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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一个春夜,空气中弥漫着酒精、豪情和潮州卤水的气味,一群新闻人在香港北角一家夜店扎堆,簇拥一个短发西装眼镜的壮年汉子大快朵颐。昏天黑地喝到凌晨,众人呼啸而散,其中一位女士已被灌得东倒西歪,半卧在出租车外侧座位动弹不得,那汉子搓着手一迭声地问,“只一辆车,我怎么办”?女的说,“有本事你就从我头上跨过去”,没想到那汉子是个性情中人,雄关漫道真如铁,一抬脚,而今迈步从头越,车就一溜烟不见了。
那男的,就是后来天天为全国人民读报的杨锦麟,那女的,就是写了《杨锦麟这家伙》那本书的杨华。
人生五十才开始
这场酒局缘起于锦麟获得香港新闻年度评选的特写类冠军奖,他得了奖金一万港币,我提出要“打一次土豪”。于是,我们在编辑部吆喝了一声:“走”,应者甚众。锦麟与我相识于香港商报,他虽年长我十岁,但我们共一城风雨,相知甚深,堪称挈友。这几年,他从西装换成唐装,从报纸换成电视,我们却始终沉醉友情,多年不醒。
《将进酒》曰,“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果然,锦麟从办报纸改成读报纸,主持凤凰卫视的《有报天天读》,一不小心读出了名,当年即被选为对中国公众最有影响力的年度“知道分子”之一,真比黑马还黑,令认识他和不认识他的人全都跌碎一地眼镜。历史再次证明了一个总让人事后诸葛亮的真理,名人明星宁有种乎?
杨锦麟,福建厦门人氏。我始终认为,福建这个地方最大的问题是,离天堂太远,离台湾太近。锦麟也时而自嘲,就是福建那个简称“闽”字,游戏了他的前数十年。“闽”是“门”里一个“虫”,所以,大凡福建人都是“呆在家里是条虫,出得门后是条龙”。从吟出“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北宋风流才子柳永,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海瑞、林则徐,皆是破“门”而出,方为人知。凤凰卫视另一个有名的福建人程鹤麟,其人其事也堪佐此说。
出身厦门名校“双十中学”,锦麟却生不逢时,初中刚刚毕业,就被上山下乡的历史洪流裹挟到闽西一个山村,种过地,挑过粪,砍过竹。虽然他有“过耳不忘”的记忆力,能在听完传达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后,夜行数十里回知青点给大家背得几乎一字不差,但也未能给出身黑七类的他带来任何求学的资格,始终被大学拒之门外;虽然他废寝忘食读毛选,读到眼冒金星还以为真是毛泽东思想闪金光(许多年后他才明白,其实那根本就是低血糖),但也没有赢得组织的信任而获准回城。结果,他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姿势,在农村一呆就是八年。
能不能上大学和上什么大学,往往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文革之后,锦麟以25岁的“高龄”考入东南名校厦门大学,这大抵是他的第一个人生转折点。当时,厦大的政治经济学和台湾史等文科专业水准名列全国前茅,王亚南、傅家麟、韩国盘、陈在正、陈碧笙、陈孔立等教授皆为一时之选。我想,正是在拥山傍海、绿瓦红房的美丽厦大,锦麟为他的一生奠定了厚积薄发的底蕴。
在人的一生中,每一次主动性的选择要比被动性的选择更容易创造精彩人生。锦麟从厦大历史系毕业后,选择了厦大台湾研究所。从此,台湾研究成为他的主业,并在关键时刻又一次改变了他的命运。八十年代中期的北京与台北,海天遥遥,信息不畅,而锦麟身处与台湾一衣带水的海峡西岸,浸淫于同源同种的闽南文化,所以,对台湾政治事务具有一种客观而独到的观察力和理解力,字里行间不时跳动着当时罕有的“对台新思维”的火花。那些见解终于引起高层的关注,以“新华社内参”的形式进入京华,说起来,这算他第一次与新闻机构结缘。据说其后多次破格提拔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的职称,都与他的勤奋努力和多产快手有关。
一个风云际会,锦麟走过了罗湖桥,在八十年代中期,顺着那条曲曲弯弯的小河,来到香江看一看,这一看,就是将近二十个年头。
一个操着闽南腔国语的汉子闯荡东方之珠,英语跑调,敢说就灵,粤语不准,听懂就行。待到我认识锦麟时,他的本土化早做得七七八八了,当时,有同事提醒我,注意杨锦麟,因为他从不拒绝学习!
