nayak在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时说，他在美国工作20多年后回到印度，创办了为创业者提供顾问服务的Mentor Sqaure。
大公司事实上乐于看到创业者们的涌现—对技术热衷的人群通常是他们的用户，甚至在成立企业之后也会忠实地使用它们的服务；而对创业企业的收购也让大公司的版图得到扩展。
Google、Facebook这些公司的海外机构，仍然会像在硅谷那样定期举行各种活动。当地的工程师、创业者能从中汲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不少黑客或创业比赛的赞助商与评委也来自这些大公司。最初它们看上去像是布道者，而现在，则成了当地创业环境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伦敦，Google在东伦敦硅谷环岛7层高的大楼底层里设立了非盈利的Google Campus。这是个类似车库的咖啡馆，同时也集合了办公空间、活动场地、加速器。创业者可以免费注册申请在此办公，使用免费的Wi-Fi，并和其他技术创业者或投资人聊天。
“我们希望Google Campus能为伦敦甚至是整个英国创造健康的创业生态系统，所以我们才把第一个Campus项目放在伦敦。这不光对Google是有利的，对整个行业也是一个好消息。”这个Google Campus中的唯一一个Google员工Eze Vidra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而在柏林，Google在柏林墙附近提供了一个叫做“工厂”（The Factory）的孵化器。一些在柏林知名的创业公司，例如Sound Cloud、6Wunderkinder、Toast都进驻了这一孵化器。
即使是和技术无关的大公司，它们也比以往更加积极。
“你能看到很多大品牌都已开始自己做电子商务，所以和它们谈合作基本上很顺。”Lyst的创始人Morton在提及Lyst的合作伙伴时说。
而在汽车行业，你能看到7年前它们就开始参加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CES（国际消费电子展）；而从去年开始，你会看到本应该在时装周出现的人也在CES上出现，例如英国品牌Burberry，以及奥地利品牌施华洛世奇。
在欧洲，看上去和技术无关的西班牙银行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BBVA），却成为了一个技术创业的鼓励者，它于2013年宣布投入1亿美元鼓励创业企业；2014年11月，它又建立了自己的创业加速器。
轰轰烈烈的创业热潮也和政府们的雄心勃勃分不开，它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城市打造成一个科技之城。它们大多艳羡硅谷的繁荣景象，希望新经济能将自己的城市和国家从不景气中拯救出来。除此之外，创业似乎也能解决困扰社会的年轻人高失业率问题。
在纽约，从布隆伯格担任市长开始，市政府建立健康技术创业生态的努力就一直没有停止。布隆伯格设立了“首席数字官”，以推动创业生态；成立NYC Open Data项目将政府数据开放给任何人使用，配合这个项目，纽约政府还举行NYC BigApps比赛以鼓励创业者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应用程序的开发。
在伦敦奥运会结束之后的几个月，卡梅伦政府则宣布了将5000万英镑用于投资伦敦科技城的计划，以在伦敦中部硅谷环岛为创业者提供共享工作空间、教室和工作室。除此之外，伦敦政府还设立了一个叫做The Seed Enterprise Investment Scheme的资金扶持计划，用于奖励那些被认可的中小型企业项目，其中包括零资本利得税，以及50%的所得税折扣优惠。
Lyst这样的技术公司从此间收益。当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办公室时，伦敦政府把位于Shoreditch的一间画廊出租给了他们，Morton在英国首相出访时还会作为商业代表一起随行，享受政府的快速通道服务。
