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2月7日，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初五。深夜。
　　因为家里欠下巨额债务，生活难以为继，都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瞿秋白的母亲金璇身心俱苦，万念俱灰，早就有了死的打算。丈夫瞿世玮和孩子们睡下之后，夜已深沉，金璇先是在灯下写信，写不下去，几次起身走到几个孩子的床头察看，帮他们掖好被角。那一夜瞿秋白的大妹妹瞿轶群朦朦胧胧地没有睡踏实，她依稀感觉到了母亲的反常，母亲还走到她床前站了一会，俯首凝视她。年幼的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母亲要寻短见……
　　天快要亮了，金璇回到自己房间，把未写完的几封信写完，那是写给几门亲戚的遗书，她含泪泣血央求人家在她走后收留几个年幼的孩子。最后，她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一包火柴，仔细地将火柴头上的红磷剥下，然后用纸包成一粒丸子，塞进嘴里，从柜子里拿出一瓶虎骨药酒，和着药酒将红磷丸子生生吞下……
　　正月初六凌晨，瞿世玮被妻子的呻吟声惊醒，过来一看，才知大事不好。慌乱中他跑到几家医院和诊所求急诊，但当时的老规矩，医院在春节期间概不应诊，一些私人诊所的大夫回家过节去了，门都锁着。最后好不容易请来一位外科郎中，不管用。母亲在全家一片慌乱和哭嚎声中辗转折腾了十几个钟头，经受了极度的痛苦之后，于当日傍晚才咽气。可怜的母亲，用这种残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她去世时，年仅41周岁。
　　一百里外的无锡，在一所小学校担任教职的瞿秋白，过年没有回常州的家中。正月初六下午两点，他接到父亲寄来的快信：“母亲病重，接信速回。”秋白傻了眼，匆匆坐上火车赶回家，看到的是母亲的尸体。他始终无法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听闻母亲惨死之状，他以头撞墙，声声唤娘，卧地打滚，哭得死去活来。在为母亲守灵的那两天里，他渐渐想明白了：贫困扼杀了亲爱的母亲。面对似乎永远难以还清的债务，母亲唯有以一死抵债；儿女无依，唯有以一死求族人帮带。母亲选择离开人世，是以牺牲一己之身而全了一家大局，更是用一己之死直指天下不公。
　　父亲向亲戚借了一百块钱，买了一口薄棺木，将母亲草草入殓，因无钱买墓地，灵柩只得借厝于全家所住的瞿氏祠堂，苇覆尘封，不得入土。直到1943年，母亲去世20多年之后，祠堂改办学校，才被人抬到东郊的义冢（免费公墓）草草埋掉。
　　母亲一死，从此“一家星散，东飘西零”，父亲和弟弟、妹妹们分别投奔了外地的几门亲戚族人，寄人篱下赖以度日。一家人再无团聚的机会。
　　1916年清明节，秋白从就职的无锡江陂国民小学校（现名江溪小学）回到人去室空的常州瞿氏宗祠，祭奠母亲。在母亲灵柩前，他写就《哭母》一诗——
　　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
　　此时饥寒无人管，落得灵前爱子身。
　　他用这首《哭母》诗缅怀母亲，虽然天长地久有时尽，但是思念绵绵无绝期。
　　母亲的死，对瞿秋白精神上的打击是巨大的，必将因此而改变他的人生之路。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经过深长的思索之后，他决定离开就职的那所死气沉沉的小学校，到大地方去闯荡一番。
　　人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真正决定人的命运的，是时代。
　　1916年年底，17歲的瞿秋白带着无数的“？”离开故乡常州，到武汉投奔他的堂兄瞿纯白。纯白是大伯瞿世琥的长子，瞿秋白的几房堂兄中，纯白对秋白的帮助最大。秋白日后走上革命道路，与这位大他十岁的堂兄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如果没有纯白的帮助，秋白的生活之路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瞿纯白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法文专业，这时候在北洋政府交通部下边的京汉铁路局担任通译。秋白来到武汉，在纯白的帮助下，考取了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英语专业。但是上了几个月之后，他发现这所学校教学条件很差，学不到太多东西，因此产生了退学的想法。正当他为下一步的学业和生计发愁时，纯白接到调令，到北洋政府外交部条约司任职。热心的堂兄邀请秋白一同赴京，秋白求之不得。又是纯白，为秋白打开了一条新路。
　　在北京，秋白住在纯白家中，他想考北京大学，一打听，北京大学的学膳费高得惊人，纯白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帮他，建议他参加一年一度的文官考试，先找份工作再说。遗憾的是，秋白没有被录取。日后想想，如果他考上了，或许就会走另一条人生之路——成为北洋政府的一名“小公务员”，老老实实居家过日子，像大多数人那样，儿孙绕膝，终老一生。不知道这是幸运呢？还是不幸？
　　下一个机会就这么来临了。
　　1917年9月，纯白告诉秋白，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在北京招生，学费和食宿全免。秋白听后喜出望外，当即报名考试。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之后，为牵制日本，清政府开始亲近俄国，遂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把中国东方铁路（简称“中东铁路”）的修筑权给了俄国，这就急需大批懂俄文的专业人才。为此，清政府于1899年在北京建立了这所专门为修建、经营中东铁路培养人才的学校——东省铁路学堂。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之后，改名为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延续了免费招生的传统。
