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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是世界上抑郁症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之一。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基于全球18个国家、采样人数高达9万的抑郁症调查显示，美国是全球抑郁症发病率第2高（19.2%）的国家，仅次于发病率高达21%的法国;而地处高纬度的加拿大，由于寒冷、光照时间短、户外活动机会少等因素，抑郁症发病率常年稳定在10%以上。加拿大统计局2012年统计显示，约35%的加拿大人曾遭受过抑郁症的困扰。2017年加拿大人力咨询公司Morneau Shepell的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全加拿大至少20%以上的女性、10%以上的男性受到抑郁症威胁，46%的加拿大员工在工作环境改变或工作角色转换后，需要专门请假远离工作，进行所谓“心理重建”，以回避焦虑症的威胁。这份报告称，抑郁症和焦虑症这两大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加拿大职场中员工流失的首位因素。
疫情令北美抑郁症情势更加严峻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尤其是为抑制疫情蔓延而普遍采取的限制性应对措施，令北美抑郁症问题更加严峻。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心理学科普专家戈德史密斯博士日前撰文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美国大量人口失业或减薪，原本排解心理压力的最佳途径——去餐厅、酒吧消愁解闷，或通过社交调节情绪，在到处“禁制”的大环境下也变得越来越缺少可行性。生活已是如此糟糕，前景又是这样的黯淡，对于许多美国人而言，如今的每一天都是巨大的心理煎熬，而这样的心理煎熬又只能被封闭在狭小、孤独的空间自己承受……心理学家们表示，上述条件中任意一条，都堪称“制造抑郁症的温床”，而如今的美国几乎每一条都存在。
1月19日，得克萨斯州一家媒体援引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地方频道和当地心理学家交流所得出的结论称，过去一年间，该州青少年临床表现出抑郁症、焦虑症倾向并因此产生自杀念头的比率大幅增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疫情及疫情应对措施令孩子们感到孤立、恐惧和对未来的强烈迷惘。有参加心理咨询的青少年表示，“一夜之间我们曾习惯拥有并享受其中的许多乐趣和生活的一部分，如舞会、毕业派对、运动竞技……就这么突然消失了，这让我们很沮丧。”得克萨斯州大河谷大学心理学家萨利纳斯指出，她在临床中发现，当地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对没完没了的网课感到厌倦、逆反;而另一些心理学家则担心，包括抑郁症、焦虑症等在内的心理健康问题，将会成为由新冠肺炎疫情所诱发、继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第2个疫情”。
加拿大的情况也很严重
1月14日，加拿大慈善组织——加拿大心理健康研究中心（MHRC）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加拿大人心理健康状况最新报告。这项基于2020年12月10—18日民调数据所进行的研究显示，22%的加拿大受访者称自己患有抑郁症，20%称自己患有焦虑症，较疫情暴发前的峰值高出整整4个百分点。
36%的受访者表示“在家工作压力很大”（2020年10月为21%），不过65%的受访者表示“对疫情应对措施仍保持高度忍耐度”。耐人寻味的是，疫情相对较轻的曼尼托巴省和萨斯喀彻温省抑郁症比率最高，而疫情最严重的魁北克省抑郁症比率最低，心理学家认为，这和各省不同的气候有关——事实上在疫情未暴发前，曼尼托巴省和萨斯喀彻温省也一直是加拿大心理健康问题最突出的省份。
很显然，新冠肺炎疫情、尤其是漫长且不知何时到尽头的限制性疫情应对措施，令美国、加拿大原本就很严重的抑郁症问题更加突出，且正如MHRC董事会成员多佐伊斯等所言，为应对疫情而采取的各種“社交隔离”措施固然很有必要，客观上却造成加拿大人看医生、尤其看心理医生和接受心理学家辅导的机会锐减，而专业人士一对一、面对面的“心理按摩”恰是应对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健康问题所不可或缺的。