由于他的敬业,也由于他的底蕴,锦麟后来成为“香江一枝健笔”,同时为数个立场不同的报纸写稿,在圈内颇有文名。我还记得,作为报社主笔的他,经常是下午四五点钟来到位于北角工业大厦20楼的商报编辑部,然后与我们挤在一个小会议室中开编前会,会后出去吃晚餐。晚上七八点钟回来,不管当天本报的社评主题写的是大陆政治,香港经济,台海问题还是中美关系,他只消一两个小时就搞掂,足见底蕴深厚,功夫到家。
平心而论,锦麟的十余载香江岁月,颇有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九七回归前,香港股市楼市狂涨,他没赚到什么钱,九七回归后却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无辜沦为负资产人士,不得不以报纸主笔的身份潜伏在香港新闻界。当然,锦麟也风光过,2000年全港掀起网络科技狂潮,他决绝地告别香港商报,办起一个名叫“世界经济评论”的杂志。记得我们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重逢时,他一身西装革履难掩创业的万丈豪情,名片上的办公地点位于中环的无敌海景写字楼上,令我艳羡不已。可惜造化弄人,几个月后,全球网络科技股市崩盘,香港经济全面跌入新低潮,锦麟也“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那时,我们有心请他重返商报,但锦麟已在凤凰时事“开讲”,只是没有签约,于是他烈男不事二女,宁肯卖文为生,每周要写八千到一万字的时事评论,也不愿放下架子吃“回头草”果腹。2003年,他以知天命之年进入凤凰主持《有报天天读》,半年之后就成了中国当代新闻传播史上知名度最高的“职业读报人”。
在锦麟的“二万五千里”人生长征上,主持《有报天天读》堪称是他的“遵义会议”。从这个意义上说,锦麟真可谓“人生五十才开始”。
书生报国嘴如刀
我去美国之前,《有报天天读》刚刚开张;我自美国归来,锦麟已经大红大紫。有一次,我和他行走于深圳香蜜湖一带的大街上,锦麟头戴鸭舌帽,鼻架大墨镜,衣领竖到耳朵下,但还是被人“隔街”认出,竟然不顾滚滚车流舍身冲过马路,求的就是“杨先生一个签名”。我目睹此状不胜伤感,电视媒体欺压我印刷媒体太甚,只一年,怎么就把人折腾得这么出名?
后来,当我回过头省察2003年,不由恍然大悟:《有报天天读》从降生到蹿红绝非偶然,而是天降大任于斯。任何对中国当代历史有所感悟的人,都可能同意这样一种说法,2003年是中国社会开始重要转型的一年。这一年初春的“两会”上,开启了以“亲民”为特色的胡温新政。也是在这一年,非典肆虐,伊拉克战争打得如火如荼,网络前所未有地介入中国人的生活,在“孙志刚案,刘涌案,宝马案”中发挥着强大的新闻监督作用,中国内地的受众对新闻知情权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呼唤与期待。风云际会,应运而生,催生了《有报天天读》这个节目。本人未经查实地听说,刘长乐是节目的创意者和设计师,而杨锦麟则是接生婆。
这是一个产生于特殊时代有着特殊意义的一个特殊节目,它的特殊决不在于节目形式本身,而在于它每日萃取的内容,以及隐身其后的价值取向和生存艺术。它与世界各国电视上种类繁多的读报节目有一种最大的不同或是显著的区别,这就是——它不仅是一个商业节目,更是一种政治关怀。
何出此言?尽管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跃居全球第三而外汇存底高达五千亿美元,但是另一方面,中国面对的内部与外部环境高度敏感高度复杂高度棘手。新一代中国领导人面对的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新局。中国是一轮喷薄而出的朝阳,当它放射着灿烂而眩目的光芒,我们必须要睁大双眼看清那些光芒背面的危险和隐忧,并把真相向这个国家通报出来。
