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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王十朋的诗歌中可以完整清晰地勾勒出其人才观：忠孝、品行高洁、坚持操守、建功立业、审时度势，审知进退。可见，王十朋虽然秉承正统的儒家思想，但也有权变思想，并不死板，并不倡导愚忠。王十朋的人才观，对当今仍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王十朋 诗歌 人才观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南宋爱国状元王十朋素以名节闻名于世，徐似道称其“古之遗直，渡江以来一人而已”，他有着个性鲜明的人才观，我们可以从他吟咏古代先贤的诗歌和时事政论文中管窥一二。
一 德行第一的人才观
王十朋作有三首系列咏史诗：《孔父》、《仇牧》、《荀息》。这三首咏史诗类似随感般的读史札记，三首诗的前两句均为“春秋死难止三人，皆欲求仁未得仁”，一字不差，引出春秋时期三个求仁未得仁的历史人物；后两句“节义可书惟孔父，胜如仇牧胜如荀”、“仇牧捐躯为君父，不如孔氏胜如荀”、“荀息捐躯为私暱，也胜贼子与奸臣”，通过道德标准品评三人优劣。孔父，名嘉，史称孔父嘉，春秋时宋大夫，正色而立于朝。荀息，亦称原黯，晋国大夫。仇牧，春秋宋大夫。据《春秋》记载，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庄公十二年，宋万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禧公一年，晋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三人均“累从君而死”，但又有所不同。王十朋认为孔父义形于色又先于君而死，居上；仇牧在君死后与叛贼搏斗而死，是为忠君，居次；荀息遵晋献公所托拥立骊姬所生的儿子奚齐，虽然不“正”，但品行也胜于奸臣。朱熹也曾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荀息大节虽不夺但才力短浅不可托孤寄命，孔子书三人同辞不过是为了存得君臣大义。其他如为国君尽心尽力又侍母至孝，可谓忠孝两全的颖考叔；杀身成仁的比干；躬耕乐道，终成大业的伊尹；守志饿死的伯夷；竭忠尽能辅佐朝政的周公、召公；大义灭亲的石碏；又如管仲、许由、李广、狄仁杰等，均是王十朋心中的理想人才。这些著名历史人物虽然各有传奇功业或声名，但从诗歌本身来看，“忠”、“仁”、“义”、“孝”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是王十朋纯臣观的具体体现。从王十朋的诗歌中，我们可以很明确地了解到他以德行修养为核心的人才观，这正是与他作为儒家正统文人的持守相表里的。
二 看重实绩的人才观
在德行修养的基础上，那些古来建有卓越功勋的仁人志士，也是王十朋心中的偶像。如千古名相诸葛亮，一直以来都是别有怀抱的文人墨客的引用对象，唐宋以来关注尤多，但多为对其绝世才能、不朽功勋的敬仰和其高洁品质的赞叹。王十朋也不例外，创作了不少赞赏诸葛亮的诗篇。如《题诸葛武侯祠》：“八阵图旁丞相祠，风云惨淡会当时。功成岂止三分汉，才大非惟十倍丕。渭上忽传司马走，蜀中长起卧龙思。我来再拜瞻遗像，泪满襟如老杜诗。”直接提醒读者联想到杜甫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名句，表达了诗人如杜甫般对英雄未竞事业的痛惜之情，可见其对英雄豪杰生不逢时、壮志难酬的悲剧命运的深切同情，也能使人联想到王十朋对当时无诸葛孔明之才的无可奈何。一句“蜀中长起卧龙思”，由此可以看出诗人是以诸葛亮为榜样，一直孜孜以求于出兵北伐，一统北宋河山，此亦诸葛亮出祁山之意。而且，王十朋对诸葛亮的用心，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例如，在其文章《夔路十贤·诸葛武侯》中说：“卧龙起南阳，不为鼎一足。托名蜀丞相，相汉非相蜀。”又如，在《八阵图》中云：“一家天下裂三都，忠愤填胸出阵图。千载相知惟白水，此心原不为吞吴。”在王十朋看来，诸葛亮之所以殚精竭虑，其旨并非仅在于三国之争，而在于图谋恢复汉室。“托名蜀丞相，相汉非相蜀”一句又使人们联想到“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曹操，将此二人进行对照，世人心中的取舍自已明了。又如《题屈原庙》中：“自古皆有死，先生死忠清。故宅秭归江，前山熊绎城。眷言怀此都，不比异姓卿。六经变离骚，日月争光明。”赞誉屈原因忠清而死，为后世所敬仰，而正是因为有忠清的品性，所以才能创作出能与六经媲美、与日月争光的《离骚》。对于儒家正统文人王十朋来说，六经在其心中的地位，正向日月之于人間，是无与伦比、不可替代的，由此可见王十朋对于屈原的尊崇之心。