历史上的“戏精”
狭义的抑郁症专指“MDD”，属于一种精神障碍，主要特点是至少持续两周时间的经常性情绪低落、意志消沉、自尊心丧失、对周围一切失去兴趣、不愿活动，有时会莫名其妙地感到疼痛。MDD症状严重者可能出现妄想或幻觉，可能出现间歇性狂躁反应，甚至尝试自杀。对于严重的MDD，使用抗抑郁药物治疗通常被认为只能减缓症状而较难起到根治疾病的作用，包括认知行为疗法和人际关系疗法（IPT）等心理辅导措施，也有助于缓解患者的症状。至于电击疗法，仅能在紧急状态下抑制患者的狂躁行为，而对治疗本身并无帮助。
MDD在历史上可是一个有名的“戏精”，直到上世纪70年代，该病才由一批美国临床心理学家确定概念。一般认为，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心理因素相结合，可能诱发MDD（约40%的MDD临床患者与遗传多少有关）。PDD是持续时间较长但症状较轻的抑郁心理障碍，可简单将之视为一般所言的“情绪低落”，它是可以通过“心理按摩”或药物辅助治疗缓解甚至治愈的。SAD俗称“冬季忧郁”，是人类最早确认的一种抑郁症，主要由于寒冷、缺少阳光、长期室内生活所诱发，和PDD一样是较轻、可逆的，“多晒太阳就能缓解”。早在公元6世纪，东哥特学者约尔达尼斯就首次系统叙述了这种只有在寒冷地区和寒冷季节才会发作的忧郁类心理疾病，二战后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对其进行了系统性归纳总结。SAD主要高发于北欧、加拿大和美国阿拉斯加等北半球高纬度地区。 WHO提供的心理健康辅导材料指出， 全球范围内逾2.64亿各年龄段的人患有各类抑郁症（这是2020年1月更新的WHO官网数据，但也有其他口径称全球抑郁症患者多达3.22亿，患病率4.4%）。目前抑郁症已成为全球总体疾病负担的主要诱因之一。由于生理和生活方式等因素，受抑郁症影响的女性远远多于男性。
临床上将抑郁症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主要划分依据是症状发作的频率及严重程度。如前所述，抑郁症是由于社会、心理和生物学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所致。经历过不良生活事件（失业、丧亲、心理创伤）的人更容易患上抑郁症。抑郁又会导致更多的压力和功能障碍，并使患者的生活状况和抑郁本身恶化。
抑郁与身体健康之间存在相互关系。例如，心血管疾病可导致抑郁，反之亦然。以心理健康辅导为主的有效方式，如以学校和社区为中心，引导青少年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思考方式，对有行为认知问题的青少年、尤其他们的父母及时进行心理干预，鼓励中老年人进行有规律的社会活动和身体锻炼，等等，都有助于预防抑郁症的发生。
“富贵病”困扰北美
如前所述，北美是全球范围内对包括抑郁症在内的各种心理疾病认知较早、重视程度较高的地区，也是全球范围内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医疗卫生条件较好的地区——一言以蔽之，北美是富裕地区、发达地区，那么为何在北美抑郁症问题反倒格外突出？
并非物质生活水平越高、国家越发达，人就越开心，抑郁症、尤其是MDD，有时偏偏就是种“富贵病”。前述调查所涉及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调查结果令人惊讶：高收入发达国家的平均抑郁症发病率高达15%，而发展中国家则只有11%，一些贫穷但不在此次调查取样范畴内的热带非洲国家更只有5%多一点。
针对这种被戏称为“穷开心、富发愁”的现象，一些心理学家，如精神病理学和行为科学专家、纽约大学石溪分校教授伊芙琳·布罗梅特等人指出，通常情况下人们以为发达国家民众收入高、生活条件优越，抑郁症发病率应该较低，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究其原因，不少发达国家民众虽然收入很高，但生活和工作节奏快、强度高，社会竞争也比较激烈，人们的心理压力大，这些都可能对人们的心理构成不健康的影响，从而促使抑郁症多发。
也有些心理学家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越是富裕的国家贫富差距越大，社会竞争越激烈，有钱、有地位的人处心积虑，希望保住自己的优势地位，而落后者则对精英们的优越地位羡慕不已，并试图通过加倍努力赢得那种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这就令富裕国家的各阶层人士心理压力剧增，抑郁症发病率也因此居高不下。