一方面,《有报天天读》可以绕开金字塔型的政治体制所特有的传统信息通道,直接为中国高层决策者提供一个没有过滤的,原装的却也是精装的观点大全,把高层的决策思维放到一个世界性的坐标系中去;另一方面,《有报天天读》也可以提供一个多元的意见橱窗,把公众知情权在中国政治现实允许的范围内发挥到极致。
虽然《有报天天读》也选取国内报章,但比例较小且言论平和,它的亮点和卖点都在于海外报章对中国事务的评论。所以,从主要内容上看,《有报天天读》可说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新闻出口转内销”。《有报天天读》之于中国,既是观察世界的第三只眼睛,也是审视自己的一面镜子。
我曾对锦麟说,可以把《有报天天读》形象地比喻成“一车一窗一舞台”。此话怎讲?第一,《有报天天读》为中国高层决策者开通了一个了解海内外舆情的直通车;第二,为中国内地老百姓的公众知情权开辟了一个窗口;第三,为中国内地众多媒体的新闻监督权提供一个大客串的展示舞台。我说,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航行靠记者,我们当年写在大学新闻系宿舍墙上的这句“豪言”,就这样被凤凰卫视“坐实”了。
对于《有报天天读》这类带有政论和点评特色的信息节目,主持人没有锋芒是票房毒药,主持人锋芒毕露是死路一条。生存的艺术尽在分寸的拿捏。《有报天天读》之所以生存下来,越来越火,端赖他对国家政治大势的清醒洞察与对节目游戏规则的明确认识。在我看来,锦麟已经进入了“生存艺术的最高境地”——其标志是,一个看上去激情四溢口无遮拦的主持人,其实非常清楚什么是红线,绝对不可触碰,什么是绿线,可以指点迷津,什么是灰色地带,可以语带玄机。“最好的革命往往是最小的革命”,这是在中国做政论性信息节目的真谛。绝不能一针扎不出血,也不能逞一时之快,为激进而激进。
做电视有时还要急智,锦麟读报,妙在点评,他读报时许多点评就像急性阑尾炎发作,连插科打诨都是即兴的,捧腹之后还能回味悠长,窃以为,这是《有报天天读》一个注册商标。
没有《有报天天读》,杨锦麟不会这么出名;没有杨锦麟,《有报天天读》不会这么成功。他对中国政治风云的清醒洞察,他对政论性信息节目生存艺术的适度拿捏,他的疾恶如仇,他的耿介直言,他的文化底蕴,成就了这个节目,也成就了他自己。遥想当年,柳永能做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但始终只是歌楼舞榭的浓词艳曲,现如今,另一个福建人杨锦麟的《有报天天读》却能使“国内政治与新闻的圈内之人无不关注”,岂不快哉!而且,只要中国的信息还没有完全与世界接轨,《有报天天读》的生命力就不会枯竭。
敢遣侠骨入柔肠
一身对襟唐装的杨锦麟,迈着方步走上屏幕,瞅着现代化的手提电脑,却端起古色古香的紫茶壶——这种扮相抓住了锦麟的性格特点,使他活像古风犹存的新闻侠士,在打点一个现代新闻杂货店。
主持人的性格就是节目的性格,锦麟性格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侠”字!他为人豁达坦诚,豪爽无忌,常常仗义疏财,好打不平,当数性情中人。这样,《有报天天读》这个节目与主持人杨锦麟的性格产生了奇妙的契合——《有报天天读》沾染了他的侠气,由里而外地发散出一种正义,敢言,自信的个性色彩。一句话,杨锦麟的侠士性格如激情踢马刺,令节目随他飞奔!