　　瞿秋白顺利考取了俄专。这所学校成为他经历家庭破败、两度退学、颠沛流离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母校”，虽然不是他向往的北大，也不是他喜欢的专业，但是这里让他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自己不再像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所写的“身世浮沉雨打萍”那般漂泊无定。他将在这里开启他新的人生。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很快地走上革命道路，与进入俄专学习俄文有极密切的关系。
　　很快，他成为学校里的名人，不仅俄语成绩名列前茅，连国语成绩也是数一数二，所写的作文经常被当作范文，油印后在同学之间传观。此外，他还自学了法文，法语水平竟然比专业的学生还高。不得不说，瞿秋白在语言方面的天赋是惊人的。
　　秋白入学两个月后，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虽然远在天边，但这是一场震惊世界的大事件，也是一场决定了瞿秋白命运的大革命。此前，渴望改造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从未真正重视过这个远在寒冷北方的国度，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了中国知识分子太多的启示。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有志之士早就想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在瞿秋白这种有着切肤之痛的年轻人听来，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他成为《新青年》等杂志的忠实读者，接受了进步思想的熏陶。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十月革命的炮声，惊醒了正在寻找出路的瞿秋白，那么五四运动则彻底打破了他的孤寂生活，把他从书斋引向改造社会的活动实践。5月4日那天，他作为俄专“总代表之一”，组织带领大家参加在天安门的示威游行，参加北京学联《上大总统书》的签名活动，随后又为营救被捕同学，投入全市总罢课斗争。他不仅是俄专的“政治领袖”，而且随着斗争深入，他以阅历深、学识博、见解新而成为俄专、汇文中学、铁路管理学校三校组成的活动小组的“谋主”，初步显示了他的政治才干和领导能力。
　　其间他本人两次被捕，因为焦躁劳累，几次吐血，瘫倒在地。大概在母亲去世前后他就患上肺病，一直没有好好治疗，在当时这种病属于绝症，很难治愈，犯了病应该好好休养，可他全然不顾，像个拼命三郎。
　　五四运动的洗礼，使瞿秋白的世界观由避世、厌世转而倾向马克思主义。不久他与进步青年郑振铎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参加李大钊牵头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写出了第一批醒世救国的文章，批判旧社会，呼唤国人觉醒，投入反帝、反封建，创建新社会的革命斗争大潮之中。他们所创办的《新社会》杂志影响越来越大，北洋政府开始注意到它，不久，便派出警察进行了查封。这本进步刊物，只办了半年，出刊十九期，但它在当时与《新青年》《新潮》《国民》《曙光》一起，成为在全国最有影响力的五家进步刊物。瞿秋白一共在《新社会》是发表了20多篇文章（包括译文）。
　　1920年秋天，瞿秋白从北京《晨报》上看到一则启事：该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联合招聘3位懂俄语的记者赴苏俄考察，年薪约大洋两千元。俄专的教材中有大量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俄国著名作家的作品，那些优美的诗文深深震撼了秋白的心灵，他早就对遥远的俄罗斯大地心向往之，何况十月革命之后，一直认为“百闻不如一见”的他，很想到苏俄看个究竟。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报了名。他以前常给《晨报》写稿，国文水平有目共睹，再加上他又是俄专的学生，俄语在同学中出类拔萃，因此顺利地被招聘为该报驻俄特派记者。
　　秋白的决定，遭到了亲友们的一致反对。首先是堂兄纯白，坚决不同意秋白去那么远的地方。纯白在外交部工作，比较了解苏俄的状况，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在经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浩劫之后，正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全俄普遍处于饥荒之中，每天都有人饿死在路旁，即使是对俄国革命并无恶意的人，也把苏俄看作是“饿乡”。何况那是极寒之地，秋白身患肺病，去那种地方，纯白认为无疑是“自趋绝地”。
　　还有，当年他在常州中学因为家贫提前一年辍学，没有拿到中学毕业文凭；现在如果去苏俄，离俄专毕业还有半年，又将拿不到专科毕业文凭。功亏一篑，多可惜呀！他现在俄专读书，住在纯白家，虽是粗茶淡饭，但有堂兄夫妇照顾吃穿不愁，此时他的两个弟弟也来到了北京，兄弟三人每天都能见面，其乐融融。照这样下去，熬上半年，以待完成学业，进入仕途，像堂兄那样，做一个小官僚，维持家庭的小康生活，应该是多少人的梦中所求……
　　但是，無论怎么劝，无论怎样的理由，秋白去意已决，不肯回头。他要带着无数的“？”到苏俄去。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一个对社会主义有浓厚兴趣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他有志于走救国救民的新路，他要“拨开重障”“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这种强烈的“内的要求”驱策他义无反顾地走向赤俄的土地。
　　他告诉纯白，去俄国“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去”的，因此不管前路多么艰辛，都挡不住他。
