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0年度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再次空缺，这已是自2000年以来11年中该奖项第7次无人问鼎。令人遗憾之余，我们想到另一个连续61年的空缺——新中国61年了，然而中国人却从未问鼎过诺贝尔科学奖项。中国在体育竞技中成绩非凡，奥运会金牌世界第一。而在世界科学的这一最高赛事上，61年却没能实现零的突破。
　　中国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所以也自然是智力资源的超级大国，因此中国有条件在科学研究上走到世界的前列。有雄厚的智力资源却少有杰出科学成就和杰出科学家，这种情况既让人惭愧又让人困惑。另一个相关的现象是，中国在技术自主创新方面的表现也一直差强人意。
　　在科学史研究中，人们把“科学技术发达的文明古国——中国，为什么没能最先进入现代文明”称之为“李约瑟之谜”。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提出了三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能在中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在科技方面领先于欧洲？为什么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科学没有演变成近代科学？为什么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这三个问题的核心实质是，为什么近代中国会在科技方面落后于欧洲？
　　李约瑟难题所讨论的状况是过去两千多年中国诸多社会因素的产物，在探讨过去的病因。是过去的因导致了今天的果。
　　但是，如果孕育这个难题的因素依然左右和影响着中国人，兴许再过两千年又会出现张约瑟、王约瑟难题。今天的因就将成为明天的果。如果真是这样，责任就要追究到我们这代人头上。不能察觉这一点并辨明其中病因是我们的愚蠢；察觉了、明白了却听之任之无所作为则是一种犯罪。我们应该避免孕育李约瑟难题的因素再继续困扰中国，不让李约瑟难题千百年后重演。
　　有人将中国缺乏杰出科学家和杰出科研成果的原因归于资金、技术、设备、体制等方面。但这并无法解释为什么海内外中国学者（尤其是大陆学者）的群体式微——在海外发展的学者是根本不受这些因素影响的。由此是否可以做这样的猜想：李约瑟难题和我们今天的诺贝尔困局都出于同样的原因，病根都在人的精神层面上。
　　群体式微，那一定是大家出了什么同样的问题。什么东西能使一个民族成千上万的成员形成某种差不多一致的状况呢？这种东西只能是一种可以同时在千千万万民族成员中间潜移默化地相互感应、相互传染、相互影响的东西，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却又像遗传基因一样能一代一代传下去的东西——民族精神。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主体——科技工作者——的主观精神方面。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学者（无论在国内还是到国外的）全都少有领先世界的上佳表现。其中人们的行为倾向性最值得注意。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较缺乏科学创新的内在动机。内在动机指人们对某些活动感兴趣，从活动中得到了满足，因而活动本身成为人们从事该活动的推动力。相对应，外在动机则是指人们参加某种活动的动力不是基于对此活动本身的兴趣，而是由外在的利益驱动或压力所致。许多卓越科学家都注意到科研内在动机的重要性。而我们多数学者的学问动机仅是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研究表明，外在动机过强还会削弱内在动机。
　　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的、智力的活动，是一种精神的事物。科学精神是贯穿并深藏于科技创新之中的内驱力和灵魂，是人们在科学活动中所具有的意识和态度，是科学工作者所应有的信念、责任感和使命感。而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既有的一些不利行为倾向一直延续到今天，如：过于关注现实得失，奉行功利主义，人生信念比俗化，太重既得利益，玩世不恭等。这些行为倾向反映了一种精神上的缺失，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大障碍。
　　“科学技术是人类智慧的精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崇尚科学技术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为了在科技创新上奋进，我们中国人应该追求一种更理想的民族精神。从科技创新角度探讨理想的民族精神，则理想的民族精神应该是一种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以下作用的精神：能够为它的人民提供一种有责任感的人生哲学，能够为它的人民提供一种庄严的人生态度，能够为它的人民提供一种神圣的人生理想，能够为它的人民提供一种乐于探求的科学动机。很遗憾，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中以上东西常有欠缺。
　　塑造理想的民族精神，一要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内涵。祭祀文化、家族文化、人生礼仪活动、民间信仰文化、传统节庆文化等，这些传统文化形式中或多或少都蕴含着凝聚人心、整合民族精神的作用。
　　塑造理想的民族精神，二要借鑒其他民族文化中积极的内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塑造一种理想的民族精神是比攻玉艰巨千百倍的任务，其他民族一切积极有效的方法都不妨为我所用。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