电视节目的魅力,往往取决于主持人性格的魅力,有时,这种性格魅力可以战胜性别魅力和年龄魅力。然而,《有报天天读》开播伊始,我在网上看到一条打油诗,“老杨读报,吓人一跳,体型太胖,样子太老,国语不准,英文走调”。还有中央电视台的同行说,老杨如果在央视,早就下岗再就业了。对此本人大不以为然,说话的哥们应当到美国看一个月的电视,从三大电视网看到CNN、FOX,许多言论类和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都是六七十岁,相比起华莱士,丹·拉瑟,老杨还年轻二十岁呢,更何况他上了屏幕,像一个慷慨激昂的新闻斗士,纵然有时把“餐巾纸”说成了“三斤纸”,但鲁迅有话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不过是苍蝇。
世界上男人大抵可分三类,一种如金庸,游戏自我,一种如李敖,游戏他人,一种如黄霑,游戏他人也游戏自我。从表面上看,锦麟与黄霑更近,有些玩世不恭,有些狂放不羁,然而,他在血液的层面,在骨髓的层面,更像金庸,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童稚未泯者。在电视上骂起人来,锦麟活像个铁嘴的雄兽,其实,这个铁兽有一个 “柔软的下腹部”——在政治取向上,他是一个温情的自由知识分子,在人生情感上,他也是个“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情中之人。
2004年台湾“大选”,岛内外舆论甚至地下赌场都一面倒押连宋赢,但是,锦麟却持异议,认为陈水扁借势于台湾本土化潮流可能爆冷,结果不幸言中。他的文章一直强调对台事务、对港事务的灵活性和妥协的艺术,这一点,在凤凰卫视的时事评论员中,立场是相对客观和相对温和的。这些年来,锦麟在对台事务、对港事务、中美中日关系上,从来不是一个鹰派,他是一个比鹰还大的鸽子。不过,最近有一次他比较“极端”,美日发表安保共同声明,把台湾列入其共同战略目标,锦麟在《有报天天读》的点题中,写了一个“日”字,然后大声道,这是日本的日,也是狗日的日。
一个重情重义的人走得再远,也走不出他的故乡。这一点,锦麟尤甚。试举我所知道的二三事:锦麟喜好舞文弄墨,他用得最多的笔名,叫“陈子帛”。有一次他对我说,陈子帛的由来,缘于他母亲姓陈,恩师姓陈,写稿谋生,为的是三餐,笔名寄寓,以示纪念;另有一事可见锦麟性情,有一次他回家探亲,和当年知青点老大哥相聚,闻说当年的政治队长已经去世,临终前托付家人务必设法找到小杨,告知自己长期担负监视锦麟的政治任务,却不解如此努力勤奋的孩子,为何要被监控的真正理由。锦麟听到此处,竟然借着酒意,不顾礼仪,大放悲声;而对那位当年折返二三十里地,从还在漆黑不见五指的原始森林,将精疲力竭的自己“救了”出来的老大哥,锦麟亦是千恩万谢,至今依然念念感怀。
锦麟不但走不出他的故乡,也走不出他的初恋。据他坦白,前五十年来他只恋爱过一次,初恋一次性成功,初恋情人即是终身太太。美国男人,穷则离异,中国男人,达则分手,现在锦麟出名了,却并无“资产重组”的计划,涛声依旧几十年。也许,他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唱的是刘欢那首《爱之无奈》:我的爱,被生活漂白,被忙碌掩埋;我的爱,被红尘覆盖,被时光剪裁——早已变得很无奈。直到有一天,他在《有报天天读》的浮世绘里,播放了一段万芳的《就值得了爱》,后来锦麟对我说,这首歌曾听得他热泪滚滚!究竟为什么?对不起,那咱就不知道了,干脆,我把歌词公布了吧:千里的路,若是只能,陪你风雪一程,握你的手,前程后路,我都不问;荒凉人世,聚散离分,谁管情有多真,茫茫人海,只求拥有,真心一份。就值了爱,就值得了等,就不枉青春,就不枉此生……
岁月让女人老去,酒精令男人清醒。酒中有英雄的绝唱,杀戮的快感,毁灭的辉煌,酒中有沧海一声笑,有萧萧班马鸣。
兄弟,喝!