在巴西，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成为总统后每年拨款5亿美元以进行宽带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为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
在韩国，总统朴槿惠在2013年设立了新的科学资讯通信技术未来规划部（Ministry of Science，ICT and Future Planning）。在2014年，这个部门的预算超过了120亿美元，其中20亿美元直接用于促进初创企业生态系统的发展。这个部门还取消了对风险投资行业的诸多限制。 而在约旦，国王阿布杜拉乐于谈论自己对数字技术的热爱，并成为了创业的最大支持者。现在，在约旦只需要几天就可以注册一家新公司。
投资者在全球的足迹或许可以证明这一趋势。事实上，当他们看到可能的回报时，他们从来不吝于推波助澜一下。
所以，5年前，你会看到欧洲的风险投资者更愿长期呆在硅谷，但他们现在回到欧洲，开始频繁在欧洲出手投资。
Eileen Burbidge，一个定居伦敦的技术投资人，自己也对这样的变化感到震惊。她说10年前她刚从硅谷搬到伦敦时，“创业”是个新鲜的词汇。但从去年开始，她所在的公司 Passion Capital的投资机会变得多到来不及应付。
过去一年，Passion Capital已经投资了34家不同行业的技术创业企业；另外，为了满足越来越旺盛的投资需求，她又创立6000万美元名为白熊场（White Yard）的基金，给予包括办公空间在内的支持。据她估计，这个计划在未来5年内可以投资覆盖整个欧洲地区50多家创业公司。
类似情况出现在全球很多地方。5年前，巴西市场上也看不到什么风险投资。但现在，经纬创投、红杉资本和红点投资在巴西都开始有业务，而硅谷银行2012年在巴西的投资就超过了3.4亿美元。
500 Startups这样年轻的硅谷孵化器也宣称自己面向全球招募优秀的创业者。它的“飞机上的极客”（Geeks on A Plane）项目时不时会带创业者和投资人到全球各地了解不同市场。在2014年7月的行程中，他们的目的地是新加坡、泰国曼谷、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等东南亚国家；而在2015年，他们的行程中包括迪拜、伊斯坦布尔和安曼。
“因为有了20年在其他新兴市场投资的经验，所以投资人看起来会比以前更接受各种风险，包括政治风险。”Schroeder说。
所有让硅谷变得神奇的要素，在这些城市不说丰富，至少也开始变得完备。
这些城市的年轻人比以往更容易接受到新的信息，更愿意接受硅谷那种尝试和创新的思维模式，也更容易产生新的想法。当想法出现时，他们身边友好的创业环境能让他们遇到想法相似并愿意大干一场的人，在产品原型初现时，他们也能比往常更容易得到投资人的资金支持，或来向政府的支持。
但相比硅谷，这些城市也多少面临一些挑战。
例如在英国，和硅谷相比，选择创业的学生比例还不是很高。一项调查显示，尽管有77%的英国大学为学生提供创业方面的指导，但只有16%的学生真正会选择创业。
“硅谷的魔力在于它高密度的人际网络，在英国，所有的元素几乎都具备了，创业者、天使投资人、风投、导师，但这里唯一缺乏的就是一个集中的密度，不太有创业者成功之后会反过来投资支持创业社区，也没有足够多的学生把创业视做自己的职业规划。”LinkedIn的创立者Reid Hoffman被问及“什么阻碍伦敦成为下一个硅谷”这个问题时这样回答。
而在澳大利亚，情况看起来也类似。“澳大利亚什么都很好，但是连端咖啡的服务员每小时都有20美元的收入，因此连打工都不会很穷。另外这个国家矿产丰富，黄金行业的新手每年都能有20万美元收入，过几年就有30万到40万美元，大家创业的积极性并不那么高。”Bowei Gai说。
“在硅谷，你可以有各种疯狂的想法，别人会相信你。但在印度，你最好还是选更安全一点的方案。因为在硅谷失败没关系，但在印度如果你失败了，那可是一件大事儿，没人会再相信你，”Nayak说，“而且印度人崇尚的性格是平静又满足。”
在中东，政局不稳依然是最大的问题。布拉格之春后，时不时的战火会夺取年轻创业者的生命；尽管有Schroeder这样的美国投资人愿意投资这个地区，但依然有不少创业者因为融不到下一轮资金而不得不关张。在南美，政府的官僚依然是创业者的挑战，他们要比硅谷的创业者花更长时间来注册公司，也要计算更加复杂的税率。