当然，对这种意见也存在争议。一些社会学家就认为，“越穷越开心、越富越忧郁”很可能是个“伪命题”。在他们看来，出现如WHO调查数据那样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认知问题：发达国家社会保健意识强，对心理疾病认识较深刻，一旦有抑郁症苗头就会立即被发现，或主动寻求心理辅导和治疗;而穷国对疾病的认识往往还停留在生理疾病的层面，对心理健康关注较少，认识也不够，许多抑郁症患者或许自己、他人都不知道患有此病，即便知道，也不愿浪费金钱去治这种“不治死不了人，治也难以根除”的疾病。WHO官网上指出，抑郁症等心理类疾病的确诊系数，是和心理干预密度成正比的，美国和加拿大是全球范围内心理干预密度最高、生活中介入程度最频繁的，职场、校园、意外现场目击者……心理辅导无处不在，这也导致抑郁症“确认率”远高于其他国家——但未必意味着后者的抑郁症问题就真的不严重。
当年的《印度快报》曾经披露，发展中国家在这次调查中采样普遍性和覆盖率不高，可能会影响调查结果，如非洲有50多个国家，但被选中参与调查的却仅有南非;又如在印度，尽管当初确定了11个采样点，但实际上只有两个点最终发送了数据，如此一来，就很难说这份调查报告中关于印度的数据“可以表示印度全国的忧郁症发病率”。而一些心理学家也指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类似调查经常存在较大误差，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语言往往和调查人员的语言不相通，影响了沟通结果，导致数据部分失真。
其实，也不是富国一定憂郁、穷国一定开心。以前述调查报告为例，抑郁症发病率榜单上第3位的是巴西（18.4%）、第4为荷兰（17.9%）、第5新西兰（17.8%）、第6乌克兰（14.6%）、第7比利时（14.1%）、第8哥伦比亚（13.3%）、第9黎巴嫩（10.9%）、第10西班牙（10.6%），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谓犬牙交错。而排在后8位的国家（以色列10.2%、德国9.9%、意大利9.9%、南非9.8%、印度9%、墨西哥8%、日本6.6%、中国6.5%），同样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要了解一个国家、地区或人群的抑郁症问题是否严重，单看发病率是远远不够全面的，因为在一些国家（如加拿大），抑郁症的发病率不低，但心理辅导和社会保障健全，大部分抑郁症患者因受到及时、充分的心理辅导和干预，症状有了明显缓解，不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而另一些国家如日本，看似抑郁症发病率不高（在前述WHO调查中抑郁症发病率只有6.6%，在18个国家中排第17位，但因患抑郁症而自杀的比率甚至超过了发病率高居第1位的美国），就应被列入抑郁症问题最严重的国家行列。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许多调查也显示，即便在北美，抑郁症也并非真的是一种“富贵病”：在美国许多州，上街抗议“封城”的是中低收入阶层，因为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收入受疫情及疫情应对措施影响比富人大得多，情绪也更容易受到波及，并因此产生激动、愤怒、沮丧等典型的抑郁症反应。
失业率的飙升和在线办公、教学的普及，则让预防和抑制抑郁症的最佳途径——“心理按摩”，效果大打折扣：覆盖心理健康范畴的福利减少、有针对性的干预率不足且效率降低，都令北美抑郁症问题雪上加霜。
“看不见的杀手”
抑郁症是导致人类寿命缩短的重要杀手之一，全球有1.21亿以上的人不同程度患有抑郁症。一些研究表明，在影响劳动力工作效率的疾病中，抑郁症排名“杀手榜”第3，相较于男子，妇女发病的几率高出一倍。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少工业化国家，许多民众对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根本不知抑郁症为何物，普及相关知识任重而道远。
以加拿大为例，该国是个抑郁症压力很大的国家。有研究表明，位于高纬度的社区因为漫长的冬季和常年、长时间的室内起居，患抑郁症的概率比中低纬度地区大得多。加拿大心理学协会2016年公布的一份出自加拿大咨议局的数据显示，每年抑郁症都会给加拿大联邦经济带来323亿加元损失，包括治疗和辅导的费用，以及误工等造成的损失。
