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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棋王》与《国际象棋的故事》通过类似的故事情节与核心意象折射出东西方不同文化心理在面对相似困境时的不同选择。以《棋王》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心理消弭“内”与“外”的差别，以痴迷、无我的“自在”实现生命的逍遥。
关键词：棋内；棋外；选择
中图分类号：G4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2-0214-02
阿城的《棋王》，因其“寻根”，因其文化意蕴而出名而有影响。然而，即便是所谓的文化积淀、民族心理无意识，它背后的成因又是什么呢？它何以积淀何以成为无意识呢？这是因为它深刻地涉及到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最永恒因而也是最现实的范畴，它与我们对当下生活的感受和反应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棋王》的影响和价值，最终还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我们随时都要回答随时都要做出选择的问题：如何在生命、心灵之“内”与“外”的冲突中自处。象棋就是这两部作品为我们共同构筑的“内”与“外”之间人类得以于冲突中自处的精神屏障。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精神屏障是如何获得的。《棋王》里的王一生从小家境贫寒，而且母亲做过妓女，“外”对于他的严酷不言而喻。小小年纪，他就要帮母亲给印刷厂叠书页赚钱。有一次刚好碰到一本讲象棋的书，于是王一生就一篇一篇看，看出点意思，渐渐喜欢上了象棋。《国际象棋的故事》里的B博士呢，在希特勒上台后被单独监禁了四个月。同样是一个巧合，他在接受审讯时从审讯官的衣服口袋里偷到了一本国际象棋的棋谱。然而，他开始时简直要恼怒地把棋谱扔掉，因为它简直不可读，“尽是些莫名其妙的符号”。但是没有办法，他只能接受这本棋谱。从精神屏障的获得来看，王一生和B博士都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开始接触到象棋的。
然而偶然只是表象。《国际象棋的故事》突出的是偶然背后的必然性：“我意识到这种危险，便把神经绷得紧紧的，我想，即使把每根神经都绷断，也要找到或者想出点事情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正是这种注意力成为“外”侵入“内”，威胁“内”的通道。因此，“内”必然地需要获得一种精神屏障来支撑、保护自己。这种精神屏障就是使人关注于自身的“内”的建构，从而切断“外”的入侵通道。因此，精神屏障的背后，就蕴涵着“外”和“内”之间的冲突关系。而《棋王》却对这种冲突进行了“虚化”的处理，对王一生发现象棋这一“精神屏障”之前的心路历程与人生体验以了了几笔带过，而着重描写了王一生学棋过程中母亲的态度，归结为一点，就是“先说吃，再说下棋”。吃和下棋这一从西方传统来说分属“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不同需要在此竟和谐共存。
通过两部小说在精神屏障的获得上的不同处理，我们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感受方式。一种，如《国际象棋的故事》，是意识到“内”“外”之分的，是先有对自身处境的敏锐认识，自“觉”而后“行”的。另一种，如《棋王》，则无所谓“内”“外”之分，也无所谓“先知后行”或“先行后知”，总之是无“内”无“外”，知行合一，一言以蔽之，就是“在”，就是“自在”。正是源于这两种感受方式的不同，也就导致了精神屏障对两部作品主人公的不同意味。
B博士通过一本棋谱，以下盲棋来做自己的精神屏障，使他在面对无言的恐怖的“外”时竟然感受到“这是我的幸福时光”，而与此同时，“其他人都垮了，惟独我还在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这种力量是从哪些秘密源泉汲取的？”但是这“秘密源泉”提供给他的，可并不仅仅是力量。在下盲棋的过程中，渐渐，他感到并必须开始自我的分裂：“我那可怕的处境逼得我不得不至少去试一试，把自己分裂成一个黑方我和一个白方我，要不然我就得被我周围恐怖的虚空压垮。”但是这用一句中国的成语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果然，“下棋的乐趣变成了下棋的欲望，下棋的欲望又变成了一种强制，一种棋瘾，一种疯狂的愤怒……对于这种病状我还找不到别的名称，只好把它叫做迄今医学上还不清楚的‘棋中毒’。后来，这种偏执的癫狂不仅开始侵蚀我的大脑，而且也开始侵蚀我的身体了”。这就是疯癫，就是返诸于“内”以对抗“外”的精神屏障最后演变成的疯癫。疯癫确实是有力量的。它可以让人忍受饥饿、高温、寒冷和疼痛。在建构“内”以对抗“外”的过程中，B博士获得了一种充实以对抗空虚。
