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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等人主编的《社会经济在中国》，系统提出了社会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有助于破除国家与市场两分法对我们思维的限制，为我们思考中国未来走向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国家社会主义的成就与问题
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符合当时的现实国情和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历史必然性和时代进步性。近代以来，西方主要国家先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成就，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然而，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斗争日益剧烈，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周而复始且愈演愈烈。为了解决内部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走上对外殖民扩张的道路，给世界带来战争和灾难。近代中国饱受列强欺侮，一直试图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却始终走不通。直到民国时期，欧洲列强忙于世界大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才得到短暂的发展。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为资产阶级、官僚以及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带来了财富和优越的生活，并没有给广大工人农民带来福祉，劳动人民依然苦难深重，劳资矛盾和贫富分化问题一天都没有解决。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今天很多人因为对现状的不满，过分美化民国时期，实际上是没有充分根据的情感宣泄）。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其阶级属性决定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必然要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致力于消除（至少是限制和减少）资本主义的弊端，是一种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更高水平。社会主义也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固有矛盾，创造更大的生产力。
新中国成立后，以国家政权的力量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保障了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国的国家政权前所未有地延伸到社会的最基层，在城市通过单位制，在农村通过人民公社制度，实现了高度的组织化，结束了中国社会长期的“一盘散沙”状态。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使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实现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新中国大规模兴修水利，根治大江大河，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粮食产量大幅提升，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主要工业品产量迅速增长，经济增速远高于同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类似的成就不胜枚举。总之，共和国前30年的探索虽然充满曲折，但成就依然是辉煌的，绝不是今天主流话语所描述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从根本上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基础。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劳动者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劳动的价值得到充分肯定，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劳动人民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在政治上成了国家的主人，在经济上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当时的贫富差距受到严格限制，社会相对公平。
国家社会主义的主要问题在于过度的中央集权，抑制了基层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任何社会变革方案都要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场涉及亿万人民切身利益的最复杂的社会变革，更加不能唯意志论。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长年战乱使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刚刚翻身解放的中国老百姓显然并没有足够的思想觉悟水平，能够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特别是农民，满足于“耕者有其田”的小农梦想，不想再前进一步。基于对这些条件的认识，中共领导层原本并不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是希望在较长的时期内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恢复和发展生产力，通过典型示范等渐进的方式引导工农群众自愿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没有给新中国留下充裕的时间。因为种种原因，中共加快了社会改造的步伐，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自上而下推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存在过急和过激的行为，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资源极度匮乏的状态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国家从基层抽取资源的能力空前巨大，政府逐渐掌控了绝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安排生产和进行分配，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受到严厉批判和严格取缔，企业和个人都丧失了自主性。极“左”政策的后果是抑制了社会的活力，普通群众普遍感到不自由。并且，计划经济体制赋予官僚和管理者阶层过大的权力，在经济民主运行不规范的情况下，很容易滋生腐败，产生特权阶层。总之，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社会主义体制确实存在很多问题，迫切需要进行改革。
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社会后果
改革开放在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使基层社会重新焕发活力。市场机制并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针对党内极“左”思潮，提出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的观点，指出“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2]至于商品生产能否导致资本主义，毛泽东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3]毛泽东认识到苏联模式的问题在于统得过死，严重束缚地方和企业的手脚，他一再要求中央下放权力，给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与此背道而驰，最终形成了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央重新放权让利，增强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性，同时引入市场机制，扩大市场调节作用，按价值规律办事，调动了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使整个社会重新焕发活力，极大地刺激了经济发展。80年代的社会问题仍然很多，但人们普遍感到生活很有希望。