　　纯白见状，也就不再强留。秋白办了退学手续，临走前，纯白叮嘱他到俄国后，要专心研究学问，不要半途而废。纯白实则担心秋白踏入政治的漩涡，混乱的年代，搞政治是危险的，随时都有杀头的危险，他真心希望这位聪慧善良的堂弟远离政治，老老实实当一个学问家，过寻常人的日子，一辈子平平安安。
　　临别之际， 秋白最不舍的便是这位对自己帮助最大的堂兄纯白。纯白曾经尝试用“家族的旧道德”来培育他，到头来，怕是要让堂兄失望了。想到这里，秋白禁不住洒下了泪水……
　　瞿秋白和两位同伴俞颂华、李宗武途中历经三个多月的艰辛，于1921年1月25日到达莫斯科。为了便于工作，他给自己取了个俄文名字：维克多尔·斯特拉霍夫（意即战胜恐惧、克服困难）。
　　作为一名特派记者，秋白在苏俄大约两年时间里，除了1922年春因肺病发作吐血在高山疗养院休息一个多月外，他几乎马不停蹄，作了大量考察、采访，在苏俄大地上行走了许多地方，赤色的俄罗斯大地日新月异的深刻变化令他的思想不断演变，他饱含激情地撰写了《共产主义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苏维埃俄罗斯经济问题》等五六十篇通讯稿，这些文章在国内见报后引起强烈反响，为国人了解苏联，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除此之外，他还以优美的文笔、独特的视角创作出版了两本散文随笔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这两本书既是瞿秋白闯入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文坛并得以在其中立足以至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他与莫斯科政治情缘缘起缘兴的文字见证。
　　这些凝聚着瞿秋白真挚情感与革命理想的新闻与文学作品，客观真实地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大地的现状，告诉苦难中的中国人民，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历史事业之第一步”，莫斯科已经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心海中的灯塔”。
　　如果说起初他是以一个驻俄特派记者的眼光观察和报道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随着考察和思索的深入，以及在大量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著作之后，他不知不觉间已经从一个单纯的新闻记者，实现了向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赤都心史》中的一篇短文《“我”》，展露了他的心迹，他充满激情地写道：“‘我’不是旧时代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固然不错，我自然只能当一很小很小无足重轻的小卒，然而始终是积极的奋斗者。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 　　1921年5月下旬的一天，瞿秋白正在埋头写稿，有人来访。他抬起头，惊讶地发现，站在他面前的，是他的中学同学、好友张太雷。他激动地跳起来，与张太雷紧紧拥抱。
　　他们二人不仅是同乡、同窗，还是同庚（阴历），二人的家庭身世也颇为相似，瞿秋白17岁丧母，张太雷8岁丧父，都有过家境破落的青少年时代。在常州时，他们就是最好的朋友，彼此惺惺相惜，来往密切。中学毕业后张太雷考入北京大学，但因北大学制长，家贫难以维持，读了几个月后便转往天津入读北洋大学。他政治上更为激进，此时他已经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跃分子，是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此番他受命来到伊尔库茨克，担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书记。如果要对他们二人作个比较，张太雷开朗活泼，一身豪气；瞿秋白则少年老成，沉靜多思；一个长于行动、实践，一个长于理论、写作。
　　此番见面，张太雷向秋白介绍了国内的新情况，尤其说到马克思主义在广泛传播，共产主义小组不断涌现，令秋白兴奋不已。张太雷察觉来苏联工作仅半年的秋白政治觉悟和马克思主义修养有了很大提高，已经具备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条件，便提出介绍他加入共产党组织。秋白非常高兴。因为那时中国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还没有成立，所以张太雷便和北京大学的张国焘等人一起介绍瞿秋白加入俄共（布）党组织，成为一名预备党员。中共一大召开、宣告中共正式成立之后，同年的9月，他转为正式党员，1922年春补办了入党手续。
　　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意味着他将从一个文学青年走上艰辛、坎坷的政治道路，担负起救民于水火、复兴中华的神圣使命。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尽管这一时期他肺病缠身，仍努力工作，以至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担任中国班教员兼翻译期间，吐血昏倒，被送进疗养院。医生警告他，虽然他年纪轻轻，可是肺病已经相当严重了。
　　他却满不在乎地说：“我的生命中不能没有工作，要不然这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期间，瞿秋白以中国记者的身份参加大会。1921年7月6日那天，在克里姆林宫安德莱厅，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列宁出现在主席台上，大厅里立刻欢声雷动。22岁的瞿秋白激动不已，眼泪都涌了出来。