在《棋王》里，如前所述，王一生并没有“自觉”地将象棋当作他的精神屏障。象棋和吃是他本能的“自在”。他“自在”而“痴”，但是并没有“发狂”。这样的“痴”可以从两种对比中表现出来。首先仅就下棋本身而言，王一生和B博士比起来，要从容得多。比如说“王一生光膀子大战脚卵”一段，两人走盲棋，输赢完全不形于色，以至于周围的人“说下得没意思，不知谁是赢家”。这与那位B博士哪怕是自己和自己下盲棋时“情绪激动到不再能够静静地坐上片刻的程度”不啻是天壤之别。而在对待下棋输赢所衍生的功利性问题上，王一生又和《国际象棋的故事》里那位有头衔的“棋王”形成另一种对比。王一生并不是一个“比赛狂”。他可以主动放弃好友为他争取来的比赛机会，而只是想自己和比赛的前三名私下下盘棋。但他也不是要当“无冕之王”。当他的举动招来众人围观时，倒“低了头，对两个人说：‘走吧，走吧，太扎眼。’”作为小说压轴的那场“九局连环”大战，到了最精彩的高潮竟是以“和了吧”而告终。
正是由于两种不同的人生感受方式，下棋在这两部小说里对它们各自的主人公也就有了相似而不同的意味，就是“痴”与“狂”。“痴”与“狂”，都算是沉迷的状态，是精神向内的集中。但二者的不同究竟在哪里？痴者，就是“专气致柔” ；而狂，大概可以类比地说是“专气致坚”。“致柔”，则可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让人于人生的重重迷障中如“庖丁解牛”般“游刃有余”；“致坚”，则会以此“坚”遭遇彼“坚”，产生新的悖论，在躲避彼“坚”之伤害的同时，又为“此坚”所伤害。而这，也就是下棋对两部作品的主人公所产生的不同作用。也正是由于这不同的意味、这不同的作用，两部小说里的“棋”也就有了各自的结局。在《国际象棋的故事》里，B博士时隔二十年重入棋局，其结果是重新回到了过去的“狂”态之中：“他的眼睛直瞪瞪地，几乎是迷乱地凝视着前面的虚空，不停地喃喃自语”，而且还莫名其妙大声喊着“将！将军！”。当他最终清醒过来，他意识到自己是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并最终决定“这是我最后一次试下国际象棋。”而《棋王》的结局呢，其实也是有些类似的，最后也是以无结果之和棋而告终，并且主人公离开了棋局而进入了梦乡。但是这两种离开是不同的。
《国际象棋的故事》里最后的离开是对以棋局，以一心构建“内”来对抗“外”却最终导致另一种伤害的悖论式反抗的彻底否定。因为这样的反抗是“狂”。人尽管需要通过某种屏障来保护自己，自我确认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但同时这样的自我确认又需要在和世界的交往中，通过“外”来获得最终的“对象性”实现。
而《棋王》里最后的离开实际上是“弗居”。前面说过，《棋王》里的下棋，意味着“痴”，也就是“专气致柔”。这种状态是如何实现的呢？“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这正是所谓“弗居”的状态，而“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这也正是棋艺与棋道的差别。艺可恃而道不可恃。艺使人狂迷，这是从柏拉图就开始注意到的；而道则“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下棋是王一生的自在，出乎其外入乎其内皆随心随性，因此在《棋王》里，棋下完了，离开了，是自然的；想下棋了，就下，同样是自然的。这里与其说阿城肯定的是棋局，不如说是肯定了“专气致柔”的人生姿态。这样的人生姿态与无外无内无知无行的对世界的感知已经很难分清孰因孰果。
应该说，《棋王》里最后的离开同样是对“狂迷”的否定。但是在《国际象棋的故事》所体现出的“内”“外”相分的感受方式中，否定了专注于“内”的狂迷便只能转向“外”。而这里有个条件，就是“外”不那么严酷。这样，我们就注意到了这部小说里独特的时间关系：小说情节主干的叙述时间是超前于叙述者的时间的。小说本身创作于1941年9月作者移居巴西以后，而小说情节的主要时间却通过补叙告诉我们它是发生在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二十多年后。虽然作品并没有明确地说，但我们可以感受到，二十多年后，灾难已经过去。主人公B博士也才彻底离开了曾经让他疯狂的象棋。这体现了作品的理想主义色彩。作者深怀着人道主义的理想，渴望着一个正常的世界，正常的“外”、正常的“内”、正常的“内”“外”之间的交流，而这一切，竟是通过类似于科幻小说的时间安排来实现的。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出作者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及其理想背后的绝望。