但无论如何，这些创业者都给他们所在的国家和行业带来更多活力和希望。正如Schroeder愿意下注中东创业者时所说的：“好的创业者，都是那些愿意解决问题，愿意克服困难的人。”
几年前，你恐怕只会听到纽约和伦敦这些地方嚷嚷着要成为下一个硅谷。而现在，你能列出一长串的名单。
将它们称为下一个硅谷并不合适，你能看到它们和硅谷差距依然巨大。但这些地方已诞生出了可观的技术创业企业，创业社区也正在变得活跃。
“两年前，我还觉得我需要为全球的创业社区做点什么。但在环球旅行一年之后，我发现创业在全球各地都越来越热，不需要我再做更多什么了。”Bowei Gai说。他将自己的创业公司出售给LinkedIn后，于2013年春天开始全球旅行以做全球创业报告（World Startup Report）。一年时间中，他拜访了29个国家的创业社区。
“现在世界各地创业成功的例子也越来越多。这能激励更多人。”Gai说。
CrunchBase的数据能给你更量化的印象。这家由Mike Arrington创办的平台从2007年开始记录创业企业的创立和融资信息，现在拥有65万条公司和个人的信息，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创业数据库。
按照CrunchBase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的数据，英国、加拿大、德国、以色列、日本等国家在2014年获得融资的技术创业公司比2010年增加了1倍左右；而在印度、西班牙、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地，这些数字则增加了3到5倍。
即使是在美国本土，奥斯汀、波士顿这些城市的技术创业企业获得融资的数量也比几年前要更多。
你可以对这种趋势保持怀疑，毕竟多年前那些嚷嚷着要成为下一个硅谷的城市，并未让自己的创业热潮持续。
例如1990年代末的纽约。
当年网景等互联网公司的上市给华尔街带来狂热，这让不少纽约客也投入到技术创业中来，他们甚至还将纽约的创业公司聚集之地称为Silicon Alley，作为硅谷Sillicon Valley的谐音。但当互联网泡沫破灭时，硅谷一些执着的创业者熬过难关并建立起之后变得伟大的公司，而纽约的程序员们则大多重新打起领带进入了华尔街。硅谷当时依然存在持续了20多年的对失败宽容的文化，以及对技术有远见的投资人的支持，让硅谷的创业者在大环境不济的时候依然能坚持下来。
但这次并不相同，你可以看到10年前不存在的一些因素正在发挥作用。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普及。截至2014年6月30日，全球上网人数已占据总人口的42%，比2010年增长了741%。而在亚洲，互联网用户数比2010年增长了 1112.7%。
与GDP增长相伴的购买力也在增长。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最近4年，在GDP排名全球前20的国家中，只有日本和西班牙的GDP是下降的。
这两点意味着，这些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技术，期待这些技术对自己生活的改变，并有能力为此埋单。
没有道理认为，硅谷的那些巨头们能满足全世界的需求，特别是当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开始渗透到传统行业中。
或者，换一种创业导师们爱用的说法，创业得“找到用户痛点”。但对于现在很多领域的创业，如果你不在某个地区，或不了解某个领域，那你很难“找到痛点”。
前几年，Google和Facebook这些提供互联网搜索与社交的公司要扩展到新的国家，只要增加本地的语言和一些服务器就好了，本地化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复杂。
但现在，如果你要在巴西做点互联网金融，抑或是投身到技术改变时尚的创新中来，那你得和真实世界中的人和机构打交道。这一点上，那些在当地走来走去，或已经在行业中有些许经验的人，就要比在硅谷只懂编程的极客们有更多优势。