总裁刘长乐撰写序言推介:杨锦麟读报的“魂魄”,在于一个饱经忧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这五十多年来上山下乡、学工学农、求学教书、卖文为生,在底层苦过、上层混过、内地呆过,在香港漂过的这种复杂的人生。
那男的,就是后来天天为全国人民读报的杨锦麟,那女的,就是写了《杨锦麟这家伙》那本书的杨华。
人生五十才开始
这场酒局缘起于锦麟获得香港新闻年度评选的特写类冠军奖,他得了奖金一万港币,我提出要“打一次土豪”。于是,我们在编辑部吆喝了一声:“走”,应者甚众。锦麟与我相识于香港商报,他虽年长我十岁,但我们共一城风雨,相知甚深,堪称挈友。这几年,他从西装换成唐装,从报纸换成电视,我们却始终沉醉友情,多年不醒。
《将进酒》曰,“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果然,锦麟从办报纸改成读报纸,主持凤凰卫视的《有报天天读》,一不小心读出了名,当年即被选为对中国公众最有影响力的年度“知道分子”之一,真比黑马还黑,令认识他和不认识他的人全都跌碎一地眼镜。历史再次证明了一个总让人事后诸葛亮的真理,名人明星宁有种乎?
杨锦麟,福建厦门人氏。我始终认为,福建这个地方最大的问题是,离天堂太远,离台湾太近。锦麟也时而自嘲,就是福建那个简称“闽”字,游戏了他的前数十年。“闽”是“门”里一个“虫”,所以,大凡福建人都是“呆在家里是条虫,出得门后是条龙”。从吟出“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北宋风流才子柳永,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海瑞、林则徐,皆是破“门”而出,方为人知。凤凰卫视另一个有名的福建人程鹤麟,其人其事也堪佐此说。
出身厦门名校“双十中学”,锦麟却生不逢时,初中刚刚毕业,就被上山下乡的历史洪流裹挟到闽西一个山村,种过地,挑过粪,砍过竹。虽然他有“过耳不忘”的记忆力,能在听完传达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后,夜行数十里回知青点给大家背得几乎一字不差,但也未能给出身黑七类的他带来任何求学的资格,始终被大学拒之门外;虽然他废寝忘食读毛选,读到眼冒金星还以为真是毛泽东思想闪金光(许多年后他才明白,其实那根本就是低血糖),但也没有赢得组织的信任而获准回城。结果,他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姿势,在农村一呆就是八年。
能不能上大学和上什么大学,往往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文革之后,锦麟以25岁的“高龄”考入东南名校厦门大学,这大抵是他的第一个人生转折点。当时,厦大的政治经济学和台湾史等文科专业水准名列全国前茅,王亚南、傅家麟、韩国盘、陈在正、陈碧笙、陈孔立等教授皆为一时之选。我想,正是在拥山傍海、绿瓦红房的美丽厦大,锦麟为他的一生奠定了厚积薄发的底蕴。
在人的一生中,每一次主动性的选择要比被动性的选择更容易创造精彩人生。锦麟从厦大历史系毕业后,选择了厦大台湾研究所。从此,台湾研究成为他的主业,并在关键时刻又一次改变了他的命运。八十年代中期的北京与台北,海天遥遥,信息不畅,而锦麟身处与台湾一衣带水的海峡西岸,浸淫于同源同种的闽南文化,所以,对台湾政治事务具有一种客观而独到的观察力和理解力,字里行间不时跳动着当时罕有的“对台新思维”的火花。那些见解终于引起高层的关注,以“新华社内参”的形式进入京华,说起来,这算他第一次与新闻机构结缘。据说其后多次破格提拔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的职称,都与他的勤奋努力和多产快手有关。
一个风云际会,锦麟走过了罗湖桥,在八十年代中期,顺着那条曲曲弯弯的小河,来到香江看一看,这一看,就是将近二十个年头。
一个操着闽南腔国语的汉子闯荡东方之珠,英语跑调,敢说就灵,粤语不准,听懂就行。待到我认识锦麟时,他的本土化早做得七七八八了,当时,有同事提醒我,注意杨锦麟,因为他从不拒绝学习!