加拿大咨议局指出，抑郁症在加拿大曾长期被忽视，目前已到了严重威胁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地步。该机构称，当前整个加拿大有25%的适龄人口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并因此部分或全部丧失工作能力，其中抑郁症和焦虑症为最大宗。
抑郁症的发病率往往和经济、就业等问题相关联，2008年席卷欧美的金融危机令相关国家抑郁症发病率大幅增加。加拿大抑郁症患者的发病起因集中在工作、家庭等问题上，而收入较低、工作较不稳定的工种在这方面问題尤为突出。如果碰上行业性不景气或阶段性问题，某些看上去很不错的工作也会陡然出现抑郁症问题突出的现象，如IT、石油行业原本是加拿大的“黄金职业”，但近几年都先后因“大环境”的不景气，出现了“排队接受心理辅导”的戏剧性场面。
值得一提的是，在加拿大，抑郁症问题也严重影响了移民（包括华裔移民）的生活。许多移民初来乍到时因需要适应新环境，或因缺乏北美要求的“本地资质和经验”，不得不暂且跻身那些低收入、不稳定工作领域，而诸如IT等高收入、高回报但也高风险、高压力的工作，则是素来注重文化学习的华裔喜欢“扎堆”的“好饭碗”，这也令华裔很容易被抑郁症困扰，而语言不通、文化习惯较含蓄，则让他们更难寻求必要的帮助和宣泄。
抑郁症、尤其是重症患者，其症状发作往往是突然性、在外人看来毫无征兆的。笔者移民加拿大多年，身边熟人、朋友的孩子因突发重度抑郁症而自杀身亡的已有3例，其中一位（前同事的女儿）品学兼优，但进入名牌大学热门专业后学习压力巨大，导致心理健康程度恶化，她本人又好强，不仅很少遵医嘱定期接受心理辅导，而且刻意对父母隐瞒，直到跳楼自杀身亡，其母亲才知道自己女儿早已被确诊重度MDD多年。
由于秋季和冬季为加拿大抑郁症发病率高峰期，这两季也成为加拿大“跳槽辞职率”最高的季节，1/5的女性和1/10的男性都受到抑郁症的威胁，300万以上加拿大人承认自己患有或曾经患有抑郁症，但其中愿意寻求医学帮助的仅占1/3。很显然，这种状况对预防和抑制抑郁症的发作是非常不利的。
心理干预与心理健康治疗
长期以来，加拿大被公认为心理干预和心理健康辅导的“优等生”。
2014年10月初，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服务22年的资深警察卡尔·加德班被发现在警局自杀，原因被初步认定系工作压力造成心理疾病，而相关记录显示，短短5个月内，加拿大警察中因心理问题而自杀的就有12人之多。该记录还显示，仅仅2013年11月至2014年2月，加拿大军队中因心理问题自杀的人数就多达10人。这一事件引发了加拿大全国范围内对抑郁症和心理健康问题的极大关注。
许多研究都显示，军警、消防人员、医护人员、公务员、工作忙碌的办公室白领、金融从业者等高责任、高风险业者，职场心理健康问题较多，危害也较大。而更多职业人士的健康和情绪问题，虽未体现为自杀、重病住院等严重后果，却会形成“亚健康”状态，对工作、生活和家庭构成消极影响。
如今，加拿大政府机关和各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很重视员工心理健康，在帮助排解员工心理压力、解决心理问题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
笔者的一位朋友曾在加拿大3个政府部门工作过。在渥太华邮政局上班的第一天，人事部负责人就召集所有新员工开会，他告诉大家，其实每个人生活中都会遇到困难、逆境、不喜欢的人，或许会被人误解、工作中被人烦扰、家庭中遇到暴力等，但任何人在单位感到压力、难处时都不会孤单，有很多人可以帮助大家。单位人事部有咨询师可以提供心理辅导信息，也可以指导员工如何用适当方式保护自己、化解难处。单位还设有图书室，其中就有心理疾病方面的书籍。人事部又发给大家一些宣传资料，包括可以得到帮助的社会机构网址链接、通讯方式等。当时这位朋友觉得有点多此一举，但不久后她一位年轻同事工作中遭遇挫折，女友又恰在此时提出分手，这位同事陷入了一种恐慌、抑郁和自我封闭状态，幸亏心理健康干预及时跟进，同事才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这种糟糕的状态（还是有后遗症，因此被调岗）。
同样，加拿大的学校也很重视心理干预和辅导。
许多观察家都认为，近年来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北美中小学生心理问题较以往更突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许多北美大城市，社会节奏加快，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也随之发生巨变，许多成年人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尚且出现心理上的不适应，相对更脆弱、更缺乏自我调节能力的中小学生更难例外。