甚至是在时常爆发战火的中东，创业者也开始涌现，以至于美国投资者Christopher Schroeder将这一现象称为是“创业者之春”（Startup Rising）。他将这归因于技术普及，让新的一代能接触到更多信息，也更愿意像别的地区的年轻人一样去尝试和改变世界。
“一个时尚公司在硅谷创业毫无意义。”Lyst的创始人Chris Motron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他虽然从小在美国长大，但最终还是将公司设在了伦敦，因为他知道得离那些潜在的时尚品牌合作伙伴尽可能近些。他还在纽约也设立了办公室，每3周会去一次纽约。
“只有靠近客户，才能获得更多的生意。”伦敦金融城政策委员会主席Mark Boleat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不少创业者选择来到金融城，能充分获得来自HSBC和Lloyd银行这些金融巨鳄的指点；这些金融公司也乐于向创业者分享自己的经验，表达自己的产品需求。事实上，很多新诞生的创业企业都是为这些金融机构服务的。”Boleat现在也是伦敦种子投资项目Entrepreneur First的主要负责人，这一项目和硅谷的Y Combinator非常相似。
Joshua Auerbach也有相似说法，他是纽约创业孵化器Betaworks的CFO：“和硅谷相比，纽约有各行各业，媒体、广告商、时尚业。所以，如果你的创业和这些有关，那你得到纽约来。”
当然更加具有代表意义的城市是深圳。
这个有着密集制造业的城市，在硬件创业兴起之后，迅速变成每个硬件创业者都必须呆上些时日的地方：在这里，硬件创业者能找到最丰富和廉价的材料零件，并快速进行样品的制作和测试，这里还有行业内最有经验的制造商，无论你要做的是一个智能吸尘器还是一个智能咖啡机。像Haxlr8r这样的硬件创业孵化器将3个月的孵化期完全放在深圳，只有Demo Day才回到旧金山湾区举行。
这些创业者涌动的城市大多有不错的大学，但你可以说互联网巨头们此前在全球的扩张，为这一轮创业热潮培养了有足够经验的人才。就像在中国，我们能看到不少成功的创业者来自微软和Google。 “你能看到，大公司来到Herzliya（以色列特拉维夫市旁的一个城市）建立研发中心，给这里的人才一个成长和锻炼的地方，为他们之后的创业增加经验值。”Orna Berry说。她曾担任过以色列风险投资协会的主席。
受战火威胁的乌克兰也呈现类似现象：基辅的大学培养出不少优秀的工程和自然科学人才，这使得乌克兰一度成为非常有竞争力的软件外包市场，也吸引了Google、三星等大公司前来设立研发中心。而当时机成熟的时候，这些公司中的程序员们往往跃跃欲试。
当本地化需求出现的时候，这些人比硅谷的极客更能抓住机会。
你很难想象，在互联网普及率和在线支付程度都很低的印度市场，一家叫做Zivame的内衣电子商务网站能大获成功。
“对于印度女性而言，跨入一家内衣商店是非常尴尬的事儿。”Zivame的CEO Richa Kar说。她了解这些，因为她在印度Jamshedpur长大，知道印度很多内衣商店是男性在做销售，这更加增加了保守印度女性走入内衣店的难度。
大学毕业后，Kar曾在SAP担任零售业方面的咨询顾问，也因此积累了相关商业经验。当她开设Zivame，能让用户在自己家的网页上完成内衣购买后，一大批印度女性迅速成为了最忠实的用户。
或者可以看看巴西。“你能看到巴西文化中有很多激烈的行为方式和特点。”巴西创业者Marcos Buson说，“理解巴西人如何面对宗教、偏见和当地传统，是在我们市场进行渗透的关键因素。”Buson创立的PinMyPet在2013年进入了500 Startups孵化器，所做的硬件试图能追踪宠物的健康。
而硅谷之外的机会，也让一些留学美国的人开始重新回到这些国家。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很多留美的印度人回国了。这像是一股风潮，现在也不断有人回到这里。”Ganash Nayak在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时说，他在美国工作20多年后回到印度，创办了为创业者提供顾问服务的Mentor Sqaure。
大公司事实上乐于看到创业者们的涌现—对技术热衷的人群通常是他们的用户，甚至在成立企业之后也会忠实地使用它们的服务；而对创业企业的收购也让大公司的版图得到扩展。