那么《棋王》呢？《棋王》否定了“狂迷”，又走向何处？走向的是无外无内的自在之“痴”。这似乎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是我们细读文本，却发现这样的自在之“痴”也难于彻底。《棋王》里有一段文字堪称是东西方不同人在面对恶劣环境时的对话。王一生听“我”讲述了杰克·伦敦《热爱生命》的故事。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面对着“外”所带来的饥饿，同样是病态地收藏食物，这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返诸于“内”的“狂迷”。但是王一生却对此表示了理解：“照你讲，他是对失去食物发生精神上的恐惧，是精神病？不，他有道理，太有道理了……”而这样的理解和同情就暴露了王一生并不能完全生活于无外无内的自在之中。在最后那场“九局连环”大战中，他虽然最后归于平静和自在，但是显然也抑制不住地迸发出了类似于“疯狂”的力量。他虽然最后警惕到疯狂，但也毕竟感受到了力量，才有了“猛然”的一场大哭：“妈，儿今天明白事儿了，人还要有点儿东西，才叫活着。”从这些偶尔的“泄露”中，我们似乎体会到了其背后深广的压抑！同时《棋王》在叙说的时间上刚好和《国际象棋的故事》相反，小说里的叙述时间是落后于叙述者的时间的。这一切都说明什么呢？说明《棋王》里包含了另一种理想主义。已经过去的灾难浩劫在作者笔下却是宁静安谧的，并没有太多的动荡与冲突。这是因为什么？作者理想化的是世界吗？不是。世界就是“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但是只要“识到了”里面的“真人生”，“即是幸，即是福。”什么样的人可以识到呢？“俗人”。“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作者理想化的是人，是人在世界上以自在来消洱矛盾、痛苦的生命姿态。
所以，这两个“象棋的故事”都是面对严酷的现实，以不同的方式，给了我们各自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言说。我无意在此评价其选择的价值和意义高下，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评价的。而我的目的只在于揭示出两部作品背后的对世界的感受过程，借此促进更多的彼此理解和自我理解，回到感受，回到当下的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对于人类来说，生活世界始终是先于科学而存在着的……人们不仅能够展示出这个生活世界自身的存在方式问题，而且完全能够在这个素朴直观的世界的基础上使一切客观科学的意指和知识都失去作用，从而能够普遍地考虑到那些在其固有的存在方式方面得以凸显出来的科学的，因而又是普遍有效的具有决定性的任务。”
关键词：棋内；棋外；选择
中图分类号：G4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2-0214-02
阿城的《棋王》，因其“寻根”，因其文化意蕴而出名而有影响。然而，即便是所谓的文化积淀、民族心理无意识，它背后的成因又是什么呢？它何以积淀何以成为无意识呢？这是因为它深刻地涉及到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最永恒因而也是最现实的范畴，它与我们对当下生活的感受和反应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棋王》的影响和价值，最终还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我们随时都要回答随时都要做出选择的问题：如何在生命、心灵之“内”与“外”的冲突中自处。象棋就是这两部作品为我们共同构筑的“内”与“外”之间人类得以于冲突中自处的精神屏障。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精神屏障是如何获得的。《棋王》里的王一生从小家境贫寒，而且母亲做过妓女，“外”对于他的严酷不言而喻。小小年纪，他就要帮母亲给印刷厂叠书页赚钱。有一次刚好碰到一本讲象棋的书，于是王一生就一篇一篇看，看出点意思，渐渐喜欢上了象棋。《国际象棋的故事》里的B博士呢，在希特勒上台后被单独监禁了四个月。同样是一个巧合，他在接受审讯时从审讯官的衣服口袋里偷到了一本国际象棋的棋谱。然而，他开始时简直要恼怒地把棋谱扔掉，因为它简直不可读，“尽是些莫名其妙的符号”。但是没有办法，他只能接受这本棋谱。从精神屏障的获得来看，王一生和B博士都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开始接触到象棋的。