由于他的敬业,也由于他的底蕴,锦麟后来成为“香江一枝健笔”,同时为数个立场不同的报纸写稿,在圈内颇有文名。我还记得,作为报社主笔的他,经常是下午四五点钟来到位于北角工业大厦20楼的商报编辑部,然后与我们挤在一个小会议室中开编前会,会后出去吃晚餐。晚上七八点钟回来,不管当天本报的社评主题写的是大陆政治,香港经济,台海问题还是中美关系,他只消一两个小时就搞掂,足见底蕴深厚,功夫到家。
平心而论,锦麟的十余载香江岁月,颇有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九七回归前,香港股市楼市狂涨,他没赚到什么钱,九七回归后却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无辜沦为负资产人士,不得不以报纸主笔的身份潜伏在香港新闻界。当然,锦麟也风光过,2000年全港掀起网络科技狂潮,他决绝地告别香港商报,办起一个名叫“世界经济评论”的杂志。记得我们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重逢时,他一身西装革履难掩创业的万丈豪情,名片上的办公地点位于中环的无敌海景写字楼上,令我艳羡不已。可惜造化弄人,几个月后,全球网络科技股市崩盘,香港经济全面跌入新低潮,锦麟也“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那时,我们有心请他重返商报,但锦麟已在凤凰时事“开讲”,只是没有签约,于是他烈男不事二女,宁肯卖文为生,每周要写八千到一万字的时事评论,也不愿放下架子吃“回头草”果腹。2003年,他以知天命之年进入凤凰主持《有报天天读》,半年之后就成了中国当代新闻传播史上知名度最高的“职业读报人”。
在锦麟的“二万五千里”人生长征上,主持《有报天天读》堪称是他的“遵义会议”。从这个意义上说,锦麟真可谓“人生五十才开始”。
书生报国嘴如刀
我去美国之前,《有报天天读》刚刚开张;我自美国归来,锦麟已经大红大紫。有一次,我和他行走于深圳香蜜湖一带的大街上,锦麟头戴鸭舌帽,鼻架大墨镜,衣领竖到耳朵下,但还是被人“隔街”认出,竟然不顾滚滚车流舍身冲过马路,求的就是“杨先生一个签名”。我目睹此状不胜伤感,电视媒体欺压我印刷媒体太甚,只一年,怎么就把人折腾得这么出名?
后来,当我回过头省察2003年,不由恍然大悟:《有报天天读》从降生到蹿红绝非偶然,而是天降大任于斯。任何对中国当代历史有所感悟的人,都可能同意这样一种说法,2003年是中国社会开始重要转型的一年。这一年初春的“两会”上,开启了以“亲民”为特色的胡温新政。也是在这一年,非典肆虐,伊拉克战争打得如火如荼,网络前所未有地介入中国人的生活,在“孙志刚案,刘涌案,宝马案”中发挥着强大的新闻监督作用,中国内地的受众对新闻知情权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呼唤与期待。风云际会,应运而生,催生了《有报天天读》这个节目。本人未经查实地听说,刘长乐是节目的创意者和设计师,而杨锦麟则是接生婆。
这是一个产生于特殊时代有着特殊意义的一个特殊节目,它的特殊决不在于节目形式本身,而在于它每日萃取的内容,以及隐身其后的价值取向和生存艺术。它与世界各国电视上种类繁多的读报节目有一种最大的不同或是显著的区别,这就是——它不仅是一个商业节目,更是一种政治关怀。
何出此言?尽管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跃居全球第三而外汇存底高达五千亿美元,但是另一方面,中国面对的内部与外部环境高度敏感高度复杂高度棘手。新一代中国领导人面对的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新局。中国是一轮喷薄而出的朝阳,当它放射着灿烂而眩目的光芒,我们必须要睁大双眼看清那些光芒背面的危险和隐忧,并把真相向这个国家通报出来。