Google、Facebook这些公司的海外机构，仍然会像在硅谷那样定期举行各种活动。当地的工程师、创业者能从中汲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不少黑客或创业比赛的赞助商与评委也来自这些大公司。最初它们看上去像是布道者，而现在，则成了当地创业环境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伦敦，Google在东伦敦硅谷环岛7层高的大楼底层里设立了非盈利的Google Campus。这是个类似车库的咖啡馆，同时也集合了办公空间、活动场地、加速器。创业者可以免费注册申请在此办公，使用免费的Wi-Fi，并和其他技术创业者或投资人聊天。
“我们希望Google Campus能为伦敦甚至是整个英国创造健康的创业生态系统，所以我们才把第一个Campus项目放在伦敦。这不光对Google是有利的，对整个行业也是一个好消息。”这个Google Campus中的唯一一个Google员工Eze Vidra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而在柏林，Google在柏林墙附近提供了一个叫做“工厂”（The Factory）的孵化器。一些在柏林知名的创业公司，例如Sound Cloud、6Wunderkinder、Toast都进驻了这一孵化器。
即使是和技术无关的大公司，它们也比以往更加积极。
“你能看到很多大品牌都已开始自己做电子商务，所以和它们谈合作基本上很顺。”Lyst的创始人Morton在提及Lyst的合作伙伴时说。
而在汽车行业，你能看到7年前它们就开始参加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CES（国际消费电子展）；而从去年开始，你会看到本应该在时装周出现的人也在CES上出现，例如英国品牌Burberry，以及奥地利品牌施华洛世奇。
在欧洲，看上去和技术无关的西班牙银行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BBVA），却成为了一个技术创业的鼓励者，它于2013年宣布投入1亿美元鼓励创业企业；2014年11月，它又建立了自己的创业加速器。
轰轰烈烈的创业热潮也和政府们的雄心勃勃分不开，它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城市打造成一个科技之城。它们大多艳羡硅谷的繁荣景象，希望新经济能将自己的城市和国家从不景气中拯救出来。除此之外，创业似乎也能解决困扰社会的年轻人高失业率问题。
在纽约，从布隆伯格担任市长开始，市政府建立健康技术创业生态的努力就一直没有停止。布隆伯格设立了“首席数字官”，以推动创业生态；成立NYC Open Data项目将政府数据开放给任何人使用，配合这个项目，纽约政府还举行NYC BigApps比赛以鼓励创业者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应用程序的开发。
在伦敦奥运会结束之后的几个月，卡梅伦政府则宣布了将5000万英镑用于投资伦敦科技城的计划，以在伦敦中部硅谷环岛为创业者提供共享工作空间、教室和工作室。除此之外，伦敦政府还设立了一个叫做The Seed Enterprise Investment Scheme的资金扶持计划，用于奖励那些被认可的中小型企业项目，其中包括零资本利得税，以及50%的所得税折扣优惠。
Lyst这样的技术公司从此间收益。当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办公室时，伦敦政府把位于Shoreditch的一间画廊出租给了他们，Morton在英国首相出访时还会作为商业代表一起随行，享受政府的快速通道服务。
在巴西，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成为总统后每年拨款5亿美元以进行宽带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为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