而在《观国朝故事》组诗中，王十朋比较全面地阐释了自己心中的人才观。这四首诗分别追述了北宋时期宋真宗、仁宗、神宗、哲宗时的澶渊之盟、宋夏战争、北宋新政改革、富弼出使契丹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对历史起到重大影响的历史名人。
其一以“澶渊之盟”前后为背景，叙写了二位功臣：“咏诗退虏骑”的文臣寇准，力排众议，促成真宗御驾亲征，功如“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周瑜；“能发忠义言”的武将高琼，和一位“至仁不忍杀……天子能用贤”的宋真宗。这正是诗人心中君臣的最佳组合，文臣运筹帷幄之中，武将绝杀疆场之上，皇帝知人善任，如此即可战无不胜，建下奇功。这既是对文臣武将的期待，更是对天子的期待。
其二以宋仁宗初年宋与西夏的战争为背景，叙写了韩琦、范仲淹两位书生将帅的熠熠风采。在西夏兵强马壮、西夏王元昊率军侵占宋朝西陲地区屡屡得逞的背景下，两位书生号为天下之选，终不负“重勒燕然碑”的重托，使“西贼心胆隳”、“逆节遂称臣”，最终“战士解甲归。社稷安泰山，四海绝疮痍”。诗人盛赞二人“二公人中龙，材略超等夷。匈中百万兵，对面千里居”，终立下不朽的功勋。联合组诗第一首和第四首来看，诗人似乎在有意强化这样一个信息：只要君主有用人之道，将帅得人，其实，胡虏是能够战胜的。此诗着重表现了朝廷在关键时刻任用优秀的人才，对社稷江山和黎民百姓的重要作用。但是，如今朝中上下，有“天下之选”吗？诗人“堂堂宁复有，为作思贤诗”，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
组诗第三首与众不同，其一、其二和下面的其四都是正面立论，唯独这一首正反相伴，以反面为主。而这个反面的例子虽然没有明言，但却很明确：熙宁变法的“罪魁祸首”王安石。诗人首先赞扬了元祐时期合理的用人制度及开明的政策：“昔在元祐初，朝廷用老成。元恶首窜殛，贤隽皆汇征”，内外清明的政局确保了国家的和平昌盛，“四夷各自守，天下几太平”。而绍圣时期国家的平静随着党派之争被打破，党派之争也造成了奸小当道的局面，“绍圣党论起，宵人坏典刑。二蔡唱继述，曲学尊金陵”。这种情形给国家带来的危害是忠良受到迫害，人人陷入党争，学术自由受到限制，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终于酿成了异族入侵，北宋覆亡的大祸。诗人在反思了北宋治乱兴衰的历史后，发出了“我欲著一书，善恶深劝惩。奸谀诛朽骨，潜德发幽馨”的感叹，明确了朝廷兴亡，系于用人之选和人才。 其四记述了富郑公富弼出使契丹的事件，富公为仁宗分忧，出使契丹，不畏虏主的威逼，以非凡的气度和胆识捍卫了宋朝的尊严，打消了契丹入侵的念头。苏东坡曾作《富郑公神道碑》称颂富弼的事迹。“煌煌中国尊，忍为豺狼屈。堂堂汉使者，刚气不可折”，以骄傲自豪的口气赞扬了富公的民族气节。接着诗人笔锋一转，发出“斯人嗟已亡，英风复谁接”之叹，与其二“堂堂宁复有，为作思贤诗”相呼应，一种人才难求的感慨贯穿于组诗之中。而“衔命虏庭人，偷生真婢妾”，则表现了诗人对英雄后继无人的担忧和主降派苟且偷生的不齿。
三 欣赏审知进退的人才观
此外，对明晓中国古代历史的王十朋而言，功成身退的典型范蠡也是他心中人才的坐标。范蠡在辅佐勾践功成之后，曾以信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贪图安逸享乐，不肯急流勇退，不久之后便被勾践赐死。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司马迁也借韩信之口总结出“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历史经验，然而这句话就犹如某些人物的宿命一样，鬼使神差地在历史上不断地上演着。很显然，王十朋对此是很熟悉的。他在《范蠡》中写道：