然而偶然只是表象。《国际象棋的故事》突出的是偶然背后的必然性：“我意识到这种危险，便把神经绷得紧紧的，我想，即使把每根神经都绷断，也要找到或者想出点事情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正是这种注意力成为“外”侵入“内”，威胁“内”的通道。因此，“内”必然地需要获得一种精神屏障来支撑、保护自己。这种精神屏障就是使人关注于自身的“内”的建构，从而切断“外”的入侵通道。因此，精神屏障的背后，就蕴涵着“外”和“内”之间的冲突关系。而《棋王》却对这种冲突进行了“虚化”的处理，对王一生发现象棋这一“精神屏障”之前的心路历程与人生体验以了了几笔带过，而着重描写了王一生学棋过程中母亲的态度，归结为一点，就是“先说吃，再说下棋”。吃和下棋这一从西方传统来说分属“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不同需要在此竟和谐共存。
通过两部小说在精神屏障的获得上的不同处理，我们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感受方式。一种，如《国际象棋的故事》，是意识到“内”“外”之分的，是先有对自身处境的敏锐认识，自“觉”而后“行”的。另一种，如《棋王》，则无所谓“内”“外”之分，也无所谓“先知后行”或“先行后知”，总之是无“内”无“外”，知行合一，一言以蔽之，就是“在”，就是“自在”。正是源于这两种感受方式的不同，也就导致了精神屏障对两部作品主人公的不同意味。
B博士通过一本棋谱，以下盲棋来做自己的精神屏障，使他在面对无言的恐怖的“外”时竟然感受到“这是我的幸福时光”，而与此同时，“其他人都垮了，惟独我还在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这种力量是从哪些秘密源泉汲取的？”但是这“秘密源泉”提供给他的，可并不仅仅是力量。在下盲棋的过程中，渐渐，他感到并必须开始自我的分裂：“我那可怕的处境逼得我不得不至少去试一试，把自己分裂成一个黑方我和一个白方我，要不然我就得被我周围恐怖的虚空压垮。”但是这用一句中国的成语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果然，“下棋的乐趣变成了下棋的欲望，下棋的欲望又变成了一种强制，一种棋瘾，一种疯狂的愤怒……对于这种病状我还找不到别的名称，只好把它叫做迄今医学上还不清楚的‘棋中毒’。后来，这种偏执的癫狂不仅开始侵蚀我的大脑，而且也开始侵蚀我的身体了”。这就是疯癫，就是返诸于“内”以对抗“外”的精神屏障最后演变成的疯癫。疯癫确实是有力量的。它可以让人忍受饥饿、高温、寒冷和疼痛。在建构“内”以对抗“外”的过程中，B博士获得了一种充实以对抗空虚。
在《棋王》里，如前所述，王一生并没有“自觉”地将象棋当作他的精神屏障。象棋和吃是他本能的“自在”。他“自在”而“痴”，但是并没有“发狂”。这样的“痴”可以从两种对比中表现出来。首先仅就下棋本身而言，王一生和B博士比起来，要从容得多。比如说“王一生光膀子大战脚卵”一段，两人走盲棋，输赢完全不形于色，以至于周围的人“说下得没意思，不知谁是赢家”。这与那位B博士哪怕是自己和自己下盲棋时“情绪激动到不再能够静静地坐上片刻的程度”不啻是天壤之别。而在对待下棋输赢所衍生的功利性问题上，王一生又和《国际象棋的故事》里那位有头衔的“棋王”形成另一种对比。王一生并不是一个“比赛狂”。他可以主动放弃好友为他争取来的比赛机会，而只是想自己和比赛的前三名私下下盘棋。但他也不是要当“无冕之王”。当他的举动招来众人围观时，倒“低了头，对两个人说：‘走吧，走吧，太扎眼。’”作为小说压轴的那场“九局连环”大战，到了最精彩的高潮竟是以“和了吧”而告终。
正是由于两种不同的人生感受方式，下棋在这两部小说里对它们各自的主人公也就有了相似而不同的意味，就是“痴”与“狂”。“痴”与“狂”，都算是沉迷的状态，是精神向内的集中。但二者的不同究竟在哪里？痴者，就是“专气致柔” ；而狂，大概可以类比地说是“专气致坚”。“致柔”，则可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让人于人生的重重迷障中如“庖丁解牛”般“游刃有余”；“致坚”，则会以此“坚”遭遇彼“坚”，产生新的悖论，在躲避彼“坚”之伤害的同时，又为“此坚”所伤害。而这，也就是下棋对两部作品的主人公所产生的不同作用。也正是由于这不同的意味、这不同的作用，两部小说里的“棋”也就有了各自的结局。在《国际象棋的故事》里，B博士时隔二十年重入棋局，其结果是重新回到了过去的“狂”态之中：“他的眼睛直瞪瞪地，几乎是迷乱地凝视着前面的虚空，不停地喃喃自语”，而且还莫名其妙大声喊着“将！将军！”。当他最终清醒过来，他意识到自己是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并最终决定“这是我最后一次试下国际象棋。”而《棋王》的结局呢，其实也是有些类似的，最后也是以无结果之和棋而告终，并且主人公离开了棋局而进入了梦乡。但是这两种离开是不同的。
《国际象棋的故事》里最后的离开是对以棋局，以一心构建“内”来对抗“外”却最终导致另一种伤害的悖论式反抗的彻底否定。因为这样的反抗是“狂”。人尽管需要通过某种屏障来保护自己，自我确认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但同时这样的自我确认又需要在和世界的交往中，通过“外”来获得最终的“对象性”实现。