然而，90年代以来，对市场机制的迷信和对公有制的批判使改革逐渐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方面，领导层越来越迷信市场的作用，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改革的总体路径是将市场机制贯彻到所有领域，甚至包括医疗、教育、住房等关系百姓生计的民生领域也都交给市场来控制，导致的结果是公众的社会福利大幅削减，公共产品价格飞涨，人民生活负担沉重。老百姓无奈地调侃房改之后住不起房，医改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连丧葬改了后人也死不起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原本只是管理体制的问题，却被归结为所有制的问题，公有制被认为是没有效率的，滋生腐败的温床，于是，产权制度改革使得原本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公有资产以极其廉价的方式转移到个人手中，大规模私有化形成了新的权贵阶层，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随着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资大规模涌入中国，带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国内企业也以利润为导向，在生产关系和管理方式上同资本主义企业已经没有分别。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意味着资本家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剥削和压迫关系，必然导致劳资之间对抗性的矛盾。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偏袒资本，使工人的地位更加弱势。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企业主阶层带来巨额利润，而血汗工厂的工人处境极其悲惨。严重的贫富分化，底层群体购买力的萎缩，使得内部需求难以形成，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经济结构畸形化。最终，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将在中国上演。总之，以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已经走入死胡同。 社会经济：超越国家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新选择
走过前后两个30年，今天的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同时也面临许多严重的问题：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下滑，就业压力巨大，通货膨胀严重，城乡、地区、贫富差距悬殊，2.5亿农民工徘徊在城乡之间无处安身，生态环境受到极大破坏，社会公众普遍感到焦虑和不满，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将何去何从，是一个迫切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主流的观点是继续沿着新自由主义的道路全面推进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改革，一些左派人士则主张退回到毛泽东时期的国家社会主义。“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的问题成为舆论争论的热点。然而，无论是“国”还是“民”（实质上是“私”），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底层劳动人民的利益？当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再次暴露出资本主义体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及其灾难性的社会后果，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只会让中国的阶级矛盾和贫富分化更加严重，劳动人民的处境更加悲惨。同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也很明显，国家高度垄断权力和资源，基层缺少自主性和积极性，人们普遍感觉不自由。从网民的讨论可知，多数人既不认同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愿回到过去的旧体制。那么，我们能否找到一条新的出路？社会经济或许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社会经济是一种不同于主流的市场经济与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新的经济实践形式。社会经济力图最大限度地融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势，避免两者的弊端。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社会经济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倡导多元化的社会所有制，但多元化的社会所有制又不同于国家所有制，而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以自愿合作的方式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有些类似集体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形式克服了少部分人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剥削和压迫多数人的现象，体现了社会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也让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有更多的选择性和自主性，避免了国家垄断资源导致的结构僵化、缺乏活力的问题。
在经济活动的目标上，社会经济并不像资本主义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立足社区，把经济活动作为一种手段，服务于社区的基本需求，致力于共同富裕。社会经济的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解决社区居民的民生需求。因此，社会经济实现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不会为了经济增长而人为制造不必要的消费需求，是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方式。根据需要合理安排生产，也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在生产关系上，社会经济反对把人当作生产要素的粗暴做法，而是坚持以人为本，人人都可以成为平等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享有充分的民主管理的权利，突出表现在一人一票而非一股一票。社会经济也会发展出一套细致的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管理方案，保证生产的高效率。社会经济用成员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代替竞争关系，因此也被称为“合作经济”或“团结经济”。
在产品分配上，社会经济既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同岗位、职位、技能的劳动者收入会有所差别，从而克服平均主义的弊端，但收入差距受到严格限制，避免了两极分化。同时，社会经济的分配也会照顾到社区居民的需求，优先保证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
总之，社会经济整合了市场经济的效率与管理方式、计划经济的公平分配和民主参与，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的实践形式。那么，这种理想化的经济形式有没有现实可能性，抑或只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对此，《社会经济在中国》这本书既从理论上进行了解释，也用丰富的案例给予了回答。河北的周家庄、广东的涯口村，让我们看到在主流市场经济的包围中，仍然有许多成功的另类实践。这些个案在逆境中生存发展，犹如星星之火，强烈昭示着历史并未终结，另一个美好世界是可能的。
物极必反。过去二十几年，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登峰造极，激起世界范围的抵抗，人们开始重新寻找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中国也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的受害者，也在寻找危机的出路。《社会经济在中国》让我们看到，在主流市场经济与传统的国家社会主义之外，还有许多新的发展思路和方法，社会主义可以有多种实践形式。相信随着传统发展模式走到尽头，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来开辟新生活，实践社会经济。点点滴滴的积累，最终会改变中国。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