　　他在《列宁托洛茨基》一文中，向中国读者最早描述了列宁的形象。他兴奋地写道：“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丝毫没有大学教授的腔调，而是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姿态流露于自然之中……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掌声所吞没……”
　　让他更为激动的是，会议休息期间，在走廊里，他居然幸运地撞上了列宁。列宁迎面走来，他努力平息自己的心跳，迎上去向列宁问候。列宁听说他是中国来的记者，非常高兴，说：“中国是我们最亲密的友邦，我们两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协力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骗。”列宁边走边说，“我们对于东方民族，是极端平等对待。对于她的文化，尤其有兴趣。”
　　列宁实在太忙，说了几句就和他握一下手，走开了。这足以让瞿秋白万分激动，终生难忘。
　　不久，他又一次见到列宁。那是这年的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四周年的纪念集会上，列宁突然再次现身演讲。于震天动地的欢呼声中，瞿秋白用心尽力听着演说，一字也不肯放过。
　　两次见列宁，这种殊荣在早期中共领导人中是少有的。他现场聆听列宁教诲，目睹列宁的风采，亲身感受到俄国工人群众对自己领袖的尊敬和爱戴之情，使他深受教育和鼓舞，因此更加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22年11月至12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辗转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召开，瞿秋白也迎来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与契机。这次会议，中共派出了以总书记陈独秀为团长的最高规格代表团，由于陈独秀不懂俄语，秋白作为中共代表团的翻译，一个月的时间里与陈独秀等人朝夕相处。秋白所表现出来的理论素养、个人能力以及熟练的俄语翻译水平，都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印象。陈独秀十分赏识秋白，深感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遂提出带他回国工作。
　　1922年12月21日，瞿秋白跟随陈独秀踏上了回国的征程。在苏俄的两年经历，对他有着非凡的意义，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世界观，甚至为他日后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奠定了坚实基础。
　　去俄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怎么说都不过分。他是苏俄两年发展的见证者，见证了这里从“饿乡”到经济形势逐渐好转，社会欣欣向荣，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劳动景象。因为这一去，他便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苏俄和共产国际结下了不解之缘。由此，他很快脱颖而出，从一个寻常的江南才俊成长为一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士和领导人。而两年前一同赴俄的三位青年记者——俞颂华到俄不久就去了德国，再无消息，同瞿秋白一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李宗武后来很快脱党，三人中只有瞿秋白彻底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
　　回到北京的瞿秋白已经被视为社会名流。落脚两天之后，他就被邀请到北京高等师范礼堂演讲，当天北京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在这里召开纪念德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牺牲四周年大会。除他之外，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都上台演讲，他的演讲与众不同，他不但讲而且唱——纵情高歌《国际歌》，让与会者第一次听到《国际歌》那激越雄壮的旋律，把会场气氛带向高潮。
　　回到祖国的瞿秋白按照陈独秀的安排，参加中央宣传委员会工作，协助蔡和森等编辑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辞掉《晨报》的工作之后，他需要找一份职业谋生，最好是个能够对外公开的职业身份，因为那时的中共党员大都是地下活动，而且没有薪资，完全是义务做事。李大钊推荐他到北大俄文系教授俄国文学史，但是校方却认为他是刚从“赤都”归来的危险分子，不敢用，所以迟迟不发聘书。堂兄纯白一如既往帮助他，在其引荐下，外交部把聘书发来，月薪200块大洋。这在当时是一份薪水很高的美差，要是换成别人，当真求之不得。可是秋白却拒绝了，因为他实在不想去侍候那些衙门里的老爷。 　　对此纯白很不理解——因为那时他尚不知晓秋白的远大志向啊！
　　军阀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大罢工的“二七”惨案发生之后，北方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将中央机关秘密迁回上海。党中央和陈独秀、李大钊随即委派瞿秋白去上海工作。秋白再一次与纯白及两个弟弟告别。纯白他们很是不解：亲人都在北京，你突然跑上海那陌生地方干什么去呢？
　　只有瞿秋白清楚，他此行依然是向着他的初心而去——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瞿秋白赴上海，名义上是参与上海大学的筹建，实则还有一项重要使命——恢复创办《新青年》杂志。这时是1923年3月底。主办这个刊物，在莫斯科时陈独秀就同他打过招呼。