其次，信息化、网络化时代，中小学生的社交面貌发生很大变化，许多学生宁愿“宅”在家里，和网络上的朋友打交道，而对现实中的同学、朋友缺乏交流之道，而网络社会同样并非净土一片，存在着诸如网络暴力、交流障碍等问题，而学校、社会对这种新变化准备尚不充分。
第三，北美学校虽重视素质教育，但占中小学绝大部分的公立学校上课时间偏短（一般情况下，美、加中小学下午两点半左右即下课，且放学后通常不得呆在学校不走），这在客观上对学生的心理调节有所影响。
当然也应指出，如今在北美，学龄儿童心理问题受到更多重视、报道，在客观上也给人“如今孩子心理问题多”的印象，而实际上正如一些心理学家所指出的，以往许多学龄儿童心理问题并非不存在，而只是未被普遍关注、报道罢了。
在加拿大，从学前班开始，就有意识地在学校教育中加入心理辅导内容，用生动的形式鼓励学生“有心理问题要大胆说出来”，如果学校认为学生存在心理问题，会立即联系家长并提出心理辅导的建议。儿童心理咨询被纳入健保体系，如果学校认为学生需要见心理医生，会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提交报告，后者会持续跟进，直到心理医生拿出医学报告并提出解决办法为止。
加拿大乃至整個北美公立学校通常经费、师资有限，倘经过评估，认定学校内存在需进行持续心理辅导的学生，便会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提交报告，申请资助。后者如通过心理医生报告等资料认定学校要求合理，会拨付相关经费，并派出相应心理辅导人员跟班，由于这些心理辅导人员注重“保密”，在学生们看来，不过是班上比别班多出一个老师罢了。
北美学校心理辅导注重调动社会工作者积极性，许多心理辅导工作都有非营利机构和义工担负。对于重大、突发性事件，加拿大教育部门会立即对涉事、目击的学生提供专门心理辅导，以免其遭受心理创伤，如几次校园暴力案件发生后，所有目击学生都接受了应激心理辅导。当年中国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加拿大也曾派遣专门的儿童灾后心理干预专家前来指导。
值得一提的是，除去个别确实需要的部门，加拿大大多数办公室、写字楼都鼓励穿便服上班（因而也不存在什么“非正装日”，因为天天都是非正装日），这既是给雇员、也是给顾客情绪减压，让他们能在工作场合尽可能保持一种轻松的情绪。
加拿大是全球屈指可数的将心理与情绪辅导、心理治疗纳入健保体系的国家，如果家庭医生在治疗时认为病人存在心理、情绪问题，或病人自己觉得有这些问题而与家庭医生交流，都可以安排去看专门的心理医生和心理辅导师。如有需要，还会发放雇工补贴。
有位中国大陆同胞移民加拿大后，妻子先是出轨后又和他离婚，时不时还来要钱，长年累月把他折腾出了精神分裂症。患病时他在渥太华大学读博士，起先一边读书一边在大学医院接受门诊治疗，但因病情严重被院方要求休学住院治疗，住院期间所有诊疗、药物、饭食费用都由国家医保计划承担。刚开始他还有清醒的时候，偶尔会回家呆一会儿，就到处找熟人吐苦水，诉说自己的不幸和心理痛苦，颇有祥林嫂的感觉，朋友们又爱莫能助，只盼望他病情能好转，早日回家。可他的病情实在严重，一时看不到治愈希望。医院床位有限，他又暂时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于是政府请了一位社会工作人员到他家中看顾他的生活起居，陪他去医院治疗。在这相当漫长的过程中他不但未付分文，还从政府部门领取了一定金额的生活补助。情况缓解后他表示，若非这些干预措施，他很可能将一蹶不振。
加拿大社会认为，产妇是抑郁症的多发群体，因此对于这一群体政府特别出资，派护士上门探诊，及时给予心理辅导，防止产后抑郁症发生，一旦发生也会及时进行治疗。许多心理健康组织都依托社区进行活动，他们通常选择在社区中心、社区图书馆等地方举行免费的心理健康咨询和讲座，有些组织还开通了24小时的心理咨询热线。
加拿大是个移民国家，且移民们多保留自己的语言、风俗习惯和传统，一些新移民甚至老移民说不好英语或法语，交际圈十分狭隘，容易陷入孤独、沮丧、无人倾听和无处倾诉等心理障碍怪圈。因此，加拿大各心理健康组织特别注重针对不同族裔的问题有的放矢，许多组织都与各少数族裔的侨团、社区或宗教团体合作，并设有各族裔语言的心理讲座与辅导。如加拿大心理卫生会，就与某华人侨团连续10多年举办“情绪测试活动”，专门针对华裔移民家庭成员间不良心理情绪相互感染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和辅导。