[2]《毛泽东选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页。
[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 刘昕亭）
国家社会主义的成就与问题
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符合当时的现实国情和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历史必然性和时代进步性。近代以来，西方主要国家先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成就，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然而，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斗争日益剧烈，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周而复始且愈演愈烈。为了解决内部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走上对外殖民扩张的道路，给世界带来战争和灾难。近代中国饱受列强欺侮，一直试图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却始终走不通。直到民国时期，欧洲列强忙于世界大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才得到短暂的发展。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为资产阶级、官僚以及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带来了财富和优越的生活，并没有给广大工人农民带来福祉，劳动人民依然苦难深重，劳资矛盾和贫富分化问题一天都没有解决。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今天很多人因为对现状的不满，过分美化民国时期，实际上是没有充分根据的情感宣泄）。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其阶级属性决定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必然要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致力于消除（至少是限制和减少）资本主义的弊端，是一种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更高水平。社会主义也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固有矛盾，创造更大的生产力。
新中国成立后，以国家政权的力量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保障了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国的国家政权前所未有地延伸到社会的最基层，在城市通过单位制，在农村通过人民公社制度，实现了高度的组织化，结束了中国社会长期的“一盘散沙”状态。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使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实现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新中国大规模兴修水利，根治大江大河，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粮食产量大幅提升，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主要工业品产量迅速增长，经济增速远高于同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类似的成就不胜枚举。总之，共和国前30年的探索虽然充满曲折，但成就依然是辉煌的，绝不是今天主流话语所描述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从根本上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基础。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劳动者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劳动的价值得到充分肯定，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劳动人民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在政治上成了国家的主人，在经济上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当时的贫富差距受到严格限制，社会相对公平。
国家社会主义的主要问题在于过度的中央集权，抑制了基层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任何社会变革方案都要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场涉及亿万人民切身利益的最复杂的社会变革，更加不能唯意志论。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长年战乱使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刚刚翻身解放的中国老百姓显然并没有足够的思想觉悟水平，能够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特别是农民，满足于“耕者有其田”的小农梦想，不想再前进一步。基于对这些条件的认识，中共领导层原本并不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是希望在较长的时期内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恢复和发展生产力，通过典型示范等渐进的方式引导工农群众自愿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没有给新中国留下充裕的时间。因为种种原因，中共加快了社会改造的步伐，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自上而下推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存在过急和过激的行为，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资源极度匮乏的状态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国家从基层抽取资源的能力空前巨大，政府逐渐掌控了绝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安排生产和进行分配，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受到严厉批判和严格取缔，企业和个人都丧失了自主性。极“左”政策的后果是抑制了社会的活力，普通群众普遍感到不自由。并且，计划经济体制赋予官僚和管理者阶层过大的权力，在经济民主运行不规范的情况下，很容易滋生腐败，产生特权阶层。总之，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社会主义体制确实存在很多问题，迫切需要进行改革。
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社会后果
改革开放在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使基层社会重新焕发活力。市场机制并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针对党内极“左”思潮，提出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的观点，指出“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2]至于商品生产能否导致资本主义，毛泽东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3]毛泽东认识到苏联模式的问题在于统得过死，严重束缚地方和企业的手脚，他一再要求中央下放权力，给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与此背道而驰，最终形成了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央重新放权让利，增强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性，同时引入市场机制，扩大市场调节作用，按价值规律办事，调动了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使整个社会重新焕发活力，极大地刺激了经济发展。80年代的社会问题仍然很多，但人们普遍感到生活很有希望。