久与君王共苦辛，功成身退肯逡巡.五湖渺渺烟波阔，谁是扁舟第二人。
这首诗虽然短小，但含义丰富。第一，范蠡是古往今来第一等的人才，能“与君王共苦辛”，功成之后不求回报，泛舟五湖，居然又成为商界传奇，此等满腹智谋又看淡名利之人，可谓古今无二之大才，是诗人最钦羡的。第二，诗人感慨“谁是扁舟第二人”，最起码文种不是，他贪恋权贵，所以文种还算不上一等一的人才。結合他的诗歌《大夫种》：“狩罢吴郊鸟兽空，果烹猎犬废良工。大夫自为知几晚，岂是陶朱计不忠。”来看，诗人认为与范蠡相比，文种是明了的太晚，所以导致了兔死狗烹的后果。第三，是隐藏在这首诗中的越王勾践，虽无笔墨渲染，但结合王十朋的《越王勾践》一诗，即可知王十朋对于勾践之态度：“机会由来贵速投，姑苏事与会稽侔。谋臣不早麾兵进，尝胆徒劳二十秋。”指出若非范蠡等谋臣促成勾践当机立断，勾践卧薪尝胆也是无用的，该诗对勾践的批评显而易见。这三首诗事实上是在突出一个共同的人物——范蠡，这三首诗还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范蠡难得的才能和心胸。
至此，已经可以完整清晰地勾勒出王十朋人才观的关键词：忠孝、品行高洁、坚持操守、建功立业、审时度势、审知进退。可见，王十朋虽然笃于正统儒家思想，亦不乏权变。
四 用人主张
与其人才观相一致，王十朋一贯主张用人以德，“德”比“才”更为重要，正如其所言“其用人也，不必问其才不才，而先察其正不正”。那么，如何考察一个人是否有“德”呢？王十朋认为“用人之要，莫先乎人望”，即所用之才应该在声名风采、才华都能够得到军民士夫的一致认可，这样的人才即使已经退休，也应当启用。
《李广》一诗，则体现了作者的用人观：得人才难，发现并使用好人才同样很难，诗曰：“李广才名汉世稀，孝文犹自未深知。辍飨长叹无颇牧，翻惜将军不遇时。陇右英豪真有种，将军才气更无双。功高不得封侯赏，只为当时已杀降。”李广为汉代名将，抗击匈奴功不可没，却始终不得封侯。汉文帝也慨叹：“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何足道哉！”南宋刘克庄在《沁园春》一词中感慨：“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唐代王勃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之叹息。南宋初期的王十朋以此谏主，很有深意。
王十朋认为，即使已经任用了贤才，也不能掉以轻心，驾驭人才之术也很重要。不能重用贰臣，对于投诚的将领可以任用，但应“属之以事权，厚之以爵禄，勉之以功名”，让其忠心报国，但不能与之过于亲近。对于贤良之才，应量才而任使，富贵以俟异日，“不可骄之，爵赏所加，必俟有功而后可”。这样才能使人才忠于职守，发挥自身潜能。军事将领如果还没有建功，就给与奖赏，他日，其人若建立功业，朝廷又拿什么来奖励他们呢？不只如此，无功而赏，也会使人产生惰性，不能更好的为朝廷效力。
王十朋的人才观体现出散文般的起承转合的逻辑：既言人才的品质要求，又言人才的难得，再言人才有但发现并正确使用人才之难，最后具体言人才的使用管理。尽管他的咏史诗未必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来写，但这种散文诗的总体思路，强烈的理性思考意识，对君上的殚精竭虑的建议，却是实实在在体现在王十朋的诗歌之中的，体现了王十朋完整的人才观。
参考文献：
[1] （宋）戴复古：《题泉州王梅溪先生祠堂徐竹隐直院谓梅溪古之遗直渡江以来一人而已》，《石屏诗集》（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 （宋）王十朋：《王十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 （宋）朱熹：《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4] （宋）苏轼，（清）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5] 徐顺平：《王十朋评传》，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宋木华，男，1978—，湖北孝感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工作单位：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关键词：王十朋 诗歌 人才观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南宋爱国状元王十朋素以名节闻名于世，徐似道称其“古之遗直，渡江以来一人而已”，他有着个性鲜明的人才观，我们可以从他吟咏古代先贤的诗歌和时事政论文中管窥一二。