　　《新青年》原名《青年》，1915年创刊于上海，是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俄国十月革命后，它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共成立后，成为党中央的理论刊物。1922年7月休刊。
　　《新青年》月刊最高發行量曾达到一万五千份，在国内40多个城市有90多个代办处，成为近现代革命史上最重要的期刊。《新青年》影响、培养了一代追求光明的爱国青年，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创建了开天辟地的历史伟业。
　　1923年6月，瞿秋白担任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创刊号问世。对书法和绘画颇有功底的他，亲自题写刊名，设计了封面。时隔近一百年之后，在瞿秋白纪念馆，笔者看到了那本《新青年》季刊创刊号，在他设计的杂志封面前久久沉思——只见监狱的铁窗里，一只粗壮的手从里面伸出，手中挥舞着一条红领巾，灰白色调的铁窗和鲜红的飘带形成强烈对比。他题写的“新青年”三个魏体字刚劲秀丽，铁窗下还写着一句话：“革命党自狱中庆祝革命之声。”这个设计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给人视觉上强烈的冲击感。
　　他还亲自撰写了《〈新青年〉之新宣言》，宣告该刊将“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中国旧社会崩坏的时候，正是《新青年》的诞辰——中国革命的产儿”。为了表现党的政治理论刊物的鲜明特色，他特意把复刊号办成“共产国际号”专刊，编发的15篇论文和译文都是关于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践。其中有5篇为他所写。为了保护编辑部及工作人员的安全，《新青年》的编辑者写为：广州平民书社。社址为：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八号二楼平民书社。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新青年》复刊号上发表了后来气贯长虹影响深远的《国际歌》词曲。瞿秋白是第一个把配曲后的《国际歌》译成中文的人，此前，虽有耿济之、郑振铎等人以《第三国际党颂歌》之名做过翻译，却因为没有附曲而无法传唱。后来，《国际歌》在中国有好几种译文，但也都是诗的形式，即只有词没有曲，只能口诵无法传唱，而且词意不那么准确。为了让这首无产阶级的战歌能够在中国传唱，秋白在从苏俄回国后，将配上曲谱的《国际歌》重新翻译。
　　对此，著名现代文学翻译家、作家、教育家曹靖华在一篇回忆秋白的文章写道：“最令我敬佩的是外文‘国际’一词，在外文是那么长的一串音节，而在汉语中却只有‘国际’两个音，这怎么能配得上原谱呢？你说这个字在西欧各国都是同音，所以汉语也应该相同。你采用了音译‘英特纳雄纳尔’解决了这一难题。并且认为这样在唱时可和各国之音一致，使中国劳动人民和全世界无产者，得以同声相应，收万口同声、情感交融之效。”
　　我们今天所唱的《国际歌》，歌词是后来经过作家萧三多次修改而成的，与秋白译文有了很大变化，但其中“英特纳雄纳尔”一词，仍然保留了秋白当年的音译首创。
　　《新青年》复刊后的半个月，瞿秋白创办并主编的中共中央另一理论刊物《前锋》问世。《前锋》的编辑特色主要表现在内容上注重实际，揭露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两刊初创时，人员很少，有时只有秋白一人，他忙得团团转。
　　在创办《新青年》和《前锋》期间，瞿秋白于6月初从上海来到广州，以苏俄归国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共三大。大会第三天，他向全体代表作了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报告，并负责起草了党纲草案，还参与了党章的修订工作。他在党纲草案中提出了“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以及要“促醒农民，与之联合”，否则“革命不能成功”的重要论断。可惜的是，这些提议被陈独秀删掉了。
　　中共三大的核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那时共产党的力量太过弱小，“二七”惨案就是个血的教训，要想推翻军阀政府，仅仅依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不联合广大的同盟者，就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而国民党当时处于国民革命运动的领袖地位，因此，中共必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北洋军阀。
　　但对于这个重大问题，中共党内一直存在不同意见。而从共产国际的策略上看，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促进国共两党合作，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基本战略决策，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有服从的义务。会上经过激烈的争论，大会最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
　　从后来的发展事实看，中共三大实际上成了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迎接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历史性转折点。