然而，90年代以来，对市场机制的迷信和对公有制的批判使改革逐渐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方面，领导层越来越迷信市场的作用，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改革的总体路径是将市场机制贯彻到所有领域，甚至包括医疗、教育、住房等关系百姓生计的民生领域也都交给市场来控制，导致的结果是公众的社会福利大幅削减，公共产品价格飞涨，人民生活负担沉重。老百姓无奈地调侃房改之后住不起房，医改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连丧葬改了后人也死不起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原本只是管理体制的问题，却被归结为所有制的问题，公有制被认为是没有效率的，滋生腐败的温床，于是，产权制度改革使得原本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公有资产以极其廉价的方式转移到个人手中，大规模私有化形成了新的权贵阶层，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随着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资大规模涌入中国，带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国内企业也以利润为导向，在生产关系和管理方式上同资本主义企业已经没有分别。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意味着资本家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剥削和压迫关系，必然导致劳资之间对抗性的矛盾。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偏袒资本，使工人的地位更加弱势。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企业主阶层带来巨额利润，而血汗工厂的工人处境极其悲惨。严重的贫富分化，底层群体购买力的萎缩，使得内部需求难以形成，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经济结构畸形化。最终，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将在中国上演。总之，以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已经走入死胡同。 社会经济：超越国家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新选择
走过前后两个30年，今天的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同时也面临许多严重的问题：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下滑，就业压力巨大，通货膨胀严重，城乡、地区、贫富差距悬殊，2.5亿农民工徘徊在城乡之间无处安身，生态环境受到极大破坏，社会公众普遍感到焦虑和不满，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将何去何从，是一个迫切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主流的观点是继续沿着新自由主义的道路全面推进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改革，一些左派人士则主张退回到毛泽东时期的国家社会主义。“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的问题成为舆论争论的热点。然而，无论是“国”还是“民”（实质上是“私”），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底层劳动人民的利益？当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再次暴露出资本主义体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及其灾难性的社会后果，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只会让中国的阶级矛盾和贫富分化更加严重，劳动人民的处境更加悲惨。同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也很明显，国家高度垄断权力和资源，基层缺少自主性和积极性，人们普遍感觉不自由。从网民的讨论可知，多数人既不认同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愿回到过去的旧体制。那么，我们能否找到一条新的出路？社会经济或许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社会经济是一种不同于主流的市场经济与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新的经济实践形式。社会经济力图最大限度地融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势，避免两者的弊端。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社会经济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倡导多元化的社会所有制，但多元化的社会所有制又不同于国家所有制，而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以自愿合作的方式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有些类似集体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形式克服了少部分人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剥削和压迫多数人的现象，体现了社会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也让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有更多的选择性和自主性，避免了国家垄断资源导致的结构僵化、缺乏活力的问题。
在经济活动的目标上，社会经济并不像资本主义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立足社区，把经济活动作为一种手段，服务于社区的基本需求，致力于共同富裕。社会经济的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解决社区居民的民生需求。因此，社会经济实现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不会为了经济增长而人为制造不必要的消费需求，是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方式。根据需要合理安排生产，也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在生产关系上，社会经济反对把人当作生产要素的粗暴做法，而是坚持以人为本，人人都可以成为平等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享有充分的民主管理的权利，突出表现在一人一票而非一股一票。社会经济也会发展出一套细致的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管理方案，保证生产的高效率。社会经济用成员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代替竞争关系，因此也被称为“合作经济”或“团结经济”。
在产品分配上，社会经济既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同岗位、职位、技能的劳动者收入会有所差别，从而克服平均主义的弊端，但收入差距受到严格限制，避免了两极分化。同时，社会经济的分配也会照顾到社区居民的需求，优先保证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
总之，社会经济整合了市场经济的效率与管理方式、计划经济的公平分配和民主参与，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的实践形式。那么，这种理想化的经济形式有没有现实可能性，抑或只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对此，《社会经济在中国》这本书既从理论上进行了解释，也用丰富的案例给予了回答。河北的周家庄、广东的涯口村，让我们看到在主流市场经济的包围中，仍然有许多成功的另类实践。这些个案在逆境中生存发展，犹如星星之火，强烈昭示着历史并未终结，另一个美好世界是可能的。
物极必反。过去二十几年，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登峰造极，激起世界范围的抵抗，人们开始重新寻找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中国也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的受害者，也在寻找危机的出路。《社会经济在中国》让我们看到，在主流市场经济与传统的国家社会主义之外，还有许多新的发展思路和方法，社会主义可以有多种实践形式。相信随着传统发展模式走到尽头，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来开辟新生活，实践社会经济。点点滴滴的积累，最终会改变中国。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
[2]《毛泽东选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页。
[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 刘昕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