一 德行第一的人才观
王十朋作有三首系列咏史诗：《孔父》、《仇牧》、《荀息》。这三首咏史诗类似随感般的读史札记，三首诗的前两句均为“春秋死难止三人，皆欲求仁未得仁”，一字不差，引出春秋时期三个求仁未得仁的历史人物；后两句“节义可书惟孔父，胜如仇牧胜如荀”、“仇牧捐躯为君父，不如孔氏胜如荀”、“荀息捐躯为私暱，也胜贼子与奸臣”，通过道德标准品评三人优劣。孔父，名嘉，史称孔父嘉，春秋时宋大夫，正色而立于朝。荀息，亦称原黯，晋国大夫。仇牧，春秋宋大夫。据《春秋》记载，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庄公十二年，宋万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禧公一年，晋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三人均“累从君而死”，但又有所不同。王十朋认为孔父义形于色又先于君而死，居上；仇牧在君死后与叛贼搏斗而死，是为忠君，居次；荀息遵晋献公所托拥立骊姬所生的儿子奚齐，虽然不“正”，但品行也胜于奸臣。朱熹也曾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荀息大节虽不夺但才力短浅不可托孤寄命，孔子书三人同辞不过是为了存得君臣大义。其他如为国君尽心尽力又侍母至孝，可谓忠孝两全的颖考叔；杀身成仁的比干；躬耕乐道，终成大业的伊尹；守志饿死的伯夷；竭忠尽能辅佐朝政的周公、召公；大义灭亲的石碏；又如管仲、许由、李广、狄仁杰等，均是王十朋心中的理想人才。这些著名历史人物虽然各有传奇功业或声名，但从诗歌本身来看，“忠”、“仁”、“义”、“孝”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是王十朋纯臣观的具体体现。从王十朋的诗歌中，我们可以很明确地了解到他以德行修养为核心的人才观，这正是与他作为儒家正统文人的持守相表里的。
二 看重实绩的人才观
在德行修养的基础上，那些古来建有卓越功勋的仁人志士，也是王十朋心中的偶像。如千古名相诸葛亮，一直以来都是别有怀抱的文人墨客的引用对象，唐宋以来关注尤多，但多为对其绝世才能、不朽功勋的敬仰和其高洁品质的赞叹。王十朋也不例外，创作了不少赞赏诸葛亮的诗篇。如《题诸葛武侯祠》：“八阵图旁丞相祠，风云惨淡会当时。功成岂止三分汉，才大非惟十倍丕。渭上忽传司马走，蜀中长起卧龙思。我来再拜瞻遗像，泪满襟如老杜诗。”直接提醒读者联想到杜甫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名句，表达了诗人如杜甫般对英雄未竞事业的痛惜之情，可见其对英雄豪杰生不逢时、壮志难酬的悲剧命运的深切同情，也能使人联想到王十朋对当时无诸葛孔明之才的无可奈何。一句“蜀中长起卧龙思”，由此可以看出诗人是以诸葛亮为榜样，一直孜孜以求于出兵北伐，一统北宋河山，此亦诸葛亮出祁山之意。而且，王十朋对诸葛亮的用心，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例如，在其文章《夔路十贤·诸葛武侯》中说：“卧龙起南阳，不为鼎一足。托名蜀丞相，相汉非相蜀。”又如，在《八阵图》中云：“一家天下裂三都，忠愤填胸出阵图。千载相知惟白水，此心原不为吞吴。”在王十朋看来，诸葛亮之所以殚精竭虑，其旨并非仅在于三国之争，而在于图谋恢复汉室。“托名蜀丞相，相汉非相蜀”一句又使人们联想到“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曹操，将此二人进行对照，世人心中的取舍自已明了。又如《题屈原庙》中：“自古皆有死，先生死忠清。故宅秭归江，前山熊绎城。眷言怀此都，不比异姓卿。六经变离骚，日月争光明。”赞誉屈原因忠清而死，为后世所敬仰，而正是因为有忠清的品性，所以才能创作出能与六经媲美、与日月争光的《离骚》。对于儒家正统文人王十朋来说，六经在其心中的地位，正向日月之于人間，是无与伦比、不可替代的，由此可见王十朋对于屈原的尊崇之心。