　　在中共三大召开前后，瞿秋白主要担任当时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的翻译，二人接触很多。马林原是荷兰人，深得列宁信任，他曾经三次秘密来华，后来被认为是改变中国现代革命进程的风云人物之一。这次会议期间，瞿秋白很活跃，他的政治观点，是致力于推进国共合作的，这让马林很赏识他，把他视为“知音”和得力助手。瞿秋白工作非常勤奋，里外兼顾，见缝插针编辑《新青年》杂志，身体很差却不舍昼夜，顽强带病坚持为党工作，马林看在眼里，很受触动。尤其他所表现出来的理论素养和工作能力，令马林很是看重。随后不久，马林写给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以及执行委员会的布哈林、拉狄克、萨法罗夫、达林、越飞等人的信中，屡屡提及瞿秋白，对他大加赞扬，评价极高，甚至称赞“他是这里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向他们大力推荐瞿秋白。
　　或许这便是日后共产国际垂青瞿秋白的一个重要原因吧？也正因为如此，中共三大后，中共中央才会委托秋白致信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全面汇报中国现时的政治、经济状况。 　　中共三大，瞿秋白一跃而成为一颗“政治新星”。
　　若说起来，马林不仅是瞿秋白政治上的“伯乐”，还是他爱情上的“月老”。当然这个“月老”他是无意之中当上的，或许他本人并不知悉其中的细节。
　　中共三大召开之前，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许鸾致信马林，说由于青年共产国际负责人达林因故不能来华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因而想请马林代为出席。马林答应了。
　　但是到了8月，莫斯科突然决定由鲍罗廷替代马林。这是因为中共三大闭幕后，马林很想担任苏联派驻广东领事乃至孙中山的顾问，这样可以把外交工作与共产国际工作结合起来，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其实是秘密进行，而外交工作则是公开的。但是苏联外交职务绝不允许非俄国人担任，马林的希望落空了，他又不愿意接受其他安排，只能遗憾离开中国。此后，马林还想第四次来华施展才华，但是不知何故，最终未能成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林勇敢地投身反法西斯战斗，不幸被捕，他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这都是后话了。
　　马林临离开中国之前，没忘记参加共青团二大的事，委托瞿秋白代他出席——由此可见他对秋白的信任。就这样，秋白临时从上海赶赴南京参加共青团二大。当然，与参加中共三大不同，这次他很轻松。
　　常言说，有缘千里来相会。一天会后，担任团中央书记的施存统来到瞿秋白房间，对他说：“有两个在上海读过书的女学生，一个叫蒋冰之（即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丁玲），一个叫王剑虹，来南京玩，我们去看看她们如何？”
　　秋白好奇地问：“你怎么认识她们的？”
　　施存统解释道，这二人与他新婚的妻子是上海平民女校的同学，他在街上偶然碰到她们，才知她们来南京了。
　　秋白闲着无事，便随施存统来到两个女孩子的住处。施存统向两位女生介绍道：“这位是刚从俄国回来的瞿秋白先生。‘瞿’就是……”他一时语塞。
　　秋白赶紧解释道：“‘瞿’就是‘一佳頂二目’。”
　　两位女生一开始没反应过来，等她们明白后，忍不住放声大笑。瞿字，可不就是‘一佳顶二目’嘛。
　　初见时的欢快气氛，往往是一个好的开端。
　　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丁玲在回忆秋白的文章中写道：“……他们带了一个新朋友来，这个朋友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地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地飘过来，我和剑虹都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这个人就是瞿秋白同志……”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风华正茂年仅24岁的瞿秋白给初次见面的两个女孩子留下了十分难忘的良好印象，以至于半个多世纪之后丁玲仍然清晰记得初见时的点滴细节。
　　据丁玲回忆，不久，施存统和瞿秋白又来过一次。秋白讲苏联故事给她们听，还讲起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令她们羡慕。她们讲了自己的过去，并且谈到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流露出对上海平民女校的不满，对未来的彷徨，声称要到社会上闯荡一番。
　　王剑虹是四川酉阳（现为重庆酉阳）人，原名王淑璠，1903年生，其父王勃山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同盟会会员。她12岁丧母，13岁那年随父亲来到湖南省桃源县，考取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与随后入校的丁玲成为好友。在小两岁的丁玲眼里，她美丽而高傲，有一双智慧、犀利、坚定的眼睛。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潮席卷全国，桃源二女师的同学们也行动起来，王淑璠成为领头人物，她的演讲很富感染力，一时成为风云人物。第二年，她父亲王勃山带她到上海求学，并为她改名王剑虹，新名字取自龚自珍的诗句“美人如玉剑如虹”。仅听这名字就知其父女二人的性格。父亲希望女儿将来巾帼不让须眉，干一番大事业。
　　王剑虹到上海后，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做临时文字工作，先后结识了李达、陈独秀、高君曼等中共创始人，在陈独秀等人创办的中共第一份妇女刊物《妇女声》担任了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她还撰写了好几篇在当时较有影响的文章，热忱于社会主义，倡导妇女解放。由此她登上了中国现代妇女运动的早期政治舞台。
　　1922年，陈独秀、李达创办了一所为党培养女干部的学校——上海平民女校，王剑虹是女校最早的学员之一。这年她到常德，劝说当时还叫蒋冰之的好友丁玲离开湖南，一起到平民女校读书，从而“寻找真理，去开辟人生大道”。但是没过不久，二人可能对平民女校对学生的束缚管制感到不满，遂萌生去意，这两个倔强好强、喜欢自由、有着强烈叛逆性格的年轻人遂不管不顾离开上海，“决定自己学习、自己遨游世界，不管它是天堂还是地狱”。