在韩国，总统朴槿惠在2013年设立了新的科学资讯通信技术未来规划部（Ministry of Science，ICT and Future Planning）。在2014年，这个部门的预算超过了120亿美元，其中20亿美元直接用于促进初创企业生态系统的发展。这个部门还取消了对风险投资行业的诸多限制。 而在约旦，国王阿布杜拉乐于谈论自己对数字技术的热爱，并成为了创业的最大支持者。现在，在约旦只需要几天就可以注册一家新公司。
投资者在全球的足迹或许可以证明这一趋势。事实上，当他们看到可能的回报时，他们从来不吝于推波助澜一下。
所以，5年前，你会看到欧洲的风险投资者更愿长期呆在硅谷，但他们现在回到欧洲，开始频繁在欧洲出手投资。
Eileen Burbidge，一个定居伦敦的技术投资人，自己也对这样的变化感到震惊。她说10年前她刚从硅谷搬到伦敦时，“创业”是个新鲜的词汇。但从去年开始，她所在的公司 Passion Capital的投资机会变得多到来不及应付。
过去一年，Passion Capital已经投资了34家不同行业的技术创业企业；另外，为了满足越来越旺盛的投资需求，她又创立6000万美元名为白熊场（White Yard）的基金，给予包括办公空间在内的支持。据她估计，这个计划在未来5年内可以投资覆盖整个欧洲地区50多家创业公司。
类似情况出现在全球很多地方。5年前，巴西市场上也看不到什么风险投资。但现在，经纬创投、红杉资本和红点投资在巴西都开始有业务，而硅谷银行2012年在巴西的投资就超过了3.4亿美元。
500 Startups这样年轻的硅谷孵化器也宣称自己面向全球招募优秀的创业者。它的“飞机上的极客”（Geeks on A Plane）项目时不时会带创业者和投资人到全球各地了解不同市场。在2014年7月的行程中，他们的目的地是新加坡、泰国曼谷、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等东南亚国家；而在2015年，他们的行程中包括迪拜、伊斯坦布尔和安曼。
“因为有了20年在其他新兴市场投资的经验，所以投资人看起来会比以前更接受各种风险，包括政治风险。”Schroeder说。
所有让硅谷变得神奇的要素，在这些城市不说丰富，至少也开始变得完备。
这些城市的年轻人比以往更容易接受到新的信息，更愿意接受硅谷那种尝试和创新的思维模式，也更容易产生新的想法。当想法出现时，他们身边友好的创业环境能让他们遇到想法相似并愿意大干一场的人，在产品原型初现时，他们也能比往常更容易得到投资人的资金支持，或来向政府的支持。
但相比硅谷，这些城市也多少面临一些挑战。
例如在英国，和硅谷相比，选择创业的学生比例还不是很高。一项调查显示，尽管有77%的英国大学为学生提供创业方面的指导，但只有16%的学生真正会选择创业。
“硅谷的魔力在于它高密度的人际网络，在英国，所有的元素几乎都具备了，创业者、天使投资人、风投、导师，但这里唯一缺乏的就是一个集中的密度，不太有创业者成功之后会反过来投资支持创业社区，也没有足够多的学生把创业视做自己的职业规划。”LinkedIn的创立者Reid Hoffman被问及“什么阻碍伦敦成为下一个硅谷”这个问题时这样回答。
而在澳大利亚，情况看起来也类似。“澳大利亚什么都很好，但是连端咖啡的服务员每小时都有20美元的收入，因此连打工都不会很穷。另外这个国家矿产丰富，黄金行业的新手每年都能有20万美元收入，过几年就有30万到40万美元，大家创业的积极性并不那么高。”Bowei Gai说。
“在硅谷，你可以有各种疯狂的想法，别人会相信你。但在印度，你最好还是选更安全一点的方案。因为在硅谷失败没关系，但在印度如果你失败了，那可是一件大事儿，没人会再相信你，”Nayak说，“而且印度人崇尚的性格是平静又满足。”
在中东，政局不稳依然是最大的问题。布拉格之春后，时不时的战火会夺取年轻创业者的生命；尽管有Schroeder这样的美国投资人愿意投资这个地区，但依然有不少创业者因为融不到下一轮资金而不得不关张。在南美，政府的官僚依然是创业者的挑战，他们要比硅谷的创业者花更长时间来注册公司，也要计算更加复杂的税率。
但无论如何，这些创业者都给他们所在的国家和行业带来更多活力和希望。正如Schroeder愿意下注中东创业者时所说的：“好的创业者，都是那些愿意解决问题，愿意克服困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