而在《观国朝故事》组诗中，王十朋比较全面地阐释了自己心中的人才观。这四首诗分别追述了北宋时期宋真宗、仁宗、神宗、哲宗时的澶渊之盟、宋夏战争、北宋新政改革、富弼出使契丹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对历史起到重大影响的历史名人。
其一以“澶渊之盟”前后为背景，叙写了二位功臣：“咏诗退虏骑”的文臣寇准，力排众议，促成真宗御驾亲征，功如“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周瑜；“能发忠义言”的武将高琼，和一位“至仁不忍杀……天子能用贤”的宋真宗。这正是诗人心中君臣的最佳组合，文臣运筹帷幄之中，武将绝杀疆场之上，皇帝知人善任，如此即可战无不胜，建下奇功。这既是对文臣武将的期待，更是对天子的期待。
其二以宋仁宗初年宋与西夏的战争为背景，叙写了韩琦、范仲淹两位书生将帅的熠熠风采。在西夏兵强马壮、西夏王元昊率军侵占宋朝西陲地区屡屡得逞的背景下，两位书生号为天下之选，终不负“重勒燕然碑”的重托，使“西贼心胆隳”、“逆节遂称臣”，最终“战士解甲归。社稷安泰山，四海绝疮痍”。诗人盛赞二人“二公人中龙，材略超等夷。匈中百万兵，对面千里居”，终立下不朽的功勋。联合组诗第一首和第四首来看，诗人似乎在有意强化这样一个信息：只要君主有用人之道，将帅得人，其实，胡虏是能够战胜的。此诗着重表现了朝廷在关键时刻任用优秀的人才，对社稷江山和黎民百姓的重要作用。但是，如今朝中上下，有“天下之选”吗？诗人“堂堂宁复有，为作思贤诗”，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
组诗第三首与众不同，其一、其二和下面的其四都是正面立论，唯独这一首正反相伴，以反面为主。而这个反面的例子虽然没有明言，但却很明确：熙宁变法的“罪魁祸首”王安石。诗人首先赞扬了元祐时期合理的用人制度及开明的政策：“昔在元祐初，朝廷用老成。元恶首窜殛，贤隽皆汇征”，内外清明的政局确保了国家的和平昌盛，“四夷各自守，天下几太平”。而绍圣时期国家的平静随着党派之争被打破，党派之争也造成了奸小当道的局面，“绍圣党论起，宵人坏典刑。二蔡唱继述，曲学尊金陵”。这种情形给国家带来的危害是忠良受到迫害，人人陷入党争，学术自由受到限制，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终于酿成了异族入侵，北宋覆亡的大祸。诗人在反思了北宋治乱兴衰的历史后，发出了“我欲著一书，善恶深劝惩。奸谀诛朽骨，潜德发幽馨”的感叹，明确了朝廷兴亡，系于用人之选和人才。 其四记述了富郑公富弼出使契丹的事件，富公为仁宗分忧，出使契丹，不畏虏主的威逼，以非凡的气度和胆识捍卫了宋朝的尊严，打消了契丹入侵的念头。苏东坡曾作《富郑公神道碑》称颂富弼的事迹。“煌煌中国尊，忍为豺狼屈。堂堂汉使者，刚气不可折”，以骄傲自豪的口气赞扬了富公的民族气节。接着诗人笔锋一转，发出“斯人嗟已亡，英风复谁接”之叹，与其二“堂堂宁复有，为作思贤诗”相呼应，一种人才难求的感慨贯穿于组诗之中。而“衔命虏庭人，偷生真婢妾”，则表现了诗人对英雄后继无人的担忧和主降派苟且偷生的不齿。
三 欣赏审知进退的人才观
此外，对明晓中国古代历史的王十朋而言，功成身退的典型范蠡也是他心中人才的坐标。范蠡在辅佐勾践功成之后，曾以信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贪图安逸享乐，不肯急流勇退，不久之后便被勾践赐死。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司马迁也借韩信之口总结出“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历史经验，然而这句话就犹如某些人物的宿命一样，鬼使神差地在历史上不断地上演着。很显然，王十朋对此是很熟悉的。他在《范蠡》中写道：
久与君王共苦辛，功成身退肯逡巡.五湖渺渺烟波阔，谁是扁舟第二人。