　　当她俩误打误撞来到南京时，经济上已经很是窘迫、狼狈。然而命运却安排他们偶遇瞿秋白，并且给她们的人生之路带来转折。
　　瞿秋白认为她们这样子瞎闯，没个目标肯定不行，力劝她们再回上海，到刚刚开学不久的上海大学去。他身为上海大学的教务长，保证她们到那里可以自由听课，自由选择专业，不受拘束。
　　秋白的劝说立竿见影。他走了没几天，两个女孩果真回心转意，愉快入读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
　　在瞿秋白不长的生命历程中，上海大学的时光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不光因为他在这里为党培养了一批人才，还在于他在这里两次邂逅爱情。他在上海大学的日子有苦涩，有悲痛，更有爱和欢乐。
　　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背景下创办的一所地道的弄堂大学。瞿秋白受党组织委派，到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后任社会学系主任。这也是中国大学教育史上成立的第一个社会学系。蔡和森、萧楚女、张太雷、恽代英、施存统、沈雁冰（茅盾）等一批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和著名学者，陆续来到该校任教。
　　茅盾先生在《我所走过的道路》一文中写道：“平民女校是党办的第一个学校，上海大学是党办的第二个学校。”在当时，如果说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期间由国共合办、而由苏俄及共产国际方面的军事专家负责培养军职人员的武备大学，那么上海大学则是由国民党出面而由共产党主持的培养政治干部的文科大学，二者交相辉映，成为国共合作期间的“文武”双星。 　　正式来上海大学之前，当时已经声名大振的胡适曾经热情推荐瞿秋白到著名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但被他婉言谢绝了——否则他有可能走上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之路——他内心是那么地喜欢文学。但是共产党员的使命感，不容他改变原先对组织的承诺。
　　那段时光，秋白一边编党刊，一边执教上海大学，他同时教授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他知识渊博，阅历丰富，精通俄语，粗通英法语，讲课时经常旁征博引，既有理论，又联系实际，学生们听起来特别过瘾。丁玲认为，虽然上海大学有很多很好的教员，“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杨之华回忆说，甚至连恽代英、萧楚女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有时也来听他的课。
　　人们很快发现，瞿秋白、王剑虹、丁玲三人过从甚密。秋白比王剑虹大四岁，比丁玲大五岁，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同龄人。秋白相貌俊逸，才华横溢，经历丰富，此时已经是社会名流，且思想进步，谈吐风趣，像这样的男人，足以让接触到他的女孩情不自禁地迷恋上。两个美丽而高傲的女孩子愿意回上海，谁敢说不是因为秋白的魅力使然？
　　在后来的回忆中，丁玲毫不避讳地承认，秋白几乎每天下课后都要到她们住的小亭子间谈诗讲文，她们特别开心和期待。他讲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她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
　　这一时段秋白的肺病似乎停止了发展，身体状况、精神状态居然都很好。
　　在频繁的交往中，秋白让两个冰清玉洁的女性同时坠入爱河，这似乎是可以肯定的。尤其是王剑虹，由于两人的生活阅历、气质相近——都是少年丧母，都爱好古典诗词，因此她对秋白的暗恋更深，更加地刻骨铭心。
　　可是，那个年代的人，特别是女性，是不能够随便把爱情两个字说出口的。王剑虹尽管深爱秋白，却难以表达，她有她的自尊心，不敢示爱，担心被拒绝，脸往哪搁？可又忍受不了情感的折磨，于是她想到了逃避，想让自己的心冷却下来……
　　有一天，她对丁玲说，打算跟父亲回一趟四川老家。丁玲不解，因为她在老家没什么至亲了。她苦苦一笑，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一个人的思想总会有变化的，请你原谅我。”
　　王剑虹情绪的变化令丁玲有点摸不着头脑，似乎又悟到一点什么——肯定与秋白有关。那天秋白来访，碰巧王剑虹不在宿舍，丁玲无端冲他发火，吼道：“我们不学俄文了，你走吧，再也不要来！”
　　秋白惊愕地离开了。就在那天，丁玲于无意中，在王剑虹的床垫下边发现了一首短诗——
　　他
　　回自新气的饿乡
　　本有的潇洒更增新的气质
　　渊博的才华载回异邦艺术之仓
　　他的学识、气度、形象
　　谁不钦羡敬重
　　但只能偷偷在心底收藏
　　天哪！这是一首情诗！痴情的少女，你爱得这样执着……丁玲全明白了，也一下子被感动了。无人清楚她当时的感受，一定也是五味杂陈，她心里难道没有秋白的位置吗？一定也是有的，只是，她得忍痛将此割舍，以成全自己最好的朋友剑虹……
　　那天下午，丁玲拿着诗稿，犹犹豫豫之间终于找到了秋白。秋白见她情绪异常，试探着说：“你们还是学俄文吧。我一定每天去教……怎么，你一个人来的吗？”
　　丁玲无声地把那页诗稿递给他。他退到一边去读，读了很久，才又走过来，用颤抖的声音问道：“这是剑虹写的？”
　　丁玲答道：“自然是剑虹。你要知道，剑虹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人。你走吧，到我们宿舍去，她在那里。我将留在你这里，过两个钟头再回去。秋白！剑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忍心她回老家。她是没有母亲的，你不也是没有母亲吗？”
　　秋白呆愣在那里，一时不知怎么办好。
　　“你们将是一对最好的爱人，我愿意你们幸福！”丁玲含泪说道。
　　秋白感动不已，握了一下丁玲的手，郑重说道：“我谢谢你！”