而《棋王》里最后的离开实际上是“弗居”。前面说过，《棋王》里的下棋，意味着“痴”，也就是“专气致柔”。这种状态是如何实现的呢？“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这正是所谓“弗居”的状态，而“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这也正是棋艺与棋道的差别。艺可恃而道不可恃。艺使人狂迷，这是从柏拉图就开始注意到的；而道则“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下棋是王一生的自在，出乎其外入乎其内皆随心随性，因此在《棋王》里，棋下完了，离开了，是自然的；想下棋了，就下，同样是自然的。这里与其说阿城肯定的是棋局，不如说是肯定了“专气致柔”的人生姿态。这样的人生姿态与无外无内无知无行的对世界的感知已经很难分清孰因孰果。
应该说，《棋王》里最后的离开同样是对“狂迷”的否定。但是在《国际象棋的故事》所体现出的“内”“外”相分的感受方式中，否定了专注于“内”的狂迷便只能转向“外”。而这里有个条件，就是“外”不那么严酷。这样，我们就注意到了这部小说里独特的时间关系：小说情节主干的叙述时间是超前于叙述者的时间的。小说本身创作于1941年9月作者移居巴西以后，而小说情节的主要时间却通过补叙告诉我们它是发生在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二十多年后。虽然作品并没有明确地说，但我们可以感受到，二十多年后，灾难已经过去。主人公B博士也才彻底离开了曾经让他疯狂的象棋。这体现了作品的理想主义色彩。作者深怀着人道主义的理想，渴望着一个正常的世界，正常的“外”、正常的“内”、正常的“内”“外”之间的交流，而这一切，竟是通过类似于科幻小说的时间安排来实现的。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出作者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及其理想背后的绝望。
那么《棋王》呢？《棋王》否定了“狂迷”，又走向何处？走向的是无外无内的自在之“痴”。这似乎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是我们细读文本，却发现这样的自在之“痴”也难于彻底。《棋王》里有一段文字堪称是东西方不同人在面对恶劣环境时的对话。王一生听“我”讲述了杰克·伦敦《热爱生命》的故事。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面对着“外”所带来的饥饿，同样是病态地收藏食物，这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返诸于“内”的“狂迷”。但是王一生却对此表示了理解：“照你讲，他是对失去食物发生精神上的恐惧，是精神病？不，他有道理，太有道理了……”而这样的理解和同情就暴露了王一生并不能完全生活于无外无内的自在之中。在最后那场“九局连环”大战中，他虽然最后归于平静和自在，但是显然也抑制不住地迸发出了类似于“疯狂”的力量。他虽然最后警惕到疯狂，但也毕竟感受到了力量，才有了“猛然”的一场大哭：“妈，儿今天明白事儿了，人还要有点儿东西，才叫活着。”从这些偶尔的“泄露”中，我们似乎体会到了其背后深广的压抑！同时《棋王》在叙说的时间上刚好和《国际象棋的故事》相反，小说里的叙述时间是落后于叙述者的时间的。这一切都说明什么呢？说明《棋王》里包含了另一种理想主义。已经过去的灾难浩劫在作者笔下却是宁静安谧的，并没有太多的动荡与冲突。这是因为什么？作者理想化的是世界吗？不是。世界就是“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但是只要“识到了”里面的“真人生”，“即是幸，即是福。”什么样的人可以识到呢？“俗人”。“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作者理想化的是人，是人在世界上以自在来消洱矛盾、痛苦的生命姿态。
所以，这两个“象棋的故事”都是面对严酷的现实，以不同的方式，给了我们各自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言说。我无意在此评价其选择的价值和意义高下，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评价的。而我的目的只在于揭示出两部作品背后的对世界的感受过程，借此促进更多的彼此理解和自我理解，回到感受，回到当下的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对于人类来说，生活世界始终是先于科学而存在着的……人们不仅能够展示出这个生活世界自身的存在方式问题，而且完全能够在这个素朴直观的世界的基础上使一切客观科学的意指和知识都失去作用，从而能够普遍地考虑到那些在其固有的存在方式方面得以凸显出来的科学的，因而又是普遍有效的具有决定性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