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和2000年，对中国文化来说，是两个怀旧年，各种怀旧文字影像铺天盖地。这种怀旧风潮被出版商推向高潮，最终在老照片上形成一个亮点。
　　其实，怀旧风在摄影界早已存在，只是现在彰显而已。尤其纪实摄影，怀旧比其他摄影门类出现得更早，迷恋得更深。相对，纪实摄影更应该做的，如纪录现发事件，反映时代潮流，却为摄影人所忽视。
　　纪实摄影，顾名思义，应该是纪存在之实。世上实存的东西具有很多形态，有的延续时间较长，象老房子、一些民俗，都百年甚至更长，是一种历史累积的存在；有的转瞬即逝，如某个突发事件，可能整个过程仅数秒时间。不管存在时间长短，世上种种实存的东西都具有纪实的意义，自然都可以成为纪实摄影的对象。相比之下，当下发生并很快消失的事件，比起那些在一个时段内还要继续存在的事物，对纪实摄影来说更具现实意义和紧迫性。摄影家见证历史的使命，更多的体现于不失时机地记录永不复返的事物。
　　以此考察，当前中国纪实摄影更象是在追忆，在做抢救工作。犹如一个人过去没有好好地做日记，老之将至发现从前的事情那么有趣，那么珍贵，拼命去追忆去补记。抢救工作需要有人去做，而且应该有组织地去做。但遗憾的是，物极而反，相当多的摄影人因此沉溺于对过去的追恋而忽视了当前的事物。孰不知今之所记并非昔之所存，眼下的时光若干年后又会成为珍贵的过去。
　　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转型期，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每天都有大量的新事物出现，值得广大摄影人去记录去反映。纪实摄影的题材可谓多矣。过去是这样，现在更是这样。据说一些外国摄影师长驻北京，就守住一个地方，拍到不少好片，钱也赚了不少。按理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自己的摄影师应该更有优势，为什么反而拍不出优秀的纪实摄影作品？说到底还是眼光和观念的问题。
　　贾平凹说过，一个时代的精神，当时看大多比较模糊，过一段时间再往回看，就比较清楚。这分析很有道理。纪实摄影的怀旧情结，固然与世纪怀旧风潮大有关系，但是摄影人在观照力、洞察力及社会学、文化学方面的缺陷和无知，可能是更内在更重要的因素。对比之下，现时生活复杂多变难以捉摸。拍摄现时东西，大家都在迷朦中，不太容易看得清，更需要深具洞察力的人去做。何况拍现时东西太敏感，关系到许多政治、经济、伦理等方面的问题，不仅深入难，发表难，批评也难。
　　避难就易，使广大摄影人走入怀旧情结，并越陷越深。看得更透彻些，即使对待现时事物上，摄影人同样选择避难就易的路。人们喜欢拍摄浮在水面和所谓热点的东西，却很不应该地忽视了我们生活中的平常事物。两种“避难就易”的趋向合并一起，使中国的纪实摄影出现了非常大的空档。这空档完全有可能再“编写”一次图像贫乏甚至空白的历史。
　　时间之流不息。现时生活很快会成为永不回复的过去。拍摄古旧的东西是补课，不应该否定其文献和文化价值。可不要因了补这个课而放弃了眼下的东西，过去若干年后再来补现在的这一课。那将会留下更多更大的遗憾。
　　最近刘树勇提出拍自己的家园。黄一璜、孙京涛包括袁冬平在内的一列人，近年来一直在倡导拍身边的东西，拍生活中的平常事物，如袁冬平拍《女人》，尽管本人不认同他们的一些观点，但他们的想法和倡导无疑是明智的，对当前中国纪实摄影具有现实意义。
　　纪现时之实，应该是一个纪实摄影家最起码的使命。记录我们的时代吧，见证我们的时代吧，印证我们的时代吧，大家尽可以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洞察去拍摄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千万不要因为太平常太普通而忽视了它的存在。
　　鱼最容易忽视的是水，人最容易忽视的是空气，纪实摄影最容易忽视的是身边的凡人琐事，而最容易感动人的也恰恰是凡人琐事。人们只会对名人韵事好奇，而不会为其流泪，却会为一个普通人的不幸遭遇暗泣。焦波的《俺爹俺娘》反映的只是一对平常农民的平常生活，却使包括敬一丹在内的千千万万同胞流下单纯而涵义丰厚的热泪。
　　我们无法追回过去，也无法透支未来，我们只切切实实地拥有当下。纪实摄影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当前拥有。
　　当下便是。把握了关键点便近乎掌握全部。以历史的眼光观照现时存在，以心灵的慧眼洞察外在事物，必定会有意外的发现和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