　　那个难忘的时刻，瞿秋白用一首调皮而有趣的小诗向王剑虹表达了深深的爱——
　　倩女传书似红娘，笨傻张生喜若狂。
　　急赴闺阁拜莺莺，两朵红杏终出墙。
　　当丁玲回到宿舍的时候，她发现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气氛非常温柔和谐，两人脸上写满了幸福。
　　秋白要离开了，丁玲一不做二不休，从墙上取下一张王剑虹的全身像，递给秋白。秋白把相片揣进怀里，感激地望了一眼丁玲，下楼走了。
　　1924年1月2日，瞿秋白和王剑虹喜结良缘。婚后，夫妻二人的感情非常好，从那段时间写给对方的诗和信笺就能明显感觉到，他们是那么柔情蜜意，那么和谐恩爱，那么浪漫动人……
　　1924年2月16日，在广州的秋白给王剑虹写了一封信，是用五彩布纹纸写的，信中附诗一首——
　　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这首名为《江南第一燕》的短诗，笔者认为是瞿秋白最为著名的一首诗。其中的后两句或许可以作为他一生的写照——他多么像是江南的一只直冲云霄的春燕，为祖国大地唤来春色，使古老的中华焕发出春日的光彩……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总数为196人，共产党代表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十，瞿秋白作为国民党一大《宣言》起草人之一，出席了大会。他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一起，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这次会议开辟了中国国民运动的新纪元，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的标志。
　　毛泽东后来曾经写道：“我们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出席国民党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跨党分子’，是国民党员，同时又是共产党员。当时各省的国民党，就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几十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們加入国民党以后，1924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他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俄国共产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 　　毛泽东提到的鲍罗廷，是1923年秋接替马林来中国工作的。他既是共产国际新任驻中国秘密代表，又是孙中山请来的国民党中央顾问，名义上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并协助起草国民党组织法及党纲、党章。鲍罗廷到广州与孙中山会面之前，在上海与瞿秋白一见面就相中了他，这或许与不久前马林的大力举荐有关。鲍罗廷甚至没有与中共中央商量就点名将瞿秋白带到广州，担任自己的翻译。
　　在这个过程中，瞿秋白不仅是鲍罗廷的翻译，而且是他推动国民党改组的得力助手，他几乎与鲍罗廷形影不离，参与了鲍罗廷和孙中山之间的频繁接触，对推动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2月底，国民党一大的《宣言》草案完成，由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鲍罗廷和瞿秋白组成国民党一大起草委员会，对草案进行讨论和修改。
　　那个时段，正是秋白与王剑虹热恋、结婚期间。他在广州与上海之间来回奔波，除了上课，给鲍罗廷当翻译，还要写文章，编党刊，常常在外忙了一整天，晚上还要熬夜继续工作，有时为了赶写文章，他通宵坐在桌前，泡一杯茶，点几支烟，由于有王剑虹的陪伴，他并不觉得有多累。
　　新婚半个月，他就跑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而后仍然是聚少离多，他们的感情却比婚前更浓。
　　但是这蜜一样的时日，终究是太短暂了！天妒红颜，结婚仅4个多月，多愁善感的王剑虹突然身染重疾。一开始低烧、咳嗽，医生误诊为怀孕反应，等到确诊是肺结核时，已经病入膏肓，生命垂危。在那个年代，肺结核是不治之症。
　　秋白得知后心头宛若晴天霹雳，他不知所措，却又无能为力。王剑虹的母亲和姐姐都是死于肺病，但是秋白却隐隐怀疑是自己传染给她的，所以他更加地痛苦不堪。他多么想日日夜夜守护在爱人病床前照顾她，却又赶上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会议很重要，他必须参加，只好把弟弟瞿云白叫来帮助照料。会后又忙于紧张的工作，搞得焦头烂额，不能常伴她身边，他心中对爱人充满着永远的愧疚。
　　7月23日，王剑虹病逝。一朵美丽的花儿凋零了。她只活了21岁左右。他们的婚姻，只有短短的六个多月。她的辞世，给了秋白沉重的一击。他取下家中墙上那张定情照——就是半年多前丁玲从亭子间宿舍墙上取下来送给他的那张——他在相片背面题了一首诗，第一句为：“你的魂儿我的心”。这是因为丁玲平时叫剑虹常常只叫一个字“虹”，秋白曾笑说应该是“魂”，而秋白总是称呼剑虹“梦可”——法文“我的心”的译音——这句诗的大意是：爱妻的魂儿升天了，我的心也死了。
　　他万分难过，深深感到对不起爱妻。
　　不久，丁玲写出中篇小说《韦护》，通过丽嘉与韦护的爱与怨，暗写瞿秋白与王剑虹的那段短暂却感人的不了情，算是对最好的朋友的一份纪念吧。
　　时隔五十年之后，丁玲写道：“尽管他们的这段生活是短暂的，但这一段火一样的热情，海一样的深情，光辉、温柔、诗意浓厚的恋爱，却是他毕生难忘的……剑虹在他心中是天上的人儿，是仙女……”
　　巨大的心灵打击，却不能让瞿秋白停下前行的脚步。此时国民党右派掀起反共逆流，作为革命家的瞿秋白只能收起内心的悲伤，他把愛妻的棺木浮厝于上海四川会馆，便匆匆踏上南下广州的航船，用拼命为党工作来冲淡内心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