一方面,《有报天天读》可以绕开金字塔型的政治体制所特有的传统信息通道,直接为中国高层决策者提供一个没有过滤的,原装的却也是精装的观点大全,把高层的决策思维放到一个世界性的坐标系中去;另一方面,《有报天天读》也可以提供一个多元的意见橱窗,把公众知情权在中国政治现实允许的范围内发挥到极致。
虽然《有报天天读》也选取国内报章,但比例较小且言论平和,它的亮点和卖点都在于海外报章对中国事务的评论。所以,从主要内容上看,《有报天天读》可说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新闻出口转内销”。《有报天天读》之于中国,既是观察世界的第三只眼睛,也是审视自己的一面镜子。
我曾对锦麟说,可以把《有报天天读》形象地比喻成“一车一窗一舞台”。此话怎讲?第一,《有报天天读》为中国高层决策者开通了一个了解海内外舆情的直通车;第二,为中国内地老百姓的公众知情权开辟了一个窗口;第三,为中国内地众多媒体的新闻监督权提供一个大客串的展示舞台。我说,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航行靠记者,我们当年写在大学新闻系宿舍墙上的这句“豪言”,就这样被凤凰卫视“坐实”了。
对于《有报天天读》这类带有政论和点评特色的信息节目,主持人没有锋芒是票房毒药,主持人锋芒毕露是死路一条。生存的艺术尽在分寸的拿捏。《有报天天读》之所以生存下来,越来越火,端赖他对国家政治大势的清醒洞察与对节目游戏规则的明确认识。在我看来,锦麟已经进入了“生存艺术的最高境地”——其标志是,一个看上去激情四溢口无遮拦的主持人,其实非常清楚什么是红线,绝对不可触碰,什么是绿线,可以指点迷津,什么是灰色地带,可以语带玄机。“最好的革命往往是最小的革命”,这是在中国做政论性信息节目的真谛。绝不能一针扎不出血,也不能逞一时之快,为激进而激进。
做电视有时还要急智,锦麟读报,妙在点评,他读报时许多点评就像急性阑尾炎发作,连插科打诨都是即兴的,捧腹之后还能回味悠长,窃以为,这是《有报天天读》一个注册商标。
没有《有报天天读》,杨锦麟不会这么出名;没有杨锦麟,《有报天天读》不会这么成功。他对中国政治风云的清醒洞察,他对政论性信息节目生存艺术的适度拿捏,他的疾恶如仇,他的耿介直言,他的文化底蕴,成就了这个节目,也成就了他自己。遥想当年,柳永能做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但始终只是歌楼舞榭的浓词艳曲,现如今,另一个福建人杨锦麟的《有报天天读》却能使“国内政治与新闻的圈内之人无不关注”,岂不快哉!而且,只要中国的信息还没有完全与世界接轨,《有报天天读》的生命力就不会枯竭。
敢遣侠骨入柔肠
一身对襟唐装的杨锦麟,迈着方步走上屏幕,瞅着现代化的手提电脑,却端起古色古香的紫茶壶——这种扮相抓住了锦麟的性格特点,使他活像古风犹存的新闻侠士,在打点一个现代新闻杂货店。
主持人的性格就是节目的性格,锦麟性格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侠”字!他为人豁达坦诚,豪爽无忌,常常仗义疏财,好打不平,当数性情中人。这样,《有报天天读》这个节目与主持人杨锦麟的性格产生了奇妙的契合——《有报天天读》沾染了他的侠气,由里而外地发散出一种正义,敢言,自信的个性色彩。一句话,杨锦麟的侠士性格如激情踢马刺,令节目随他飞奔!