加拿大心理辅导的一个特点是注重家庭氛围。加拿大人认为，许多情绪问题是在家人间相互感染的，因此鼓励家庭成员关注彼此的心理问题，并及时提供帮助;加拿大心理辅导还特别注重让有心理障碍者“参与”“表现”，如对有心理障碍的儿童，他们习惯于采用游戏方式进行辅导，让儿童变得开朗合群;而对成年人，则鼓励他们多接触社会，多进行团队性活动，许多团体本身就经常组织这样的活动和聚会。
加拿大心理辅导的另一个特点是注重义工。许多团体的大部分日常活动都由义工组织，一些重大活动还特意安排正在接受辅导者参与义工服务，让他们得以在这种服务中提高心理素质。 加拿大人认为，许多心理问题发生在弱势或边缘群体中，因此特别注重维护这些群体的权益和尊严，即使慈善救助，也不得以侵害弱势群体意愿、损害其隐私为代价。加拿大同性恋者可以组织“自豪游行”，残疾人可以领驾照、开车，和健康人平等竞争各种岗位（前温哥华市长苏利文就是高位截瘫），这些都被认为是保护社会心理健康的好办法。
“北美式心理干预”的过犹不及
以加拿大为代表的“北美式心理干预”也存在“过犹不及”的令人诟病之处。2018年3月，滑铁卢大学一名22岁本科生自杀，随后该校发言人证实了网上传闻，即自2012年起该校已连续发生10起学生自杀事件，仅2017年就有3名大学生自杀，其自杀原因几乎都是抑郁症等心理健康问题。
据该校学生“吐槽”，尽管该校理论上有心理咨询师、有完善的心理辅导体系，但效率低下，很多徒具形式。一些自感抑郁严重的学生拨打心理咨询热线却总也无人接听，约心理咨询师辅导却几个月也排不上，即便排上也只能听到几句无关痛痒的“车轱辘话”。该校学业紧张、实习压力巨大，导致抑郁症发病率畸高，这样的心理辅导体系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包括中国学生在内的留学生在这方面困难更大：除了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他们还有语言障碍和社交圈狭窄的问题。一份针对加拿大国际生（即留学生）的调查显示，只有27%的留学生受访者知道学校里有心理健康咨询服务，而真正去咨询的比例只有可怜的4%。
一些专业人士总结了加拿大乃至整个北美校园心理辅导的一些症结所在。
首先，校园心理问题日新月异，而辅导、干预模式滞后，形成许多不适。2012年8月发生在加拿大卑诗省的“阿曼达事件”中，受害人阿曼达·托德遭受网络欺凌后，不仅及时求助，更按照心理辅导指示做了“所有的一切”，甚至她母亲本人就是校园心理辅导专家，但这一切都未能避免其被网络暴力逼迫自杀的悲惨结局。对此，加拿大华裔心理学家、现任市议员的区泽光曾痛心地说，这件事给了加拿大整个社会、教育和警政系统一记响亮耳光，因为这等于说，以前的种种说法，如“遇到网络欺凌要大声说出来，老师、家长和专业人士会保护你们”，是欺人之谈。
滥用心理辅导、浪费政府资源的问题也很突出。由于北美公校普遍缺经费师资，而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对心理障碍学生的心理辅导资助又十分慷慨，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一些公校往往将所谓“临界儿童”（有一些“准心理障碍”，如交际能力差等，但又不太像心理疾病患者）往“确诊”方向推，以便“搭车”获得资金、心理辅导专家等资助。这种倾向对当事学生的心理健康有时未必有利，且构成对税款的浪费。
我们能做些什么？
那么，面对连心理学家和药物都似乎束手无策的抑郁症，我们普通人能做些什么？戈德史密斯博士认为，在当前疫情肆虐、社会活动高度不正常、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形势下，我们每个人都应首先“做好自己，继续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规律一些，尽量正常一些”，尤其重要的是坚持我们个人既有的价值观和常识判断，“这是我们在当前形势下抵御抑郁症、焦虑症的第一道防线。”
萨利纳斯博士认为，“控制自己的情绪”有助于避免将可能诱发抑郁症的消极因素“传染”给周边的人，“观察亲友的一切生活细微变化，如食欲、游戏和锻炼，有助于未雨绸缪，避免不幸后果。”她还提醒青少年家长们“注意自己的言论和表情，不要让孩子们觉得你在向他们宣泄‘滚回自己房间，别来烦我’”，否则可能会导致某些不测。
几乎所有北美的心理学家都认为，“积极的社交是预防抑郁症的良药”——虽然诸如Zoom之类的网课软件和鱼龙混杂的网络社交平台都未必是帮助人们远离抑郁症威胁的最佳手段，但“有总比没有强”，对吧？
（责编：常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