这首诗虽然短小，但含义丰富。第一，范蠡是古往今来第一等的人才，能“与君王共苦辛”，功成之后不求回报，泛舟五湖，居然又成为商界传奇，此等满腹智谋又看淡名利之人，可谓古今无二之大才，是诗人最钦羡的。第二，诗人感慨“谁是扁舟第二人”，最起码文种不是，他贪恋权贵，所以文种还算不上一等一的人才。結合他的诗歌《大夫种》：“狩罢吴郊鸟兽空，果烹猎犬废良工。大夫自为知几晚，岂是陶朱计不忠。”来看，诗人认为与范蠡相比，文种是明了的太晚，所以导致了兔死狗烹的后果。第三，是隐藏在这首诗中的越王勾践，虽无笔墨渲染，但结合王十朋的《越王勾践》一诗，即可知王十朋对于勾践之态度：“机会由来贵速投，姑苏事与会稽侔。谋臣不早麾兵进，尝胆徒劳二十秋。”指出若非范蠡等谋臣促成勾践当机立断，勾践卧薪尝胆也是无用的，该诗对勾践的批评显而易见。这三首诗事实上是在突出一个共同的人物——范蠡，这三首诗还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范蠡难得的才能和心胸。
至此，已经可以完整清晰地勾勒出王十朋人才观的关键词：忠孝、品行高洁、坚持操守、建功立业、审时度势、审知进退。可见，王十朋虽然笃于正统儒家思想，亦不乏权变。
四 用人主张
与其人才观相一致，王十朋一贯主张用人以德，“德”比“才”更为重要，正如其所言“其用人也，不必问其才不才，而先察其正不正”。那么，如何考察一个人是否有“德”呢？王十朋认为“用人之要，莫先乎人望”，即所用之才应该在声名风采、才华都能够得到军民士夫的一致认可，这样的人才即使已经退休，也应当启用。
《李广》一诗，则体现了作者的用人观：得人才难，发现并使用好人才同样很难，诗曰：“李广才名汉世稀，孝文犹自未深知。辍飨长叹无颇牧，翻惜将军不遇时。陇右英豪真有种，将军才气更无双。功高不得封侯赏，只为当时已杀降。”李广为汉代名将，抗击匈奴功不可没，却始终不得封侯。汉文帝也慨叹：“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何足道哉！”南宋刘克庄在《沁园春》一词中感慨：“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唐代王勃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之叹息。南宋初期的王十朋以此谏主，很有深意。
王十朋认为，即使已经任用了贤才，也不能掉以轻心，驾驭人才之术也很重要。不能重用贰臣，对于投诚的将领可以任用，但应“属之以事权，厚之以爵禄，勉之以功名”，让其忠心报国，但不能与之过于亲近。对于贤良之才，应量才而任使，富贵以俟异日，“不可骄之，爵赏所加，必俟有功而后可”。这样才能使人才忠于职守，发挥自身潜能。军事将领如果还没有建功，就给与奖赏，他日，其人若建立功业，朝廷又拿什么来奖励他们呢？不只如此，无功而赏，也会使人产生惰性，不能更好的为朝廷效力。
王十朋的人才观体现出散文般的起承转合的逻辑：既言人才的品质要求，又言人才的难得，再言人才有但发现并正确使用人才之难，最后具体言人才的使用管理。尽管他的咏史诗未必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来写，但这种散文诗的总体思路，强烈的理性思考意识，对君上的殚精竭虑的建议，却是实实在在体现在王十朋的诗歌之中的，体现了王十朋完整的人才观。
参考文献：
[1] （宋）戴复古：《题泉州王梅溪先生祠堂徐竹隐直院谓梅溪古之遗直渡江以来一人而已》，《石屏诗集》（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 （宋）王十朋：《王十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 （宋）朱熹：《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4] （宋）苏轼，（清）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5] 徐顺平：《王十朋评传》，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宋木华，男，1978—，湖北孝感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工作单位：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