电视节目的魅力,往往取决于主持人性格的魅力,有时,这种性格魅力可以战胜性别魅力和年龄魅力。然而,《有报天天读》开播伊始,我在网上看到一条打油诗,“老杨读报,吓人一跳,体型太胖,样子太老,国语不准,英文走调”。还有中央电视台的同行说,老杨如果在央视,早就下岗再就业了。对此本人大不以为然,说话的哥们应当到美国看一个月的电视,从三大电视网看到CNN、FOX,许多言论类和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都是六七十岁,相比起华莱士,丹·拉瑟,老杨还年轻二十岁呢,更何况他上了屏幕,像一个慷慨激昂的新闻斗士,纵然有时把“餐巾纸”说成了“三斤纸”,但鲁迅有话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不过是苍蝇。
世界上男人大抵可分三类,一种如金庸,游戏自我,一种如李敖,游戏他人,一种如黄霑,游戏他人也游戏自我。从表面上看,锦麟与黄霑更近,有些玩世不恭,有些狂放不羁,然而,他在血液的层面,在骨髓的层面,更像金庸,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童稚未泯者。在电视上骂起人来,锦麟活像个铁嘴的雄兽,其实,这个铁兽有一个 “柔软的下腹部”——在政治取向上,他是一个温情的自由知识分子,在人生情感上,他也是个“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情中之人。
2004年台湾“大选”,岛内外舆论甚至地下赌场都一面倒押连宋赢,但是,锦麟却持异议,认为陈水扁借势于台湾本土化潮流可能爆冷,结果不幸言中。他的文章一直强调对台事务、对港事务的灵活性和妥协的艺术,这一点,在凤凰卫视的时事评论员中,立场是相对客观和相对温和的。这些年来,锦麟在对台事务、对港事务、中美中日关系上,从来不是一个鹰派,他是一个比鹰还大的鸽子。不过,最近有一次他比较“极端”,美日发表安保共同声明,把台湾列入其共同战略目标,锦麟在《有报天天读》的点题中,写了一个“日”字,然后大声道,这是日本的日,也是狗日的日。
一个重情重义的人走得再远,也走不出他的故乡。这一点,锦麟尤甚。试举我所知道的二三事:锦麟喜好舞文弄墨,他用得最多的笔名,叫“陈子帛”。有一次他对我说,陈子帛的由来,缘于他母亲姓陈,恩师姓陈,写稿谋生,为的是三餐,笔名寄寓,以示纪念;另有一事可见锦麟性情,有一次他回家探亲,和当年知青点老大哥相聚,闻说当年的政治队长已经去世,临终前托付家人务必设法找到小杨,告知自己长期担负监视锦麟的政治任务,却不解如此努力勤奋的孩子,为何要被监控的真正理由。锦麟听到此处,竟然借着酒意,不顾礼仪,大放悲声;而对那位当年折返二三十里地,从还在漆黑不见五指的原始森林,将精疲力竭的自己“救了”出来的老大哥,锦麟亦是千恩万谢,至今依然念念感怀。
锦麟不但走不出他的故乡,也走不出他的初恋。据他坦白,前五十年来他只恋爱过一次,初恋一次性成功,初恋情人即是终身太太。美国男人,穷则离异,中国男人,达则分手,现在锦麟出名了,却并无“资产重组”的计划,涛声依旧几十年。也许,他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唱的是刘欢那首《爱之无奈》:我的爱,被生活漂白,被忙碌掩埋;我的爱,被红尘覆盖,被时光剪裁——早已变得很无奈。直到有一天,他在《有报天天读》的浮世绘里,播放了一段万芳的《就值得了爱》,后来锦麟对我说,这首歌曾听得他热泪滚滚!究竟为什么?对不起,那咱就不知道了,干脆,我把歌词公布了吧:千里的路,若是只能,陪你风雪一程,握你的手,前程后路,我都不问;荒凉人世,聚散离分,谁管情有多真,茫茫人海,只求拥有,真心一份。就值了爱,就值得了等,就不枉青春,就不枉此生……
岁月让女人老去,酒精令男人清醒。酒中有英雄的绝唱,杀戮的快感,毁灭的辉煌,酒中有沧海一声笑,有萧萧班马鸣。
兄弟,喝!
总裁刘长乐撰写序言推介:杨锦麟读报的“魂魄”,在于一个饱经忧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这五十多年来上山下乡、学工学农、求学教书、卖文为生,在底层苦过、上层混过、内地呆过,在香港漂过的这种复杂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