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初夏的午后，平静而又不起眼，一如位于慈城古镇民主路1号的一间小店铺，寻常地存在。店铺的主人是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人，以制杆秤为生。老人名叫胡松青，是慈城古镇里最后的制秤人，或许也是甬城最后的制秤人。
　　子承父业
　　胡松青的父亲也是一位制秤匠人，1948年，他从老家永康来到慈城安家落户。胡松青16岁那年，开始跟随父亲学习制秤手艺，并进入慈城镇的黑白铁社当了一名学徒。从这一年开始，胡松青便与制秤结下了一生情缘。
　　胡松青工作第一年的月工资是16元，第二年是18元，此后一直涨到了40元。原本波澜不惊的日子被呼啸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席卷得七零八落，人人都想当回弄潮儿，胡松青也不例外。1987年，胡松青停薪留职，开了一家制秤店。此后的十多年间，是胡松青制秤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段人生。那个年代，计量工具基本以木杆秤为主，电子秤还不普及，个人下海做生意的热潮，带动了制秤行业的兴旺。胡松青的制秤手艺不仅为他带来了经济效益，也带来了社会地位。“1990年到2000年之间，我的店铺生意好，收入高，小商小贩们还非常尊重我。”说起这段历史，老人颇有些得意，“甚至有人慕名前来学习制秤手艺。”
　　胡松青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秤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别看小小的一杆秤，制作工序很复杂，费时又费力。为了及时把秤交到客户手里，连夜赶工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付出总有回报，很快，胡松青迈入了“万元户”的行列。
　　抱 诚 守 真
　　老话说“不识秤花，难以当家”。这“秤花”就是杆秤上的斤两刻度，最讲究一丝不苟：打磨好的秤杆挂上秤盘后定支点，用砝码校验，这是一个极为细致的过程，必须用食指不停地轻轻拨动秤砣，当木杆处于平衡时，用步弓（类似圆规的工具）在木杆背面划一道印记，这道印记就叫定盘星，其余便按此推断重量。
　　商品经济的繁荣总会催生出一些想通过歪门邪道走上致富捷径的人，也总有些人想动这秤花的脑筋。多年前，鄞州有一家肉店的老板请胡松青做10把百斤大秤，每把秤出价200元。这10把大秤就能赚2000元，对方唯一的要求就是把这些百斤大秤做成九十斤的秤。要知道，当时一把大秤只卖30多元，这200元一把的价格实在太诱人。但是，胡松青想也没想就果断拒绝。他说曾经还有人让他做缩节秤、八两秤，对这些无理的要求，老人有句话说得掷地有声：“做杆秤，就应该硬碰硬 。”诚信就像这秤上的秤花，深深地镌刻在了秤杆上，也烙进了他的心中。
　　正是因为胡松青精湛的手艺和过硬的人品，江北区计量局刚成立时就请胡松青为他们修秤。但是由于他没有上岗证，后来便不再让他修。为此，胡松青感到很郁闷，心中憋了一口气。为了这口气， 49岁那年，他参加了宁波市计量局的衡器鉴定员考试，一举通过，并借此契机，承包了海曙区计量局的门市部。三年后，由于种种原因，他又回到了慈城。
　　日 渐 式 微
　　经历了十多年木杆秤的鼎盛时期，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电子秤逐步普及，木杆秤的销售陷入低迷。小小的杆秤也见证了手工业从辉煌到落寞的历程。胡松青从16岁开始制秤，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坚守在这个行业。但是手工业的日渐式微，让他不得不考虑结束开了三十年的店铺。
　　虽然胡松青的制秤手艺被列入江北区非遗项目，但是他和许多传承人一样面临无人传承、缺乏政策引导的情况。如今，胡松青的退休工资有4000元左右，三个女儿的生活条件都不错，女儿女婿都劝他早点结束店铺，安享晚年。 胡松青说：“今年4月份，我的店铺只卖出5把杆秤，6个电子秤，交房租也不够。”惨淡经营的状况也促使他下定决心关掉店铺。
　　木杆秤作为生产生活用具，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如能挖掘出作为工艺品和收藏品方面的价值，也是延续传统文化的一种方式。去年，胡松青参加了江北区组织的老外滩庙会，他带去的亲手制作的四五十把工艺小杆秤唤起了宁波人老底子的记忆，被人们抢购一空。
　　但毕竟木心诗中描绘的“从前慢”的境界已不复存在，时代的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在获得现代化便捷生活的同时，也让我们面临传统文化的失落。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对于匠人，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